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夏衍
看到一篇采访，说及1950年代初，张爱玲出席上海作家协会代表会议，在满眼列宁装中出现一旗袍者本身就相当刺眼，是谁这么大胆让她出现在这种场合？是夏衍，他当时是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据说，他在报上看到有张爱玲化名文章，便问有关人员，说此文很有张爱玲风格，是否是她所写。得到证实后，夏衍不仅为张爱玲工作说了话，还让她参加了新召开的上海作协会议。不久张爱玲离开内地也有夏衍的帮助。
这段往事让我沉思。近年来，张爱玲在大陆读书界红的发紫，生前出版过的作品改头换面在多家出版社轮番出版，生前未出版的作品也像出土文物一样整理出版并受粉丝的热捧，以她作品改编的电影《色戒》更是轰动一时。说起这股张热的始作蛹者，人们的记忆都会指向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因为这本书，在大陆上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这三人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对张爱玲，有些论者把她捧上了天成为神化了的偶像，当然这种吹捧完全违背了文学本来的意义。
除却意识形态方面原因，张爱玲的作品作为一定时代环境下的产物，当符合这个阅读环境并有适合阅读的土壤，张爱玲作品应该会得到应有的回应。但认为她的作品因此就好的不得了其实未必，就在她那个时代她的作品也不是翘楚，只是有人喜欢就是了。当时柯灵先生就对她作品很欣赏，并积极推介。可是我想不到夏衍也会这么欣赏，否则哪里就能一眼认出她化名作品，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我想，夏衍之所以对张爱玲的作品风格非常熟悉，也是缘于夏衍对张爱玲作品产生环境和时代的了解，所以对那个时代环境里出现的文字才会有特殊的敏感。
夏衍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过去我真没有认真思索过。最早的印象无疑来自当年对鲁迅的宣传，于是知道了“四条汉子”这个专有名词。“四条汉子”因为极左的理念除了对鲁迅的打压外，其他方面还做了些什么就没印象了。好像出头人主要是周扬，也没提到夏衍的什么，而鲁迅对夏衍编创的电影却有颇高评价。接下来就是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了，我应该是读了几遍吧，可是除了记住“拿摩温”这个名词外，好像里面的细节都已经不记得了。再接下来就是电影《祝福》了，当时看后就没感觉，里面白杨的表演并没有特别印象，要知道当时参加演出的都是上海滩有名的大腕，要不是对鲁迅小说的熟悉，很可能这部电影就白看了。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说我知道夏衍，但不了解夏衍，我也没买过他的专著。
直至有一天，我阅读了他写的《懒寻旧梦录》，从此对夏衍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开始关注夏衍的有关信息。引起我兴趣主要是他叙述的那段历史，还有他叙述文章的那种气势，正如他过去的秘书，文学评论家李子云所说的，是一种澎湃汹涌一泻千里的磅礴之势。
那是一段刻划文化如何投入政治怀抱，如何影响政治到政治如何影响文化乃至控制文化的历史，表现了文化人从自觉自愿到被迫无奈的过程。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历来有多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互不相交，老死不相往来，也可包括那些逃脱政治后归隐山林的类型。一种是政治对文化的影响，文化人逃无可逃，这里又可分为强制和风化两类，亦即是被迫和不知不觉的接受。一种是文化对政治的影响，以达到改革政治改变天下的目的，这里有文化人和政治人合为一体或者文化人努力去影响政治人几种模式。而夏衍先生应该属于最后一种类型，只是他的文化是在政治过程中积累完成，而这些文化又影响了他的那些政治观点和为人方式。
夏衍先生原名沈端先，在二十世纪前一年出生。作为一个工科学生，受“五四”影响，他的政治激情被激发出来，在日本留学期间，被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7年回国后加入了共产党，从文学翻译入手进入了文化领域，接着涉足电影创作，一生主要剧本创作有《狂流》、《秋瑾传》、《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赛金花》、《脂粉市场》、《风云儿女》、《压岁钱》、《自由神》、《白云故乡》，改编了电影文学剧本《春蚕》、《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其中1933年问世的《狂流》被誉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还有几部话剧和电影也在当时轰动一时，有些故事流传至今，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当然夏衍不仅有实践还有理论，他自己就撰写过《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等，还与人合作翻译了苏联导演的著作《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看了这些罗列，你也就很自然地理解夏衍为何在中国电影界有如此高的地位。在这过程中，他还写小说和报告文学，后成为经典的《包身工》就诞生在那个时候，据认为《包身工》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鼻祖、奠基之作。
