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涛：魅影与乡愁(【读品】108辑·大卫·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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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丹托曾无奈地感叹道，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着太多太多的定义，所以，这些定义受到教条主义和偏狭的鼓动就在所难免了。的确，就像一个能够随时被质疑的哲学命题，关于时代的修辞，似乎也总是漂泊不定。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读到如此模板化的句段：“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每一个修饰词，都向我们告示着时代的某种境遇，它被贴上了斑驳的标签，形色不一，难以辨认。
人类历史的浩浩长河，也有太多令我们不忍回首的腥风血雨。战争与炮火，屠杀与瘟疫，饥饿与贫穷，这些事件似乎从未远离过我们，在它们面前，生命总是无比脆弱。作家萧伯纳说，百万年过去了，直到如今，我们也没认清世界究竟是什么。是的，往事并不如烟，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总是那样地铭心刻骨。就像美国作家艾温•辛格在《我们的迷惘》中所说的那样：“比起先辈，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更能够感到，生命不但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我们在一间空屋子前面排演的悲剧”。那么，我们该往何处去？我们究竟生存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如此这般的追问，让太多的人陷入了困惑与迷茫。
而在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困惑与迷茫，才成全了新自由主义的雄起。因为新自由主义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充满诱惑的暗语：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心动呢？尤其是时至一个如此失落的历史情境。在《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开篇，哈维便指出，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于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奠基性组织，由哈耶克领衔的朝圣山学社便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如此宣称：“文明的核心价值岌岌可危。在地球上广大地区，维系人性尊严和自由的核心条件已告阙如”。哈耶克自己也讲到：“自由使我们免于他人的强制和暴力”。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最初指向的维度是恢复人性的尊严与自由，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拒绝。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已经让人们厌倦了政治，厌倦了强权。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最需要的是自由，哪怕只是安慰。
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的，是哈维所称之的“镶嵌型自由主义”。或许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号：凯恩斯主义。简单说来，镶嵌性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国家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和计划。这样导致的结果，便让人们的市场行为甚至日常生活都处在某种监管和政治约束的网络之中，也就是所谓的“不自由”。新自由主义则与此相反，它强调个体自由的重要性，主张市场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政府的干预，并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用哈维的话来说，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这种充满魅力的句调，有力地将新自由主义推上了历史的阶梯。在书中的第二章，哈维借用了葛兰西的“常识”观（common sense）来揭示新自由主义在民众心理“建立赞同”的策略，这和“判断力”（good sense）是截然不同的。“判断力”尚带有某种批判性，而“常识”则意味着默许，意味着不可置疑。这也正是哈维所担心的，因为“常识”同样也有可能凭借文化偏见而极大地歪曲、模糊或掩盖真实问题。
但不管怎样，新自由主义还是顺利获得了人们的青睐，这直接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镶嵌型自由主义”的破产。在历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繁华一梦”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遭遇寒流，首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继而是石油价格的暴涨、失业率的急速上升以及通货膨胀的肆无忌惮。对此，曾让“镶嵌型自由主义”鸣鸣得意的诸多招数，已经无能为力了。失望引发了普遍的愤怒，而打出“自由”这张牌的新自由主义，则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当时的民众情绪。
贰
19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为新自由主义彻底正了名。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劲势头。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让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更加显得理直气壮。以英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施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经济颓势得到扭转，市场活力明显提高。看上去，一切都似乎在朝着最理想化的方向发展。
但正如迈尔克•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这与哈维的忧虑不谋而合。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绚丽魅影中；相反，他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反思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弊端上。
