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个性--许烺光《祖荫下》读书笔记
此书初版于1947年，作者是美国华裔人类学家，并曾任校长，初版书名为《祖荫下：中国文化与人格》，是作者在云南任教时在距大理下关34公里处喜洲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无意中保存中国社会大变前的西南的传统乡村，这乡村与外界的交流导致它并不闭塞，有一定的文化代表性；1967年再版，更名为《祖荫下》，对1949年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变革而在序论中提出问题，在原书的内容上亦有针对性的增补。
许先生在第一章“序论”即发问“一个依附亲属关系如此长久的民族怎么能在瞬息之间信仰了共产主义呢？” 且让我们来分解他的提问：“一个依附亲属关系如此长久的民族”是他在《祖荫下》此书中，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喜洲村田野调查后得出的结论，“瞬息之间信仰了共产主义”是当时所发生的时势；“怎么能”即是许先生在前九章提供详细的田野调查细节后所需要回答的，他提供了自己的观点；是否接受他的回答，当然，在于他的证据与分析，在于读者。
由分析喜洲村庄的格局、主要住宅类型内每一房间的功能、外部的雕饰开始，作者逐一带领读者去分别了解喜洲富人与穷人的日常生活与劳动之间反映出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分工；喜洲人如何续香火、繁衍；喜洲人的宗族关系、大家庭理想与不得不发生的分家现实的协调；喜洲人如何面对死亡、安排葬礼、与祖先交流，祭神、扫墓；如何延续祖辈的生活；婚娶、子女的教育。作者得出结论：父子之“同一”为决定性的关系，在喜洲这传统的乡村，婚姻关系、亲属关系、谋生活动都服从于祖先的权威，目的即是繁衍与延续祖先的生活。他从文化对个性的塑造推出此种状态下喜洲人的主要个性特点：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成功的强烈欲望（荣耀祖先），但局限在传统观点认可的范围之内；没有创新能力，只须按严格的权威所限定的形式和原则来试图建立一系列新的体制。
如果仅止于此，这只不过是一本普通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可是作者意图回答他在序论中提出的那照应现实的问题“一个依附亲属关系如此长久的民族怎么能在瞬息之间信仰了共产主义呢？” 虽然他在第十章的三点结论中可说已经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给出一部分答案：习惯服从权威的民族自然而然会服从任何一种强权体制。可是这还不够，作者在接下来的三章从外因-社会变动去寻找缘由，他引用何炳棣先生与海外其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导出结论：自明未以来，由于社会的大变动，导致社会的流动变缓，底层社会上升的通道变窄，积蓄的忿懑成为19世纪、20世纪动乱与社会革命的诱因，也是对共产主义瞬息信仰与接下来的红卫兵运动的民意基础。
许烺光先生引用何炳棣先生的结论“尽管某几位领导人能够发起一次运动，然而他们却不能肯定能否引起举国上下对这场运动的热情，能否控制这场运动？除非这场运动本身代表真正的、普遍的不满情绪。我们难道不能将这场红卫兵运动看作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影响下，以及社会状况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民众要求更大的社会变动的一种表示吗？再者，难道我们不能将红卫兵坚决在中国横扫一切西方影响的努力看作是他们对自身不满情绪的根源有了朦胧的认识吗？”
我不仅仅佩服于许先生、何先生的对1960年代社会现实的洞见，更担心这不是对曾经发生在中国的疯狂运动的分析，新力量的制造这忿懑情绪的堆积，会否半这段话变成对既将发生事件的预言？
谢谢新浪微博 @王烁对我的启发
许先生在第一章“序论”即发问“一个依附亲属关系如此长久的民族怎么能在瞬息之间信仰了共产主义呢？” 且让我们来分解他的提问：“一个依附亲属关系如此长久的民族”是他在《祖荫下》此书中，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喜洲村田野调查后得出的结论，“瞬息之间信仰了共产主义”是当时所发生的时势；“怎么能”即是许先生在前九章提供详细的田野调查细节后所需要回答的，他提供了自己的观点；是否接受他的回答，当然，在于他的证据与分析，在于读者。
由分析喜洲村庄的格局、主要住宅类型内每一房间的功能、外部的雕饰开始，作者逐一带领读者去分别了解喜洲富人与穷人的日常生活与劳动之间反映出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分工；喜洲人如何续香火、繁衍；喜洲人的宗族关系、大家庭理想与不得不发生的分家现实的协调；喜洲人如何面对死亡、安排葬礼、与祖先交流，祭神、扫墓；如何延续祖辈的生活；婚娶、子女的教育。作者得出结论：父子之“同一”为决定性的关系，在喜洲这传统的乡村，婚姻关系、亲属关系、谋生活动都服从于祖先的权威，目的即是繁衍与延续祖先的生活。他从文化对个性的塑造推出此种状态下喜洲人的主要个性特点：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成功的强烈欲望（荣耀祖先），但局限在传统观点认可的范围之内；没有创新能力，只须按严格的权威所限定的形式和原则来试图建立一系列新的体制。
如果仅止于此，这只不过是一本普通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可是作者意图回答他在序论中提出的那照应现实的问题“一个依附亲属关系如此长久的民族怎么能在瞬息之间信仰了共产主义呢？” 虽然他在第十章的三点结论中可说已经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给出一部分答案：习惯服从权威的民族自然而然会服从任何一种强权体制。可是这还不够，作者在接下来的三章从外因-社会变动去寻找缘由，他引用何炳棣先生与海外其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导出结论：自明未以来，由于社会的大变动，导致社会的流动变缓，底层社会上升的通道变窄，积蓄的忿懑成为19世纪、20世纪动乱与社会革命的诱因，也是对共产主义瞬息信仰与接下来的红卫兵运动的民意基础。
许烺光先生引用何炳棣先生的结论“尽管某几位领导人能够发起一次运动，然而他们却不能肯定能否引起举国上下对这场运动的热情，能否控制这场运动？除非这场运动本身代表真正的、普遍的不满情绪。我们难道不能将这场红卫兵运动看作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影响下，以及社会状况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民众要求更大的社会变动的一种表示吗？再者，难道我们不能将红卫兵坚决在中国横扫一切西方影响的努力看作是他们对自身不满情绪的根源有了朦胧的认识吗？”
我不仅仅佩服于许先生、何先生的对1960年代社会现实的洞见，更担心这不是对曾经发生在中国的疯狂运动的分析，新力量的制造这忿懑情绪的堆积，会否半这段话变成对既将发生事件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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