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荒凉旅途上的流浪，追寻精神王国的自由——柴春芽人大演讲实录

2011年4月7日晚，年轻的作家柴春芽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我的孤独无药可救”的讲座。最近他的小说《寂静玛尼歌》由世纪文景推出。这位被台湾文坛称为“青年大师”的本土作家为年轻的学子们讲述了自己最接近西藏灵魂的旅程与书写。柴春芽的创作，正如台湾《联合文学》的评论，“时时复奏着凯鲁亚克式的反叛与抒情。藉由荒凉旅途上的流浪，追寻精神王国的自由。不同于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消极与颓废，柴春芽的小说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
这次活动由人大和世纪文景共同主办，系“青年人大走进传媒”系列讲座之一，也是“文景•别样的色彩”校园系列活动的首场讲座。



非常感谢大家花一点点时间来到这里，让我今天能把我的一些体会和经验跟大家分享。来到这里，我有两个焦虑。我很害怕我讲的东西浪费大家的时间，这会让我焦虑。我的第二个焦虑是什么呢？我虽然写了四本书，出版了三本，但是我老担心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就创造了一个笑话。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有太多的大师在前面。写一点点东西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心思，但结果可能很拙劣，艺术和思想都很拙劣，所以让我很焦虑。但愿我今天能尽心尽力给大家分享一点点体会和经验。可能对大家以后毕业走向社会或者写作有一点点用处。
    为什么说有一点点用处呢？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记者，在甘肃、西安、广州、北京。对于我个人来讲，近十年的新闻经历，让我接触了很多朋友，了解了很多故事。做记者的过程中，有一些锦囊妙计，这些锦囊妙计是课堂上老师永远不会讲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理论上的，而是通过实战，通过以前的老师教给你的。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从草原回到城市——心灵变得粗糙了
2005年我离开《南方周末》，去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草原，在那我呆了一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教学，我有30个藏族孩子。我所在的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我，一个民办的藏族老师。他不会说汉语，而且经常要请假，因为他是我们草原上很少的几个文化人之一，有时候一些牧民家里有人去世要请人念经，他要跟着僧人一块念经。他一请假就是十天半个月，只剩下我一个人带孩子，什么都教。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我整天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会经常劳动，比如去牧场建石房子。草原上分冬营地和夏天的牧场，到了每年9月底，下了第一场雪之后，我们要去牧场上把住在牧场的人和所有的牲口接到冬营地；到了四月份草慢慢长出来，我们再把羚羊赶到牧场上。这中间的路程平均5个多小时，所以我们要经常在冬营地和夏季牧场之间做很多工作：建房子、赶牦牛、给牦牛看病、在宿营地种青稞等，在劳动过程中我就拍了这些照片。一年当中还有很多宗教节日，比如要祭神山。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冬天等所有的牛羊回到宿营地之后，我们会请附近的喇嘛，大概10个人来冬营地。之后我们就会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不说话，只祈祷。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牧民都要参加，因为我已经是牧民的一分子了，所以也要参加。祈祷时你会想起你所有的朋友和同学，会想起世界上最远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人，你要祈祷他幸福，你要祈祷他平安。很奇怪，饿到第二天的时候，你的心灵会变得特别敏锐，你会看到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那时候你会热泪盈眶，会数次地哭。
从草原上回到城市我发现我的心灵有一个变化，就是心灵变得粗糙了。对你身边的不幸，对有困难的人，你的怜悯心会自然升起来。在城市生活，你的那种敏感、敏锐、柔弱、充满温暖的心，一定要呵护它。很难得！在去草原之前那么多年，我在城市中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见过那么多丑陋的事情，心里变得越来越迟钝和麻木。后来到了草原上，那个地方没有电，没有通信，没有公路。如果要去县城买菜的话我骑马要八个小时，有时候马去了牧场，我就没有马，要徒步走八个小时。我去的藏区草原，不像内蒙古草原是平原，它是大山，悬崖边有一条小路，旁边就是悬崖。我刚进草原的时候，牧民来接我，到了山顶上我不敢骑马了。虽然我小时候是一个骑马的高手，但是到了山顶我真的不敢骑马了，太可怕了。这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是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后来我也克服了，因为我的学生都是要骑马在悬崖上跑的。克服这个问题之后，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贴近西藏——做一件纯粹的事
所谓“贴近西藏的援藏旅程”，其实对我来讲，能不能贴近是一个疑问，但是我会努力去做。为什么有一点点勇气说自己“贴近”呢？我觉得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从小生活的那片土地，就是甘肃陇西的那片土地，也是一个农牧地区。我从小在那个地方长大，从小干农活，现在农业上所有的活我都是一把好手。大家可能不理解，以为农业是一个消失的文明，觉得那个是粗陋的。恰恰相反，农业太讲究技术了，如果没有勤劳的训练和天赋，你永远是个笨农民。
那片土地上的人，我的祖母、祖父，他们的道德状况和生活方式，和我后来去的藏区草原上的人是很像的。我发现，原来在大地上生活的人都是一样的。这跟语言没有关系，跟民族没有关系，跟宗教信仰没有关系，就是一种古老的道德观念，一直传承下来。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我在草原上的时候，是一个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从远方来的浪子。草原上所有的喇嘛，所有的祖母都把我当他们家的孩子看待。我经常没有吃的，就跟着学生去他们家，老阿妈肯定会把家里最好吃的留给我。在县城，有一个阿爸，他是我朋友的父亲。我一个月要回一趟县城，我一去，他肯定要阿妈给我买牛肉。对他们来讲牛肉还是一个奢侈品，可是为了我他们每次都买来炒菜吃。后来我那个朋友有一天就抱怨说：“阿爸，你为什么对春芽比对我还好？”我不知道这一年当中阿爸是对我比对他亲儿子还好的。
在我小时候，农村经常有一些流浪汉或者精神失常的人，他们流浪到我们村以后，我的祖父、祖母就会收留他们。记得我上初中那年，有一个回族的小伙子，长得很英俊。冬天的时候，我们给他送衣服，可是他全部都丢光了。傍晚的时候祖母把他找着，然后带回家，一起吃我祖母做的饭，晚上跟我们睡在一个炕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他在炕上尿了很大一泡尿。后来他要走，祖母又做了饭让他吃了才走的。
我母亲经常收留女性的精神病患者，我记得有两个，一个叫喜梅，一个叫八月。我们叫她们“花喜梅”、“花八月”。“花”是傻子的意思。她们经常在我们家住着，和我们一块吃饭，一块跟我妈做针线，有时候几天就走掉了。可是，最近十年来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甭管是流浪汉还是精神病患者，已经没有人收留你了。
随着一些老年人的去世，特别是去年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本小说叫《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我塑造了一个叫阿依玛的藏族老祖母，其实这个老祖母的形象就是我的祖母。我觉得她的去世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她们那个时代，你我因为命运所迫，可能会流浪到某个地方去。老人们会把你看成他的孩子，会收养或收留你，给你吃，给你住。但是，我觉得随着祖父祖母他们的去世，这样的传统整个断掉了。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讲，我觉得祖母去世之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一个流浪的孩子了，不管到哪个地方去，不会再有祖母收留你了。至少我相信在大城市，你要是流浪汉，没有一个祖母会收留你在他们家住一夜。一个时代真正结束了！
我想，我汉区的老祖母和藏区的祖母，在人性上真的是一样的。通过这样的体验，我觉得我贴近西藏就有了一点点自信。另外一个自信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因为我也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佛教徒，遵循佛教戒律，不能杀、盗、淫、妄、赌，不能抽烟喝酒。另外，我在生活中，能帮助一个人就帮助一个人，能不伤害一个人就不伤害一个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一个人，是一家人。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这十多年发现，你只要拐上三道弯，就绝对认识另外一个人。很奇怪，去年我去台湾，原本我在台湾没有朋友，离开之后发现交了一大堆朋友。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体的，所以一定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人。人不能伤害大自然，我们身边的动物、植物都是一体的。这个概念对我影响很重要。
所以05年我就辞掉了工作，去了藏区。之前我和同事曾经去拉萨采访过一个德国的女孩叫萨博瑞娅，她是一个盲人，在德国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到拉萨旅行。她听说在藏区农牧区那些盲童的遭遇很惨。遭遇惨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一户人家有一个盲童，别人就会认为这个盲童是善恶报应，是因为他前世做了坏事报应成这样的，这个孩子就会被人们歧视。很多盲童一出去就被别的孩子拉出去打，所以他们家就把孩子关在家里面，教育根本谈不上。萨博瑞娅听了这个事情就很伤心，她发誓一定要办一所盲人学校，她就是一个盲人。她在欧洲募集了一些钱，之后到拉萨农牧区找那些盲童，跟他们的父母说，“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孩子们教好的”。然后她把孩子们带到拉萨，那时候他们也没有房子，是账篷小学，他们就在账篷里面上课。十年后我和（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采访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在拉萨买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建了两层楼，有宿舍，有小班、中班、大班教室，第一批孩子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给来参观的人做解说。他们还办了盲人按摩室，第一批孩子已经开始工作了，后几批孩子还在学习。她是个盲人，就这么简单地做一件事情。这让我感触很深。