抗战开始后，夏衍成为了媒体人士。在上海、广州、重庆、香港等地主编《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等进步报纸。还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曾任代总编辑。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社论，时评，随笔和专栏文章，虽然他自己认为，这些文章中“有些时过境迁，没有多大意思。有些出于当时政治需要，对人对事的批评有失公正”。他自己比较偏爱科技、体育方面的随笔。虽然新闻作品作为易碎品往往时过境迁，但夏衍对媒体工作还是非常喜爱，他曾说过他一生的正业、最感兴趣的工作是报人。文艺工作不过是业余为之的。在回忆录中他说：“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记者。……这十二年记者生涯，说来是十分坎坷的，……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媒体工作对夏衍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所以他对解放后的新闻工作有不少意见，也可以说是不习惯，如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没有一条广告，等等。
解放后，夏衍基本是个行政官员了，从上海方面的文化官直到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和外事。可是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他这个行政官一直和文化关系相当密切，这种密切并不是仅仅表现在按照政治框框管理方面，至少他自己参与进去，像本文开头提到的他会让张爱玲出来工作并出席作协大会，还有当年一些好看的电影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在里面。改编鲁迅的小说《祝福》，这是他上任部长后的第一部作品，接着他又改编了矛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小说《红岩》开始改编时创作人员面对丰富的材料感到很难下手，夏衍以他对地下斗争经验和对电影艺术敏感，花了不到一个礼拜时间基本上写完了剧本。当时于蓝看了剧本后发现，一个以江姐为主线的感人故事跃然纸上，导演水华看过剧本兴奋的说，马上就可以拍了。从1956年到1962年是夏衍电影写作的第二个高峰。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自觉自愿，也许在他的心中，拍出这些电影比他做官更有乐趣，更有成功感。
按理，夏衍的文化积累不是原来形成的，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完成的，应该有助于他的政治生涯，可是不，在十年“文革”中他的文化和政治的梦想中断了。他进了秦城监狱。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其实也在探寻这方面的原因。虽然最早的念头来自“文革”个人交代，那些自传体的交代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接着是为了反思自己的是非功过。在被关押时他重读了马恩著作，这种联系实际带着问题的学习让他别有一番滋味，他感到过去做的许多事已经偏离了马恩的教导，甚至走向了反面。“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所以他在写作回忆时，并不是简单记录过去的一切，而是不断思索为什么会这么做及对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左翼十年，他认为是自己被批判罪名的主要来源时期。他认为“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
