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孤独的人的远行

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阿隆在这本书中究竟在向谁开炮， “精神世界的迷雾重重，确实需要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知识分子的守夜人”，而“守夜人”突破的迷雾是什么？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吗？不是的，是整个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对于意识形态的一种狂热。“不是指随便哪个思想，哪个思想和价值观的总合，而是指所谓整体阐释历史世界的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特殊形式。”所以说阿隆开炮的对象不仅仅是左派，不仅仅是苏联模式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整个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长期形成的畸形的思维体系和价值观，是知识分子沉浸在意识形态对立的迷雾之中的一种根本的否定。这种畸形的意识形态观点，深深的决定了苏联会走上一条极权主义的道路，那些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也会走上一条纵容极权制度的道路。
在这里我们应该泯灭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左派作为一个派别，它的本质在于反对性与在野性，本身就是一种混合个概念，而且“在1848年之前，从大革命中获得了各种荣光的左派一直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由此形成了左派与反对党之间的混淆）。而在此之后，反对资产阶级的左派继承了反对旧制度的左派，后者反对的是王权的专断、特权制度或行会组织，而前者则主张经济的国家控制，这两者在思想和目标上有相同之处吗？”左派作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团体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更不必说和左派相对应的右派了。我们既无法给左派下一个逻辑学上的定义，也没法找到具有“典型性”的左派代表。应该看到左派右派的传统划分本来就是模糊而且没有实际意义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个的人，或者用逻辑上的话来讲是“being”，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存在性的个体和集体的一部分。强行把人群，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划分为左右派本身就是泛意识形态者的偏见。所谓“左派”，只是一种人在于较低位置时的正常的社会心理反应，而不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态度。“唯一的左派，总是忠诚于自己的左派，是那些使人想起博爱，爱，而不是平等与自由的人。”（《知识分子的鸦片》，page23）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左派的认定只是长期受到意识形态思想的限制而虚构产生，而真正意义上的左派，不是意识形态层次，不是社会政治层次的，而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人，一种人性的体现：“人类处于神与禽兽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有些人日益神圣，有些人变成野兽，大部分人保持中庸”（普罗提诺）所谓的神性就是所谓的左派性，就是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属性，爱和博爱。所谓的兽性，就是一种极端的占有欲，一种侵略性，是“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笛福）苏联模式的失败性，在于监督的缺位，在于思想的缺失，产生了一个人的权利和欲望的无限制的增长而产生了悲剧。
凡未必真，必不可说——路易希德 维特根斯坦
不过根据阿隆当时的时代环境来讲，主要的极端意识形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阿隆的主要目标还是马克思主义。如何驳倒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定义比定理更重要。.”（黄兆镇，浙江大学数学系）我们应该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线性的，“左派的单线性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一个人的个体在于历史的地位突然下降，而且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通过强调左右对立，掩盖了现实世界和历史的复杂性，“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左右对立的程式或马克思主义的程式中，承认具有现实性的争论的多样性，承认构成现代社会的结构的多样性，承认所由产生的问题和必要的行动方式的多样性。历史的意义揭示了这种多样性，而意识形态掩盖了这样的多样性，即便是当他裹在历史哲学的华丽外衣时亦是如此。”（《知识分子的鸦片》Page31）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欺骗，马克思的那些历史的，政治经济的概念，随着20世纪的到来，逐渐显示出过时的倾向，而一些人通过强行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混淆了19世纪和20世纪同样词汇的不同的概念，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可悲的是，还有很多知识分子依然睡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被窝了，拒绝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多的是对于事物的直接断言而不是严格的逻辑推理。虽然“历史不是数学”，但是政治上的论断必须还是要给出令人信服的哲学论断，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缺陷。从哲学的术语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缺少规模更大于其自身的元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既不完备又不一致的。毛泽东“九个手指和一个手指的关系”，既曾被人民日报用来论证大跃进的正确性，有曾被用来论证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哲学上告诉我们，只有本身是错误的结论才同时推断出矛盾的结果。这个小事充分的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直接论断，不仅仅是在逻辑上行不通，在实际上也很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人类并不能证明经济事实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均占支配地位。”这是历史的实际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赤裸裸的反驳。