我如何进入西藏的？
我如何进入西藏的？这里面有很多的机缘。机缘在哪里呢？我生长的那片土地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土地。大家可能读过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其中很多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来，我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写的话，我发现自己不具备那些经验，比如城市经验。有20年我是在农村度过的，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中我没有一个亲人。我们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的中国作家，我读他们作品，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本书里讲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可是他的书里没有一个植物，没有一个动物，没有一只鸟。不对呀，我们生活中天天都在跟这些生物打交道！我从小是跟各种动物长大的，我骑过马，骑过牛，骑过羊，甚至骑过猪，养过兔子。兔子有家兔、长毛兔、野兔。小野兔有很多，我们就去抓。所有的野兔脖子上都有一块白毛，我们叫“气死毛”。抓到了要赶快把这个白毛拔掉，如果这个白毛拔不掉的话它就被气死了，所以叫“气死毛”。白毛拔掉后，带回家把它养大。我养过红嘴乌鸦，养过黄鹂，还养过戴胜鸟。戴胜鸟的头顶有一个花冠，可以一合一开。这种鸟特别好看，但是特别臭，我们老家叫“臭不死”。我养它每天身上也带着一股子臭味。我还养过花栗鼠。花栗鼠跟松鼠不一样，松鼠身上没有黑白的道，花栗鼠是有那个道的。我们一看母鼠背部鼓鼓的，就知道它肯定带了食物要给它的小孩子喂，于是就跟着它。它进了一个洞，我们就开始挖。挖的时候特别紧张，因为母鼠会像剑一样突然蹦出来。挖到最后挖底的时候，特别特别可怕。有时候花栗鼠窝里会有蛇，我们特别害怕这个。我们找到小的花栗鼠，带回来每人养一只。上课的时候在兜里装着，有时候上课老师过来找你，你一跟老师说话花栗鼠就跑出来了，非常好玩儿。
所以我觉得我的世界是跟自然界紧密联系的。但是这一点我在当代作家里面看不出来。大家都赤裸裸地站在小说里面，这多可怕，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写。我的家庭是一个魔幻的家庭，很魔幻。我的四舅爷在他大概14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个梦说你要给我建一座庙，当有人有病的时候你召唤我，我就可以预言这个人的病，找回病因。他几十年在一个荒山野岭当中，我今年春节去看他的时候，他真的建了一座庙。他花了二十年时间，在那么荒凉的山沟里面，建了那么好的庙，是一个人完成的。我有一个远方姨娘，她天天可以看见神灵鬼怪的世界，她发现那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是有区别的。有一次她到我们家来走亲戚，晚上她出去解手，结果她刚一出门就跳进来骂我们，“你把白狗拴在门口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其实那条白狗几年前就死掉了。
后来我读了拉丁美洲的小说，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读过《百年孤独》没有，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小说。后来马尔克斯还写过几个短篇，比如有一个叫《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就讲一个特别美丽的女人，她有一种病，将要死亡。可是她不想让肉体消失，她就想我怎么能够保留我这么美的形象呢？这时候恰好有一只猫过来了，她说如果我把我的身体寄托在猫身上多好，这时候她发现她能像猫一样看这个世界，她就在这只猫身上转世了。可是按照以前我们受到的文学教育，这些东西是不能写的，这是封建迷信，是伪科学，甚至是反科学。我的经验是一种样子，而我读的所有作品却是另一个样的，和我挂不上钩。
直到1999年我大学毕业在《兰州晨报》做记者，我们社里有一个藏族诗人叫才旺瑙乳，我们两个很要好，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友谊。他的父亲是一个转世的活佛，现在是西藏民大的藏佛学博导，叫多识仁波切。他是中国精通藏汉两种文字和文明的很少有的大学者，翻译了很多有关藏传佛教的东西，写了一系列的书。我记得我跟才旺瑙乳认识之后，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就是写诗、喝酒。两个人喝一两瓶白酒，喝的过程中不断地谈我们成长的体验。他讲了很多事，他说兰州有一个小孩，当年也就是十三四岁，有一天跟着家人到才旺瑙乳家里。来了之后这个孩子突然拿起餐桌上的一个苹果，口气跟大人一样，跟一屋子的人说：“我可以透过残破的苹果看到这条狗的一生”。我觉得从诗歌上来讲，这是非常美妙的语言。他把两个物理世界里面不可关联的事物，在这个句子里取得了关联。那个孩子告诉大家，他真的通过残破的苹果看到狗的一生。后来我们就交换了我们两个的成长经验，他是在天祝草原上长大的，因为他的父亲是藏区的大学者，他又钻研藏传佛教文明很久，是有一套理论系统可以解释这类现象的。他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他可以透过残破的苹果看到狗的一生，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物理世界有很多空间，很多的世界存在。我那时候对西藏文明产生了兴趣，他给了我很多参考书，还有一系列读物。那年夏天他带我去他父亲的寺院，我们俩就住在他父亲的寺院里面。那是非常漂亮的寺院，有很多的僧人研究佛学。之后我们再翻山去青海朝拜塔尔寺，在青海草原上走了一天。那个时候我觉得在藏区的生活以及很多的知识、体验，跟我从小生活的那片土地有了联系。原来这片大地上的人，虽然语言不一样，民族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可是经历的这个世界是相同的。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是有多维空间的，不像我们在城市认识的世界是单面向的。所以我就想进藏区去学习，然后再来认识我们这个世界。05年我就辞掉了工作，去了藏区。