在这痛苦的探寻过程中，他发现了政治与文化复杂纠结的关系。在《懒寻旧梦录》中，左翼十年是此书的核心，这十年时间的论述占了全书三分之一还强，因为这段时间涉及到鲁迅，从而也造成了他在“文革”十年的折磨，所以他对这段时间的叙述特别详细。从书中看到，其实他和鲁迅的关系不差，而他和周扬的关系也并没有比和其他人特别铁。不过夏衍一再检查了当时“左”的做法，那些“左”的影响又促进了中国文人相轻，拉帮结派的传统在青年当中畸形发展。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做左翼工作中也存在排他性，只是他不明说而已，因为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阅读过程中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楚当时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受到迫害的主要原因来自江青，包括夏衍自己提到，当时他写作的《赛金花》要上演，蓝萍还和王莹抢角色闹得不可开交。这些事都应该是促成夏衍“文革”被批斗的主要因素，可是夏衍在书中却没有特别去写，而是更多的检讨左的影响）。不过从中也看到左翼十年中一些明智的党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等及具体经办的潘汉年、冯雪峰等努力，使文学艺术界的文化人基本能团结一起，也使文化和政治能相互依靠。
夏衍对政治竭力控制文化并以此划线排队的做法有所反思，十年的左翼文化工作给了他太多的教训，这期间他作为行政人员和不同的文化人打交道，有过成就有过委屈，这也为他后来统战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期间他为了不当一个“空头文学家”，积极创作，写了不少剧本，成了他创作的丰收期。尽管如此，夏衍借李一氓的说法，对年轻时期那些偏激而稚嫩的做法并不后悔。确实，年轻人在复杂的时代要做到清醒的认识不容易，包括今后还会有一代代价值观不同的愤青存在，这是成熟的必然代价，问题是我们要对影响青年的环境和土壤进行反思。
我联想到最近看到的一些辛亥革命材料，当时天下大乱，不同的帮会在推翻满清王朝上面达成了脆弱的同盟，一旦大功告成，党争亦即开始。先是同盟内部争斗，曾出过秋谨、徐锡麟等英烈的光复会，随着陶成章被蒋介石刺杀，光复会从此式微消亡。而被孙中山称为开车元勋的蒋翊武在武昌首义后即遭排挤，在他牺牲后，他领导的文学社更是被同盟会共济会的打压被埋没。从此悲剧一再上演，在袁世凯与国民党明争暗斗中，宋教仁被刺杀。接下去是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廖仲恺被刺杀。一直到国共两党大战决胜负，非我派系从来没有好下场。这种现象在夏衍的经历中再次得到确认。
一般来说，不一定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只要是政治无论什么形式出现都有其固有规律，有它的运行惯性。文化在与政治的任何一点交集上都可能碰出火花，像夏衍在政治行政上他还能按照习惯做事，如果一旦要有点文化味道就处处不舒坦。他在随笔《从点戏谈起》中就影射了政治和文化应该相处的关系。在写完《懒寻旧梦录》后，他开始准备写建国后的回忆，在已完成的几章中他对这个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探寻，他在写武训传事件始末这篇文章结尾时，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能和知识分子有如此共鸣，是非常不容易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政治是很难真正控制文化人的，哪怕是在政治框架下培养的文化人，可能在一个阶段里，文化和政治有共同的目标，可以成为同盟，但真正的文人要在政治（无论哪种政治）框架下舒畅地创作几乎不可能，即使是唱同一首歌，不说是违心私底下也可能充满痛苦，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夏衍在革命过程中，从一个空头文学家（其实当时在翻译中已有相当成就了）成为一个现代文学史上大家，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在电影界的成就完全是在实践中边学边干出来的。同时，他又是一个真诚重友情的人，当年田汉被捕，他就把田汉未完成的文章改编成《风云儿女》，拿到束修后全部交给了田汉等家属。他指导《十二朵金花》作者改编了《五朵金花》，指导改编《早春二月》剧本，他都分文不取。这就应了一句老话，有了才学和人品才会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当年夏衍在后方，一些才子佳人对他的信任，如二流堂的一些人，当他在1970年代末重新出山后，那些电影艺术家们对他的尊重，都是充满了真情实意。
我在刚接触这段历史时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认识并没有这么清晰，读了夏衍《懒寻旧梦录》明白了一些，其实也没有细细去梳理。迷惑我的是那些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物如何在政治领域中保持自身的味道。我总感到，夏衍能在政治场域保持自我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还有如他的朋友阿英，李一氓等等。在政治这个场域中，他们和努力让自身文化特性融入政治的周扬，丁玲，郭小川，刘白羽，包括后来的韦君宜等是不同的。可以相信，在文化和政治的博弈中，两者都会产生痛苦，但痛苦的表现形式和程度肯定不同。