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伤痕 ”命运的“反思”——从《蹉跎岁月》与《孽债》看知青文学走向
历史的“伤痕 ”命运的“反思”——从《蹉跎岁月》与《孽债》看知青文学走向
评论:2 条 查看:551 次 fudiao 发表于 2007-09-11 10:21
中国的知青文学，源发于中国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指引下，全国约有１７００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那个时代蔚为壮观的社会运动。反映这场巨大的社会变动的“知青文学”也曾在８０、９０年代轰动文坛。知青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为导向，冲破了“文革”设置的种种禁区，重新构筑一代人心灵的历程。以“伤痕”、“回归”为题材的知青文学作品曾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并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成部分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①郭小东曾说，在知青小说中，比较系统地反映知青生活、塑造一系列知青形象的，是叶辛。从他的系列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知青文学的发展变化。本文将以《蹉跎岁月》与《孽债》做比较，来看知青文学的走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向前发展，知青文学已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知青作家也转向了对新时代新话题的追踪。他们“一般以知青生活为背景，但着眼点却分别是对民族文化教育的发掘，对人物心理的剖析，对人生缺憾或不完满的揭示，对驻足传统还是投身现代的困惑，……使构筑在知青生活场景上的知青小说逐渐脱离了原有的主题意向，成为作家向人性深度掘进的一个契机。”②从《蹉跎岁月》到《孽债》是叶辛在知青小说创作上的一次飞越，一种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其实就是从“伤痕”走向了“反思”。在文革结束后，一系列的“规定”也跟着结了，作家们（特别是知青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身体所受到的巨大伤害，当身体的“伤痕”慢慢愈合之后，才发现心灵的重创怎么都挥之不散。于是，作家们在“伤痕”之后又纷纷进入了“反思”。肉体到心灵的体验诬陷变化，导致了小说内容与思想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说人物从“精英意识”走向“平民意识”
在先前的知青小说中，带有很强的“精英意识”，小说中的主人公，个个都是“精英”，他们一般都身份特殊，身入困境，沉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他们总是在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当中沉浮、托儿挣扎、奋斗和拼搏，而终于成熟起来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就是作者塑造的典型的精英分子。柯碧舟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是九个内控对象之一，由于家庭成份不好，在湖边寨集体户里，“大家都较少和他说话，在他的面前，大家也是最少顾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都知道，他家庭出身极差，在集体户最没有发言权，连大队主任和生产队长，对他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③正是这样，才形成了他复杂、矛盾的性格。从外表上看，柯碧舟是一个沉默寡言、悒闷、惆怅的人，他每天都勤垦、踏实的劳动，鲁迅的“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这句话成为他的座右铭，用毛笔蘸了红墨了写后贴在墙上激励着自己。因此，他的内心却有着为一样的激情和一颗热爱文学炽热的心。他喜欢看书，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封、资、修”的禁书，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他还喜欢写作，希望成为一名作家。每当集体户的知青们赶场去了，他就开始“奋笔疾书”。正是这种对文学的热情追求，使他在艰苦的环境里，写出了《天天如此》。“在飞蝉涨潮般的鸣唱声中，柯碧舟仿佛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谢楠康，他分配在上海工艺品出口公司工作，日复一日，过的是‘天天如此’的生活，枯燥、乏味、静如死水。他想改变这种生活，却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弱点，自己替自己感到害臊，自己原谅自己，于是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且常常寻找理由安慰自己。”④为了不让自己“天天如此”，柯碧舟不仅在报纸上发表了《青青的八月竹》，还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让湖边寨大队建立了发电站。虽然他深受“血统论”的迫害，并且物质生活极其贫困，他的头发蓬乱过长，衣服打满补丁，但他精神生活是富有的，他最终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随着知青时代的远去，知青作家们慢慢摆正了知青的位置。