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两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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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西网 http://dongxi.net/b05FM
文学理论中很难会看到像“两种文化”这样留存很久的学说。而这正是C.P.斯诺针对他认为科学与文化间存在危险的断裂关系而提出的。然而很少有读者愿意在看完这个标题后去阅读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鲜明主旨的标题却仍然使读者觉得烦心呢？
50年前（译注：本文发于2009年3月22日）的五月，身兼多重身份（英国物理学家；文官；小说家）的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次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之后这次演讲被整理成册。斯诺最著名的感叹“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正在被分割为两极群体”正是涵盖了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的二者。斯诺更多的是指责人文造成二者间“相互缺乏理解而产生鸿沟”。斯诺还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会因不理解科学（比如说问是否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而陷入尴尬，“这种问题就是把‘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转换成科学语言描述。”
正如美国宇航局主管迈克尔·格雷芬在2007年演说中提到的那样，半个世纪前，“两种文化”变成了一个“难解理论”（作为一名科学家，格雷芬自然也宣扬斯诺已经触碰到“核心真相”）。斯诺也从此卷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之中。在1998年，罗伯特在《新闻周刊》上撰写文章表示人们对千年虫电脑问题的手足无措或许正是对斯诺理论的“终极辩护”（然而并不是）。此外，一些学术界主流的声音也再现了斯诺的感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剧作。”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上这样宣称，同时他也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斯诺在DNA时代为什么受到了教职人员的彻底冷待。
当然引用斯诺的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他所认为教育不应过于专业化的观点还是被大部分人接受的。但是人们意识里错误地认为与其说斯诺是宣扬人类科技未来的传道士，还不如说他是对断裂知识群有着敏锐察觉的人类学家。“两种文化”在深层含义上来说，并不是认为我们拥有两个种类的文化。我们应当强调的是，正是科技首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尽管比起斯诺的文化类型学，他对发展的思考更切合当下形势，但他关于这种乐观主义（译注：科学必将导致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的措辞确实有些过时。
不管怎么说，斯诺对两种文化的阐释实在称不上精确。他声称科学家们的态度是“未来就在掌控之中”，而“传统文化则以‘期待未来并不存在’来作为回应”。他还加以补充，认为科学家应当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合理的知识的群体”，而人文的道德标准才更值得怀疑。他引用了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所提到的庞德、叶芝以及温德汉姆·刘易斯都有着法西斯主义倾向，以此提出人文文化有过“短时期”的道德沦丧的主张。他还反问道：“难道他们没有对推进奥斯维辛的形成产生影响吗？”然而他又说这些例子“并不能用来代表所有的作家”，可见他不过是站在片面立场两边倒。
斯诺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他本人受到了来自剑桥大学评论家利维斯对其的人身攻击——称他“应该是智力平平”——此外还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批判地较为含蓄，他只是坦言斯诺写了一本“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事实的书”，同时认为斯诺的文化部落制将降低“合理讨论的可能性”。
如今人们认为科学证实了人类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如斯诺预期的那样。在过去的20年间，编辑同时是书商的约翰·布洛克曼曾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来描述科学家——尤其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神经系统科学家——他们“使生命中更深的意识变得可见”且以其自身才能代替人文工作者来“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思想”。斯诺也在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社会科学家足以形成“第三种文化”。
那么为什么斯诺会认为两种文化之间形成的鸿沟是一个大问题呢？如他在书的后半部分所言，这是因为这条鸿沟将会使人们将科学作为一个简单职业而忽视它，而这恰恰会阻碍我们解决世界“主要问题”——即工业化导致的威胁稳定局势的贫富差距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对穷人而言这是极端的，不自然的。”斯诺这样解释，又补充说，“这种差距不会一直存在。不管在2000年危机之后残余下来的还有什么挑战，但绝不会是贫富差距带来的。”（由于某些原因，斯诺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千年虫事件的预言）因此斯诺，这个在二战中参与给科学家发配远洋任务的人，也建议应当输送一批技术人才使第三世界的国家实现工业化。