这也是我更爱看夏衍他们一些人的书的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夏衍他们和那些真正以文化安身立命的人不一样，做为职业政治人物，他们的文化才气毕竟受到影响和制约太多，无论时间上以及文化积累上。如阿英当年为了弄到盘缠胡乱点校古籍曾受人诟病。比如李一氓的文章，有些硬伤来不及纠正。我在他的《一氓书缘》扉页中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想：“曾对这位老革命学者深有敬意，尤其是他对古籍整理工作的推动，家中已有其所著一册，今且看到此书毫不犹豫购入，不过在翻读之中亦有不满意，书中不少篇章不可谓没有见地，没有学识，亦不无道理。只是著者之态度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在做崇，缺乏一种客观的理性的态度，也就是科学的态度，如此文之力度便大损之，文字再好其观点也难服人，殊为抱憾，特别是自己尊重的作者。”
夏衍的书我读的不多，除了一些经典外，主要读了《懒寻旧梦录》和《夏衍七十年文选》。应该说夏衍在回忆录的写作中还是有所保留，对自己作品的评述也相当低调，包括和对别人的看法并未畅所欲言。通过阅读他的书以及别人对他的回忆，我看到了辛亥革命后一个文化人是怎样走到现在的，朦胧地感到社会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轮廓，可能也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历史上有关的材料。
因为写作夏衍，最近看了不少现代左翼作家的著作，他们曾经是我们阅读的主体，但是时间很短，至少在近六十年中，你能阅读到的只是他们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少，最后也就剩下了鲁迅。是的，我们承认鲁迅的伟大，但是他的伟大是建立在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之中的，没有比较也就显不出这个伟大，没有那个时代也就不会产生这个伟大。如今，鲁迅也因为矫枉过正被不断解构和遗忘，于是对那个群体的关注便愈发零落了，我们渐渐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
无疑在这个群体中，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五六十年代受到政治迫害的那些文化人还有所关注外，其他那些在行政岗位上的人，也就是那些走入政治的人更不为人关注。在读了那些人的著作后，我感到，这是一个时代，这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群体，问题是人们怎么去看待，而不是像有些观点那样全部抹杀。读夏衍让我读出了一个时代的各种类型，也让我想的更远。
这段往事让我沉思。近年来，张爱玲在大陆读书界红的发紫，生前出版过的作品改头换面在多家出版社轮番出版，生前未出版的作品也像出土文物一样整理出版并受粉丝的热捧，以她作品改编的电影《色戒》更是轰动一时。说起这股张热的始作蛹者，人们的记忆都会指向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因为这本书，在大陆上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这三人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对张爱玲，有些论者把她捧上了天成为神化了的偶像，当然这种吹捧完全违背了文学本来的意义。
除却意识形态方面原因，张爱玲的作品作为一定时代环境下的产物，当符合这个阅读环境并有适合阅读的土壤，张爱玲作品应该会得到应有的回应。但认为她的作品因此就好的不得了其实未必，就在她那个时代她的作品也不是翘楚，只是有人喜欢就是了。当时柯灵先生就对她作品很欣赏，并积极推介。可是我想不到夏衍也会这么欣赏，否则哪里就能一眼认出她化名作品，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我想，夏衍之所以对张爱玲的作品风格非常熟悉，也是缘于夏衍对张爱玲作品产生环境和时代的了解，所以对那个时代环境里出现的文字才会有特殊的敏感。
夏衍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过去我真没有认真思索过。最早的印象无疑来自当年对鲁迅的宣传，于是知道了“四条汉子”这个专有名词。“四条汉子”因为极左的理念除了对鲁迅的打压外，其他方面还做了些什么就没印象了。好像出头人主要是周扬，也没提到夏衍的什么，而鲁迅对夏衍编创的电影却有颇高评价。接下来就是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了，我应该是读了几遍吧，可是除了记住“拿摩温”这个名词外，好像里面的细节都已经不记得了。再接下来就是电影《祝福》了，当时看后就没感觉，里面白杨的表演并没有特别印象，要知道当时参加演出的都是上海滩有名的大腕，要不是对鲁迅小说的熟悉，很可能这部电影就白看了。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说我知道夏衍，但不了解夏衍，我也没买过他的专著。
