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出版米塞斯巨著《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的當前意義
By 黃春興 2010/05
新竹清华大学人社院教授
雖然在政治和出版自由方面，中國大陸還落後臺灣一段距離；但學術社群在引進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上，卻超前臺灣許多。去年臺北出版的安‧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便改自重慶先一年出版的簡體字版。究其因，固然是大陸的學術社群擁有龐大的人口數，但我理解的另一原因則是：他們對自由主義，尤其是自由經濟的期盼遠較臺灣熱切。因此，奧地利學派許多論述自由經濟的名著，中文譯本也只有簡體版。然而，米塞斯(L. Mises)這本巨著《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臺灣翻譯為《人的行為》）卻是異數：英文版問世已經超過半世紀，臺灣也有了兩次譯本，在大陸卻遲到今年，幾乎等到所有自由經濟名著都完成中譯之後。
不過，這樣也好，畢竟米塞斯的自由經濟理論較傅利德曼(M. Friedman)、科斯（R. Coase）、哈耶克(F. Hayek)等自由主義學者都還徹底，若是太早曝光，或許也只會夭折。自由經濟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太偉大了：打從改革開放開始，大陸學術社群引進了還不算自由開放的凱因斯理論，先把計劃經濟體制推向政府能調控的“受束縛的市場機制”（米塞斯的用語）；接著再引進科斯的交易成本與制度學說，提供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各種放權讓利的體制改革有個說得通的理論說法；到了上世紀末，引進的哈耶克市場理論又呼應著民營企業的快速蓬勃發展。在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中，轉型必須先發生在人們的觀念和自發行為，其後的政府政策才會成功；這點，的確在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獲得驗證。
然而，上世紀末也同時引進了周旋在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間的新古典經濟學。由於這學派缺欠對經濟結構和市場過程的深刻認識，當它壟斷執政者的觀念和政策制訂後，註定要帶給中國的經濟社會不少結構性的困難，如貧富差距擴大、產業結構扭曲、地區發展失衡等。而這些結構性困難，都是米塞斯這本巨著的主要章節。他嚴謹地論述其發生的原因，也說明如何矯正的原則。這巨著的確來得遲，卻來得巧。我期待它能成為大陸發展自由經濟的第四波思潮和轉型。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亞當斯密不同于重商主義之處，在於他將經濟增長的動力放在市場下的分工和專業化，因為這可以全面地讓工人薪資隨著經濟增長同步提升。十九世紀興起的奧地利學派，繼承了亞當斯密的理念，反對以政策扭曲經濟社會結構的方式去追求經濟增長。譬如，對臺灣經濟發展貢獻甚大的蔣碩傑，在1970年代曾持奧地利學派理論反對低利率政策。他稱低利率政策為“五鬼搬運”，讓富人在神不知鬼不覺下“搬走”窮人辛苦累積的財產，拉大社會的貧富差距。為此，富人組織的工商團體排斥他，臺灣的政府也沒採納他的建議。不幸地，臺灣的吉尼（Gini）係數自此日漸惡化。
蔣碩傑是哈耶克的學生，而哈耶克可以說是米塞斯的學生。米塞斯是奧地利學派的第三代大師，這本巨著是該學派體系最完整的教本。根據柯茲奈(I. M. Kirzner)的說法，在一戰後，奧地利學派的學者雖然承襲著孟格(C. Menger)的傳統，卻普遍說不出自己和華拉斯(L. Walras)傳統的差異。當時，後者正以均衡分析取代增長過程的理論傳統，而這改變提供了計劃經濟者亟需的理論武器。由於奧地利學派反對計劃經濟以強制的均化政策去傷害經濟增長，因此遭受社會主義者惡意地醜化成“富人階級的幫兇”。奧地利學派極力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發展，因為政府除了可能以“社會公平”為名重創經濟成長外，也可能以“經濟增長”為名重創社會公平，就如當前中國面臨的困境。
