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前六頁的翻譯

【說明】最近寫畢業論文，要求找篇3500字的文獻翻譯一下。本來想不如隨便拉一篇已經有中文譯文的語言學論文、把譯文paraphase一下算了。前幾天在上海圖書館網站上亂搜，卻意外地就搜到了這本嚮往已久的書。且是和自分的論文主題有關係的，便大膽地借出來、翻譯了導論的前3500字。洪先生的幾篇引得序是用典雅的文言寫的，非常漂亮。這本雖用英文所寫、語言修辭仍非常地道流利。全書目次為序、導論和一到七章的傳記、終章、漢語拉丁字表、索引。在每章介紹生平的同時附以杜甫其時所寫的詩的散文翻譯，全書收了324首杜詩。每章標題均為杜詩。此書是在海外影響很大的杜甫讀本，很有價值而似乎迄今沒有中文翻譯。僕的翻譯前面3500字放在這裡，也有抛磚引玉、並且令得網上米娜對這本書一睹為快的意思。而之所以只能翻譯3500字，則是僕的無能、懶散與近來事情頗多沒什麼空所致的。其實是想翻譯全書的，不知道這一輩子有沒有機會。在左這3500字中，部份和《杜詩引得序》相同的文字模仿了其措辭，漢學家的名字、著作和一些術語則列出原文。


“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導論

中國八世紀的詩人杜甫，是以中國的荷馬、維吉爾、賀拉斯、奧維德、莎士比亞、彌爾頓、彭斯、華茲華斯、巴朗、雨果和波德萊爾的形象被介紹到西方的。一個詩人怎麼可能與那麼多並不相似的詩人相似呢？事實上，杜甫與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相像之處。而始終是獨一無二的。
甚至在數以千計的中國歌人中，杜甫仍是獨特的、唯一影響隨時代所遞增的。在其有生之年，杜甫並不在世譽眷顧之列，直到身後四十年，當時的詩人們才意識到他的冠絕於詩藝，他們中的一些甚至不吝於稱他為聖。歿後三個世紀，學者之於杜集，或補遺焉，或增校焉，或註釋焉。或轉而為傳記焉，為詩話焉，始將其詩相較其生涯而更加玩味焉。是後人頌其詩而崇其人，知其人而賞其詩者多矣。
數個世紀以來，儘管一些苛刻的批評家更偏愛杜甫之外、這樣那樣的詩人。而大多數的史學家、哲學家和詩人卻總將杜甫放在首位；這是因為、對他們來說、杜甫代表了最寬泛的同情、至高的倫理準則以及最為多變卻寫實的藝術風格。如將杜甫的全集和選集的書目詳細排列，則其條目可以百計。而若收集對其作品或多或少的評論，竟可得千家之注。
今日的中國，所有道德和文學標準備受質疑而陷入混亂，然而對杜甫其人的崇拜和敬意，卻仍然不諍。捍衛現有政府的極右派認可杜甫，因為他總毫不猶豫地站在政府一邊而反對叛亂。而那些主張流血革命的極左派亦引用杜詩，因為他描寫了足以動人的苦難、并對那些不義之事表達了強烈的非難和詰問。初學操觚的遺少們崇拜杜甫的廣博學識，他能將各類文史典籍中的吉光片羽根據所想表達的主題和環境、恣肆而優雅地加以化用。他們膜拜於杜甫對文字的精確控制、及其在各類詩體中的輾轉騰挪和嚴守格律。反傳統者另一方面則欣賞杜詩主題、形式和措辭中體現的大膽獨創。平民文學的擁護者激賞杜甫以方言俗語入詩、并自信地宣稱、他是首位挑戰那些桎梏著日常和創意的僵死經典的文學師匠。如果排查一下那些無論過去或現在、正經或冒牌的詩人中哪些在形式和精神上收到杜甫影響的詩人，其數量將會是汗牛充棟的。
想瞭解杜甫及其周邊事體的西方學生可首先參考劍橋大學已故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國傳記詞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此書便於使用而且質量較高。在幾乎所有歐洲學者涉及到杜甫的論述中，無論是否言及，都能窺見翟氏的影響。不久前（1934年）出版的的杜甫蜀中詩英譯本前言中附錄了杜甫的生平紀傳，其中很大一部份幾乎就是逐字抄錄《傳記詞典》的。
