金陵烟柳
余怀写成《板桥杂记》时，已是清康熙三十二年，据明亡已有近五十年。余怀过金陵——这旧朝的烟花之地时，看到的只有“篙藜满地，楼馆劫灰，美人尘土”。昔日的佳丽之地、王气之城也和故国一道没入历史的尘土之中。余怀认为，“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此外有一序二附录。上卷雅游，多记南京旧时景物；中卷丽品，记当时的著名佳丽；下卷记轶事；另有附录收录的诗和盒子会的介绍。《板桥杂记》写人、写景，实则写情，将对故人、故国的追思全融进这本篇幅并不多的笔记中。
而《板桥杂记》最动人的部分则是中卷中记载的金陵妓女们。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妓女本地位低下，被官府划于良民之外。可见，如果不是别无他路，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而《板桥杂记》中所记的妓女又和一般妓女不同——她们都是有才学，精通书画琴技的金陵名妓。常年和名士打交道使她们的视野和思想也区别于中国的一般传统妇女，性格也更鲜明生动。
一 与文人交往中逐渐形成的独立人格
唐代民风开放，许多上层女性不再拘泥于传统女性道德，在社交中显得比以外更加主动和积极。也是从唐代起，文人名士和名妓便联系在了一起。从白居易到杜牧，再到宋代的柳永，诗文中描写妓女和乐工生活的内容也日渐增多。但在普遍的观点里，妓女依然是一个无法登大雅之堂的职业。明末清初的余怀却不顾时人舆论写成《板桥杂记》，大概也和妓女——这个特殊的群体发生的一些转变有关。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常见的便是才子佳人的男女主人公类型，这也大概是当时文人普遍认可的理想爱情观。然而现实往往是因为女性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识字率尚且很低，会吟诗作对的就更少了。而妓女们为了生计，从小由假母培养琴棋书画，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有的甚至才力可以比得上文人。她们之中也有一些人不满足于自己女子的身份，设法向文人看齐。她们也有字，也创作诗文，也向往英雄豪情，甚至有人不把自己当女子看而自称“郎”。
士大夫和文人在和妓女的交往中渐渐感受到，这是除了同僚之外最能同自己产生精神共鸣的人群，同妓女的交情也由此更深。文人士大夫同名妓结交，大概也有追求知音的要求在其中。因此，对于她们来说，外貌固然重要，才情和气概才是关键。如尹春，“姿态不甚丽，而举止风韵，绰似大家”。她的名声并不来自于相貌的美丽，而在于精湛的戏剧排场和大家风范。余怀也是阅人无数，仍为其技艺倾倒，足见其内在的魅力。又如李大娘，她的独特在于“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须眉丈之气”。李大娘本人也曾说道：“世有游闲公子、聪俊儿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荡志迷魂、沉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岂效龌龊市娼，与人较钱帛哉。”她也以此得到了“侠妓”之名。这些女人已经超出了男性消遣时的玩物的范围，而更趋向于思想独立的个体。而之所以这些转变只发生在旧院和珠市这些高级妓女的居住地，也是和她们常年交往的对象分不开的。她们在和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中耳濡目染，对忠孝礼义等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的一些观念，现在看来也仍然比较超前。
余怀在见李十娘时，曾开玩笑说：“美则有之，贞则未也。”谁知十娘竟哭了起来，说：“君知儿者，何出此言？儿虽风尘贱质，然非好淫荡检者流，如夏姬、河间妇也。苟儿心之所好，虽相庄如冰，情与之洽也；非儿心之所好，虽勉同枕席，不与之合也。儿之不贞，命也！”话虽不长，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却道出了这一特殊职业的辛酸和无奈。妓女这一职业靠声色吃饭，民间素来认为没有什么操守可言，而李十娘却明确地告诉余怀，纵然是这样地位卑贱的女人也有自己的矜持——即使肉体上无法做到坚贞，至少在精神上也要保持忠诚。这也是妓女无奈之中唯一可以有的选择。
更有个性者，当数刘元。竟当着某名士面说：“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耶？”此等狂言，想必也是要见足世面才有底气说得出来。
二 轻浮外表下对传统道德的追求