每個社會的區域或部門之間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甚至區域或部門之內也存在著差異。換言之，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是以結構的形式存在於社會，而這結構會隨著人的行為和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而不斷調和與發展，因為“人的行為先天就是朝向於降低自己的不幸”，而“市場機制提供平臺讓他們以行動去改善自己的幸福”。奧地利學派關心的是推動這結構不斷調和與發展的背後力量，也就是人的行為和市場機制不要受到干預與傷害。一旦人的行為與市場機制受到束縛，調和與發展的力量便將受挫，這將導致結構性差異的僵固化。其結果若不是重創經濟增長，就是重創社會公平。
米塞斯寫這本書，是為了讓知識社群能理解政府強制干預人的行為與市場機制的嚴重後果，因此，他要建立一套具有強大說服力的嚴謹邏輯體系。他在〈序言〉中寫道：“經濟思想的體系必須建構地經得起那些來自無理性說、歷史自足主義、泛物理主義、行為主義以及所有各種變相的多邏輯說的任何批評。…現在，我們必須在人的行為通論，或行為學（Praxeology）的堅實基礎上，建立交換學（Catallactics）的理論。”（HA, p.7）書中，米塞斯以“行為學”和“交換學”替代俗稱的人的行為和市場交易。不過，書名是《人的行為》，不是行為學，原因是後者的範圍較廣。於是，他附加一個副標題：“關於經濟學的專論”(A Treatise on Economics)，明確界定書的範圍。在米塞斯眼中，經濟學雖只是行為學的一部份，卻是行為學的科學基礎。他認為：“缺欠經濟學知識是無法理解自由主義的，因為自由主義是應用經濟學——基於科學基礎的社會與政治政策。”（見《古典傳統的自由主義》）這裏的科學基礎，就是經濟學。
米塞斯用前幾章建構了行為學體系：從一套永恆為真、具有實證內容的先驗前提出發，然後以邏輯演繹出一些推論。只要先驗前提為真而邏輯演繹又無誤，則推論必然為真並具有實證內容。換言之，這些推論不再需要去驗證或否證。（奧地利學派也有不同主張的方法論。）接著，第四篇以半本書的篇幅討論交換學的內容，包括有名的景氣波動理論。他認為這部份描述的是未受政府干預之前的市場運作狀態。以此為參照，他另外討論了計劃經濟和政府干預兩篇。
在計劃經濟的章節中，他重述“社會計畫不可能論”。在政府干預的章節中，他強調政府干預如走在一條滑向計劃經濟的斜坡，因為政府干預的本質是逐漸自我強化，最後被終將吸納到計劃經濟的黑洞。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哈耶克約略同時其出版的《到奴役之路》。這兩位奧地利學派的大師共同擔心的，就是政府將虛構的經濟效益淩駕在真實的人的行動之自由與權利之上。當前政府的作法就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社會福利或總體效率為名，允許政府以特例方式就個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評估，其後果是不斷地侵蝕人的行動與市場機制的運作範圍與自由。
在計劃經濟下，個人沒有私有產權，因此政府政策的效益淨值在理論上還是要進入國庫。但當前的干預政策是在私有產權體制下運作的，米塞斯在書中指出：這時的政策效益淨值大部分會流進私人口袋，而其獲利率也會隨時間遞減。那麼，是那些人會獲利？又那些人會優先獲利？米塞斯的答案是：跟政治核心愈接近的人，愈能在早期獲得愈大的私人利潤。由於這些人原本就是權貴的圈內人，毫不驚訝地，政府每一次的政策干預都會使得貧富差距進一步惡化。
限於字數，我想，討論至此已經足夠了。大陸走出計劃經濟以來，已引進三波的自由經濟理論，而每一次都帶來經濟增長。不幸地，在這過程中因為徘徊而過度擁抱新古典經濟論述，逐陷入結構性的困境。或許米塞斯這本巨著能帶來繼續朝向自由經濟的第四波轉型，為這些困境找到一些解套的原則。
