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的靶心
一
如果缩窄好作家的品质定义，这将是被留下来的少数名字之——弗兰纳里•奥康纳。
阅读奥康纳必须习惯于承受灵魂感到的阵阵重击。她的作品对道德神经施加的刺激性或摧毁力超过在她之前的任何一位作家。她让善者为善付出代价，恶者因恶获取胜利。
那指向阅读者的杀伤力正来自于她粉碎我们对表层道德的幻想的过程。她决绝地卸下一个作家身上所披的“传递人类希望之光”的矫情光环，拒不向某种滥情的创作态度看齐，不归顺文学伦理的约束，与主流作家群拉开远远的距离，并牢牢站定了某个醒目的边缘位置。
她的创作特色使我们将她归于“特殊环境下诞生的特殊作家”：身患绝症，终身未婚，与倒走的小鸡交流，与美丽的孔雀为伴。“我来自这样的家庭，在家里，恼怒是唯一可以表现出来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某些人中造成了喉炎，在另一些人中造就了文学。而我则二者兼而有之。”
即使在个性鲜明的一群美国南方作家中，奥康纳的存在也显得分外鹤立鸡群。除却独守农场的南部生活经历，《圣经》是她文学创作的另一精神支点。从她作品中向外抛出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在《圣经》中反复发现。只是她揭示这些问题的尖锐方式，犹如在读者的心灵上钻孔。任读者在暴力之后的错愕中艰难求索，她却已将主题伸展至神秘的永生。
二
习惯了在文学中寻求温暖的读者将被奥康纳毫无预兆的冲击力所撞伤。作为一个女作家，她拒绝让自己的作品流露出一丝女性气质：没有感伤情调，没有抒情主义，有的是袭击一切的野性，利落、残忍的滑稽。节奏短促，语句锋利，故事氛围怪异得令人屏息。情节遵循着古怪反常的逻辑，似乎随时将要生出新的带有厄运的分叉。几个狂热怪戾的人物在色彩阴暗的哥特叙事中无一保全自己的命运。
读者几乎无从理解奥康纳何以创造出了这样令人不安的人物：愤怒不平的恶者，精神上笼罩着源自出生的家族神秘性，抱有幼稚的性观念，积蓄着目标不明的冲动能量，构成一种人格上发育不良的早熟气质。
对从军中退伍的黑兹尔来说，他体内的怀疑从信仰的每一道缝隙中射出，指向“骗子耶稣”。他为反击基督教、驳倒那些《圣经》阐释者做着各种神经质的准备……奥康纳赋予了他一种复仇者似的不驯激情——“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亵渎”——使之成为一股将恶进行到底的精神动力。
黑兹尔顺从一个与生俱来的使命，这使命要他做一名传教士。在他正式步入这条命运轨道前，他必须全力以赴推倒基督教的“原罪论谎言”——“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堕落，本来就没有可堕落的东西……”。他使一种反对耶稣的热情在盲目的血液里前所未有地燃烧，逐渐发展至精神性失控。
他“要通过身体力行来证明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叫罪恶的东西”：他住进全城有名的妓女的窝里，勾引伪圣徒的私生女，袭击“流有智血”的伊诺克，用车果断地碾死假冒“先知”。这一系列的行恶实践都是为了表明他对罪恶论和耶稣受难事件的否认。
只要不承认善恶尺度的衡量作用，恶也就不能称之为恶。他要靠他自己那套教派理论脱离基督教对人的赏罚系统。宣告自己创立的“没有基督的教派”优于有基督的教派。既然他已然脱离基督教的管辖，那来自基督教的惩罚理应对他无效。他开始实施灵魂自治的计划，只是这灵魂放射出让人感觉到近似于魔鬼的不寒而栗的危险倾向。
他的行为含有如此可怕的逻辑：天堂的门已对每个人关闭，谁也休想得到上帝的招手。人再也无需将善恶价值放在眼里，“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真理。”令他成为一个人的东西，他已全部丢还给上帝。除此之外，还要尽一切力量通过传播自己的教派来破坏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