他们不再单纯塑造“精英”来歌颂知青，而开如转入“平民意识”。作者在平朴的知青生活中写出一群比较平凡普通的知青形象，使小说的生活图景和人物形象比较接近现实的正常生活。《孽债》中所描写的几个知青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青的生活：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并日日盼着返城的日子。在此之间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许多人选择了结婚，或与知青结合，或与当地农民结合。很多与当地农村青年结婚的知青，大部分都是在困苦的时候，接受了对方的帮助，出于依赖或感激走到了一起，并没有多深厚的感情基础。因此，在后来的大返城中，他们都有义无反顾的离婚。回到上海后，又各自重新组建了家庭，进入了另一个圈子。他们都是接着人最基本的欲望选择生活。
二、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
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人物的命运及人物追求的结局。由于知青们生活的困苦，大多数知青作家都带着“理想主义”来描写知青，他们希望知青能苦尽甘来，有一个好的结局。因此，他们往往让一个个悲剧性的故事有一个好的、完满的结局。叶辛创作《蹉跎岁月》在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个干部子弟，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插队落户到了一个偏僻闭塞、有山有水的村寨。在那里，他和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相爱了。打倒了“四人帮”，痴情的姑娘以为命运会给她露出微笑，却不料事实给了他狠狠一棒。受迫害的干部官复原职后听说儿子找了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的对象，大为光火。以高压手段干涉儿子的恋爱，儿子抵挡不住大城市和舒适的工作岗位的诱惑，抛弃了女友，酿成了悲剧。作者听完这件事，脑子里受到很大的震动，决定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决不能写成悲剧”。因此，在《蹉跎岁月》中，曾被杜见春拒绝过的柯碧舟，最终顶住各方压力，与杜见春走到了一起。这种团聚只是作者的希望而已，虽然可以给人的心灵一种抚慰，但不能真实、深刻地表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作品越来越倾向现实。，大力倡导还原生活，让文学作品真实再现生活。知青作家们又纷纷拿起笔，给人们再现真实的知青生活，因为悲剧更能给人启迪。《孽债》就是一段真实故事的再现，它不仅反映了知青还涉及到了知青的下一代。五个西双版纳的小孩到上海寻亲生父母，他们的出现让父母们“感到痴迷陶醉，感觉紧张不安。”知青返城后，虽然都承认了当年的婚史却不约而同的隐瞒了孩子。孩子找到他们时，他们却不敢将孩子带回家。记得《孽债》改编成电视剧时，它的主题歌这样唱到：“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又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孩子们最终决定回到西双版纳，对上海的放弃与他们的父母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多数人认为《孽债》的结局很悲，应该让孩子们留在上海过上幸福的日子，但作者却将现实还原为了悲剧。
三、从知青群体矛盾斗争走向知青个人矛盾
在先前的知青文学中，小说主要矛盾往往缺乏生活的依据，为塑造“精美”而去设置矛盾，用阶级矛盾取代知青思想改造中的矛盾。因而忽视了知青上山下乡之后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和矛盾冲突。在《蹉跎岁月》中，知青中所出现的矛盾都是以家庭成份为界的。“黑八类”的柯碧舟与所有成份比他好的知青形成一对矛盾，而高干子弟的苏道诚既看不起高级职员出身的王连发，也看不起手脚不干净的肖永川。华雯雯和唐惠娟两人，一个爱打扮爱花俏，一个端庄朴实，互相看不惯。华雯雯嫌唐惠娟“土”，唐惠娟怪华雯雯卖弄风情，不爱劳动，好吃懒做，外表上干净，心地却很肮脏。作者通过对不同知青形象的刻画，将知青内部日趋复杂的人物关系，蜕变和分化，条理清楚地进行描绘，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思想水准、性格的知青形象。
在《孽债》中，作者通过用蒙太奇手法，将五个家庭组合到了一起。小说反映了知青个人内在的心理矛盾，分别从知青的工作、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的冲突来表现。当版纳的孩子找到他们时，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不仅担心单位上的同事知道，还担心里弄的邻居七嘴八舌，更担心被妻子和儿女知道，致使小家庭破裂。重重矛盾使他们又回忆到了过去，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农村改造生活。在《孽债》中，没有描写任何知青间的矛盾，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甚至他们之间有时还互相帮助。其实，这是一种意识的转变，不仅是作者的，也是社会的。从文革时期宣扬的团体精神转变为个人意识，在现代更注重的是人的独特性。只有这样，知青文学作品中才会出现真正的有区别的个体，而不是一锅“大锅饭”。
四、小说主题的单一性走向了多义生