人类发展史上，大凡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提出之始，多少总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就像新自由主义，不能否认，它的提出符合了人类长期以来“心向往之”的乌托邦构想。但哈维却冷静地指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发展会严重脱离理论所提供的模板。波兰尼也说道：“尽管诞生之初它只是一种对于非官僚主义的方法的偏爱，但渐渐地它演化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性的拯救”。将“拯救”完全托付给市场，这种“信仰”无疑是天真且危险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其实是阶级力量重建的工具。“贸易关系的新型结构以及创业机遇的涌现，已经使新的阶级形成过程得以浮出地表”，崇尚自由的市场风格，同时也打开了种种“贱买贵卖的可能性”。这样便让那些势单力薄的企业和组织无力竞争，它们不是被压制，就是被吞并。哈维以新自由主义化的印尼为例，指出与苏哈托政权关联密切的大财团们，不仅维护苏哈托家族的利益，同时也借助它们与国家机器的关系而囤积巨额财富。于是，最大的反讽现身了：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去政府化”的自由契约关系，反对权力机器的干涉；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践行者们却暗地里与国家政权结盟，好为他们在市场上更好地牟取利益而鸣锣开道。而这种悖论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初其实便显露出了马脚。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南美的智利与阿根廷最早便是通过上层阶级所支持的军事政变，采用强强权力量粗暴地推行新自由主义。在书中，哈维也如此写道：“国际竞争和全球化可以被用来规训各个国家内部反对新自由主义安排的运动。如果这一武器失败了，那么新自由主义国家必须求助于劝说、宣传，必要时也求助于赤裸裸的强力和政策力量，来镇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这种“急功近利”式的革命，注定难逃失落的宿命。
与诺姆•乔姆斯基不同，作为列斐伏尔的忠实追随者，大卫•哈维当然忘不了要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也“秀一秀”自己的人文地理学特长。书中第四章的标题为“不均衡地理发展”，这和哈维另一本叫做《希望的空间》的著作第一章标题完全一样。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便是建立在空间地理的维度上。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打开了国际市场，贸易壁垒逐渐消解，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来说，它们无力抵抗那些资本主义势力的霸道。更多时候，它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可口可乐、耐克和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的极力压制。哈维概括道：“竞争通常会导致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局面，因为强势企业会排挤掉弱势企业”。于是，新自由主义支撑起了这样一种富有特色的地理景观：在新自由主义的版图上，时刻进行着赤裸裸的国家与阶级力量的重建，世界各地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同时，在新自由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种种不均衡地理。由于市场经济利益的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纷纷流向了城市，村镇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反差；而城市中的空间建构也一样失去了平衡，各种高楼大厦、商业中心以及消费场所不断涌现，边缘地带却依然存在着令人心碎的贫民窟和血汗工厂。毋庸置疑，哈维的分析继承了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所提出的思想，那就是空间作为任何公共形式生活的基础，已经被某些经济势力和利益财团所利用。这也正是波兰尼所忧虑的地方，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计划，为了小部分人的“自由”，却遏制了大部分人的自由。
由于新自由主义主张将一切纳入到市场之中，所以，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主们便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缩短生产周期，这便导致了哈维所指涉的“时空压缩”现象的产生。在他的早期著作《后现代的状况》中，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不断加速的特征。具体来说，生产周期的缩短要求生产者们更快地进行生产；同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频率也急速提高，这也预示了对技术的迷恋将成为某种必然。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变革理论依赖于竞争的强迫性理论推动寻求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组织形式，但这种推动力已经牢牢嵌入企业常识之中，以至于成了一种拜物教信仰：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所有的这些，都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快节奏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浓缩”。同样，类似的观点在列斐伏尔的巨著《空间的生产》中也有体现，列斐伏尔认为：“当时间能够被金钱所公然评估时，当它像商品一样进行买卖时（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它的消失也就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了”。当然，列斐伏尔更多地是将时间放置到现代性的背景中进行讨论，哈维将其转接到新自由主义的僭越中，足见他在学术写作上的聪明。
叁
尼采说，对于真理而言，信服比流言更危险。的确，人类社会中从来都不缺少那些心怀鬼胎的时代清教徒们，他们时刻觊觎着真理、自由与正义，并想方设法地企图利用这些东西来为他们谋取利益。民众的纯真信仰，最后却成为了少数人的福祉，这实在让人心痛不已。罗曼•罗兰说过，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所以，从墨西哥的反抗，到阿根廷的崩溃，再到韩国的危机，无不向我们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病。对此，哈维看得十分清楚，否则，它不会在书中写出“实验中的新自由主义”或“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这样的语句。