“历史并不荒诞可笑，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可以掌握它的终极意义。”（《知识分子的鸦片》p139）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忽略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复杂的社会结构，只留下空洞的“进步历史观”的时候，历史也只可能具有决定论的意义。“上帝从来不会去掷骰子”这只是爱因斯坦一厢情愿的愿景，狭义的因果效应已经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历史的复杂性，超出了线性的决定论的范畴，其结果具有混沌性的神奇。“凡未必真，必不可说”，一种一厢情愿的单纯历史的进程，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都是显得苍白而且可笑。以这种历史观看世界，看到的是偏激的景象，“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黑格尔）
 专制制度经常是以追求自由的名义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经验警示我们：判断一个政党，不能仅凭这个政党宣称的原则，更多还应看其所作所为。 ——雷蒙 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实话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存在问题，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却未必全是恶，“ 是我们在良善和邪恶之间的选择，而非我们对良善和邪恶的意见，决定了我们的品格。”（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在雷蒙 阿隆的引导下，我们失望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践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没有实现马克思本人善意的目标。显然“20世纪的一切的战争和革命都无法满足马克思所描述的理论。”（《知识分子的鸦片》，page108）所以列宁和斯大林需要也必然需要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修正。在苏联的整个社会实践中，我们不禁看到苏联既没有给人们带来民主和法制，也没有解决“无产阶级”的痛苦，无产阶级被“异化”，在一个个资本家剥削了他们的剩余价值之后，可以说工人们也被剥夺了人性。这种理论推导出了工人的不满和所有制相关。但是资本论中展示了这样的事实“即使所有制成为国家所有制，这些不满依然存在”。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党到底有没有代表无产阶级作出了深刻的回答。苏联的手段是封闭与国外的联系，加强内部的宣传，使那些在高尔基工厂和斯柯达工厂里工作的“社会主义的主人”认同了他们比鲁尔，曼彻斯特，里尔，底特律的工人拥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的价值，于是苏联在内部实现了社会的“大同”。
更难堪的事情是，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充分的改造，使得“苏联的事业和革命的事业相等同”。因此，苏联对于东欧和远东的控制，就不是“沙俄的帝国主义的”，而是“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于是各个其他共产主义政党有义务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也有义务接受社会主义祖国的坦克对于本国国土的“指导”。所谓的第三国际无非是苏联实现对外扩张的一个幌子。
可悲的事情是，“独立知识分子”们仿佛看不到苏联的这一切，”在苏联，人们拥有全面的批评的自由。“（萨特1954年访问苏俄后的讲话）知识分子的眼睛，被意识形态所蒙上，为了实现所谓的社会理想，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体集体默认了苏联的集中营，默认了苏联对于少数族裔的镇压，默认了苏联高层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知识分子吸食了太多的鸦片，以至于他们连最基本的事实也看不到。”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王小波，1993。其实不理智的时代不又都是由于知识分子沉浸在意识形态的鸦片之中难以自拔产生的？
附：人借助于科学，就可纠正自然界的缺陷。
——梅契尼科夫
历史学意义在哪里？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读这本书？
雷蒙 阿隆这本书，批判的是意识形态，真正深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历史观的 意义在哪里？历史学又有什么样的意义？科学是用来纠正自然界的缺陷，而历史，是用来纠正人的缺陷。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历史总是有着太多的相似，如果你很难看到自己身上的弱点，那么请转向历史中，我们会更好的看清人性中的善与恶，更好的去爱，博爱。中国在49年之后的混乱和迷茫完全可以从苏联的20年代30年代中找到借鉴，苏联的两次革命又是法国大革命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另类延伸。
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意识形态的潮流已经淡去，历史学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真”的探索。“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对于真善美的寻求，是追求爱和博爱，是追求人性，追求进步的过程。而我们的时代的彷徨和迷茫，终将在未来散去，它会消失在我们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性的品格中，消失在我们不断追求的教育的未来中。“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浙大培养的我们不应该是这种“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