近期的知青小说，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多义性倾向。“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象文革的知青小说一样，回避复杂的生活矛盾，而从中抽取简单的要领和样品，以至于在一部作品中，单纯表现事物的一个特征和一个方面”。⑤在先前的知青小说中，主要描写的场景是农村，不仅描写了知青们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情况，还描写了当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在《蹉跎岁月》中，就只是单纯地突出“血统论”对人的迫害。虽然柯碧舟的形象是生动的，但主要还是描写他的“血统论”的迫害下，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各种情况，使小说具有了一种知青史诗般的韵味。随着社会的前进，“面对新时期庞芜和复杂的生活真实，纷至沓来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思想和感情也变得矛盾和复杂起来，不是单纯的非爱即憎，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从事物的多方联系中，从现实人生的纵横错综中寻求正确的答案，确定自己的态度。”⑥他们将知青的活动舞台从边疆农村转移到城市，使生活呈现了多角度面貌。知青们带着精神和肉体的累累伤痕，通过各种渠道相继回城了。他们要揭露、控诉知青运动的阴暗面和回城后失落。在《孽债》中描写了知青返回大上海的生活。在上海，生活的压力更大，住房的狭窄，设备的简陋、精神上的空虚……种种状况都体现了知青返城后的命运。回到城后，日子并没有期望中的那么好，他们从“乡下的城里人”变为了“城里的乡下人”。当沈美霞、梁思凡来到父母的家后，共同的感受就是没有版纳的家好。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使小说主题具有了多义性，小说的重心从知青运动转移到知青身上。作者似乎感到需要摆脱外在的各自观念的干扰，隐藏自己的真正意图，让知青小说超出某种纪实文学已有的域走，更深地回到艺术本体，回到知青人生个人的命运之中去。
总之，以上的种种转变其实体现了知青文学的走向：从“伤痕”走向“反思”。走进了“伤痕”之中的知青小说，是文学恢复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结果，从单纯歌颂和虚饰到真实描写和揭露，知青小说无疑是真正立足于现实土壤。但是，要前进，伤痕是必须淡忘的。而对于以往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消蚀，给予客观的审理也是更为必要的。贺绍俊认为：文学面对历史，往往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体验式的，一种是思想家式的。以体验式的方法写作，历史就是由许许多多的充满感性的生活记忆和情感体验组成的。以思想家式的思维去写作，历史就成了思想的证词。知青小说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渐渐地走出了“伤痕”，眈溺于深沉的反思之中。知青作家们纷纷将目光射进了社会的深层次，对现实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探究和表现。但是，历史在不断的前进，时代不同了，知青作家们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创作上。知青题材小说创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知青写知青，作家和题材之间有生命攸关的联系，使小说更具有实践者双重身份的叶辛，将自己不泯的激情与冷静的思考并行交织，使得全景或宏大的叙事与真切细微的个体生命浑然一体，展现了知青这代人所经历的人生苦难和作者难以摆脱的心灵炼狱。这座心灵炼狱也就是知青作家们真挚的知青结。“结”，本义就是一个扣，一个解不开的扣。“情结”，辞海解释为，“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概念，指被意识压抑而持续的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知青情结，乃是创作的原动力，“是‘一直索绕在作者文化心理中的一个未被消化掉、因而不能放弃的情结。’一个人的无意识降生于某个时代，他没有能力塑造历史，只能被历史所塑造。当人认识到或感觉到自己被塑造时，心中便产生情结。”⑦因此，在以后的知青文学创造中，应该告别原来意义上的知青文学，超越知青情节，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一个更宽广的社会视野中，重新审视和书写知青历程。
注释：
①《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０３年第６期，Ｐ７２
②《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Ｐ２１８
③叶辛《叶辛文集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 Ｐ５８
④叶辛《叶辛文集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 Ｐ３
⑤《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Ｐ８７
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Ｐ８７
⑦《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０３年６期 Ｐ７３
参考书目
①叶辛《叶辛文集第六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
②叶辛《叶辛文集第十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