新竹清华大学人社院教授
雖然在政治和出版自由方面，中國大陸還落後臺灣一段距離；但學術社群在引進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上，卻超前臺灣許多。去年臺北出版的安‧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便改自重慶先一年出版的簡體字版。究其因，固然是大陸的學術社群擁有龐大的人口數，但我理解的另一原因則是：他們對自由主義，尤其是自由經濟的期盼遠較臺灣熱切。因此，奧地利學派許多論述自由經濟的名著，中文譯本也只有簡體版。然而，米塞斯(L. Mises)這本巨著《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臺灣翻譯為《人的行為》）卻是異數：英文版問世已經超過半世紀，臺灣也有了兩次譯本，在大陸卻遲到今年，幾乎等到所有自由經濟名著都完成中譯之後。
不過，這樣也好，畢竟米塞斯的自由經濟理論較傅利德曼(M. Friedman)、科斯（R. Coase）、哈耶克(F. Hayek)等自由主義學者都還徹底，若是太早曝光，或許也只會夭折。自由經濟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太偉大了：打從改革開放開始，大陸學術社群引進了還不算自由開放的凱因斯理論，先把計劃經濟體制推向政府能調控的“受束縛的市場機制”（米塞斯的用語）；接著再引進科斯的交易成本與制度學說，提供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各種放權讓利的體制改革有個說得通的理論說法；到了上世紀末，引進的哈耶克市場理論又呼應著民營企業的快速蓬勃發展。在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中，轉型必須先發生在人們的觀念和自發行為，其後的政府政策才會成功；這點，的確在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獲得驗證。
然而，上世紀末也同時引進了周旋在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間的新古典經濟學。由於這學派缺欠對經濟結構和市場過程的深刻認識，當它壟斷執政者的觀念和政策制訂後，註定要帶給中國的經濟社會不少結構性的困難，如貧富差距擴大、產業結構扭曲、地區發展失衡等。而這些結構性困難，都是米塞斯這本巨著的主要章節。他嚴謹地論述其發生的原因，也說明如何矯正的原則。這巨著的確來得遲，卻來得巧。我期待它能成為大陸發展自由經濟的第四波思潮和轉型。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亞當斯密不同于重商主義之處，在於他將經濟增長的動力放在市場下的分工和專業化，因為這可以全面地讓工人薪資隨著經濟增長同步提升。十九世紀興起的奧地利學派，繼承了亞當斯密的理念，反對以政策扭曲經濟社會結構的方式去追求經濟增長。譬如，對臺灣經濟發展貢獻甚大的蔣碩傑，在1970年代曾持奧地利學派理論反對低利率政策。他稱低利率政策為“五鬼搬運”，讓富人在神不知鬼不覺下“搬走”窮人辛苦累積的財產，拉大社會的貧富差距。為此，富人組織的工商團體排斥他，臺灣的政府也沒採納他的建議。不幸地，臺灣的吉尼（Gini）係數自此日漸惡化。
蔣碩傑是哈耶克的學生，而哈耶克可以說是米塞斯的學生。米塞斯是奧地利學派的第三代大師，這本巨著是該學派體系最完整的教本。根據柯茲奈(I. M. Kirzner)的說法，在一戰後，奧地利學派的學者雖然承襲著孟格(C. Menger)的傳統，卻普遍說不出自己和華拉斯(L. Walras)傳統的差異。當時，後者正以均衡分析取代增長過程的理論傳統，而這改變提供了計劃經濟者亟需的理論武器。由於奧地利學派反對計劃經濟以強制的均化政策去傷害經濟增長，因此遭受社會主義者惡意地醜化成“富人階級的幫兇”。奧地利學派極力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發展，因為政府除了可能以“社會公平”為名重創經濟成長外，也可能以“經濟增長”為名重創社會公平，就如當前中國面臨的困境。
