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政教、格局与人物
因为出身于中文系的缘故,最初知道夏曾佑的名字,是读到他在1897年和严复共同发表在天津《国闻报》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后来才知道他诸如撰写《中国古代史》、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司长以及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事情(闲话:现代学科分科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同一个古人往往长着多个面孔,学生却只知其一不知或后知其二,例如陈梦家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是部有趣的书,一般认为,此书的价值在于“进化论”“天演论”、或“今文经学和进化论之结合”、或“民国有开创意义的教科书”、或“体例影响了近现代史学教科书的写法”云云,总而言之就是说这本书意义固然不小,但也不过是作为资料的意义而已。
我认为这看小了夏曾佑此书。近日一阅,夏曾佑实则以自己的经学观念敷衍成书。他的确偶语“进化”“竞争”,却并不认为历史具有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虽然谈论“因果”,但也不把历史看做一治一乱的循环往复。当然,他也没有阐述出一种清晰明确的历史哲学或理论,但我们不妨从中看出他的某种观念:中国古代历史的核心是以经学为基础的政教体系,这一体系的变化决定了历史演变出不同的“格局”或“势”,而整个过程又与不同的重要历史人物相关联。
当下今文经学有复兴之势,但人言人殊,且常有人作荒诞可怪之论,仿佛凭一今文经学就可发展出一套当代政治哲学。而夏曾佑此书虽出于今文经学,却并未囫囵吞食,而是化出一种政教体系为核心的历史变革面貌,值得借鉴思考。下面简述之。
经学:今文为经,古文为史;经为政教,史为遗文
夏曾佑信今文经学,人尽皆知。在《中国古代史》中,他数次曰:
“唐人之学,至宋学兴,而其说一变。至近日今文学兴,而 其说再变。年代久远,书缺简脱,不可详也。然以今文学为是。”(p79)
“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p306)
是故有论说《中国古代史》是用今文经学的观念夹杂天演进化之论写成,此论甚武断。今文经学之三科九旨,此书一概未提,甚至夏曾佑自己都没有解释为什么“以今文学为是”,他认为的“皆信今文学”又从何而来?我们当然一方面可以把他归入以今文学为根基的康梁一脉人物来解释他的这些论断;但更重要的方面是他根本没有生搬硬套今文经学的各种观点。换言之,他认为时势格局一变,经学大义必然随之变化,倘若泥古反而大谬:
“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p306)
所以他并非以今文经学固有之观点来解史,否则必然落入俗儒一流。而是和古文经学相比较,认为古文经学是伪经但不妨信史,今文经学则是唯一的经学,决定着历史上一代之制度、社会、法律等核心的政教体系。如:
“古文经其中至要之义,即六经皆史一语。盖经既为史,则不过记已往之事。”(p307)
“向、歆之大蔽,在以经为史。古人以六艺为教书,故其排列之次,自浅及深,而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向、歆以六艺为史记,故其排列之次,自古及今,而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此宗教之一大变也。既已视之为史,自以为九流之所共矣。然又何以自解于附论语、孝经于其后乎?”(p163)
但夏曾佑只是认定古文经学是伪经,但依然捍卫其为信史。如第二十三节《春秋制度之大概》中,遍引周官、左传,即为明证。总之,夏曾佑所说的经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拒绝其为史学,所以他信今文经学,本质上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今文经学具备经学的品格。这与晚清民国以来,古文经学以及古史辨派将经学变为历史、变为史料、变为考古,从而将古今之脉络割断的做法截然相反。是故,夏曾佑写古代史,就赋予了历史以经学的品格,也就不是陈述史迹、胪列大事了,而这种品格的意义在于:
“优胜劣汰……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于是有具智、仁、勇者出,发明一种反抗强权之学说。以扶弱而抑强,此宗教之所以兴,而人之异于禽兽也。”(p340)(案:夏曾佑书中的“宗教”,与现代汉语的宗教不同,但亦不能说完全不同,可以理解为教化)
换言之,圣人为千秋万代立法而制作礼乐,经学即秉承而来,从而才能反抗诸如异族之强权,统治者之专制,才能将人从禽兽中提升出来,这就是作者意义上经学的品格(论者说夏曾佑以进化天演立论,于此亦可知其谬)。
总之,《中国古代史》一书的核心,即此经学之政教体系。而夏曾佑敷衍全书,将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即是根据这一政教体系的变化而来。
变局
《中国古代史》尤为后人所引用举证(以及批判)者,是夏曾佑对中国历史的分期:
上古:传疑之期(开辟至周初)、化成之期(周中叶至战国)
中古:极盛之期(秦至三国)、中衰之期(晋至隋)、复盛之期(唐)
近古:退化之期(五代至明)、更化之期(清)
但夏曾佑不是以面对史料的态度来划分,而是把历史从头到今都看做一个整体,所以,接下来就是“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p9),也就是说秦以前是中华文明的化成期,到了秦朝格局一变,一直延续到清末,整个中古和近古都是秦人的格局。今后不论是民国还是怎样,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格局,而这个格局变革的只是“秦人之成局”,而非中华之文化。(闲话:如果放在今天来看,则可以说,现代性之于中国,所改变的传统只是秦以后的传统,但未必要抛弃秦以前的传统。另外,诋毁秦政当然一向是儒家的陈词滥调,但夏曾佑对秦政有独到看法,后文详说。)
那么,夏曾佑划分的种种分期、格局,依据是什么?按照他的叙述,我们能找到几个点:
第十四节:黄帝之政教(天文、井田、文字、衣裳……)
第十八节:尧舜之政教(贵族政体)
第二十节:禹之政教(平三苗、平洪水、五行、传子)
第二十九节:周之政教(明堂、清庙)
后文论孔子、秦皇、汉武等,因内容繁多,未设专门之题目,但其论述政教如一。这里不必追究诸如黄帝是否发明文字衣裳之类,亦不必苛求大禹与五行之关系等现代史学早已经解决并成功写入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内容。而是于此一窥夏曾佑的分期逻辑建立的基础,正是政教体系。
而所谓政教体系,即是由文化而开出制度,由制度而治理社会的方式。夏曾佑后文亦曰:“综古今士类言之,亦可分为三期。由三代至三国志初,经师时代也……由三国至唐,名士时代也……由唐至今,举子时代也。”这里虽然只是就士大夫而言,但士大夫正是古代政教体系的维系与承担者,由此亦可见夏氏书中的格局开合、时势转捩,皆与政教相关。
人物
这一小节其实与前面无大关系了,但是夏曾佑既然以政教划分历史格局,则不能不重视政教变化中某些人物的特殊因素。在全书中,除了孔子之外,他对秦皇汉武的论述最为典型(闲话:夏曾佑深恶曹操,但持论太苛,可参《中国古代史》第三十七节,此处不引)。一般而言,儒家对秦皇汉武皆以暴君目之,批判远大于称许。唯独要看批判什么,称许什么。夏曾佑书中数次论秦皇汉武,大略可分为两端。一则为称许:
“微此两皇,中国非今之中国也。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今中国之前途,其祸福正不可测,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p214)
“中国若无此二君,则今日中国之形势,决不若此也。故此二君,皆有造成中国之力。”(p238)
一则为批判:
“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在上者以不肖待其下,无复顾惜;在下者亦以不肖自待,而蒙蔽其上。自始皇以来,积二千余年,中国社会之情状,犹一日也。”(p221)
可见,夏曾佑与他儒不同者,在深许秦皇汉武“攘夷”之功,且深恨二皇“专制”之行。此二端皆是今文经学题中应有之义,而今日亦有颇多喜言今文经学者,于后者视而不见,可不深思?
