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鸦片》笔记
摘自《文化批评网》 作者：陈 祥
根据利特雷词典的说法，“左派”是“法国议会中的反对党，该党的议员坐在议长的左侧”。
法国大革命，不管你认为它壮烈还是恐怖，是灾难的渊薮还是革命的史诗，它毕竟把法国的历史一分为二。法国大革命似乎建立起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则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均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几乎是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它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则让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个法国中，人们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后一个法国，人们却公开声明，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来重建社会。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建设性的革命与破坏性的革命的区别。前一种革命力图扩大代议制，并确立某些自由；而后一种革命是由正统原则的崩溃引起的，同时又缺少新的能取而代之的正统性——旧制度几乎没有进行自卫就一下子崩溃了，此后的法国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以寻求另一种能为大多数国人接受的政体。
一旦局势严重到使代议制政体与大众性工业社会的政府的必要性之间出现失调，信奉权威主义的政党的吸引力就会显示出来，或可能会显示出来。以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的诱惑，并未随着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而消失。
工业社会的发展与大众一体化正成为普遍现象。对生产的控制（即使不算国家对生产的管理）、专业工会参与公共生活、对劳工法律上的保护，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在那些经济发展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民主的观念与实践已深深扎根的国家，英国工党式的方法就足以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对大众的整合。
共产主义者何时才不会再相信其使命的普遍性呢？生产力的发展何时才能使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清规戒律有所放松呢？贫穷正折磨着数以亿计的人民，而对于这些人民，某种学说曾许诺说要给他们带来富足的生活。为此，当局者需要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公开性”进行垄断，以便遮盖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最后，政治自由与经济计划之间的调和，比法国大革命历经一个世纪才完成的社会征服与政治目标之间的调和更要艰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议会制国家均与资产阶级社会协调。而一个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除了允许专制国家之外，还能允许其他类型的国家吗？
对托拉斯以及生产资料过度集中在私人手中的现象的揭露，是左派偏爱的主题之一。——诚然，国有化消除了人们曾指责的工业巨头躲在背后施加的政治影响。但是，托拉斯领导人所丧失的行动手段却重新出现在国家的统治者手中。后者的责任制往往会随着生产资料占有者的逐渐减少而逐渐增大。当国家仍然是民主的时候，它的控制力可能范围广而力度小。但当一个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时候，它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并实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曾是左派对托拉斯进行抱怨的原因。
在国有化的情况中，左派的各种改革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既没有提高穷人或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或强者的地位。
在西方社会，技术官僚等级制度仅局限于生产机构的一个部门。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继续存在；农业亦保留着多种身份的从业人员（自耕农、农场主和佃农）；在分配或销售系统中，则是巨人和矮子并列，前者如大型商场，后者如街角的乳品商。西方社会的结构极为复杂，其中有前资本主义时代贵族的后裔、世代相传的富豪家族、私营企业主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等。这些人维持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独立的群体。由此，数百万的人得以在国家机构的管理之外生活。技术官僚等级制度的推广意味着这种复杂性的消除。任何人都不再服从于另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所有的人均要服从于国家。左派力图把个人从直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很可能最终使人屈从于公共管理机构的束缚，这种束缚虽然在法律上不那么直接，但事实上却无所不在。
左派只是在自己处于反对派的地位、资本家负责财富的生产时才倡导平等。一旦他们上台执政，他们必然也会把最大限度地生产的需要与平等的关心调和起来。至于计划经济的主管者们，他们很可能比其资本主义的前任更加高估自己在服务中付出的代价。
使左派受到激励的是三种虽不必然矛盾，但往往会有分歧的观念：自由、组织、平等。“自由”意味着反对政权的专横，赞同个人的安全；“组织”则是为了以一种合理的秩序取代传统的自发的秩序，或是取代个人积极性的无序状态；“平等”则是指反对源于出身和财富的特权。