直至有一天，我阅读了他写的《懒寻旧梦录》，从此对夏衍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开始关注夏衍的有关信息。引起我兴趣主要是他叙述的那段历史，还有他叙述文章的那种气势，正如他过去的秘书，文学评论家李子云所说的，是一种澎湃汹涌一泻千里的磅礴之势。
那是一段刻划文化如何投入政治怀抱，如何影响政治到政治如何影响文化乃至控制文化的历史，表现了文化人从自觉自愿到被迫无奈的过程。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历来有多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互不相交，老死不相往来，也可包括那些逃脱政治后归隐山林的类型。一种是政治对文化的影响，文化人逃无可逃，这里又可分为强制和风化两类，亦即是被迫和不知不觉的接受。一种是文化对政治的影响，以达到改革政治改变天下的目的，这里有文化人和政治人合为一体或者文化人努力去影响政治人几种模式。而夏衍先生应该属于最后一种类型，只是他的文化是在政治过程中积累完成，而这些文化又影响了他的那些政治观点和为人方式。
夏衍先生原名沈端先，在二十世纪前一年出生。作为一个工科学生，受“五四”影响，他的政治激情被激发出来，在日本留学期间，被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7年回国后加入了共产党，从文学翻译入手进入了文化领域，接着涉足电影创作，一生主要剧本创作有《狂流》、《秋瑾传》、《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赛金花》、《脂粉市场》、《风云儿女》、《压岁钱》、《自由神》、《白云故乡》，改编了电影文学剧本《春蚕》、《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其中1933年问世的《狂流》被誉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还有几部话剧和电影也在当时轰动一时，有些故事流传至今，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当然夏衍不仅有实践还有理论，他自己就撰写过《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等，还与人合作翻译了苏联导演的著作《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看了这些罗列，你也就很自然地理解夏衍为何在中国电影界有如此高的地位。在这过程中，他还写小说和报告文学，后成为经典的《包身工》就诞生在那个时候，据认为《包身工》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鼻祖、奠基之作。
抗战开始后，夏衍成为了媒体人士。在上海、广州、重庆、香港等地主编《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等进步报纸。还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曾任代总编辑。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社论，时评，随笔和专栏文章，虽然他自己认为，这些文章中“有些时过境迁，没有多大意思。有些出于当时政治需要，对人对事的批评有失公正”。他自己比较偏爱科技、体育方面的随笔。虽然新闻作品作为易碎品往往时过境迁，但夏衍对媒体工作还是非常喜爱，他曾说过他一生的正业、最感兴趣的工作是报人。文艺工作不过是业余为之的。在回忆录中他说：“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记者。……这十二年记者生涯，说来是十分坎坷的，……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媒体工作对夏衍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所以他对解放后的新闻工作有不少意见，也可以说是不习惯，如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没有一条广告，等等。
解放后，夏衍基本是个行政官员了，从上海方面的文化官直到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和外事。可是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他这个行政官一直和文化关系相当密切，这种密切并不是仅仅表现在按照政治框框管理方面，至少他自己参与进去，像本文开头提到的他会让张爱玲出来工作并出席作协大会，还有当年一些好看的电影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在里面。改编鲁迅的小说《祝福》，这是他上任部长后的第一部作品，接着他又改编了矛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小说《红岩》开始改编时创作人员面对丰富的材料感到很难下手，夏衍以他对地下斗争经验和对电影艺术敏感，花了不到一个礼拜时间基本上写完了剧本。当时于蓝看了剧本后发现，一个以江姐为主线的感人故事跃然纸上，导演水华看过剧本兴奋的说，马上就可以拍了。从1956年到1962年是夏衍电影写作的第二个高峰。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自觉自愿，也许在他的心中，拍出这些电影比他做官更有乐趣，更有成功感。