从30岁起时间就变成加速度的了
2005年我跟领导说，我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讲人到3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坎，你可能年轻，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到了30岁你就开始承担责任了。社会上的事你也见多了，从小给我们灌输的很多美好的图景已经不断幻灭了。你心里会有一个适应期，有一些思维的成长，你慢慢对一些抽象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开始思考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想着把这门课学好，把这个考试考好，毕业之后可以找一份稍微好点的工作。等你工作了，见到很多丑陋、罪恶还有美好和高尚的事情，慢慢到了30岁。
30岁为什么是个坎呢？我们小时候觉得时间是减速度的，很缓慢的。你会想春节刚过，等明年的春节将多么漫长。到了30岁以后你发现时间变成加速度了，一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发现自己这一年什么也没做，时间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疑问西方研究过，发现人到了老年之后，就觉得时间又变慢了。日子很难熬啊，因为你有很多的疾病，很多事情你不能做，你会发现这一天怎么过得这么漫长。3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飞快。时间很重要，它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一个人对时间的认识决定了他做出的成就。一个认为生命有永恒时间的人，就会成为伟人；如果一个人认为生命是短暂的，就几十年，那这样的人一般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平民大众。30岁你会清晰地感觉到时间调过来了，从以前的慢到逐渐的快。到了30岁以后你会发现时间突然加速度前进，时间的前进改变了你的思维。

非知死焉知生
有没有死亡？当然有。死亡的现象就是人躺在床上了，但死亡就这么简单吗？死亡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对死亡的本质不去思考的话，你会有恐惧，因为你每天要面对灾难，面对疾病。我们今天在这儿听讲，可能一出门就是灾难，生命就不存在了。我们很多时候把一个假设当成真的了，我们总是假设至少可以活70岁，我们要努力赚钱，要买房子、车子。可是，我们谁都保证不了自己能活到70岁，我们把一个假命题当真了。反而，“下一刻下一秒我就有可能死去”，这是真命题，但我们都忽略它，不去面对它。如果我们认识到下一秒就有可能死去，时间是这样金贵的时候，我们就会珍惜现实。我们有亲情、友情，我们要思考根本的问题，思考生命的问题，人的价值的问题，人活着的意义的问题，而不是钱的问题。如果不认可“下一秒就就可能死去”这个现实的话，那么每一秒我们都抓不住的。我们觉得反正能活到70岁，我今天打个游戏吧；反正还能活到70岁，我今天就多睡会儿觉吧。不去认可“下一秒我们就可能死去”的现实，我们就把当下的每一秒都无情地浪费了。
在西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典故。一个僧人到山里闭关，他每天闭关完了就要出去乞讨。在他的门口长着一棵树，他每次出去那个树都把他的袈裟刮一下，他总想把这棵树砍了。可是他又想，我砍树的时候可能斧子飞过去就把我杀掉了。于是他想我哪有时间砍树，应该赶快去闭关，赶快去想根本的问题、智慧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我们要珍惜每一秒，才能有大成就。大成就有什么呢？就是表达了生死。
所以说，我自己精神世界的变化，是到了30岁。我这个肉体的生命，对时间的感知发生了变化，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影响了我。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单一的因为我们而发生。你要想去寻找一种东西，这个因果的“因”的种子在你心里发芽，但这个事能否实现，是由很多很多条件聚合而成的。或者别人也会问我，你跟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怎么恋爱的，哪能这么简单的就说我们俩吃顿饭就认识了。有很多的条件促成两个人相遇、相识和相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要慢慢舒展我们的思维，当你面对你身边每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多想，造成这件事情的因果有哪些？是什么？长期训练有什么好处呢？你的智慧会增长。当你真正面对一个爱情的问题，或者面对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单一去想这个因果关系，你会想得更复杂。
有段时间我们看佛学里说“万法无我”。佛学有四个基本原理，第一，“诸行无常”，就是人世间所有的事物，例如桌子、你我的肉体甚至太阳、地球，都没有恒定的样子，肯定有生老病死的变化，谁都逃避不了。第二，“诸法无我”，是说所有事物没有一个本原的东西。比如说桌子，没有“桌子”这个东西，桌子是由木材组成的，是由匠人的手工艺劳动制成的，是把它和椅子放在一起相对应才成为一个桌子。桌子是由这样的很多条件聚合而成的。“我”也是，我们总说“我”多么伟大，“我”多么优秀。有“我”吗？你去寻找，“我”是什么组成的呢？“我”是大脑组成的，好，那把大脑搬掉，这胳膊是“我”吗？不是。大腿是“我”吗？把大腿去掉，也不是我。什么是“我”呢？你要找一个“我”真的不存在。有一天我和我太太就发生矛盾了。她说：“什么作家，你就是狗屎！”我就说：“对，我真是一泡狗屎。”因为这个狗屎和我是个作家没有区别，因为“我”不存在。她随之也就哈哈大笑。所以当认识“我”这个东西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加正视这个问题。