妓女成天和名士大夫诗酒唱和，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在她们心中所盼望的仍然是嫁个好人家，有个好归宿——虽然由于身份限制也只能做侧室。当时，除了赎身，嫁为侧室便是妓女从良唯一的一条路。而这条路通常也只有名妓才走得通，大部分妓女也只能选择在妓院结束自己的余生。因此，她们一旦有了人家，通常都忠于丈夫。虽然出嫁的对象不一定就是自己最中意的，但依然同中国普通女性一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并没有多少轻易再嫁或婚后的风流韵事。在她们心中，或许很多的还是期盼能像个良家女一样平安顺利地过完一生，而命运却时常不允许她们的生命就这样悄然结束，结局总是令人唏嘘扼腕的。
顾媚在《板桥杂记》所记丽人中是难得的善终者。“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后嫁与龚芝麓，正房不妒。世称夫人，足见其在文人中地位。所历事虽绝对不能算一帆风顺，也最终是在荣华富贵、众人追思中过完了一生。纵是这样一个惊采绝艳的秦淮名妓，她自觉最大的遗憾依然是无子。余怀记：“百计祈嗣，而卒无子。甚至雕异香木为男，四肢俱动，锦绷绣褓，顾乳母开怀哺之。”其对无子的无奈也足见一斑。当时之中国，女人依然以生子为荣；在她们的心中，也暗藏着女性天然的本能。其实妓女本质上也只是女人，如此而已。
时逢明帝国晚期，朝中奸宦当道，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作为一股清流为时人所尊崇。旧院和珠市的妓女们也常和这些爱国文人打交道，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善恶道义也有自己的主张。《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对爱人还是对国家的忠诚，都丝毫不逊于男子。《板桥杂记》中所记的妓女们虽然身为下贱，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气节却并没有折损，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超越了身为国家栋梁的士大夫们。
她们也是阅人无数。在她们的生命中，见多了英雄和小人、正义与丑恶。在她们心中，也暗地生出对舍生取义的认同。柳如是就曾在明亡时要求钱谦益投水为国尽忠。平日里，她们都是温柔美艳的弱女子，而在面对国破家亡时却俨然一副巾帼英雄的气概。葛嫩并不是性格刚烈的女子，于明亡时抗节死，正是缘于内心所坚持的信念。难说她们究竟读了多少诗文经典，知道多少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相较于怯懦巴结新主的明代旧臣，她们更有资格被称为英雄。
三 晚年的归路
说来说去，妓女毕竟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而一个女人年轻的也就只有那十来年。因此，如果不在年轻时将晚年谋划好，便极有可能陷入困顿的境地。对于她们来说，最好的出路即是——嫁人。
这是中国传统女人的出路，但有别于良家女，无论娶她们的人如何富贵如何宠爱她们，也只能作侧室。但对于常年卖笑卖相，生活如临池柳般无依无靠的她们来说，能拥有一个家已经是最理想的生活。
有条件（这里指财力）娶这些女人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富商大贾，一是文人大夫。这两类人在妓女们心中各有轻重，重财者归于前者，重才者归于后者，于个人选择来说也无可厚非。当然，妓女出嫁也不全是自愿，也有被迫为之。如寇湄即是被保国公买来的。至于婚后生活幸福与否，又是后话。有幸福美满如顾媚者，也有郁郁而终如尹春者，究竟结局如何——全在于运气。
婚姻生活不美满的就只好靠着自己前半身的技艺谋求生计。李大娘先后嫁了两次，丈夫都早死。晚年孤苦伶仃，只有靠教年轻女孩子唱歌跳舞为生，想来必定十分艰辛。余怀见到她时已是晚年，却仍不由赞叹道“徐娘虽老，尚有风情”。“话念旧游，潸然出涕，真如华清宫女说开元、天宝遗事也。”名妓尚且如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下层妓女们的余生更是可想而知。想来妓女行业内，孤独终老的应该不在少数。
而比起在明亡动乱中遭难的，孤独终老实在不算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升平盛世，美丽是她们获得男人追捧的资本。而到遭遇国难时，美丽但无力自保却成了她们的祸源。如王月便为魏忠贤掳去，最后却依然逃不掉被杀的厄运。葛嫩、燕顺、朱小大都死于此劫。小心翼翼躲过明亡，最终也难逃清初叛乱。卞敏乃卞玉京之妹，画兰鼓琴皆通，先嫁孙维久，孙维久死后再嫁一贵官颍川氏。耿精忠叛乱时，其夫手刃群妾，卞敏据说也在其中。顿文本琵琶女，嫁吴郡王发。本是两情相悦的美事，谁知王发却因坐“逆书之条”获罪。收捕者见到顿文，以为祸水，将其赶走。直教余怀感叹道“佳人命薄”后人闻之，也只能嗟叹时势命运如此，何人能逃。