按理，夏衍的文化积累不是原来形成的，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完成的，应该有助于他的政治生涯，可是不，在十年“文革”中他的文化和政治的梦想中断了。他进了秦城监狱。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其实也在探寻这方面的原因。虽然最早的念头来自“文革”个人交代，那些自传体的交代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接着是为了反思自己的是非功过。在被关押时他重读了马恩著作，这种联系实际带着问题的学习让他别有一番滋味，他感到过去做的许多事已经偏离了马恩的教导，甚至走向了反面。“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所以他在写作回忆时，并不是简单记录过去的一切，而是不断思索为什么会这么做及对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左翼十年，他认为是自己被批判罪名的主要来源时期。他认为“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
在这痛苦的探寻过程中，他发现了政治与文化复杂纠结的关系。在《懒寻旧梦录》中，左翼十年是此书的核心，这十年时间的论述占了全书三分之一还强，因为这段时间涉及到鲁迅，从而也造成了他在“文革”十年的折磨，所以他对这段时间的叙述特别详细。从书中看到，其实他和鲁迅的关系不差，而他和周扬的关系也并没有比和其他人特别铁。不过夏衍一再检查了当时“左”的做法，那些“左”的影响又促进了中国文人相轻，拉帮结派的传统在青年当中畸形发展。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做左翼工作中也存在排他性，只是他不明说而已，因为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阅读过程中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楚当时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受到迫害的主要原因来自江青，包括夏衍自己提到，当时他写作的《赛金花》要上演，蓝萍还和王莹抢角色闹得不可开交。这些事都应该是促成夏衍“文革”被批斗的主要因素，可是夏衍在书中却没有特别去写，而是更多的检讨左的影响）。不过从中也看到左翼十年中一些明智的党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等及具体经办的潘汉年、冯雪峰等努力，使文学艺术界的文化人基本能团结一起，也使文化和政治能相互依靠。
夏衍对政治竭力控制文化并以此划线排队的做法有所反思，十年的左翼文化工作给了他太多的教训，这期间他作为行政人员和不同的文化人打交道，有过成就有过委屈，这也为他后来统战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期间他为了不当一个“空头文学家”，积极创作，写了不少剧本，成了他创作的丰收期。尽管如此，夏衍借李一氓的说法，对年轻时期那些偏激而稚嫩的做法并不后悔。确实，年轻人在复杂的时代要做到清醒的认识不容易，包括今后还会有一代代价值观不同的愤青存在，这是成熟的必然代价，问题是我们要对影响青年的环境和土壤进行反思。
我联想到最近看到的一些辛亥革命材料，当时天下大乱，不同的帮会在推翻满清王朝上面达成了脆弱的同盟，一旦大功告成，党争亦即开始。先是同盟内部争斗，曾出过秋谨、徐锡麟等英烈的光复会，随着陶成章被蒋介石刺杀，光复会从此式微消亡。而被孙中山称为开车元勋的蒋翊武在武昌首义后即遭排挤，在他牺牲后，他领导的文学社更是被同盟会共济会的打压被埋没。从此悲剧一再上演，在袁世凯与国民党明争暗斗中，宋教仁被刺杀。接下去是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廖仲恺被刺杀。一直到国共两党大战决胜负，非我派系从来没有好下场。这种现象在夏衍的经历中再次得到确认。