克服孤独与恐惧
我为什么去草原？曾经有一位著名诗人马华，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他在云南德庆一个藏族村庄义务支教一年的时候，有一次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搭乘三江口的吉普车，结果车掉到了澜沧江里，他失踪了。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些事情。之所以去出走，是因为我想像马华一样，在尽我们的所能帮助别人的同时，从别人那个地方学习。我觉得这个方向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就去了草原。
那么，我去的是哪一块呢？我们现在讲的西藏自治区，是后来我们民族改革之后划定的一个省区。按照传统来讲，西藏有三大区，卫藏、安多藏区、康巴藏区。卫藏，以拉萨为中心，就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一块；另一块，安多藏区，就是青海和甘肃这一块的藏区；还有一块是康巴藏区，就是四川藏区和云南藏区这一块。之所以这样划拨是因为当年，藏区的语言由三大方言组成，就是说藏语有三种发音，卫藏话、安多话和康巴话。三种语言文字一样，发言完全不同。我去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典型的康巴藏区。有时候我们谈西藏就搞不清楚，是去了藏区，还是去了西藏自治区，我们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更多地会说去藏区，说明你可能去过四川的藏区、甘肃的藏区、青海的藏区。
我去的是康巴藏区。康巴藏区很重要，“康”在藏语里边是边境的意思，所以康巴就是边境上的人，这个边境上的人是相对于当年旧西藏时候的政治中心拉萨来讲的，这是和我们汉人密切交汇的一个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的，主要是在卫藏地区，就是以拉萨为中心的，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那儿更多的是农业文明，牧区并不多。主要的牧区在康巴这一块，康巴是最美的一块地区。说康巴在文化上很重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大概500年前，应该是更早一点了，因为在最早的时候，西藏信仰的是本教，就是西藏人的原始宗教。后来因为松赞干布引进佛教之后，本教和佛教两派有一些激烈的军事斗争。在赤松德赞王之后，因为在朝廷里边有很多信仰本教徒的人，他们就来灭佛教，对佛教资源进行毁灭，对一些佛教的僧侣进行杀戮。所以大部分就高僧大德就被迫逃亡。逃亡有两条路线，从拉萨出发一路向上走的，去了现在的阿里地区，一路是向下走，去了现在的康巴地区，这批高僧大德师承了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和智慧，就是印度的佛教。印度最早有一个佛教大学叫那烂陀大学，那时候那烂陀就派了寂护大师来西藏传佛教文明，他受本教徒的阻挠太厉害，而且他主要修的是显宗。佛教分显、密两块，显宗语论非常发达，但是他没有修密宗，没有一些神奇的本领，所以他镇不住本教徒，因为本教徒他也会修一些很神奇的本领的。所以他后来就派莲花生来西藏。莲花生是修密法出来的，他特别厉害，有很多的神功，他到了西藏之后就跟本教徒斗法，把本教战胜之后，让佛教在西藏立下了根。但这中间斗争仍然是不断的，到了赤松德赞王之后，本教徒又得势了，又开始灭佛教。这时候莲花生已经圆寂了，那些高僧大德从那烂陀那儿学来了文明，他们在逃亡的过程中就有一支到了现在的康巴地区，所以那就有很多的寺院。到了后来拉萨的佛法第二次兴盛的时候，就有两路弘法。一路叫做上路弘法，就是原来逃到阿里地区的一些大师的学生，他们被招回拉萨，又重新把佛法传递到了拉萨。下路弘法就是逃亡的康巴地区的高僧大德，他们的学生又重新去拉萨，把佛法带到了拉萨。但是在康巴地区，就留下了很重要的文明的基础。现在在康巴地区，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甚至本教都有，西藏历史上具有的几种宗教形式在康巴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我去的草原——德格县城附近有个八邦寺，每年冬天有个比赛。德庆县城很多人每年会去看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八邦寺的喇嘛要在河边赤裸着上身，把毛毯浸在水里，之后把浸湿的毛毯裹在身上，禅定，用身体的热能把毛毯烘干。看谁烘干的毯子的条数多，谁的成绩就好。有些成绩不好的裹着毯子直发抖，群众就在旁边笑。它这个是密宗修的，叫拙火定。人的身体有两个能量，一个是在头顶的叫红点，一个是在肚脐下，叫白点，这两个能量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两个能量，它是跟大自然的太阳和月亮对应的，所以我们能看见日月。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佛学文明来解释的，你的身体里面有这两个能量对应，拙火定是要把白点和红点到囟门这个地区，使白点和红点交汇，交汇的时候就是大自然。我们汉人讲天人合一，你要跟大自然合一，合一之后你的身体就跟大自然取得能量平衡了，使你的身体自然产生热能。关于这个我看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科学家专门找了这些瑜珈士，接上各种管子，各种仪器，特别多。我们正常人在寒冷的时候，先是四肢发麻，然后失去知觉，但这个瑜珈式在寒冷的时候越冷，他的身体就自然产生热量。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现在是一个科学课题性的研究。八邦寺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每年要比赛，县城附近的这些人会去看。
进入藏区对我来讲是寻找文明和智慧来解决我的一些问题。有一个人是我的导师，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80年代他辞了职，之后流浪到青海的黄河源头。他自己捡了汽车轮胎和木材绑了一个筏子漂流黄河。漂流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牧民他就停下来，去做采访调查。后来我看了他的一本书，里边写他漂流的过程。其中写到有一天傍晚，随着天慢慢变暗，他在黄河上越来越恐惧，莫名的恐惧。那一段我看得流泪了，因为在戈麦高地上的我的那所学校就在荒山秃岭。有这么一个学校，有这么一个教室，有个小木屋，我就坐在里边。孩子们一放学都回家了，荒山野岭中就我一个人。莫名的恐惧自然而生，不知道从何而来。当然平常在城市里边因为人太多了你没有恐惧产生，但是如果把一个人放在一个没有同伴、没有他人的环境当中肯定会有恐惧，这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的。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导师他是没有恐惧的，因为他太勇敢了。当我来到这里才发现，原来他也有恐惧，我也有恐惧。我在那儿的第一个礼拜像做了一场梦，太可怕了。但后来我慢慢习惯了，因为你不断克服这个恐惧。到了冬天的时候，一个朋友来看我，那时候他来到学校，正好我要去成都办事。我说你先在这待下给孩子们上课。结果我到成都的第三天他就跑到成都来找我。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他说：“对不起哥们儿，实在太可怕了，这两天晚上我彻夜没有合眼。”
人都有差异，勇气也是有差异的。我不会责怪他，因为他真的无法面对。我的那所学校到了晚上什么都没有，后山的狼不断地叫，老鼠在房顶上跑。门又没有锁，直接就是一个门板，拉过来就挡上门了。窗户也是，里边也没有锁。其实，呆在那个房子里对你来讲就是把你赤裸裸地扔在荒原上的那种感觉，恐惧是很自然的。我那位老师也是。他说在黄河上漂流的时候，天慢慢变暗，他在黄河上一个人漂流，又恐惧。他说我要靠岸，就靠岸了。靠岸之后走了不远就有一个沼泽，他必须游过沼泽才能到草原上去找牧民。他就脱了衣服，脱了裤子，穿着内裤，下水之后是刺骨的寒冷。他说当时他想自己很有可能就冻死在这个水里面，第二天被人发现。他就这么挨着寒冷游过了那个沼泽。后来在藏区，没有人资助他，他就一边打工，一边给自己寻找旅费，用了十年时间来研究西藏的文化、西藏的现状。他是很棒的！
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么做之前，已经有这么多的人做得比我好了。我待在西藏一年真的不算什么。我回来以后又认识了一个大学老师任怀平。他在退休前就去了阿里，成为神山冈仁波齐的守护者。山里的藏族孩子很贫穷，也没有老师，任怀平就发动自己在城市的朋友捐款建了学校，孩子们都在那儿上学。每年夏天有很多的游客去冈仁波齐旅游，山下堆满了垃圾。任怀平每年都跟孩子们一起去清理垃圾。他已经待在西藏快五年了，最近刚回北京。我们俩聚了一下，第二天我收到他短信说：春芽，我又回到了我该去的地方。冈仁波齐的海拔4700米，我待的戈麦高地海拔4000米，拉萨的海拔3700米。就算这样，很多人到拉萨还是被抬下来的，还要去进医院打吊针的。