殘念的是，翟氏關於杜甫的論述並不十分令人滿意。甚至可以說讓人驚訝於如此短篇之中竟有那麼多錯誤。有些粗疏之處顯然是沿襲了中國學者的失誤；而其他一些誤解則更為離譜、以至於看上去並非來源於中國學者的推斷，對此狀況我也曾非常困擾。經過調查我才發現、同樣的誤解亦出現在儒蓮(d’Hervey)和雷穆薩(Rémusat)的筆下、乃至最早關於杜甫的西文文獻中亦複如是。此份文獻出自北平基督會的錢德明神父(Father Amiot，又名阿彌倭)1780年出版的《中國回憶錄》(Mémori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錢氏著作出版後的一個半世紀中，西方學者仍寫有一些關於杜甫或長或短的文獻。幸運的是，其中錯誤漸少。不幸的，其乏味亦漸長。
在中國，幾世紀以來的杜甫和杜詩研究漸為孳多。然而此種發掘還遠不完善。直到813年方出現第一份杜甫的傳記。此傳記甚至省略了其生卒年份，這使得學者們花費了數百年時間才將杜甫的生涯確定為712年和770年。對杜甫全部作品的首次結集的嘗試則要晚到1039年。時人編輯出版的二十卷全集有詩1405首，又別錄賦筆雜著29篇。然而杜集這一經典作品的數量，一直到1667年確定為1457首詩和32篇文之前，歷代均有所補遺。
假如事情如以下假定發展，重構詩人的生涯史或許並不難：如果全部杜詩如其中的幾首那樣、被杜甫本人準確繫以日期的話；如果杜詩被詩人按照寫作順序排列的話（據史籍記載，在其生前自為編訂、而死後不久即告散佚的六十卷[chüan, fascicules]文稿中，杜甫很有可能就是這樣做的）；如果那些關於詩人平生的重要詩歌不那麼委曲以成章、用典如獭祭的話；如果所有杜集傳本內的作品均為可靠的話；如果歷代杜集文本在編寫、繕鈔和印刷上不曾有什麽魯魚亥豕的話。
雖曾作如是想，現有狀況卻如一塊引人去拼、但在一些部份根本不能拼合的拼圖一樣。想像一下，有一包不規則圖形的碎片，拼在一起便是古羅馬的地圖；然而拼圖上圖畫模糊、文字不清。乃至有些小拼圖則付之闕如。每小塊拼圖的邊緣更化作鼠餐。發現本屬於其他地圖的拼圖有混進來，卻不知道還有多少像這樣混進來的拼圖。仔細考校這些碎片，把它們放在桌上正反掂量，或惱怒於有幾塊怎麼拼都拼不好，或興奮於另一些拼合的完成度。這才是拼圖遊戲的樂趣所在。
首位嘗試這遊戲、編制了杜甫的第一份年譜(nien-p’u)、或者說生平大事表(chronological table)的學者便是呂大防(1027-1097)。實事求是地講，呂氏將大部份碎片都拼回了原處、著實耗其心血多矣；其結果便是譜中紀年部份的草率、以及其中許多拼圖（杜詩）的誤植。呂氏之後，其他學者紛紛繼續此項拼圖遊戲。到了1153年，魯訔所編次的杜甫年譜長篇累牘而後出轉精，其中將一部份杜甫行年安排得非常妥帖，後來學者多以為定讞。
黃鶴是此遊戲中最有野心的參與者。其注本中對每塊拼圖（杜詩）均以己意考訂其確切年月并注於題下。然而，黃注1226年的版本中，顯然沒有按照其所考定的順序來排列杜詩，而是沿襲了舊本的順序。如此做的原因很明顯。因為黃的編訂中的穿鑿、未定和牴牾之處仍比比皆是。是將杜詩按照黃氏年譜所繫排列并作調整的工作均須留待仇兆鰲、楊倫等人完成。仇、楊兩人的注本分別出版於1713年和1791年，仍然有一些扞格之處，此些應歸咎於黃氏而非他們。仇氏之書，積廿四年始成。於杜詩之典故與批評，繁徵博引，以勤勞之功與並不經常展現的識斷，幾選盡彼之前所有注家。楊氏則將其以為累贅之處削刪，從而編輯出去除仇注過繁之病的精簡版。除了精簡以外，楊注以年繫詩，稍增前人之評與注，特別是增加了當時已入文網所禁的錢謙益——此人下文即將論及——之箋注，均令得楊注成為一個半世紀以來最為流行的杜詩版本。