鼓吹“组织”的左派多少会变得“专制”，因为主张自由的政府行动迟缓，且因为多种利益或偏见的抵制受到抑制。鼓吹“组织”的左派如果不是民族主义的，那也是“民族”的，因为只有国家能够实现它的纲领。鼓吹“组织”的左派有时也是“帝国主义的”，因为计划经济的推行者们渴望拥有无限的空间和资源。鼓吹“自由”的左派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它不可能不观察到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专断的回归，虽然此时的专断是官僚机构和不知其名的专断。鼓吹“自由”的左派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坚持抑制国际主义的理想，这种国际主义不要求通过军队去取得某种信仰的胜利。至于鼓吹“平等”的左派、他们似乎被判定要不断地去反对富人，反对强者，而后者有时是互相对立的，有时又是混在一起的。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左派、永恒的左派呢？
“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改善弱势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确保社会公正，那么，美国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斯）
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革命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取政权，创设新的政体，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
通过暴力夺取与行使政权，必须以谈判或妥协无法解决的冲突为前提，换言之，必须以民主程序的失败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末世学”赋予了无产阶级一种集体救世主的角色。——人们不难发现至福千年说的思想结构：救世主，决裂，上帝的王国。
极权制度恢复了技术等级制度与政治等级制的统一。——西方的自由社会构成了历史的特殊性，在这一社会中，权力是分散的，国家是世俗的。
“左派”、“革命”、“无产阶级”，这些流行的概念乃是前不久激发政治乐观主义的重要神话“进步”、“理性”、“人民”的为时已晚的复制品。
左派包括所有坐在半圆形议事厅左侧的党派，并被人们赋予多种恒定不变的目标或一种永恒的使命。它的存在有赖于这样一种条件，即未来必定比现在更为美好，社会变化的方向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左派的神话必须以进步的神话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综合：它汇集了进步主义思想的各种重大主题，尊奉能保持其取得最后胜利的科学，并颂扬能打乱人类社会古老的方式的技术。它把对正义的永恒追求作为自己的追求，并宣称要对不幸进行报复。它断言，有一种决定论在支配着悲惨事件的进程，但这种必然性是辩证的，它蕴藏着依次更迭的政体之间的矛盾、从一种制度转为另一种制度时的狂暴的决裂，以及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各种要求之间的最终调和。这种学说就短期而言是悲观主义的，而从长远来看则是乐观主义的。
如果“剥削”从定义上看与生产工具和企业利润的私有化有关，那么，福特汽车工厂的工人确实是受到了剥削。如果为“集体”工作就意味着“解放”，那么，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确实是得到了“解放”，确实是不再受到剥削。然而，受“剥削”的美国工人既有自由选举工会负责人的权利，又有讨论工资和提到薪酬的权利，而得到“解放”的俄国工人却既没有权利要求国内的通行证，也没有权利去批评工会的国有化，其工资更是低于西方国家的工人。
根据利特雷词典的说法，“左派”是“法国议会中的反对党，该党的议员坐在议长的左侧”。
法国大革命，不管你认为它壮烈还是恐怖，是灾难的渊薮还是革命的史诗，它毕竟把法国的历史一分为二。法国大革命似乎建立起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则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均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几乎是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它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则让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个法国中，人们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后一个法国，人们却公开声明，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来重建社会。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建设性的革命与破坏性的革命的区别。前一种革命力图扩大代议制，并确立某些自由；而后一种革命是由正统原则的崩溃引起的，同时又缺少新的能取而代之的正统性——旧制度几乎没有进行自卫就一下子崩溃了，此后的法国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以寻求另一种能为大多数国人接受的政体。
一旦局势严重到使代议制政体与大众性工业社会的政府的必要性之间出现失调，信奉权威主义的政党的吸引力就会显示出来，或可能会显示出来。以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的诱惑，并未随着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而消失。
工业社会的发展与大众一体化正成为普遍现象。对生产的控制（即使不算国家对生产的管理）、专业工会参与公共生活、对劳工法律上的保护，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在那些经济发展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民主的观念与实践已深深扎根的国家，英国工党式的方法就足以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对大众的整合。
共产主义者何时才不会再相信其使命的普遍性呢？生产力的发展何时才能使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清规戒律有所放松呢？贫穷正折磨着数以亿计的人民，而对于这些人民，某种学说曾许诺说要给他们带来富足的生活。为此，当局者需要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公开性”进行垄断，以便遮盖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最后，政治自由与经济计划之间的调和，比法国大革命历经一个世纪才完成的社会征服与政治目标之间的调和更要艰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议会制国家均与资产阶级社会协调。而一个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除了允许专制国家之外，还能允许其他类型的国家吗？