总而言之,夏曾佑的诸多观念在今天颇有意义:
其论中国历史之核心在政教,非近代流行之天演,非马列史观之“发展”,可谓慧眼。然其弊在易流入宗教一脉。夏曾佑与孔教会关系密切,曾于民国二年与孔教会陈焕章等人上书请立孔教为国教(其事未成),即为明证;
其论历史变化之格局,将古今打通,以三代先秦之学术,为中国千秋万代之法则,非以古史为僵死之史料遗文。又归传统之糟粕只在秦,力图为现代承接古代扫除障碍。然其弊在论说分期不够精微,易流入小说评书一脉,难以令后人一一信服也;
其论秦皇汉武,许其开疆之力,赞其攘夷之功,在当时四邻交迫,而中华之民族国家尚未成型之情势下,深有功于国人民心。即使在今日亦有一定之意义。然其弊在易流入极端民族主义一脉,亦不可不慎。
我认为这看小了夏曾佑此书。近日一阅,夏曾佑实则以自己的经学观念敷衍成书。他的确偶语“进化”“竞争”,却并不认为历史具有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虽然谈论“因果”,但也不把历史看做一治一乱的循环往复。当然,他也没有阐述出一种清晰明确的历史哲学或理论,但我们不妨从中看出他的某种观念:中国古代历史的核心是以经学为基础的政教体系,这一体系的变化决定了历史演变出不同的“格局”或“势”,而整个过程又与不同的重要历史人物相关联。
当下今文经学有复兴之势,但人言人殊,且常有人作荒诞可怪之论,仿佛凭一今文经学就可发展出一套当代政治哲学。而夏曾佑此书虽出于今文经学,却并未囫囵吞食,而是化出一种政教体系为核心的历史变革面貌,值得借鉴思考。下面简述之。
经学:今文为经,古文为史;经为政教,史为遗文
夏曾佑信今文经学,人尽皆知。在《中国古代史》中,他数次曰:
“唐人之学,至宋学兴,而其说一变。至近日今文学兴,而 其说再变。年代久远,书缺简脱,不可详也。然以今文学为是。”(p79)
“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p306)
是故有论说《中国古代史》是用今文经学的观念夹杂天演进化之论写成,此论甚武断。今文经学之三科九旨,此书一概未提,甚至夏曾佑自己都没有解释为什么“以今文学为是”,他认为的“皆信今文学”又从何而来?我们当然一方面可以把他归入以今文学为根基的康梁一脉人物来解释他的这些论断;但更重要的方面是他根本没有生搬硬套今文经学的各种观点。换言之,他认为时势格局一变,经学大义必然随之变化,倘若泥古反而大谬:
“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p306)
所以他并非以今文经学固有之观点来解史,否则必然落入俗儒一流。而是和古文经学相比较,认为古文经学是伪经但不妨信史,今文经学则是唯一的经学,决定着历史上一代之制度、社会、法律等核心的政教体系。如:
“古文经其中至要之义,即六经皆史一语。盖经既为史,则不过记已往之事。”(p307)
“向、歆之大蔽,在以经为史。古人以六艺为教书,故其排列之次,自浅及深,而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向、歆以六艺为史记,故其排列之次,自古及今,而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此宗教之一大变也。既已视之为史,自以为九流之所共矣。然又何以自解于附论语、孝经于其后乎?”(p163)
但夏曾佑只是认定古文经学是伪经,但依然捍卫其为信史。如第二十三节《春秋制度之大概》中,遍引周官、左传,即为明证。总之,夏曾佑所说的经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拒绝其为史学,所以他信今文经学,本质上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今文经学具备经学的品格。这与晚清民国以来,古文经学以及古史辨派将经学变为历史、变为史料、变为考古,从而将古今之脉络割断的做法截然相反。是故,夏曾佑写古代史,就赋予了历史以经学的品格,也就不是陈述史迹、胪列大事了,而这种品格的意义在于:
“优胜劣汰……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于是有具智、仁、勇者出,发明一种反抗强权之学说。以扶弱而抑强,此宗教之所以兴,而人之异于禽兽也。”(p340)(案:夏曾佑书中的“宗教”,与现代汉语的宗教不同,但亦不能说完全不同,可以理解为教化)
换言之,圣人为千秋万代立法而制作礼乐,经学即秉承而来,从而才能反抗诸如异族之强权,统治者之专制,才能将人从禽兽中提升出来,这就是作者意义上经学的品格(论者说夏曾佑以进化天演立论,于此亦可知其谬)。