最近嘗試重構杜甫生平年表的、是清華大學聞一多教授於1930到31年發表的長篇論文。聞氏非常明智地未去糾結於那些沒有明確時間線索的杜詩，而主要關注那些隻言片語中透露的杜甫生涯、經歷之情報。然而，我以為仍然殘念的是，聞氏並未注意到詩人生涯中的思想發展。同樣亦未能完全剔除那些淆亂視聽的偽作。且此文過於依賴仇注，而未能利用楊注在編年和排比詩篇上的成就。
嘗捫心自問：何故要將詩歌囿於年表之中？自分的答案也許是取決於普遍、或特殊狀況而定的。聞得春鳥啼鳴，大概都是會有所感觸於此的，那無非是由於體察到了這啼鳴背後的景致：蒼穹、陽光、綠葉、鮮花、飛蟲以及人自分，都處於春日的境界中。假使將這啼鳴錄下而在北極附近的冰雪昏暗中播放，我們是仍可想見啼鳥、并至少體察到上述經驗的部份的。然對於北極熊來說，難道也能聆聽、并感觸到如上情景嗎？畢竟北極熊並沒有任何關於春日的認知。
對我們來說，歌人之所唱遠比鳥類豐富得多。一首詩通常有自己的背景，但並非每首詩都有背景。甚至在日常交流中，都必須按照語境來審度語句。書面交流，比如說電報，如果缺少發送人、發送時間和地點就根本難以卒讀。中國詩在這方面就好比電文那樣，需要文字上的精簡。代詞和連詞幾乎總是省略。一兩個字卻經常暗示著一些非常複雜的思緒和情景，而這些東西往往需要好幾段話才能箋釋清楚。
據說，與西詩相比，中國詩所表達的主意(subject matter)，總屬於相似的一類主題(themes)，儘管在這主題下所凸顯的東西(relative prominence)因各自狀況而異。魏理先生(Mr. Arthur Waley)曾在其《中國文翻譯》(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New York, 1919, 1941)的前言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當西方詩人弄筆於愛戀之時，中國詩中閨情主題之所佔、卻遠不及友達之情。在詩技方面，魏氏則比較了中國舊詩格律與傳統英語詩歌(verse)在押韻(rhyme)和韻律(meter)上的相似之處——中國詩的韻律與音節重音(syllabic stresses)分佈並不相幹，而是取決於音節的聲調(syllabic tones)。而中西詩歌間最大的差別，我想，便是中國詩中普遍存在的簡潔。中國詩人只屑於在其情緒和靈感的最高峰用筆。其詩中的場景和所展現的情節、卻依然因為詩中的細節線索、而顯得豐富和繁雜。且詩人亦樂於為後來那些敏感而富有想像力的讀者、留下盡可能多的此類線索。
杜甫正是這樣一個以寡文而多義的詩人。通常來說，須假想杜詩的背景、并補充字裏行間被杜甫省略的內容之後，才能使杜甫留下的信息在邏輯上完整(logical completeness)。越是不能將杜詩的時、地和事件精確定位，便越不可能準確無誤地設想其背景，而其結果不是對杜詩的誤讀、便是對其的理解不能。
而且，大多數杜詩是具有社會性(social nature)的。其間包括含有當時國家大事的重要情報。杜甫本人的最高理想是通過成為治邦者來服務其國家。即使是生涯中的最後三年，疾病纏身、入朝之念已絕，杜甫寫與友人的詩中仍然尋尋規勸其友人、務必成為貞良之臣。他確實對自己的詩藝很有信心，亦驕傲於自己的歌詩。然詩、對他而言、是事業(advocation)而非職業(vocation)。成為一個職業詩人這一想法、離他的初心甚遠——中國也并不曾有這一職業。除了近來的商業新聞(commercial journalism)中的之外，歌詩從來不是可居的奇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