③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４年
评论:2 条 查看:551 次 fudiao 发表于 2007-09-11 10:21
中国的知青文学，源发于中国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指引下，全国约有１７００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那个时代蔚为壮观的社会运动。反映这场巨大的社会变动的“知青文学”也曾在８０、９０年代轰动文坛。知青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为导向，冲破了“文革”设置的种种禁区，重新构筑一代人心灵的历程。以“伤痕”、“回归”为题材的知青文学作品曾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并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成部分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①郭小东曾说，在知青小说中，比较系统地反映知青生活、塑造一系列知青形象的，是叶辛。从他的系列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知青文学的发展变化。本文将以《蹉跎岁月》与《孽债》做比较，来看知青文学的走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向前发展，知青文学已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知青作家也转向了对新时代新话题的追踪。他们“一般以知青生活为背景，但着眼点却分别是对民族文化教育的发掘，对人物心理的剖析，对人生缺憾或不完满的揭示，对驻足传统还是投身现代的困惑，……使构筑在知青生活场景上的知青小说逐渐脱离了原有的主题意向，成为作家向人性深度掘进的一个契机。”②从《蹉跎岁月》到《孽债》是叶辛在知青小说创作上的一次飞越，一种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其实就是从“伤痕”走向了“反思”。在文革结束后，一系列的“规定”也跟着结了，作家们（特别是知青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身体所受到的巨大伤害，当身体的“伤痕”慢慢愈合之后，才发现心灵的重创怎么都挥之不散。于是，作家们在“伤痕”之后又纷纷进入了“反思”。肉体到心灵的体验诬陷变化，导致了小说内容与思想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说人物从“精英意识”走向“平民意识”
在先前的知青小说中，带有很强的“精英意识”，小说中的主人公，个个都是“精英”，他们一般都身份特殊，身入困境，沉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他们总是在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当中沉浮、托儿挣扎、奋斗和拼搏，而终于成熟起来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就是作者塑造的典型的精英分子。柯碧舟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是九个内控对象之一，由于家庭成份不好，在湖边寨集体户里，“大家都较少和他说话，在他的面前，大家也是最少顾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都知道，他家庭出身极差，在集体户最没有发言权，连大队主任和生产队长，对他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③正是这样，才形成了他复杂、矛盾的性格。从外表上看，柯碧舟是一个沉默寡言、悒闷、惆怅的人，他每天都勤垦、踏实的劳动，鲁迅的“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这句话成为他的座右铭，用毛笔蘸了红墨了写后贴在墙上激励着自己。因此，他的内心却有着为一样的激情和一颗热爱文学炽热的心。他喜欢看书，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封、资、修”的禁书，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他还喜欢写作，希望成为一名作家。每当集体户的知青们赶场去了，他就开始“奋笔疾书”。正是这种对文学的热情追求，使他在艰苦的环境里，写出了《天天如此》。“在飞蝉涨潮般的鸣唱声中，柯碧舟仿佛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谢楠康，他分配在上海工艺品出口公司工作，日复一日，过的是‘天天如此’的生活，枯燥、乏味、静如死水。他想改变这种生活，却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弱点，自己替自己感到害臊，自己原谅自己，于是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且常常寻找理由安慰自己。”④为了不让自己“天天如此”，柯碧舟不仅在报纸上发表了《青青的八月竹》，还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让湖边寨大队建立了发电站。虽然他深受“血统论”的迫害，并且物质生活极其贫困，他的头发蓬乱过长，衣服打满补丁，但他精神生活是富有的，他最终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随着知青时代的远去，知青作家们慢慢摆正了知青的位置。他们不再单纯塑造“精英”来歌颂知青，而开如转入“平民意识”。作者在平朴的知青生活中写出一群比较平凡普通的知青形象，使小说的生活图景和人物形象比较接近现实的正常生活。《孽债》中所描写的几个知青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青的生活：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并日日盼着返城的日子。在此之间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许多人选择了结婚，或与知青结合，或与当地农民结合。很多与当地农村青年结婚的知青，大部分都是在困苦的时候，接受了对方的帮助，出于依赖或感激走到了一起，并没有多深厚的感情基础。因此，在后来的大返城中，他们都有义无反顾的离婚。回到上海后，又各自重新组建了家庭，进入了另一个圈子。他们都是接着人最基本的欲望选择生活。