这就回到了《两种文化》这本书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上，可以看到《两种文化》比起人文生活更倾向于参与地缘政治。斯诺认为，如果民主主义没有使不发达国家走进现代化，“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将会”远离西方而“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存在”。在书中，他写道，只有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保证富裕和独立。另外他也说：“我们时间不多了。”
这些观点中有些会让人看着觉得熟悉；数十年来我们把科学看成是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力量，在奥巴马的演说中也提倡创新思维。但是从其他角度来看，《两种文化》就像是一份不可更改的冷战时期档案。斯诺设想的工业化的进程就是跟着罗斯托的“飞跃进入持续增长”理论走，这条理论是20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原理中的一部分，即所谓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按照同一道轨迹发展。这样的大众改革就类似在殖民地自治化时代盖邮戳，所要做的就是准确无误地执行政府的指令，以此逐渐发展。“这种改革的规模就是最终整个成为国家所有，”斯诺写道，“私有工业，甚至是最大的私有工业，也不能拥有它，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商业竞争。”
在我个人看来，或许这就是斯诺的定论（之后的修改却被视而不见）可以流传至今的原因。最近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相信科技发展正涌入潜力无限的商业领域，从而我们得以乘着创造性毁灭的浪潮向前进。在这一点上，一位挑剔的英国技术专家也称大量的政府援助项目都显得不够沉着冷静。
不管怎么说，《两种文化》还是很真实地反映了在我们对发展设想时感到最不安的一点。斯诺也是一样，他希望相信科学的力量会不受限制地发展，然后依靠科学来改变世界——使之更美好——而不是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他写道，工业革命发生时“并不依靠任何人”，当然这包括知识分子，“所有人只是旁观着一切在改变。”但是同时，他又指出20世纪的发展受到了冷漠的诗人和小说家们的妨碍，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写《两种文化》。那究竟哪个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科学真的在朝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抑或是科学开始需要掉头走？
这个问题是《两种文化》向今天的我们传达得最为直接的一点。你的回答——当然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回答——很可能决定了你观念中科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是否需要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抵抗气候变化？他们又将如何展开这样的工作？我们需要扩大公众对问题的谅解度以期得到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吗？或者，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认为，斯诺这种个人的行动呼吁，最终会导致...（东西网完整原文： http://dongxi.net/b05FM）
文学理论中很难会看到像“两种文化”这样留存很久的学说。而这正是C.P.斯诺针对他认为科学与文化间存在危险的断裂关系而提出的。然而很少有读者愿意在看完这个标题后去阅读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鲜明主旨的标题却仍然使读者觉得烦心呢？
50年前（译注：本文发于2009年3月22日）的五月，身兼多重身份（英国物理学家；文官；小说家）的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次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之后这次演讲被整理成册。斯诺最著名的感叹“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正在被分割为两极群体”正是涵盖了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的二者。斯诺更多的是指责人文造成二者间“相互缺乏理解而产生鸿沟”。斯诺还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会因不理解科学（比如说问是否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而陷入尴尬，“这种问题就是把‘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转换成科学语言描述。”
正如美国宇航局主管迈克尔·格雷芬在2007年演说中提到的那样，半个世纪前，“两种文化”变成了一个“难解理论”（作为一名科学家，格雷芬自然也宣扬斯诺已经触碰到“核心真相”）。斯诺也从此卷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之中。在1998年，罗伯特在《新闻周刊》上撰写文章表示人们对千年虫电脑问题的手足无措或许正是对斯诺理论的“终极辩护”（然而并不是）。此外，一些学术界主流的声音也再现了斯诺的感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剧作。”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上这样宣称，同时他也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斯诺在DNA时代为什么受到了教职人员的彻底冷待。
当然引用斯诺的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他所认为教育不应过于专业化的观点还是被大部分人接受的。但是人们意识里错误地认为与其说斯诺是宣扬人类科技未来的传道士，还不如说他是对断裂知识群有着敏锐察觉的人类学家。“两种文化”在深层含义上来说，并不是认为我们拥有两个种类的文化。我们应当强调的是，正是科技首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尽管比起斯诺的文化类型学，他对发展的思考更切合当下形势，但他关于这种乐观主义（译注：科学必将导致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的措辞确实有些过时。