中国当代小说缺乏语言和思维的飞跃
我、马华这一代人去藏区，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从1980年以后，第一批从内地进藏的人是同一批的，比如现在大家知道的陈丹青老师，还有小说家马原。这批人是当时最初的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们主动要求去拉萨的。当然，后来这批人陆续回来了，现在只留下一个叫贺中的，我们叫他贺老。他经常骂这些逃开的人，说你们背叛了拉萨，天天喝酒天天打架。贺中身上流着四种血液，汉族的、蒙古族的、裕固族的、藏族的，他每天说“我是个老杂种”。年轻的时候，他经常戴着牛仔帽，前面画一柄剑，上面写着“亮出你心中的野兽和魔鬼”，去找能打架的人打架。我2005年去甘肃马蹄寺草原上看赛马节时，有个朋友叫才干，他长得跟藏獒一样，真的。我们就谈贺中，他说：“你别听贺老汉瞎胡扯，那年我把他打惨了。我们俩喝酒，他挑逗我要打架。我们喝完酒之后走到公安局门口，我就开始打他，打得很惨，后来警察来了。我就倒地上装，说他把我打成这样了，警察就把贺老给抓进去了。”当然，出来之后，他们仍然是好朋友，大家经常这样搞鬼。
那一代进藏的，后来很快就离开了。马原待的时间长，他那时候写了一批尖峰小说，最知名的是一个短篇叫《虚构》。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因为当时他是很重要的作家。马原受藏族人民的影响，对世界的理解不像以前的作家那么片面化、物质化。我觉得当代一些重要作品有个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就说是在一个下雨天，两个婆娘没事干，衲着鞋底，磕着瓜子，你一言我一语倒是非。你会发现中国当代小说就是这么个感觉，没有语言的飞跃，没有对思维世界的超越和探索。现代西方小说自从巴尔扎克之后，就发生了转向，因为巴尔扎克的时代没有新闻、没有报纸，所以那时的作家要承担向读者报道社会事件的责任。他们的写作很现实主义。但是随着传媒的兴盛，这样的写作现在已经失效了，读者要求获得的信息根本不需要作家讲半天。这就迫使作家去发掘小说其他的道路和能量。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转向就是德国作家卡夫卡，他写《变形记》。他不报道事件了，他开始玩智商、玩智力、玩命题。为什么说玩命题？他写道“一天早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梦境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甲虫。”这是个假命题，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个作家要像数学家一样拿语言去推理，去论证，把这个假命题最后论证为真。
到后来，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把推理玩到了极致。他有一本书叫《我们的祖先》，由三篇小说组成。第一篇叫《分成两半的子爵》，说“我”的舅舅参加十字军东征跟阿拉伯人打仗，一个炮把他轰成了两半。这个题目就是个假命题，可是他有本事把它论证为真。第二个长篇叫《树上的男爵》，说我哥哥有一天跟我玩，看到家里有一棵大树，哥哥从此在树上生活，见过了什么战争，帮助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国家，最后在树上消失。第三篇叫《不存在的骑士》，说查理大帝骑马去检阅军队，一位骑着白马、穿着白袍的将士出列，报告查理大帝说，我是一名不存在的骑士。他穿上了衣服，但是他里边没有肉体，他经历了爱情，经历了挫折等等。
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沉浸在对事件的简单陈述、描写中，我们肯定没有搭上世界小说潮流的这列车。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写道：“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句子太具有经典意义了！他第一次在文学史上用一句话把三个时间——过去、当下和未来揉到一起。你在中国作家里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句子。