每個社會的區域或部門之間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甚至區域或部門之內也存在著差異。換言之，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是以結構的形式存在於社會，而這結構會隨著人的行為和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而不斷調和與發展，因為“人的行為先天就是朝向於降低自己的不幸”，而“市場機制提供平臺讓他們以行動去改善自己的幸福”。奧地利學派關心的是推動這結構不斷調和與發展的背後力量，也就是人的行為和市場機制不要受到干預與傷害。一旦人的行為與市場機制受到束縛，調和與發展的力量便將受挫，這將導致結構性差異的僵固化。其結果若不是重創經濟增長，就是重創社會公平。
米塞斯寫這本書，是為了讓知識社群能理解政府強制干預人的行為與市場機制的嚴重後果，因此，他要建立一套具有強大說服力的嚴謹邏輯體系。他在〈序言〉中寫道：“經濟思想的體系必須建構地經得起那些來自無理性說、歷史自足主義、泛物理主義、行為主義以及所有各種變相的多邏輯說的任何批評。…現在，我們必須在人的行為通論，或行為學（Praxeology）的堅實基礎上，建立交換學（Catallactics）的理論。”（HA, p.7）書中，米塞斯以“行為學”和“交換學”替代俗稱的人的行為和市場交易。不過，書名是《人的行為》，不是行為學，原因是後者的範圍較廣。於是，他附加一個副標題：“關於經濟學的專論”(A Treatise on Economics)，明確界定書的範圍。在米塞斯眼中，經濟學雖只是行為學的一部份，卻是行為學的科學基礎。他認為：“缺欠經濟學知識是無法理解自由主義的，因為自由主義是應用經濟學——基於科學基礎的社會與政治政策。”（見《古典傳統的自由主義》）這裏的科學基礎，就是經濟學。
米塞斯用前幾章建構了行為學體系：從一套永恆為真、具有實證內容的先驗前提出發，然後以邏輯演繹出一些推論。只要先驗前提為真而邏輯演繹又無誤，則推論必然為真並具有實證內容。換言之，這些推論不再需要去驗證或否證。（奧地利學派也有不同主張的方法論。）接著，第四篇以半本書的篇幅討論交換學的內容，包括有名的景氣波動理論。他認為這部份描述的是未受政府干預之前的市場運作狀態。以此為參照，他另外討論了計劃經濟和政府干預兩篇。
在計劃經濟的章節中，他重述“社會計畫不可能論”。在政府干預的章節中，他強調政府干預如走在一條滑向計劃經濟的斜坡，因為政府干預的本質是逐漸自我強化，最後被終將吸納到計劃經濟的黑洞。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哈耶克約略同時其出版的《到奴役之路》。這兩位奧地利學派的大師共同擔心的，就是政府將虛構的經濟效益淩駕在真實的人的行動之自由與權利之上。當前政府的作法就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社會福利或總體效率為名，允許政府以特例方式就個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評估，其後果是不斷地侵蝕人的行動與市場機制的運作範圍與自由。
在計劃經濟下，個人沒有私有產權，因此政府政策的效益淨值在理論上還是要進入國庫。但當前的干預政策是在私有產權體制下運作的，米塞斯在書中指出：這時的政策效益淨值大部分會流進私人口袋，而其獲利率也會隨時間遞減。那麼，是那些人會獲利？又那些人會優先獲利？米塞斯的答案是：跟政治核心愈接近的人，愈能在早期獲得愈大的私人利潤。由於這些人原本就是權貴的圈內人，毫不驚訝地，政府每一次的政策干預都會使得貧富差距進一步惡化。
限於字數，我想，討論至此已經足夠了。大陸走出計劃經濟以來，已引進三波的自由經濟理論，而每一次都帶來經濟增長。不幸地，在這過程中因為徘徊而過度擁抱新古典經濟論述，逐陷入結構性的困境。或許米塞斯這本巨著能帶來繼續朝向自由經濟的第四波轉型，為這些困境找到一些解套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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