除开这些被记于笔端的例子，很多妓女甚至连名字、结局也没有。只渐渐没于红尘，一如后来之金陵，昔日舞榭歌台早已化为瓦砾，昔日秀丽终不得复见。不知余怀以老迈之身念起当日秦淮，心中是何等滋味。
而《板桥杂记》最动人的部分则是中卷中记载的金陵妓女们。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妓女本地位低下，被官府划于良民之外。可见，如果不是别无他路，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而《板桥杂记》中所记的妓女又和一般妓女不同——她们都是有才学，精通书画琴技的金陵名妓。常年和名士打交道使她们的视野和思想也区别于中国的一般传统妇女，性格也更鲜明生动。
一 与文人交往中逐渐形成的独立人格
唐代民风开放，许多上层女性不再拘泥于传统女性道德，在社交中显得比以外更加主动和积极。也是从唐代起，文人名士和名妓便联系在了一起。从白居易到杜牧，再到宋代的柳永，诗文中描写妓女和乐工生活的内容也日渐增多。但在普遍的观点里，妓女依然是一个无法登大雅之堂的职业。明末清初的余怀却不顾时人舆论写成《板桥杂记》，大概也和妓女——这个特殊的群体发生的一些转变有关。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常见的便是才子佳人的男女主人公类型，这也大概是当时文人普遍认可的理想爱情观。然而现实往往是因为女性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识字率尚且很低，会吟诗作对的就更少了。而妓女们为了生计，从小由假母培养琴棋书画，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有的甚至才力可以比得上文人。她们之中也有一些人不满足于自己女子的身份，设法向文人看齐。她们也有字，也创作诗文，也向往英雄豪情，甚至有人不把自己当女子看而自称“郎”。
士大夫和文人在和妓女的交往中渐渐感受到，这是除了同僚之外最能同自己产生精神共鸣的人群，同妓女的交情也由此更深。文人士大夫同名妓结交，大概也有追求知音的要求在其中。因此，对于她们来说，外貌固然重要，才情和气概才是关键。如尹春，“姿态不甚丽，而举止风韵，绰似大家”。她的名声并不来自于相貌的美丽，而在于精湛的戏剧排场和大家风范。余怀也是阅人无数，仍为其技艺倾倒，足见其内在的魅力。又如李大娘，她的独特在于“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须眉丈之气”。李大娘本人也曾说道：“世有游闲公子、聪俊儿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荡志迷魂、沉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岂效龌龊市娼，与人较钱帛哉。”她也以此得到了“侠妓”之名。这些女人已经超出了男性消遣时的玩物的范围，而更趋向于思想独立的个体。而之所以这些转变只发生在旧院和珠市这些高级妓女的居住地，也是和她们常年交往的对象分不开的。她们在和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中耳濡目染，对忠孝礼义等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的一些观念，现在看来也仍然比较超前。
余怀在见李十娘时，曾开玩笑说：“美则有之，贞则未也。”谁知十娘竟哭了起来，说：“君知儿者，何出此言？儿虽风尘贱质，然非好淫荡检者流，如夏姬、河间妇也。苟儿心之所好，虽相庄如冰，情与之洽也；非儿心之所好，虽勉同枕席，不与之合也。儿之不贞，命也！”话虽不长，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却道出了这一特殊职业的辛酸和无奈。妓女这一职业靠声色吃饭，民间素来认为没有什么操守可言，而李十娘却明确地告诉余怀，纵然是这样地位卑贱的女人也有自己的矜持——即使肉体上无法做到坚贞，至少在精神上也要保持忠诚。这也是妓女无奈之中唯一可以有的选择。
更有个性者，当数刘元。竟当着某名士面说：“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耶？”此等狂言，想必也是要见足世面才有底气说得出来。
二 轻浮外表下对传统道德的追求
妓女成天和名士大夫诗酒唱和，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在她们心中所盼望的仍然是嫁个好人家，有个好归宿——虽然由于身份限制也只能做侧室。当时，除了赎身，嫁为侧室便是妓女从良唯一的一条路。而这条路通常也只有名妓才走得通，大部分妓女也只能选择在妓院结束自己的余生。因此，她们一旦有了人家，通常都忠于丈夫。虽然出嫁的对象不一定就是自己最中意的，但依然同中国普通女性一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并没有多少轻易再嫁或婚后的风流韵事。在她们心中，或许很多的还是期盼能像个良家女一样平安顺利地过完一生，而命运却时常不允许她们的生命就这样悄然结束，结局总是令人唏嘘扼腕的。