相比暴戾孤僻的黑兹尔，伊诺克是个更具喜剧浓度的角色。
黑兹尔的怪癖性情，使他欲将自己与人隔离；而伊诺克时刻表现出想交朋友和获得认可的天真愿望。这种愿望得到的回报是各种“想把他击倒”的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他仅是个动物园的看门人，但他相信自己身上流淌的是“智慧的血”，并将自己的血液与某种总处在将要发生状态的奇迹相联系起来。他的种种动机神秘的行为，更令人费解：执着地纠缠着黑兹尔，偷取博物馆陈列的干尸，抢夺与人握手的假猩猩的道具（是不是最终想回避自己是人这个事实？）……他将自己的行为目的锁起来——锁进一种关于血液神话的神秘解释中，进行着自己设想的种种秘密仪式。这一切和种种，均源于他那让人匪夷所思的血液直觉。
三
一个阅读奥康纳的盲点出现了，她为什么没有提供这样的结尾模式：人终究会得到拯救的，即使现在不能，将来也一定能。
作为读者，总是天然地期待作家致力于修复世间遭到损伤的善，并呈现出最终将恶击败的趋势。然而在奥康纳的作品中，我们找不到这样一种愿望的落实。她通过故事人物的命运不断证实隐于人物行为中不祥的预言，告诫人们远离《圣经》所招来的灾难。
她的目光越过了她周围的一片作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关注这种危机下的破坏力。她不遗余力要向我们展示“恶的超饱和”，因为“对视力不清的人，你不得不画大而惊人的人物。”她比任何人都善于把恶作为创造性材料来处理，绘制个人精神的启示录。深刻暴露光明的空缺，这可怕的启示性质扩大了我们对恶——远离上帝的恶果——的想象和认识。
使奥康纳持有此种创作态度的，是她警醒世人的迂回动机：“我的读者是那些认为上帝已死的人，我很清楚自己正是为这些人而作。”这成了阅读奥康纳的指南：所有关于救赎、拯救、和解的主题通通让给了赤裸裸的恶的发酵过程的展示，图解恶的极致形态，以达到震慑人觉醒的目的。
四
奥康纳无疑是懂得残酷的恶作剧之道的作家：她将我们对主人公惯有的不明期待连根拔除，这种庸俗期待为她冷峻无情的笔调所排斥，并尴尬地在主人公的崩毁结局中瓦解。
和对待读者的态度一样，奥康纳对于自己的笔下人物缺乏柔情，甚至讥讽人对尊严的乞怜。与那些拼命给主人公注射同情墨水的作家相反，她泰然逼视个人痛苦，极力对读者施加审判压力。
她的怪异声音在众多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文学合唱中显得如此突兀、不和谐。习惯了呼吸温情作品空气的人，一旦进入奥康纳的世界，简直无法呼吸。她的世界没有拯救可言，拯救的可能性已被逼出文本之外。
如果说奥康纳的邪恶立场令人惊诧，那么在其他作家身上则只能观察到与之相反的现象。仿佛他们根本生长于完全不同的文学土壤，受到迥异的文学观的浇灌。而奥康纳的确惊吓了她的同代人。惊人的克己、对罪恶意识的敏感放大、以魔鬼信仰者为文学目光的焦点－－这些特质让人看到作为现实中的被损害者在创作上超常的能量来源。在这种能量控制下的人物命运，时而表现为喜剧，时而表现为悲剧，“因为诙谐和可怕……可能是一块铜币的两面。”
不是每个作家的笔都配备了大剂量的灵魂安慰剂，并毫不费力搬出文学王国里现成的灵魂上升阶梯供主角攀爬。文学并非生产一种开向上帝的窗户的玻璃工厂。文学应该对不可防范之物表现出更大更多的注视和兴趣。文学是随着那些拓展出更多新维度新空间的作家的登台而向前掘进的。某一方面来说，奥康纳挖掘出了一条为其他作家所忽略的道德隧道，并抵达了那些作家所不能企望的深度。
她对自身价值观或信仰观的处理方式是如此惊人。《圣经》中对我们指明了人有两条路：一条向上，一条向下。而奥康纳以颇具艺术感的暴力手法，向我们指出其中一条错误方向上的终点——希望以此达到促使人之精神向正确方向回归的效果。这种效果当然只指向那些或深或浅被她故事所触动的灵魂。
她在文学史上区别于其他作家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她的文学价值与她的创作手法保持了同样独树一帜的反叛性：她不用歌颂上帝恩泽来唤回人对上帝的虔敬；相反，她选择直接暴露撒旦的靶心。
如果缩窄好作家的品质定义，这将是被留下来的少数名字之——弗兰纳里•奥康纳。
