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
眼下的学问文章似乎越来越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仲甫了，“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议题开门见山，沿途只管拾掇材料，到结尾再旧调重弹。如此为文，固然可免疏漏之虞，却总是面目冰冷得叫人非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足以应付。
陈平原先生的文章显然走的是另一番步调。材料之扎实当然是学人本分，例如本书第一篇文章征引足足五十位前辈学者的自述文献以熔铸出这“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其用功之勤、用心之细可以推想；但在我看来，陈平原的文章最能拨人心弦的却是在大块文章之间穿针引线般埋伏下的一两句闲笔。这些闲笔粗看仿如报纸的补白，不过聊胜于无，仔细揣摩起来才觉得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好几处地方全然值得再做出几篇好文章。
仍以第一篇文章为例，征引了杨树达在日记中对大学教授评级定薪一事耿耿于怀的句子：“平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常人或多将“此等快人妙语，一概视为文人相轻或意气之争”，但陈平原却直言“正是因为同行，互相间知根知底，容易相亲，也容易相斥”，“而且，因其多为晚年所作，‘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真的是肆无忌惮。此等寸铁杀人般的品鉴，即便带有明显的偏见，作为同时代人的证辞，也都值得充分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陈平原先生从这类月旦人物的言辞中见出的是“学术取向”，乃至“学术史的意味” （p20），这就和大家动辄盖以“文人相轻”的帽子有了全然不同的意味。
即便是杨树达并不以为如何的杨、谭二位，以今日之眼光看来，都是别的大学当初擎天之巨擘。在中国这样尤重避讳的国度，杨树达这一句判词即使未必寓有太多深意，后人各执一端，鸣鼓而攻，反而容易落入意气之争。
陈平原以“学术取向”来论，则贴近得多。这里不妨借用当初陈垣先生致信蔡尚思时的一段话：“抑有言者，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信集》p383）援庵先生此处的意思大可解释杨树达之裁断依据从何而来：不过一者重文献之精熟考辨，走的是杨树达先生的路子；一者重材料之阐发迁移，与后一位杨先生恰不谋而合。褒贬之间，不过是学术取向殊异而已。杨树达的话诚然寸铁杀人，两种路子也无从判然孰好孰坏，但从这一句话中却可见出学术升降盛衰之故，这大概才是一个学者最该取法的视角吧。陈平原先生寥寥几句，或可浇后人心中之块垒。
再如《新教育与新文学》一文，陈平原先生十分敏锐地注意到，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中国文学门”的授课中心挪向了“历代文章源流”，“此前讲授‘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联系。”“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传承的重地，已必定日渐‘边缘化’。”（p46-47）
坊间传闻，北大中文系对每位入学学子都有言在先：“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渊源或从此出。钱穆先生说“遗民不隔代”，实则文化精神之类，但凡一代人割裂开了，再想补救多是吃力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的教训无庸赘述。陈平原最为敏锐处便在于，感知到了这种教学范式的转换推诸日后，将如蝴蝶效应般产生巨大的能量。
其次，今日撰写文学史者，多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诸公发表在白纸上的黑字来检点文学观念之演进。这种方法倘若流于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较劲，既怕如空中楼阁上的翩翩舞姿，扎根不到文学创作的土地上；也怕如独占鳌头的个人舞，忽略了幕布背后声光电的配合。陈平原从一张小小的课程表找到了传统诗文难免于中道崩殂的节骨眼，既是重彼时文学创作之实际，因为日后文学的实际创作者和文学接受的标准制定者多从大学中来；更是从视野上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成功视作了多种潜流暗合于一处的时代幸运。所谓“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新世纪伊始，古典诗文就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被釜底抽薪一般截断，若非如此，只怕新文学的路还将更为艰苦。就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认识，应该是更为贴近于历史了。