二、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
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人物的命运及人物追求的结局。由于知青们生活的困苦，大多数知青作家都带着“理想主义”来描写知青，他们希望知青能苦尽甘来，有一个好的结局。因此，他们往往让一个个悲剧性的故事有一个好的、完满的结局。叶辛创作《蹉跎岁月》在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个干部子弟，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插队落户到了一个偏僻闭塞、有山有水的村寨。在那里，他和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相爱了。打倒了“四人帮”，痴情的姑娘以为命运会给她露出微笑，却不料事实给了他狠狠一棒。受迫害的干部官复原职后听说儿子找了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的对象，大为光火。以高压手段干涉儿子的恋爱，儿子抵挡不住大城市和舒适的工作岗位的诱惑，抛弃了女友，酿成了悲剧。作者听完这件事，脑子里受到很大的震动，决定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决不能写成悲剧”。因此，在《蹉跎岁月》中，曾被杜见春拒绝过的柯碧舟，最终顶住各方压力，与杜见春走到了一起。这种团聚只是作者的希望而已，虽然可以给人的心灵一种抚慰，但不能真实、深刻地表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作品越来越倾向现实。，大力倡导还原生活，让文学作品真实再现生活。知青作家们又纷纷拿起笔，给人们再现真实的知青生活，因为悲剧更能给人启迪。《孽债》就是一段真实故事的再现，它不仅反映了知青还涉及到了知青的下一代。五个西双版纳的小孩到上海寻亲生父母，他们的出现让父母们“感到痴迷陶醉，感觉紧张不安。”知青返城后，虽然都承认了当年的婚史却不约而同的隐瞒了孩子。孩子找到他们时，他们却不敢将孩子带回家。记得《孽债》改编成电视剧时，它的主题歌这样唱到：“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又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孩子们最终决定回到西双版纳，对上海的放弃与他们的父母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多数人认为《孽债》的结局很悲，应该让孩子们留在上海过上幸福的日子，但作者却将现实还原为了悲剧。
三、从知青群体矛盾斗争走向知青个人矛盾
在先前的知青文学中，小说主要矛盾往往缺乏生活的依据，为塑造“精美”而去设置矛盾，用阶级矛盾取代知青思想改造中的矛盾。因而忽视了知青上山下乡之后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和矛盾冲突。在《蹉跎岁月》中，知青中所出现的矛盾都是以家庭成份为界的。“黑八类”的柯碧舟与所有成份比他好的知青形成一对矛盾，而高干子弟的苏道诚既看不起高级职员出身的王连发，也看不起手脚不干净的肖永川。华雯雯和唐惠娟两人，一个爱打扮爱花俏，一个端庄朴实，互相看不惯。华雯雯嫌唐惠娟“土”，唐惠娟怪华雯雯卖弄风情，不爱劳动，好吃懒做，外表上干净，心地却很肮脏。作者通过对不同知青形象的刻画，将知青内部日趋复杂的人物关系，蜕变和分化，条理清楚地进行描绘，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思想水准、性格的知青形象。
在《孽债》中，作者通过用蒙太奇手法，将五个家庭组合到了一起。小说反映了知青个人内在的心理矛盾，分别从知青的工作、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的冲突来表现。当版纳的孩子找到他们时，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不仅担心单位上的同事知道，还担心里弄的邻居七嘴八舌，更担心被妻子和儿女知道，致使小家庭破裂。重重矛盾使他们又回忆到了过去，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农村改造生活。在《孽债》中，没有描写任何知青间的矛盾，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甚至他们之间有时还互相帮助。其实，这是一种意识的转变，不仅是作者的，也是社会的。从文革时期宣扬的团体精神转变为个人意识，在现代更注重的是人的独特性。只有这样，知青文学作品中才会出现真正的有区别的个体，而不是一锅“大锅饭”。
四、小说主题的单一性走向了多义生