一般来说，不一定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只要是政治无论什么形式出现都有其固有规律，有它的运行惯性。文化在与政治的任何一点交集上都可能碰出火花，像夏衍在政治行政上他还能按照习惯做事，如果一旦要有点文化味道就处处不舒坦。他在随笔《从点戏谈起》中就影射了政治和文化应该相处的关系。在写完《懒寻旧梦录》后，他开始准备写建国后的回忆，在已完成的几章中他对这个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探寻，他在写武训传事件始末这篇文章结尾时，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能和知识分子有如此共鸣，是非常不容易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政治是很难真正控制文化人的，哪怕是在政治框架下培养的文化人，可能在一个阶段里，文化和政治有共同的目标，可以成为同盟，但真正的文人要在政治（无论哪种政治）框架下舒畅地创作几乎不可能，即使是唱同一首歌，不说是违心私底下也可能充满痛苦，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夏衍在革命过程中，从一个空头文学家（其实当时在翻译中已有相当成就了）成为一个现代文学史上大家，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在电影界的成就完全是在实践中边学边干出来的。同时，他又是一个真诚重友情的人，当年田汉被捕，他就把田汉未完成的文章改编成《风云儿女》，拿到束修后全部交给了田汉等家属。他指导《十二朵金花》作者改编了《五朵金花》，指导改编《早春二月》剧本，他都分文不取。这就应了一句老话，有了才学和人品才会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当年夏衍在后方，一些才子佳人对他的信任，如二流堂的一些人，当他在1970年代末重新出山后，那些电影艺术家们对他的尊重，都是充满了真情实意。
我在刚接触这段历史时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认识并没有这么清晰，读了夏衍《懒寻旧梦录》明白了一些，其实也没有细细去梳理。迷惑我的是那些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物如何在政治领域中保持自身的味道。我总感到，夏衍能在政治场域保持自我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还有如他的朋友阿英，李一氓等等。在政治这个场域中，他们和努力让自身文化特性融入政治的周扬，丁玲，郭小川，刘白羽，包括后来的韦君宜等是不同的。可以相信，在文化和政治的博弈中，两者都会产生痛苦，但痛苦的表现形式和程度肯定不同。这也是我更爱看夏衍他们一些人的书的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夏衍他们和那些真正以文化安身立命的人不一样，做为职业政治人物，他们的文化才气毕竟受到影响和制约太多，无论时间上以及文化积累上。如阿英当年为了弄到盘缠胡乱点校古籍曾受人诟病。比如李一氓的文章，有些硬伤来不及纠正。我在他的《一氓书缘》扉页中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想：“曾对这位老革命学者深有敬意，尤其是他对古籍整理工作的推动，家中已有其所著一册，今且看到此书毫不犹豫购入，不过在翻读之中亦有不满意，书中不少篇章不可谓没有见地，没有学识，亦不无道理。只是著者之态度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在做崇，缺乏一种客观的理性的态度，也就是科学的态度，如此文之力度便大损之，文字再好其观点也难服人，殊为抱憾，特别是自己尊重的作者。”
夏衍的书我读的不多，除了一些经典外，主要读了《懒寻旧梦录》和《夏衍七十年文选》。应该说夏衍在回忆录的写作中还是有所保留，对自己作品的评述也相当低调，包括和对别人的看法并未畅所欲言。通过阅读他的书以及别人对他的回忆，我看到了辛亥革命后一个文化人是怎样走到现在的，朦胧地感到社会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轮廓，可能也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历史上有关的材料。
因为写作夏衍，最近看了不少现代左翼作家的著作，他们曾经是我们阅读的主体，但是时间很短，至少在近六十年中，你能阅读到的只是他们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少，最后也就剩下了鲁迅。是的，我们承认鲁迅的伟大，但是他的伟大是建立在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之中的，没有比较也就显不出这个伟大，没有那个时代也就不会产生这个伟大。如今，鲁迅也因为矫枉过正被不断解构和遗忘，于是对那个群体的关注便愈发零落了，我们渐渐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
无疑在这个群体中，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五六十年代受到政治迫害的那些文化人还有所关注外，其他那些在行政岗位上的人，也就是那些走入政治的人更不为人关注。在读了那些人的著作后，我感到，这是一个时代，这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群体，问题是人们怎么去看待，而不是像有些观点那样全部抹杀。读夏衍让我读出了一个时代的各种类型，也让我想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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