阅读奥康纳必须习惯于承受灵魂感到的阵阵重击。她的作品对道德神经施加的刺激性或摧毁力超过在她之前的任何一位作家。她让善者为善付出代价，恶者因恶获取胜利。
那指向阅读者的杀伤力正来自于她粉碎我们对表层道德的幻想的过程。她决绝地卸下一个作家身上所披的“传递人类希望之光”的矫情光环，拒不向某种滥情的创作态度看齐，不归顺文学伦理的约束，与主流作家群拉开远远的距离，并牢牢站定了某个醒目的边缘位置。
她的创作特色使我们将她归于“特殊环境下诞生的特殊作家”：身患绝症，终身未婚，与倒走的小鸡交流，与美丽的孔雀为伴。“我来自这样的家庭，在家里，恼怒是唯一可以表现出来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某些人中造成了喉炎，在另一些人中造就了文学。而我则二者兼而有之。”
即使在个性鲜明的一群美国南方作家中，奥康纳的存在也显得分外鹤立鸡群。除却独守农场的南部生活经历，《圣经》是她文学创作的另一精神支点。从她作品中向外抛出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在《圣经》中反复发现。只是她揭示这些问题的尖锐方式，犹如在读者的心灵上钻孔。任读者在暴力之后的错愕中艰难求索，她却已将主题伸展至神秘的永生。
二
习惯了在文学中寻求温暖的读者将被奥康纳毫无预兆的冲击力所撞伤。作为一个女作家，她拒绝让自己的作品流露出一丝女性气质：没有感伤情调，没有抒情主义，有的是袭击一切的野性，利落、残忍的滑稽。节奏短促，语句锋利，故事氛围怪异得令人屏息。情节遵循着古怪反常的逻辑，似乎随时将要生出新的带有厄运的分叉。几个狂热怪戾的人物在色彩阴暗的哥特叙事中无一保全自己的命运。
读者几乎无从理解奥康纳何以创造出了这样令人不安的人物：愤怒不平的恶者，精神上笼罩着源自出生的家族神秘性，抱有幼稚的性观念，积蓄着目标不明的冲动能量，构成一种人格上发育不良的早熟气质。
对从军中退伍的黑兹尔来说，他体内的怀疑从信仰的每一道缝隙中射出，指向“骗子耶稣”。他为反击基督教、驳倒那些《圣经》阐释者做着各种神经质的准备……奥康纳赋予了他一种复仇者似的不驯激情——“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亵渎”——使之成为一股将恶进行到底的精神动力。
黑兹尔顺从一个与生俱来的使命，这使命要他做一名传教士。在他正式步入这条命运轨道前，他必须全力以赴推倒基督教的“原罪论谎言”——“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堕落，本来就没有可堕落的东西……”。他使一种反对耶稣的热情在盲目的血液里前所未有地燃烧，逐渐发展至精神性失控。
他“要通过身体力行来证明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叫罪恶的东西”：他住进全城有名的妓女的窝里，勾引伪圣徒的私生女，袭击“流有智血”的伊诺克，用车果断地碾死假冒“先知”。这一系列的行恶实践都是为了表明他对罪恶论和耶稣受难事件的否认。
只要不承认善恶尺度的衡量作用，恶也就不能称之为恶。他要靠他自己那套教派理论脱离基督教对人的赏罚系统。宣告自己创立的“没有基督的教派”优于有基督的教派。既然他已然脱离基督教的管辖，那来自基督教的惩罚理应对他无效。他开始实施灵魂自治的计划，只是这灵魂放射出让人感觉到近似于魔鬼的不寒而栗的危险倾向。
他的行为含有如此可怕的逻辑：天堂的门已对每个人关闭，谁也休想得到上帝的招手。人再也无需将善恶价值放在眼里，“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真理。”令他成为一个人的东西，他已全部丢还给上帝。除此之外，还要尽一切力量通过传播自己的教派来破坏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
相比暴戾孤僻的黑兹尔，伊诺克是个更具喜剧浓度的角色。
