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正常与异端——《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尽管必须承认一开始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书名，仍花了近一周的时间将奥利弗·萨克斯（Oliver·Sacks）的《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读完。这是一部关于精神病医学的故事书，在7个章节中作者分别记述了对7名精神病人行为的观察与感官、思维方式的考量——精神病人只是医学术语的界定。人类学家的名义是萨克斯在面对自闭症患者谭普·格兰丁时的自嘲，仿佛他正在接触的是异文化的地外生命。

      实际上这并非我第一次接触关于精神疾病的文本，上半年读过一本凯博文的《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这本书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苦痛”回忆。在此书中凯博文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为视角，分析社会问题如何实现“躯体化”并表现以病患的方式。在研究中凯博文运用了包括DSM（美国精神医学会统计手册）在内的多项专业医学概念，目的在于界定被中文概念模糊化了的“神经衰弱”和被西方广泛采用的“抑郁症”两项概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尽管当时中国的精神医学工作者始终坚持二者差异性的存在，凯博文仍倾向于中国人所谓的神经衰弱亦即抑郁症，其基础是施威德关于人类精神结构共通的理论。

      施威德通过对幼儿的行为和认知的观察认为拥有共同生理结构的人类生而拥有共通的精神结构，因此尽管在语言和行为上的表达彼此迥异，精神疾病在不同社会文化中所导致的精神和躯体病痛仍然是共通的精神结构的体现。施威德的理论的价值在于通过论证或者构建出共通的精神结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精神疾病即可被归纳入同一体系。凯博文的研究成为一个契机，我开始意识到精神疾病并不能用传统临床生理医学的分类体系去解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是重要的因变量。

      在奥利弗·萨克斯这里，疾病本身成为了异文化的一部分。帕森斯将疾病理解为某种文化构建：社会以医学的手段对“偏离”行为进行制裁，疾病即被某与了某种社会意义，疾病与医院分别可以对应犯罪与监狱。自闭症、图雷综合症、色盲症等疾病的患者，其最大困扰主要并非源于病症本身，而是在于社会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对其进行的区隔。这种区隔可以表现为同情、怜悯或者厌恶、歧视等态度，并发展出社会机制对患者权力的赋予与剥夺。

      萨克斯意图跨越正常与异常之间的区隔，就如同我们所强调的文化的相对属性。对自闭症、图雷特综合症、色盲症等病症的患者来说，疾病是与自身精神、躯体和生活所共存的一部分；而萨克斯的描述和刻绘则无异于意识以及意义的重构，这并非指责，就如作者在文中所述，现代智人的思维建立在符号逻辑的基础上，客观存在物只有通过被构建与被赋予意义才能完成自身的符号化过程。

      处在二元对立的另一面——“正常”中的人们很难介入到精神疾病患者所处的情景，因为鲜有类似的生理机制可供我们体验：拥有惊人记忆力和模仿力却不能进行符号化的逻辑思考；全身心沉浸在对童年家乡的想象和回忆而进行的艺术创作；因为大脑皮层额叶受损而丧失一切兴趣和记忆能力……常人更多得只能通过生活中类似的情境进行猜测与想象。而作为曾亲身感受到腿部床上所带来的精神变化的神经科学家，萨克斯的作品以精彩的故事和传神的描述为读者表现精神疾病的发生机制，即使这只是出于他自身的某种建构。

      同时他又告诉读者，异常本身即已足够构成某种生活状态，不可能也不允许轻易发生变化。正如长期眼盲的白内障患者在进行白内障手术后视觉与原有的空间感完全脱节而祈愿能够再度失明；因车祸色盲的画匠在熟悉黑白所构成的铅色世界后拒绝回到色彩中：对感官而言，大脑皮层的组织增生与衰退都将被精神结构所表达。而在人类使用符号作为逻辑工具之前，模仿是心智的最重要体现，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有一定的普适意义。这向我们提出某项警告：我们究竟能以何种程度对“精神病人”或者“精神病”本身进行干预。似乎在萨克斯看来，理解和尊敬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为正确的事。

      有足够的理由信任中信出版社对奥利弗·萨克斯的描述——“《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胜作家”，因为大众需要的仅是有价值而非深刻的知识。相比于恣意的想象，理性的分析和说明总是更能打动人心，这也就是奥利弗·萨克斯写作本书——这部纽约时报上的畅销书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