当然，仔细揣度起来，陈平原的笔调中对此不乏遗憾。所谓历史进步云云，常常与我们内心最诗意的情愫处处矛盾，一如眼下被扩张的城市吞噬掉的多少风姿绰然的古屋旧轩。曹丕将文章目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有夸饰，却也可见诗文创作曾经在中国文人心中受到怎样的尊崇。现代大学炮制出来的一辈辈学子隔绝于创作之外，于文字少了贴身的把玩，尤其不曾在古诗那般方寸天地间字字斟酌，虽然多了层出不穷的理论仿如仿佛人手一柄锤炼好的利刃，却再难舞出“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潇洒自如。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这般与文字间的熟络情谊，只怕不是空泛的文学史教得出来的。
我也曾听一位数学系的朋友说，当初很多数学系的老先生课上满黑板只写冰冷的公式，课下却是一篇篇古朴雅致的诗文，或许比今日中文系的人可观得多，至少从文章气韵上就胜出几成。陈平原先生也常说，自己治学之余多写随笔，借以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这时的陈先生很有些旧时文人的做派。梁启超被人评为“笔锋常带感情”，陈先生的文字在这些地方也都饱蘸浓墨。
再如陈先生考辩鲁迅的文体旨趣，就很有点正本清源的意思了。“假如你一定要把鲁迅众多杂文中对于林黛玉的讥讽，作为鲁迅对于中国小说的‘新见解’来接纳，而不是将其与梁实秋论战的背景，以及对梅兰芳自始至终的讨厌考虑在内，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p129）
陈先生详述了鲁迅对不同文体的不同态度：“学问须冷隽，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各有指涉的文体常常被后学混为一谈，再貌似高明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看上去仿佛别求新声，实则只能是郢书燕说。尤其陈先生坦言，《鲁迅全集》电子版的流布很容易让学人陷入一种寻章摘句式的研究套路。这一句，只怕是带着锋芒的。有鉴于此，我仍然愿意再援引陈寅恪先生被后学重申了无数次，同样也为陈平原先生所看重的一句话：“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以上所谈，不过是书中精彩处之一二罢了。由此窥到的陈平原先生，在我眼中当然仍可称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但更近乎一个气韵卓绝的文人。惟其文人，才更能将文人的点滴心事看得丝丝入扣，才更能沉潜反复于前人体大虑精的著述，讲求的是体认与同情。值此之故，文人风致多在一些常人疏于体察的小处摇曳生姿，陈先生的文章也因此在一些小处有藏掖不住的真性情，这最叫我莫逆于心。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庶几近之。钱钟书当年先生为宋诗下注，冠绝一时，大概也是取胜于此。本书后两组文章再论中国之教育与中国之都市，影影绰绰里都有些书生的意气与张岱的剪影。书的内容摊得宽，气韵精神却是聚合的。再回想陈先生原来有书取名为《千古文人侠客梦》，不知陈先生对我的忖度以为然否？
或许这便是陈先生的文章既享誉学林，又广布于普通读者的缘由吧。也愿这部新书能惠及更多好学之人，教后学如我辈懂得沉潜体认的可贵。
本文刊载于《中国图书商报》5月17日第8版
陈平原先生的文章显然走的是另一番步调。材料之扎实当然是学人本分，例如本书第一篇文章征引足足五十位前辈学者的自述文献以熔铸出这“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其用功之勤、用心之细可以推想；但在我看来，陈平原的文章最能拨人心弦的却是在大块文章之间穿针引线般埋伏下的一两句闲笔。这些闲笔粗看仿如报纸的补白，不过聊胜于无，仔细揣摩起来才觉得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好几处地方全然值得再做出几篇好文章。
仍以第一篇文章为例，征引了杨树达在日记中对大学教授评级定薪一事耿耿于怀的句子：“平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常人或多将“此等快人妙语，一概视为文人相轻或意气之争”，但陈平原却直言“正是因为同行，互相间知根知底，容易相亲，也容易相斥”，“而且，因其多为晚年所作，‘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真的是肆无忌惮。此等寸铁杀人般的品鉴，即便带有明显的偏见，作为同时代人的证辞，也都值得充分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陈平原先生从这类月旦人物的言辞中见出的是“学术取向”，乃至“学术史的意味” （p20），这就和大家动辄盖以“文人相轻”的帽子有了全然不同的意味。
即便是杨树达并不以为如何的杨、谭二位，以今日之眼光看来，都是别的大学当初擎天之巨擘。在中国这样尤重避讳的国度，杨树达这一句判词即使未必寓有太多深意，后人各执一端，鸣鼓而攻，反而容易落入意气之争。
陈平原以“学术取向”来论，则贴近得多。这里不妨借用当初陈垣先生致信蔡尚思时的一段话：“抑有言者，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信集》p383）援庵先生此处的意思大可解释杨树达之裁断依据从何而来：不过一者重文献之精熟考辨，走的是杨树达先生的路子；一者重材料之阐发迁移，与后一位杨先生恰不谋而合。褒贬之间，不过是学术取向殊异而已。杨树达的话诚然寸铁杀人，两种路子也无从判然孰好孰坏，但从这一句话中却可见出学术升降盛衰之故，这大概才是一个学者最该取法的视角吧。陈平原先生寥寥几句，或可浇后人心中之块垒。
再如《新教育与新文学》一文，陈平原先生十分敏锐地注意到，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中国文学门”的授课中心挪向了“历代文章源流”，“此前讲授‘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联系。”“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传承的重地，已必定日渐‘边缘化’。”（p46-47）