那么，各种危机的诞生，是否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呢？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哈维并未对这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应，他更倾向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进行煞费苦心的探寻。最先露面的是新保守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放任市场所导致的不良局面，让新保守主义看到了绝地反击的机会。所以，从某个角度看，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这边，新自由主义还未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那边，新保守主义又兴致冲冲地粉墨登场了。哈维甚至还借用了中国学者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这本书上的观点，并将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放置在一起进行讨论。具体到美国来说，新保守主义提倡在两个方面重塑新自由主义实践：“第一，新保守主义认为秩序是解决个人利益混乱的方案；第二，新保守主义过分强调道德感，认为这是维系政治体安全免受国内外威胁的必要社会纽带”。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与道德感、摆脱无政府或虚无主义的状态，新保守主义极力主张国家力量的介入，并呼吁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因此，它的主要特征便成了“强调军事化”，哈维担心这有可能走向更为偏激的民族主义。于是，霍夫斯塔特在形容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时，便用了“政治的偏执狂风格”这样的字眼。也就是说，由于新保守主义对国家受到的威胁过于敏感，以至于会下意识地夸大它。所以，哈维一方面肯定了美国的民主与进步，另一方面也批评美国“偏执狂地惧怕来自外部敌人和邪恶势力的威胁”。结果就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新保守主义也照样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性格，它并不能成为一种值得信任的替代方案。
正因如此，哈维并未将希望寄托在某个具体的政权或理论上，他期待能用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建构自由的走向。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当前时代的没落，而乡愁般地缅怀过去某个失落的黄金时代。古代雅典的民主虽然历经过光荣，但它与我们今天所必需赋予“自由”这个词的意义相差甚远，因为目前的环境比以前要复杂得太多。哈维认为，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应该是“针对纯粹市场伦理的道德对抗，如何转变为文化抵抗甚至政治反抗”。当然，考虑到这本书只是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做一个大致的梳理，所以哈维并没有沿着这个问题继而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上个世纪，加缪曾告诉世人，自由应该是一个能使我们变得更好的机会。这正好应和了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的结尾处所说的：“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等着我们去争取”。是的，自由是我们人类共有的乡愁，我们迷恋它，信仰它。但漫漫归途中，依然充斥着太多的假象与魅影，它们正等待我们的辨识。
[美]大卫•哈维 著：《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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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托曾无奈地感叹道，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着太多太多的定义，所以，这些定义受到教条主义和偏狭的鼓动就在所难免了。的确，就像一个能够随时被质疑的哲学命题，关于时代的修辞，似乎也总是漂泊不定。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读到如此模板化的句段：“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每一个修饰词，都向我们告示着时代的某种境遇，它被贴上了斑驳的标签，形色不一，难以辨认。
人类历史的浩浩长河，也有太多令我们不忍回首的腥风血雨。战争与炮火，屠杀与瘟疫，饥饿与贫穷，这些事件似乎从未远离过我们，在它们面前，生命总是无比脆弱。作家萧伯纳说，百万年过去了，直到如今，我们也没认清世界究竟是什么。是的，往事并不如烟，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总是那样地铭心刻骨。就像美国作家艾温•辛格在《我们的迷惘》中所说的那样：“比起先辈，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更能够感到，生命不但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我们在一间空屋子前面排演的悲剧”。那么，我们该往何处去？我们究竟生存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如此这般的追问，让太多的人陷入了困惑与迷茫。
而在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困惑与迷茫，才成全了新自由主义的雄起。因为新自由主义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充满诱惑的暗语：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心动呢？尤其是时至一个如此失落的历史情境。在《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开篇，哈维便指出，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于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奠基性组织，由哈耶克领衔的朝圣山学社便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如此宣称：“文明的核心价值岌岌可危。在地球上广大地区，维系人性尊严和自由的核心条件已告阙如”。哈耶克自己也讲到：“自由使我们免于他人的强制和暴力”。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最初指向的维度是恢复人性的尊严与自由，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拒绝。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已经让人们厌倦了政治，厌倦了强权。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最需要的是自由，哪怕只是安慰。