写作的粗糙是因为心灵的粗糙
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改革汉语，成为现代汉语，但我们一直没有把现代汉语丰富起来。我们看这个事物的时候是粗糙的，以至于我们用句子去表述的时候也是粗糙的。比如说一个拙劣的作家或诗人，他可能会写“那绿色的树叶”。绿色的树叶是一个多么粗糙的观察！对一个心灵富裕的人来讲，他看到树叶的时候是它的颜色，是它的叶脉里水液的流动，是刚好这时候的一阵风跟它形成的摆荡，是它未来坠落之后跟土壤肥沃的关系。如果有本事把这一刹那的观察用一个句子呈现出来，这样的句子就是丰沛的。
我们现在的写作是粗糙、简单的写作，这个简单是对应我们心灵的粗糙，我们的心灵感觉是粗糙的。其实心灵的感知应该有一种状态，就是系列而宽广。在我们现实当中，系列的就不可能宽广，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心不是一个桌子。桌子的系列可能宽广，不是个建筑，心和物质的区别就是它的二元是可以并列为一体的。我们物质的这些二元是分离的，你、我、他，但是在心灵里，二元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去年出了一本翻译过来的书叫《西藏的睡梦瑜珈》，里面讲了一种修行方式，是通过睡梦达到二元的合一。当你梦见太阳的时候，你就是太阳，可以发光；当你梦见鸟的时候，你就是鸟，可以飞翔；当你梦见河流的时候，你就是河流，可以流淌。但是这种修行是很严谨的方式，比如说晚上要做什么样的祈祷，还要幻想一些东西，睡觉两小时之后要醒来，因为要重新观赏梦。我们没有训练的时候，是被梦带着走的，这个梦还是我们日常思维带着走的。所以，你要培养一个梦一样的心灵，你要分清这就是梦，而不是说我就是这个梦。你分析了，你感觉到这就是梦的时候，你要超度这个梦。但是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通过在梦里超度梦，训练你的心，消除二元对立。
那么，消除二元对立的好处在哪里？如果你要写作，你会发现你的语言是不是要二元对立。你不可能像我们一些拙劣作家写的，十年前……十年后。可是，我们就没有本事像马尔克斯一样，“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是要训练的。

西藏生活让我的人生发生转向
在我看来，第一批从内地去西藏的作家和艺术家，给我们的汉族文化没有带来太多的养料和补充。陈丹青画了西藏的画迅速成名，马原写了小说也迅速成名，后来也没见他们有新的东西。像我和马华这些70年代出生的人去藏区不一样。他们（陈丹青等人）去的时候是有工作的，一个月不去上班什么的。我们不太一样。还有一个北京姑娘，她原来在德国留学，6年前去云南一个藏区的山区里办了一个志愿者学校，她自己去牧区农村找了一些孩子来，办得很好。我们这一批年轻人真是丢了工作，没有钱的，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牧民家里跟他们一起生活。这样一起生活体验就不一样。你接触到的不是拉萨的小圈子，因为拉萨那个小圈子其实跟藏区几乎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当你融入进去，你成为他们的老师，跟孩子们天天在一起，你的吃饭会成问题，必须在他们家天天吃饭的时候，你跟他们是融在一起的。我回来之后，很多人都说你教育孩子怎么怎么样。我说，对不起，其实是他们教育了我，他们给我的更多更多。所以，那一年回来之后，我的整个人生就有一个转向，对很多事情真就看淡了。我可以毫不留恋地把我在广州的房子让我的前女友带走，我身无分文在北京重新开始找工作。你会发现生命更重要，有没有房子根本不重要。

《寂静玛尼歌》是对青春期的总结
我从西藏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把手机关掉，电话线拔掉，几乎和所有人失去联系，写了整整三年的书。当然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上网只收邮件。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在台湾出版时叫《西藏流浪记》，在这边更名为《寂静玛尼歌》。玛尼是什么？是一种咒语。我们平常听到的“嗡嘛呢呗咪吽”就是一种咒语，是六字真言，还有很多复杂的咒语。比如我们在节日上，就会有女人在这边起一句，男人再起一句。比如说（唱了起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又唱一段）。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玛尼歌，歌词解释起来很复杂，我也没那个本事。它们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宇宙中有很多能量，当我们唱这样的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和这些能量产生共振。玛尼歌的本质是激进的，而这种能量我们是感觉不来的，所以叫“寂静玛尼歌”。这个也可能跟老子讲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有相似之处。这本书还有二元对立的影子，我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背了很多的文艺青年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讲它不可再做了，因为它就是你30岁那个时候对青春期的一个总结。那样肆无忌惮的句子，那种破绽百出的想象和思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后来我再翻看的时候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句子。
第二本《西藏红羊皮书》真正转向了魔幻现实主义。我们这么多年来在艺术的形式上是没有创造的，更极端一点儿讲，几乎所有现代艺术形式，摄影也好，小说也好，戏剧等都是欧洲文明的产物。认识这个不是说我们卑微了，而是可以鼓励我们去发现自己的不足。为什么呢？以前我们沉浸在四大名著里，学他们的技术。我们的小说对想象力，对我们的宇宙世界是没有更多思考的，是市井小说，就讲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婆婆妈妈。但是西方小说对宇宙、灵魂有各种各样的思考，所以它的小说形式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要去练习，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讲到假命题的写作。我写过一篇《知道天上有多少个星星的人》，就是给自己设置智力的蓝图。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天上有多少个星星，但这是一个挑战，你如何自圆其说，如果把这个假命题写到让别人相信真有这么一个人。我还写过一个短篇《你见过央金的翅膀吗》。央金是个姑娘，而人是不会有翅膀的。这个假命题对你也是一个挑战，你会发展你的智力去圆这个谎言。后来我体会到，为什么西方人对文学对哲学那么地投入精力，因为他有自己的乐趣，他在解决那个思维难题的时候很喜悦。
汉族有个学者曾任驻藏大臣，他写过一个关于西藏的事情，说有次举行宴会，有两个喇嘛辩论了一上午。他问身边的喇嘛说，他们两个一上午在辩论什么。这个喇嘛说他们在辩论梦中的自我和死去的自我其本身的区别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住的房子、飞机大炮都是思维造出来的。思维不断地进行交流，对这个世界不断地思考，思维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飞上月球。对思维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了我们生活很多的面向。
我们再回到我刚才讲的，思考是对你自己很重要的检验。我在西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慈悲的老喇嘛，他每天念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依偎在他的袈裟旁看着他，他念着经我就睡着了。那天，他和我们在一起，去河边把村里一位去世老奶奶的尸体水葬。水葬是要把尸体打碎喂给鱼的。在当地有五种丧葬方式：天葬、水葬、土葬、火葬、塔葬。我们当时觉得好残忍，但是天葬和水葬是你这一生最后一次向大自然的施舍。现代人死了以后还要穿那么好，占那么大一块地，还要盖那么大的房间，从来没有想过给自然施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哪个是文明？哪个是野蛮？
我们在水葬的时候没有任何难受的感觉，你会觉得充满了崇敬，这个奶奶在这一生没有污染这个世界，滋养了这么多的孩子，她死了把肉体传给自然让鱼给吃了。所以后来我跟我所在那个县的人说，如果我死的时候在西藏，要么天葬要么水葬；如果在城市，我就把我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人的肉体跟一根木头有什么区别呢？尸体腐烂的时候跟一根木头没有任何区别。