对托拉斯以及生产资料过度集中在私人手中的现象的揭露，是左派偏爱的主题之一。——诚然，国有化消除了人们曾指责的工业巨头躲在背后施加的政治影响。但是，托拉斯领导人所丧失的行动手段却重新出现在国家的统治者手中。后者的责任制往往会随着生产资料占有者的逐渐减少而逐渐增大。当国家仍然是民主的时候，它的控制力可能范围广而力度小。但当一个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时候，它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并实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曾是左派对托拉斯进行抱怨的原因。
在国有化的情况中，左派的各种改革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既没有提高穷人或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或强者的地位。
在西方社会，技术官僚等级制度仅局限于生产机构的一个部门。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继续存在；农业亦保留着多种身份的从业人员（自耕农、农场主和佃农）；在分配或销售系统中，则是巨人和矮子并列，前者如大型商场，后者如街角的乳品商。西方社会的结构极为复杂，其中有前资本主义时代贵族的后裔、世代相传的富豪家族、私营企业主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等。这些人维持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独立的群体。由此，数百万的人得以在国家机构的管理之外生活。技术官僚等级制度的推广意味着这种复杂性的消除。任何人都不再服从于另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所有的人均要服从于国家。左派力图把个人从直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很可能最终使人屈从于公共管理机构的束缚，这种束缚虽然在法律上不那么直接，但事实上却无所不在。
左派只是在自己处于反对派的地位、资本家负责财富的生产时才倡导平等。一旦他们上台执政，他们必然也会把最大限度地生产的需要与平等的关心调和起来。至于计划经济的主管者们，他们很可能比其资本主义的前任更加高估自己在服务中付出的代价。
使左派受到激励的是三种虽不必然矛盾，但往往会有分歧的观念：自由、组织、平等。“自由”意味着反对政权的专横，赞同个人的安全；“组织”则是为了以一种合理的秩序取代传统的自发的秩序，或是取代个人积极性的无序状态；“平等”则是指反对源于出身和财富的特权。
鼓吹“组织”的左派多少会变得“专制”，因为主张自由的政府行动迟缓，且因为多种利益或偏见的抵制受到抑制。鼓吹“组织”的左派如果不是民族主义的，那也是“民族”的，因为只有国家能够实现它的纲领。鼓吹“组织”的左派有时也是“帝国主义的”，因为计划经济的推行者们渴望拥有无限的空间和资源。鼓吹“自由”的左派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它不可能不观察到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专断的回归，虽然此时的专断是官僚机构和不知其名的专断。鼓吹“自由”的左派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坚持抑制国际主义的理想，这种国际主义不要求通过军队去取得某种信仰的胜利。至于鼓吹“平等”的左派、他们似乎被判定要不断地去反对富人，反对强者，而后者有时是互相对立的，有时又是混在一起的。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左派、永恒的左派呢？
“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改善弱势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确保社会公正，那么，美国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斯）
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革命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取政权，创设新的政体，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
通过暴力夺取与行使政权，必须以谈判或妥协无法解决的冲突为前提，换言之，必须以民主程序的失败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末世学”赋予了无产阶级一种集体救世主的角色。——人们不难发现至福千年说的思想结构：救世主，决裂，上帝的王国。
极权制度恢复了技术等级制度与政治等级制的统一。——西方的自由社会构成了历史的特殊性，在这一社会中，权力是分散的，国家是世俗的。
“左派”、“革命”、“无产阶级”，这些流行的概念乃是前不久激发政治乐观主义的重要神话“进步”、“理性”、“人民”的为时已晚的复制品。
左派包括所有坐在半圆形议事厅左侧的党派，并被人们赋予多种恒定不变的目标或一种永恒的使命。它的存在有赖于这样一种条件，即未来必定比现在更为美好，社会变化的方向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左派的神话必须以进步的神话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综合：它汇集了进步主义思想的各种重大主题，尊奉能保持其取得最后胜利的科学，并颂扬能打乱人类社会古老的方式的技术。它把对正义的永恒追求作为自己的追求，并宣称要对不幸进行报复。它断言，有一种决定论在支配着悲惨事件的进程，但这种必然性是辩证的，它蕴藏着依次更迭的政体之间的矛盾、从一种制度转为另一种制度时的狂暴的决裂，以及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各种要求之间的最终调和。这种学说就短期而言是悲观主义的，而从长远来看则是乐观主义的。
如果“剥削”从定义上看与生产工具和企业利润的私有化有关，那么，福特汽车工厂的工人确实是受到了剥削。如果为“集体”工作就意味着“解放”，那么，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确实是得到了“解放”，确实是不再受到剥削。然而，受“剥削”的美国工人既有自由选举工会负责人的权利，又有讨论工资和提到薪酬的权利，而得到“解放”的俄国工人却既没有权利要求国内的通行证，也没有权利去批评工会的国有化，其工资更是低于西方国家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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