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的，是哈维所称之的“镶嵌型自由主义”。或许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号：凯恩斯主义。简单说来，镶嵌性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国家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和计划。这样导致的结果，便让人们的市场行为甚至日常生活都处在某种监管和政治约束的网络之中，也就是所谓的“不自由”。新自由主义则与此相反，它强调个体自由的重要性，主张市场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政府的干预，并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用哈维的话来说，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这种充满魅力的句调，有力地将新自由主义推上了历史的阶梯。在书中的第二章，哈维借用了葛兰西的“常识”观（common sense）来揭示新自由主义在民众心理“建立赞同”的策略，这和“判断力”（good sense）是截然不同的。“判断力”尚带有某种批判性，而“常识”则意味着默许，意味着不可置疑。这也正是哈维所担心的，因为“常识”同样也有可能凭借文化偏见而极大地歪曲、模糊或掩盖真实问题。
但不管怎样，新自由主义还是顺利获得了人们的青睐，这直接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镶嵌型自由主义”的破产。在历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繁华一梦”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遭遇寒流，首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继而是石油价格的暴涨、失业率的急速上升以及通货膨胀的肆无忌惮。对此，曾让“镶嵌型自由主义”鸣鸣得意的诸多招数，已经无能为力了。失望引发了普遍的愤怒，而打出“自由”这张牌的新自由主义，则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当时的民众情绪。
贰
19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为新自由主义彻底正了名。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劲势头。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让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更加显得理直气壮。以英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施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经济颓势得到扭转，市场活力明显提高。看上去，一切都似乎在朝着最理想化的方向发展。
但正如迈尔克•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这与哈维的忧虑不谋而合。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绚丽魅影中；相反，他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反思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弊端上。
人类发展史上，大凡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提出之始，多少总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就像新自由主义，不能否认，它的提出符合了人类长期以来“心向往之”的乌托邦构想。但哈维却冷静地指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发展会严重脱离理论所提供的模板。波兰尼也说道：“尽管诞生之初它只是一种对于非官僚主义的方法的偏爱，但渐渐地它演化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性的拯救”。将“拯救”完全托付给市场，这种“信仰”无疑是天真且危险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其实是阶级力量重建的工具。“贸易关系的新型结构以及创业机遇的涌现，已经使新的阶级形成过程得以浮出地表”，崇尚自由的市场风格，同时也打开了种种“贱买贵卖的可能性”。这样便让那些势单力薄的企业和组织无力竞争，它们不是被压制，就是被吞并。哈维以新自由主义化的印尼为例，指出与苏哈托政权关联密切的大财团们，不仅维护苏哈托家族的利益，同时也借助它们与国家机器的关系而囤积巨额财富。于是，最大的反讽现身了：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去政府化”的自由契约关系，反对权力机器的干涉；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践行者们却暗地里与国家政权结盟，好为他们在市场上更好地牟取利益而鸣锣开道。而这种悖论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初其实便显露出了马脚。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南美的智利与阿根廷最早便是通过上层阶级所支持的军事政变，采用强强权力量粗暴地推行新自由主义。在书中，哈维也如此写道：“国际竞争和全球化可以被用来规训各个国家内部反对新自由主义安排的运动。如果这一武器失败了，那么新自由主义国家必须求助于劝说、宣传，必要时也求助于赤裸裸的强力和政策力量，来镇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这种“急功近利”式的革命，注定难逃失落的宿命。
与诺姆•乔姆斯基不同，作为列斐伏尔的忠实追随者，大卫•哈维当然忘不了要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也“秀一秀”自己的人文地理学特长。书中第四章的标题为“不均衡地理发展”，这和哈维另一本叫做《希望的空间》的著作第一章标题完全一样。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便是建立在空间地理的维度上。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打开了国际市场，贸易壁垒逐渐消解，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来说，它们无力抵抗那些资本主义势力的霸道。更多时候，它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可口可乐、耐克和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的极力压制。哈维概括道：“竞争通常会导致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局面，因为强势企业会排挤掉弱势企业”。于是，新自由主义支撑起了这样一种富有特色的地理景观：在新自由主义的版图上，时刻进行着赤裸裸的国家与阶级力量的重建，世界各地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同时，在新自由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种种不均衡地理。由于市场经济利益的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纷纷流向了城市，村镇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反差；而城市中的空间建构也一样失去了平衡，各种高楼大厦、商业中心以及消费场所不断涌现，边缘地带却依然存在着令人心碎的贫民窟和血汗工厂。毋庸置疑，哈维的分析继承了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所提出的思想，那就是空间作为任何公共形式生活的基础，已经被某些经济势力和利益财团所利用。这也正是波兰尼所忧虑的地方，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计划，为了小部分人的“自由”，却遏制了大部分人的自由。