坊间传闻，北大中文系对每位入学学子都有言在先：“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渊源或从此出。钱穆先生说“遗民不隔代”，实则文化精神之类，但凡一代人割裂开了，再想补救多是吃力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的教训无庸赘述。陈平原最为敏锐处便在于，感知到了这种教学范式的转换推诸日后，将如蝴蝶效应般产生巨大的能量。
其次，今日撰写文学史者，多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诸公发表在白纸上的黑字来检点文学观念之演进。这种方法倘若流于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较劲，既怕如空中楼阁上的翩翩舞姿，扎根不到文学创作的土地上；也怕如独占鳌头的个人舞，忽略了幕布背后声光电的配合。陈平原从一张小小的课程表找到了传统诗文难免于中道崩殂的节骨眼，既是重彼时文学创作之实际，因为日后文学的实际创作者和文学接受的标准制定者多从大学中来；更是从视野上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成功视作了多种潜流暗合于一处的时代幸运。所谓“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新世纪伊始，古典诗文就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被釜底抽薪一般截断，若非如此，只怕新文学的路还将更为艰苦。就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认识，应该是更为贴近于历史了。
当然，仔细揣度起来，陈平原的笔调中对此不乏遗憾。所谓历史进步云云，常常与我们内心最诗意的情愫处处矛盾，一如眼下被扩张的城市吞噬掉的多少风姿绰然的古屋旧轩。曹丕将文章目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有夸饰，却也可见诗文创作曾经在中国文人心中受到怎样的尊崇。现代大学炮制出来的一辈辈学子隔绝于创作之外，于文字少了贴身的把玩，尤其不曾在古诗那般方寸天地间字字斟酌，虽然多了层出不穷的理论仿如仿佛人手一柄锤炼好的利刃，却再难舞出“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潇洒自如。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这般与文字间的熟络情谊，只怕不是空泛的文学史教得出来的。
我也曾听一位数学系的朋友说，当初很多数学系的老先生课上满黑板只写冰冷的公式，课下却是一篇篇古朴雅致的诗文，或许比今日中文系的人可观得多，至少从文章气韵上就胜出几成。陈平原先生也常说，自己治学之余多写随笔，借以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这时的陈先生很有些旧时文人的做派。梁启超被人评为“笔锋常带感情”，陈先生的文字在这些地方也都饱蘸浓墨。
再如陈先生考辩鲁迅的文体旨趣，就很有点正本清源的意思了。“假如你一定要把鲁迅众多杂文中对于林黛玉的讥讽，作为鲁迅对于中国小说的‘新见解’来接纳，而不是将其与梁实秋论战的背景，以及对梅兰芳自始至终的讨厌考虑在内，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p129）
陈先生详述了鲁迅对不同文体的不同态度：“学问须冷隽，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各有指涉的文体常常被后学混为一谈，再貌似高明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看上去仿佛别求新声，实则只能是郢书燕说。尤其陈先生坦言，《鲁迅全集》电子版的流布很容易让学人陷入一种寻章摘句式的研究套路。这一句，只怕是带着锋芒的。有鉴于此，我仍然愿意再援引陈寅恪先生被后学重申了无数次，同样也为陈平原先生所看重的一句话：“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以上所谈，不过是书中精彩处之一二罢了。由此窥到的陈平原先生，在我眼中当然仍可称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但更近乎一个气韵卓绝的文人。惟其文人，才更能将文人的点滴心事看得丝丝入扣，才更能沉潜反复于前人体大虑精的著述，讲求的是体认与同情。值此之故，文人风致多在一些常人疏于体察的小处摇曳生姿，陈先生的文章也因此在一些小处有藏掖不住的真性情，这最叫我莫逆于心。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庶几近之。钱钟书当年先生为宋诗下注，冠绝一时，大概也是取胜于此。本书后两组文章再论中国之教育与中国之都市，影影绰绰里都有些书生的意气与张岱的剪影。书的内容摊得宽，气韵精神却是聚合的。再回想陈先生原来有书取名为《千古文人侠客梦》，不知陈先生对我的忖度以为然否？
或许这便是陈先生的文章既享誉学林，又广布于普通读者的缘由吧。也愿这部新书能惠及更多好学之人，教后学如我辈懂得沉潜体认的可贵。
本文刊载于《中国图书商报》5月1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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