近期的知青小说，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多义性倾向。“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象文革的知青小说一样，回避复杂的生活矛盾，而从中抽取简单的要领和样品，以至于在一部作品中，单纯表现事物的一个特征和一个方面”。⑤在先前的知青小说中，主要描写的场景是农村，不仅描写了知青们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情况，还描写了当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在《蹉跎岁月》中，就只是单纯地突出“血统论”对人的迫害。虽然柯碧舟的形象是生动的，但主要还是描写他的“血统论”的迫害下，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各种情况，使小说具有了一种知青史诗般的韵味。随着社会的前进，“面对新时期庞芜和复杂的生活真实，纷至沓来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思想和感情也变得矛盾和复杂起来，不是单纯的非爱即憎，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从事物的多方联系中，从现实人生的纵横错综中寻求正确的答案，确定自己的态度。”⑥他们将知青的活动舞台从边疆农村转移到城市，使生活呈现了多角度面貌。知青们带着精神和肉体的累累伤痕，通过各种渠道相继回城了。他们要揭露、控诉知青运动的阴暗面和回城后失落。在《孽债》中描写了知青返回大上海的生活。在上海，生活的压力更大，住房的狭窄，设备的简陋、精神上的空虚……种种状况都体现了知青返城后的命运。回到城后，日子并没有期望中的那么好，他们从“乡下的城里人”变为了“城里的乡下人”。当沈美霞、梁思凡来到父母的家后，共同的感受就是没有版纳的家好。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使小说主题具有了多义性，小说的重心从知青运动转移到知青身上。作者似乎感到需要摆脱外在的各自观念的干扰，隐藏自己的真正意图，让知青小说超出某种纪实文学已有的域走，更深地回到艺术本体，回到知青人生个人的命运之中去。
总之，以上的种种转变其实体现了知青文学的走向：从“伤痕”走向“反思”。走进了“伤痕”之中的知青小说，是文学恢复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结果，从单纯歌颂和虚饰到真实描写和揭露，知青小说无疑是真正立足于现实土壤。但是，要前进，伤痕是必须淡忘的。而对于以往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消蚀，给予客观的审理也是更为必要的。贺绍俊认为：文学面对历史，往往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体验式的，一种是思想家式的。以体验式的方法写作，历史就是由许许多多的充满感性的生活记忆和情感体验组成的。以思想家式的思维去写作，历史就成了思想的证词。知青小说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渐渐地走出了“伤痕”，眈溺于深沉的反思之中。知青作家们纷纷将目光射进了社会的深层次，对现实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探究和表现。但是，历史在不断的前进，时代不同了，知青作家们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创作上。知青题材小说创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知青写知青，作家和题材之间有生命攸关的联系，使小说更具有实践者双重身份的叶辛，将自己不泯的激情与冷静的思考并行交织，使得全景或宏大的叙事与真切细微的个体生命浑然一体，展现了知青这代人所经历的人生苦难和作者难以摆脱的心灵炼狱。这座心灵炼狱也就是知青作家们真挚的知青结。“结”，本义就是一个扣，一个解不开的扣。“情结”，辞海解释为，“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概念，指被意识压抑而持续的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知青情结，乃是创作的原动力，“是‘一直索绕在作者文化心理中的一个未被消化掉、因而不能放弃的情结。’一个人的无意识降生于某个时代，他没有能力塑造历史，只能被历史所塑造。当人认识到或感觉到自己被塑造时，心中便产生情结。”⑦因此，在以后的知青文学创造中，应该告别原来意义上的知青文学，超越知青情节，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一个更宽广的社会视野中，重新审视和书写知青历程。
注释：
①《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０３年第６期，Ｐ７２
②《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Ｐ２１８
③叶辛《叶辛文集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 Ｐ５８
④叶辛《叶辛文集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 Ｐ３
⑤《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Ｐ８７
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Ｐ８７
⑦《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０３年６期 Ｐ７３
参考书目
①叶辛《叶辛文集第六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
②叶辛《叶辛文集第十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
③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４年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