由于新自由主义主张将一切纳入到市场之中，所以，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主们便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缩短生产周期，这便导致了哈维所指涉的“时空压缩”现象的产生。在他的早期著作《后现代的状况》中，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不断加速的特征。具体来说，生产周期的缩短要求生产者们更快地进行生产；同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频率也急速提高，这也预示了对技术的迷恋将成为某种必然。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变革理论依赖于竞争的强迫性理论推动寻求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组织形式，但这种推动力已经牢牢嵌入企业常识之中，以至于成了一种拜物教信仰：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所有的这些，都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快节奏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浓缩”。同样，类似的观点在列斐伏尔的巨著《空间的生产》中也有体现，列斐伏尔认为：“当时间能够被金钱所公然评估时，当它像商品一样进行买卖时（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它的消失也就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了”。当然，列斐伏尔更多地是将时间放置到现代性的背景中进行讨论，哈维将其转接到新自由主义的僭越中，足见他在学术写作上的聪明。
叁
尼采说，对于真理而言，信服比流言更危险。的确，人类社会中从来都不缺少那些心怀鬼胎的时代清教徒们，他们时刻觊觎着真理、自由与正义，并想方设法地企图利用这些东西来为他们谋取利益。民众的纯真信仰，最后却成为了少数人的福祉，这实在让人心痛不已。罗曼•罗兰说过，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所以，从墨西哥的反抗，到阿根廷的崩溃，再到韩国的危机，无不向我们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病。对此，哈维看得十分清楚，否则，它不会在书中写出“实验中的新自由主义”或“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这样的语句。
那么，各种危机的诞生，是否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呢？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哈维并未对这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应，他更倾向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进行煞费苦心的探寻。最先露面的是新保守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放任市场所导致的不良局面，让新保守主义看到了绝地反击的机会。所以，从某个角度看，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这边，新自由主义还未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那边，新保守主义又兴致冲冲地粉墨登场了。哈维甚至还借用了中国学者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这本书上的观点，并将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放置在一起进行讨论。具体到美国来说，新保守主义提倡在两个方面重塑新自由主义实践：“第一，新保守主义认为秩序是解决个人利益混乱的方案；第二，新保守主义过分强调道德感，认为这是维系政治体安全免受国内外威胁的必要社会纽带”。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与道德感、摆脱无政府或虚无主义的状态，新保守主义极力主张国家力量的介入，并呼吁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因此，它的主要特征便成了“强调军事化”，哈维担心这有可能走向更为偏激的民族主义。于是，霍夫斯塔特在形容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时，便用了“政治的偏执狂风格”这样的字眼。也就是说，由于新保守主义对国家受到的威胁过于敏感，以至于会下意识地夸大它。所以，哈维一方面肯定了美国的民主与进步，另一方面也批评美国“偏执狂地惧怕来自外部敌人和邪恶势力的威胁”。结果就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新保守主义也照样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性格，它并不能成为一种值得信任的替代方案。
正因如此，哈维并未将希望寄托在某个具体的政权或理论上，他期待能用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建构自由的走向。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当前时代的没落，而乡愁般地缅怀过去某个失落的黄金时代。古代雅典的民主虽然历经过光荣，但它与我们今天所必需赋予“自由”这个词的意义相差甚远，因为目前的环境比以前要复杂得太多。哈维认为，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应该是“针对纯粹市场伦理的道德对抗，如何转变为文化抵抗甚至政治反抗”。当然，考虑到这本书只是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做一个大致的梳理，所以哈维并没有沿着这个问题继而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上个世纪，加缪曾告诉世人，自由应该是一个能使我们变得更好的机会。这正好应和了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的结尾处所说的：“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等着我们去争取”。是的，自由是我们人类共有的乡愁，我们迷恋它，信仰它。但漫漫归途中，依然充斥着太多的假象与魅影，它们正等待我们的辨识。
[美]大卫•哈维 著：《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32.00元。
本文刊于【读品】10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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