顾媚在《板桥杂记》所记丽人中是难得的善终者。“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后嫁与龚芝麓，正房不妒。世称夫人，足见其在文人中地位。所历事虽绝对不能算一帆风顺，也最终是在荣华富贵、众人追思中过完了一生。纵是这样一个惊采绝艳的秦淮名妓，她自觉最大的遗憾依然是无子。余怀记：“百计祈嗣，而卒无子。甚至雕异香木为男，四肢俱动，锦绷绣褓，顾乳母开怀哺之。”其对无子的无奈也足见一斑。当时之中国，女人依然以生子为荣；在她们的心中，也暗藏着女性天然的本能。其实妓女本质上也只是女人，如此而已。
时逢明帝国晚期，朝中奸宦当道，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作为一股清流为时人所尊崇。旧院和珠市的妓女们也常和这些爱国文人打交道，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善恶道义也有自己的主张。《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对爱人还是对国家的忠诚，都丝毫不逊于男子。《板桥杂记》中所记的妓女们虽然身为下贱，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气节却并没有折损，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超越了身为国家栋梁的士大夫们。
她们也是阅人无数。在她们的生命中，见多了英雄和小人、正义与丑恶。在她们心中，也暗地生出对舍生取义的认同。柳如是就曾在明亡时要求钱谦益投水为国尽忠。平日里，她们都是温柔美艳的弱女子，而在面对国破家亡时却俨然一副巾帼英雄的气概。葛嫩并不是性格刚烈的女子，于明亡时抗节死，正是缘于内心所坚持的信念。难说她们究竟读了多少诗文经典，知道多少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相较于怯懦巴结新主的明代旧臣，她们更有资格被称为英雄。
三 晚年的归路
说来说去，妓女毕竟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而一个女人年轻的也就只有那十来年。因此，如果不在年轻时将晚年谋划好，便极有可能陷入困顿的境地。对于她们来说，最好的出路即是——嫁人。
这是中国传统女人的出路，但有别于良家女，无论娶她们的人如何富贵如何宠爱她们，也只能作侧室。但对于常年卖笑卖相，生活如临池柳般无依无靠的她们来说，能拥有一个家已经是最理想的生活。
有条件（这里指财力）娶这些女人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富商大贾，一是文人大夫。这两类人在妓女们心中各有轻重，重财者归于前者，重才者归于后者，于个人选择来说也无可厚非。当然，妓女出嫁也不全是自愿，也有被迫为之。如寇湄即是被保国公买来的。至于婚后生活幸福与否，又是后话。有幸福美满如顾媚者，也有郁郁而终如尹春者，究竟结局如何——全在于运气。
婚姻生活不美满的就只好靠着自己前半身的技艺谋求生计。李大娘先后嫁了两次，丈夫都早死。晚年孤苦伶仃，只有靠教年轻女孩子唱歌跳舞为生，想来必定十分艰辛。余怀见到她时已是晚年，却仍不由赞叹道“徐娘虽老，尚有风情”。“话念旧游，潸然出涕，真如华清宫女说开元、天宝遗事也。”名妓尚且如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下层妓女们的余生更是可想而知。想来妓女行业内，孤独终老的应该不在少数。
而比起在明亡动乱中遭难的，孤独终老实在不算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升平盛世，美丽是她们获得男人追捧的资本。而到遭遇国难时，美丽但无力自保却成了她们的祸源。如王月便为魏忠贤掳去，最后却依然逃不掉被杀的厄运。葛嫩、燕顺、朱小大都死于此劫。小心翼翼躲过明亡，最终也难逃清初叛乱。卞敏乃卞玉京之妹，画兰鼓琴皆通，先嫁孙维久，孙维久死后再嫁一贵官颍川氏。耿精忠叛乱时，其夫手刃群妾，卞敏据说也在其中。顿文本琵琶女，嫁吴郡王发。本是两情相悦的美事，谁知王发却因坐“逆书之条”获罪。收捕者见到顿文，以为祸水，将其赶走。直教余怀感叹道“佳人命薄”后人闻之，也只能嗟叹时势命运如此，何人能逃。
除开这些被记于笔端的例子，很多妓女甚至连名字、结局也没有。只渐渐没于红尘，一如后来之金陵，昔日舞榭歌台早已化为瓦砾，昔日秀丽终不得复见。不知余怀以老迈之身念起当日秦淮，心中是何等滋味。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