不管怎么说，斯诺对两种文化的阐释实在称不上精确。他声称科学家们的态度是“未来就在掌控之中”，而“传统文化则以‘期待未来并不存在’来作为回应”。他还加以补充，认为科学家应当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合理的知识的群体”，而人文的道德标准才更值得怀疑。他引用了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所提到的庞德、叶芝以及温德汉姆·刘易斯都有着法西斯主义倾向，以此提出人文文化有过“短时期”的道德沦丧的主张。他还反问道：“难道他们没有对推进奥斯维辛的形成产生影响吗？”然而他又说这些例子“并不能用来代表所有的作家”，可见他不过是站在片面立场两边倒。
斯诺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他本人受到了来自剑桥大学评论家利维斯对其的人身攻击——称他“应该是智力平平”——此外还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批判地较为含蓄，他只是坦言斯诺写了一本“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事实的书”，同时认为斯诺的文化部落制将降低“合理讨论的可能性”。
如今人们认为科学证实了人类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如斯诺预期的那样。在过去的20年间，编辑同时是书商的约翰·布洛克曼曾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来描述科学家——尤其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神经系统科学家——他们“使生命中更深的意识变得可见”且以其自身才能代替人文工作者来“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思想”。斯诺也在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社会科学家足以形成“第三种文化”。
那么为什么斯诺会认为两种文化之间形成的鸿沟是一个大问题呢？如他在书的后半部分所言，这是因为这条鸿沟将会使人们将科学作为一个简单职业而忽视它，而这恰恰会阻碍我们解决世界“主要问题”——即工业化导致的威胁稳定局势的贫富差距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对穷人而言这是极端的，不自然的。”斯诺这样解释，又补充说，“这种差距不会一直存在。不管在2000年危机之后残余下来的还有什么挑战，但绝不会是贫富差距带来的。”（由于某些原因，斯诺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千年虫事件的预言）因此斯诺，这个在二战中参与给科学家发配远洋任务的人，也建议应当输送一批技术人才使第三世界的国家实现工业化。
这就回到了《两种文化》这本书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上，可以看到《两种文化》比起人文生活更倾向于参与地缘政治。斯诺认为，如果民主主义没有使不发达国家走进现代化，“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将会”远离西方而“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存在”。在书中，他写道，只有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保证富裕和独立。另外他也说：“我们时间不多了。”
这些观点中有些会让人看着觉得熟悉；数十年来我们把科学看成是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力量，在奥巴马的演说中也提倡创新思维。但是从其他角度来看，《两种文化》就像是一份不可更改的冷战时期档案。斯诺设想的工业化的进程就是跟着罗斯托的“飞跃进入持续增长”理论走，这条理论是20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原理中的一部分，即所谓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按照同一道轨迹发展。这样的大众改革就类似在殖民地自治化时代盖邮戳，所要做的就是准确无误地执行政府的指令，以此逐渐发展。“这种改革的规模就是最终整个成为国家所有，”斯诺写道，“私有工业，甚至是最大的私有工业，也不能拥有它，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商业竞争。”
在我个人看来，或许这就是斯诺的定论（之后的修改却被视而不见）可以流传至今的原因。最近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相信科技发展正涌入潜力无限的商业领域，从而我们得以乘着创造性毁灭的浪潮向前进。在这一点上，一位挑剔的英国技术专家也称大量的政府援助项目都显得不够沉着冷静。
不管怎么说，《两种文化》还是很真实地反映了在我们对发展设想时感到最不安的一点。斯诺也是一样，他希望相信科学的力量会不受限制地发展，然后依靠科学来改变世界——使之更美好——而不是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他写道，工业革命发生时“并不依靠任何人”，当然这包括知识分子，“所有人只是旁观着一切在改变。”但是同时，他又指出20世纪的发展受到了冷漠的诗人和小说家们的妨碍，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写《两种文化》。那究竟哪个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科学真的在朝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抑或是科学开始需要掉头走？
这个问题是《两种文化》向今天的我们传达得最为直接的一点。你的回答——当然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回答——很可能决定了你观念中科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是否需要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抵抗气候变化？他们又将如何展开这样的工作？我们需要扩大公众对问题的谅解度以期得到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吗？或者，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认为，斯诺这种个人的行动呼吁，最终会导致...（东西网完整原文： http://dongxi.net/b05F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