黑兹尔的怪癖性情，使他欲将自己与人隔离；而伊诺克时刻表现出想交朋友和获得认可的天真愿望。这种愿望得到的回报是各种“想把他击倒”的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他仅是个动物园的看门人，但他相信自己身上流淌的是“智慧的血”，并将自己的血液与某种总处在将要发生状态的奇迹相联系起来。他的种种动机神秘的行为，更令人费解：执着地纠缠着黑兹尔，偷取博物馆陈列的干尸，抢夺与人握手的假猩猩的道具（是不是最终想回避自己是人这个事实？）……他将自己的行为目的锁起来——锁进一种关于血液神话的神秘解释中，进行着自己设想的种种秘密仪式。这一切和种种，均源于他那让人匪夷所思的血液直觉。
三
一个阅读奥康纳的盲点出现了，她为什么没有提供这样的结尾模式：人终究会得到拯救的，即使现在不能，将来也一定能。
作为读者，总是天然地期待作家致力于修复世间遭到损伤的善，并呈现出最终将恶击败的趋势。然而在奥康纳的作品中，我们找不到这样一种愿望的落实。她通过故事人物的命运不断证实隐于人物行为中不祥的预言，告诫人们远离《圣经》所招来的灾难。
她的目光越过了她周围的一片作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关注这种危机下的破坏力。她不遗余力要向我们展示“恶的超饱和”，因为“对视力不清的人，你不得不画大而惊人的人物。”她比任何人都善于把恶作为创造性材料来处理，绘制个人精神的启示录。深刻暴露光明的空缺，这可怕的启示性质扩大了我们对恶——远离上帝的恶果——的想象和认识。
使奥康纳持有此种创作态度的，是她警醒世人的迂回动机：“我的读者是那些认为上帝已死的人，我很清楚自己正是为这些人而作。”这成了阅读奥康纳的指南：所有关于救赎、拯救、和解的主题通通让给了赤裸裸的恶的发酵过程的展示，图解恶的极致形态，以达到震慑人觉醒的目的。
四
奥康纳无疑是懂得残酷的恶作剧之道的作家：她将我们对主人公惯有的不明期待连根拔除，这种庸俗期待为她冷峻无情的笔调所排斥，并尴尬地在主人公的崩毁结局中瓦解。
和对待读者的态度一样，奥康纳对于自己的笔下人物缺乏柔情，甚至讥讽人对尊严的乞怜。与那些拼命给主人公注射同情墨水的作家相反，她泰然逼视个人痛苦，极力对读者施加审判压力。
她的怪异声音在众多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文学合唱中显得如此突兀、不和谐。习惯了呼吸温情作品空气的人，一旦进入奥康纳的世界，简直无法呼吸。她的世界没有拯救可言，拯救的可能性已被逼出文本之外。
如果说奥康纳的邪恶立场令人惊诧，那么在其他作家身上则只能观察到与之相反的现象。仿佛他们根本生长于完全不同的文学土壤，受到迥异的文学观的浇灌。而奥康纳的确惊吓了她的同代人。惊人的克己、对罪恶意识的敏感放大、以魔鬼信仰者为文学目光的焦点－－这些特质让人看到作为现实中的被损害者在创作上超常的能量来源。在这种能量控制下的人物命运，时而表现为喜剧，时而表现为悲剧，“因为诙谐和可怕……可能是一块铜币的两面。”
不是每个作家的笔都配备了大剂量的灵魂安慰剂，并毫不费力搬出文学王国里现成的灵魂上升阶梯供主角攀爬。文学并非生产一种开向上帝的窗户的玻璃工厂。文学应该对不可防范之物表现出更大更多的注视和兴趣。文学是随着那些拓展出更多新维度新空间的作家的登台而向前掘进的。某一方面来说，奥康纳挖掘出了一条为其他作家所忽略的道德隧道，并抵达了那些作家所不能企望的深度。
她对自身价值观或信仰观的处理方式是如此惊人。《圣经》中对我们指明了人有两条路：一条向上，一条向下。而奥康纳以颇具艺术感的暴力手法，向我们指出其中一条错误方向上的终点——希望以此达到促使人之精神向正确方向回归的效果。这种效果当然只指向那些或深或浅被她故事所触动的灵魂。
她在文学史上区别于其他作家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她的文学价值与她的创作手法保持了同样独树一帜的反叛性：她不用歌颂上帝恩泽来唤回人对上帝的虔敬；相反，她选择直接暴露撒旦的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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