总之,《中国古代史》一书的核心,即此经学之政教体系。而夏曾佑敷衍全书,将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即是根据这一政教体系的变化而来。
变局
《中国古代史》尤为后人所引用举证(以及批判)者,是夏曾佑对中国历史的分期:
上古:传疑之期(开辟至周初)、化成之期(周中叶至战国)
中古:极盛之期(秦至三国)、中衰之期(晋至隋)、复盛之期(唐)
近古:退化之期(五代至明)、更化之期(清)
但夏曾佑不是以面对史料的态度来划分,而是把历史从头到今都看做一个整体,所以,接下来就是“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p9),也就是说秦以前是中华文明的化成期,到了秦朝格局一变,一直延续到清末,整个中古和近古都是秦人的格局。今后不论是民国还是怎样,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格局,而这个格局变革的只是“秦人之成局”,而非中华之文化。(闲话:如果放在今天来看,则可以说,现代性之于中国,所改变的传统只是秦以后的传统,但未必要抛弃秦以前的传统。另外,诋毁秦政当然一向是儒家的陈词滥调,但夏曾佑对秦政有独到看法,后文详说。)
那么,夏曾佑划分的种种分期、格局,依据是什么?按照他的叙述,我们能找到几个点:
第十四节:黄帝之政教(天文、井田、文字、衣裳……)
第十八节:尧舜之政教(贵族政体)
第二十节:禹之政教(平三苗、平洪水、五行、传子)
第二十九节:周之政教(明堂、清庙)
后文论孔子、秦皇、汉武等,因内容繁多,未设专门之题目,但其论述政教如一。这里不必追究诸如黄帝是否发明文字衣裳之类,亦不必苛求大禹与五行之关系等现代史学早已经解决并成功写入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内容。而是于此一窥夏曾佑的分期逻辑建立的基础,正是政教体系。
而所谓政教体系,即是由文化而开出制度,由制度而治理社会的方式。夏曾佑后文亦曰:“综古今士类言之,亦可分为三期。由三代至三国志初,经师时代也……由三国至唐,名士时代也……由唐至今,举子时代也。”这里虽然只是就士大夫而言,但士大夫正是古代政教体系的维系与承担者,由此亦可见夏氏书中的格局开合、时势转捩,皆与政教相关。
人物
这一小节其实与前面无大关系了,但是夏曾佑既然以政教划分历史格局,则不能不重视政教变化中某些人物的特殊因素。在全书中,除了孔子之外,他对秦皇汉武的论述最为典型(闲话:夏曾佑深恶曹操,但持论太苛,可参《中国古代史》第三十七节,此处不引)。一般而言,儒家对秦皇汉武皆以暴君目之,批判远大于称许。唯独要看批判什么,称许什么。夏曾佑书中数次论秦皇汉武,大略可分为两端。一则为称许:
“微此两皇,中国非今之中国也。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今中国之前途,其祸福正不可测,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p214)
“中国若无此二君,则今日中国之形势,决不若此也。故此二君,皆有造成中国之力。”(p238)
一则为批判:
“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在上者以不肖待其下,无复顾惜;在下者亦以不肖自待,而蒙蔽其上。自始皇以来,积二千余年,中国社会之情状,犹一日也。”(p221)
可见,夏曾佑与他儒不同者,在深许秦皇汉武“攘夷”之功,且深恨二皇“专制”之行。此二端皆是今文经学题中应有之义,而今日亦有颇多喜言今文经学者,于后者视而不见,可不深思?
总而言之,夏曾佑的诸多观念在今天颇有意义:
其论中国历史之核心在政教,非近代流行之天演,非马列史观之“发展”,可谓慧眼。然其弊在易流入宗教一脉。夏曾佑与孔教会关系密切,曾于民国二年与孔教会陈焕章等人上书请立孔教为国教(其事未成),即为明证;
其论历史变化之格局,将古今打通,以三代先秦之学术,为中国千秋万代之法则,非以古史为僵死之史料遗文。又归传统之糟粕只在秦,力图为现代承接古代扫除障碍。然其弊在论说分期不够精微,易流入小说评书一脉,难以令后人一一信服也;
其论秦皇汉武,许其开疆之力,赞其攘夷之功,在当时四邻交迫,而中华之民族国家尚未成型之情势下,深有功于国人民心。即使在今日亦有一定之意义。然其弊在易流入极端民族主义一脉,亦不可不慎。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