小说不是讲故事，是哲学、诗歌
还有一本书叫《西藏度亡经》。这本书里面说，世界由四个元素组成，地、水、火、风。人的身体也是由四大元素组成的：骨头，坚硬的部分就是地元素，支撑着你；我们的血液就是水元素；我们的自然产生热，我们用的这种热就是火元素；我们的呼吸就是风元素。人死亡的过程就是四大元素的分解，就是让这四大元素回归到大自然中。首先是地元素的分解，老人去世时一般都是身体发软，他们撑不住了，要躺下来。第二是水元素的分解，老人去世时都特别的干渴。第三就是火元素的分解，老人变得很冷。《西藏度亡经》里讲，一个一生行善多的人，死时是从脚心往心脏冷，一个做恶的人是从头顶往心脏冷。在心脏这个地方，人的热消失。最后就是风元素的消减，所有的老人去世时都是呼出最后一口气，而不是吸进一口气，就是把最后一个风元素归还给大自然。
《西藏度亡经》里还讲，临终的人看到世界的颜色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元素决定了你看到世界的不一样。四大元素分解以后，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最近有西方科学家出了一本书，他研究300多个濒死体验的病人，他们都是在手术台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然后又复活的人。他去采访这些人，总结出濒死体验的几个特征：他们会觉得自己身处一个非常沉闷的黑暗空间，远处有像灯火一样的亮点，穿越以后就会进入光；他感觉不到自己实质的肉体，但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由光组成的；他可以听见音乐；在他脱离那个黑暗房间进入那个光体时，他一生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刹那呈现，而不是从小到大的回放；他会听到一些非常柔和的歌声甚至是一些劝告。基本上所有体验过死亡感觉的人，活过来之后人生态度就变了，变得更加宽容，更加豁达，更加愿意帮助别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的一个朋友原来是新华社的，后来辞职去了西藏。他骑自行车从西宁到拉萨，第二次从新疆进阿里。在阿里的时候，他搭了一辆大马车，下了马车就晕过去了，在昏迷中他发现自己看到美丽的山，长满了鲜花，远远的歌声，他在空中看见自己躺在地上，然后他一生所有的、他遗忘了的很多事，渐渐地清晰起来。这就对应了那本书研究的一些现象。在我的第三书《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里，我没有设定时间，没有说人物干了什么，我要去努力做到每一个人的故事是刹那呈现的。
这些认识和体验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我对人生的看法，影响了我的写作。所以，小说不是讲故事的，小说是哲学、诗歌。小说的文本和形式就是一种哲学思维，是对世界的思考。小说没有那么简单，人生肯定也没有那么简单，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了解和体验。
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讲到这儿。


主持人：接下来是提问时间。今天柴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礼物，前三名提问的同学，将会获赠柴老师的新书《寂静玛尼歌》。

如何理解孤独
提问：听说你在西藏待了很多年我就特别兴奋想来听，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西藏的人。你对孤独是怎么理解的？我以前看过周国平和史铁生的书，他们对孤独的理解让我印象非常深。我想知道你亲身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
柴春芽：谢谢！我觉得孤独催生了我爱，就是说因为大把的时间没有事可以干，没有人跟你交谈，你就会想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你都会感恩。所有的矛盾、不好的交往，在那个时刻都是不存在的，都会觉得很美好，让你的心变得非常柔软。每次想到曾经跟朋友的交往，即使是一件没有什么意思的事，在那个孤独的状态中你都会觉得很美好。所以，我觉得要感受这样的孤独。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环境下真是一种考验。我们平常繁忙和信息冗杂的生活把我们的心变得钝了，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比较钝，所以在那样的状态下，你会更加敏锐和柔软。

提问：你今天讲的是“我的孤独无药可救”，我想问你的孤独是一种自我的选择还是被现实环境压迫下的选择？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修的是显宗还是密宗？
柴春芽：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从事那么多年的媒体工作，大家对《南方周末》真的是非常尊敬的，自己会很享受那种感觉，享受就会产生傲慢的心理，产生道德优越感，对你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反而是有害的，比如别人的赞誉、丰富的生活。所以，我就想把自己放在孤独的环境下，主动付出帮助别人，然后去思考。人活在世界上，要不断挑战惰性，因为心灵和肉体的惰性太可怕了。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是运动员，当你过段时间不训练就会发现肉体真的是很糟糕，动作也不到位，你要不断去磨练它抵制惰性。心理也是一样的，可能你找到一个好工作很满足，然后每天晚上会去看新闻联播，看无聊的电视剧，慢慢被惰性给腐蚀掉了，所以一定要对惰性不断地挑战。
第二个问题是私人问题。我修的是密宗宁玛派，宁玛是最古老的教派。

修行与写作
提问：你的修行生活会影响你的写作，它们之间是什么关联呢？
柴春芽：我在佛学的道路上是幼儿园刚刚入园这么一个级别，去年刚刚受了五戒，就是你一生要恪守五个原则——杀盗淫妄酒。“杀”就是杀生，有蚊子咬我我也不能杀它，绝对不伤害一个生命。这就牵扯到了我的饮食，我成了素食主义者。“盗”怎么理解呢？我们原来以为盗就是偷，但梵文中最早的翻译是不逾取，只要是别人不答应的东西你就不能拿。出差的时候有的同事可能会多开一点发票，因为回来可以多报一点。但我是花多少报多少，尽量多贴钱，就怕万一自己不小心或者别人给你开多了，就触犯了盗。“淫”当然是不能跟太太以外的女人乱搞，不过在佛教里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跟我太太之间也有约定，也是很严格的。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很科学，对生理和心理都很好。“妄”就是我没有经历的事、我办不到的事，不能说自己见过了、办到了，一定不能说假话。“酒”，我不能喝酒。杀盗淫妄本质上是有罪的，酒是物质，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因为杀盗淫妄往往是因为喝酒引起的，所以要折罪，就要把酒戒掉。有这样的生活，你的理念就会慢慢发生变化。
我写小说的时候会提醒自己，不要把肮脏的欲望写进去。我们的生活中还有法律和道德，很多事情是不允许你做的，但是有的人在小说中写得那么明目张胆，实际上他是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用小说给实现了。对我来讲是不能这么做的，我的小说里不能有暴力，不能有色情。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反艺术，但是我觉得做一个善人，可能比做一个艺术家要好一点。有的时候可能我的作品艺术性很差，但是大家读的时候，只要不引起坏的思维、坏的想法，我就很满足了，我尽量这样写小说。

怎样看待善恶
提问：你刚才说要尽量多帮一个人，少伤害一个人。这样的价值观是你与生俱来的，还是在不断地经历和成长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
柴春芽：我坚持捷克总统、戏剧家哈维尔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人本身都是很好的，后来因为很多的东西把人扭曲的了。哈维尔原来是个异见分子，他坐牢了，朋友也疏远他。1989年之后，捷克成为一个民选国家，他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当了好几届。他后来回忆当年大家对他的不理睬，说自己一点也不怨他们，因为人心本来都是很好的，只是因为有些概念、知识和思想没有传达到。那么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的，人小时候应该不是很坏的孩子。有很多伟人、大师、作家，他们有很多的言行和思想，不断去确证一些东西，矫正人比较坏的恶的行为。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坏的行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只是尽量多做一点好的，弥补自己的不足，就是这样的。

提问：在汉区佛教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神、菩萨，他们都是善面的，但是在藏传佛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恶面相。这也体现出佛有恶的一面。在你心目当中，善恶的区别大吗？作为一个佛教徒，它是尊重恶的存在的，并且在某些方面可能它也认可恶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柴春芽：我觉得可能因为理论系统你稍有欠缺，当然我也有欠缺，但我觉得佛教反对有神论，没有上帝。它是按照宇宙运行的规律生成和成长，没有一个创世主，没有一个决定我们命运的神。人的命运由自己的善恶因果造成，因果有很多分类。佛教所说的神就相当于精灵族，佛教里叫“非人族”。因为它关照众生，众生里有人呀，动物呀，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东西等。神只是一个族类，所以有恶的神也有好的神。
那么佛陀既不是教主，也不是创始主，不是神。佛陀是一个觉悟者。释迦牟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牟尼是圣人，释迦是一个族的姓。我的理解是，释迦牟尼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物科学家，他要思考生老病死的现象与本质，这是生命的问题。他通过体验和思考去研究这些问题，他后来创立了一个学派，有很多学生跟他学，不断发扬光大，就像老师带学生一样。

汉藏文化的互补
提问：我是藏族人，我觉得现在很多涉藏的文艺创作都很优秀。在我看来，它们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站在门外的注视，各种眼光的；还有一种是进入的，进入之后对外部的理解。您对自己的作品怎么评价？写作角度是怎样的？
柴春芽：这个是我写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定要规避萨义德式的，带着我们汉族的观念去看待藏族和藏文化。我必须设身处地把自己当作藏族的一员，观察我们汉族文明里的缺陷。我是希望用藏族文化里智慧的东西来弥补汉族文化里缺失的东西。
首先，我们说汉族受儒文化的影响。在基督教里，上帝是个监督者，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一个基督徒表面和背后上都一样。佛教的监督者不是上帝，而是因果律，种了豆一定会长成豆芽，做了坏事一定会有恶果。因果律其实是贯穿你生命无始无终的一个监督者，所以我希望拿这些东西来反观。
再一个，我在汉区的农村发现，原来都是夜不闭户，相互帮助，现在必须给钱我才能给你家干活。但是在草原我就发现，这在藏区是不存在的。我在草原上一年来没有见过一家人吵过架，这让我特别惊讶。后来我去新疆喀什的一个维吾尔族村庄，那里夏天小孩和大人都是光着脚丫子走路的。但是在我们那个村庄里面，啤酒瓶随处乱扔，谁敢光着脚丫子走路？大家没有公共环境的意识。
我就在想，这样不同的文明，相互之间的缺陷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用另外的文明来弥补另一种文明的缺陷。我希望在修补我的人格和性格缺陷的同时，能够把我的体验传达出来。

提问：你好，你刚才说到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我想知道你是去了藏区之前还是之后开始转变的？
柴春芽：在1999年接触到了我的朋友才旺瑙乳之后，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学者。但是我说了，一个种子必须满足很多条件，阳光雨露聚足了，这个种子才能长出来的。我用十年的时间不断进入藏区，不断去寻找，不断地印证，这中间还有批判。也有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确认，思想上的很多问题。十年来慢慢地阳光雨露俱全了，你的那个芽就慢慢冒出来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因子。


提问：你刚才说到拉萨和藏区实际是不同的，深入拉萨和藏区两种不同的人写了不同的书，他们都得到了心灵的净化。他们去的原因不同，有的是因为父亲遗愿，也有的是为了别的。你是为了什么？
柴春芽：寻找人如何能幸福地活着？有没有方法？有没有原理？我就是寻找这个去的，就是这么简单。
提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水葬的问题。我看过一个汉族姑娘在深入藏区时，看到水葬忍不住要呕吐，她接受这种信仰时经历了艰难的过程。你看到水葬的时候，真的没有一点挣扎吗？
柴春芽：没有挣扎，一点都没有。
提问：那时你完全接受了这种信仰吗？
柴春芽：对，内心充满了感动。2000年我去拉卜楞寺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蒙古族的喇嘛。他说师傅经常带他们去天藏台，让他们看死亡就是这样的。不管你怎样修饰打扮你的肉体，死了就是这样。这个肉体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肉体里包裹的那个东西。

死亡与自我
提问：你提到在离开西藏之后有一种“我不存在”的感觉。你是由于一年的积累，慢慢感觉到帮助别人，把自我放下是一种很好的价值观，还是一种唯心的自我的满足，放下自我去关注别人的感受？
柴春芽：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思维的过程，因为你不断地阅读，思考如何在思维上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在那里会时时面对死亡的考验，因为每次去牧场就是要骑马，就是要走悬崖，而那个马随时有可能掉到悬崖下去。刚开始有恐惧，慢慢地你就没有恐惧了，你觉得死亡是正常的、你必须面对的。当死亡考验你的时候，你开始思维死亡这件事的时候，两方面结合，你会发现，哦，肉体真的不重要。
提问：那您的意思是将死亡和自我放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是吗？
柴春芽：对，它们同时会作用于你的生命。
提问：我们对自己过多的关注和对死亡的畏惧是联系在一起的？
柴春芽：我觉得这就是汉文化和藏文化的一个区别。孔子在《论语》里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你连生都没有明白，干嘛考虑死的问题。但是，在藏文明里是反过来的，如果你不去深刻理解死的现象和本质，活着是不可珍惜的、没有意义的。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路向。最早我可能是一个未知生焉知死的人，后来我的思维就倒过来了，是一个未知死焉知生的人。这是一个思维转向的问题。

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柴老师！我们今天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请柴老师接受青年人大的献花以及为我们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