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与战友眼中的孙中山
顾问与战友眼中的孙中山
——评林百克《孙逸仙传记》
杨津涛（启风）
刊于5月16日《人民政协报》，有删节
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各种史料的不断挖掘，孙中山领导了此次革命的传统说法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1911年10月10日，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身在美国，直到12月25日才返回国内，被各省代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实公正地说，如果没有孙中山在晚清发动的十次起义做铺垫，那断然不会有后来辛亥革命的一举成功。
林百克是孙中山的美国顾问，自1912年至1925年一直追随其左右。他在撰写《孙逸仙传记》一书时，除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外，还采访了孙中山的家人与同志，尤其引述了“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时代的故事和所经过的重大政治事件”。
在历史上，孙文除了本名外，还以“孙中山”与“孙逸仙”两个名字广为人知。林百克说，“逸仙”是孙中山的号，“取安逸和不朽之意”，其实这也是孙中山皈依基督教后的教名，由牧师依其原号“日新”的粤语谐音所取。外国人至今钟爱“孙逸仙”这个名字，因为它“读的时候合于音节”，韦慕廷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即使用“孙逸仙博士”的称呼。
《孙逸仙传记》中记述的孙中山在少年时即表现出鲜明的反叛精神。他幼时在私塾读书，塾师要求学生一遍遍地朗诵和抄写《三字经》，孙中山感到“这种教授法的不合理”，于是站起来反对，“我一些不懂。尽是这样唱是没有意思的，我读他做什么？”教师自然很生气，质问道：“什么！你反叛经训吗？”当孙中山母亲要给女儿缠足的时候，孙中山抗议说，“中国女子把两足毁伤实在是毫无道理的。”
因为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抱有深深的怀疑，后来孙中山往檀香山读书，也就很自然地对西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这一下把他大哥孙眉吓得够呛，赶忙把弟弟送回了广东老家，以免他“多受外国化”的影响。在海外见了世面的孙中山，对中国农村的各种愚昧行径愈发反感。他对村中父老说，“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他告诉在庙里拜神的同伴，“我们为什么敬礼这个木偶？他们自己还不能帮助自己，谁说他能帮助我们？”保守的乡村因而已容不下离经叛道的孙中山，孙中山随即负笈香港，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孙逸仙传记》的篇幅不长，但却也将孙中山的一生言简意赅地记述了下来，包括辛亥革命后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及此后在南方发起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直至1925年他在北京逝世。林百克在书记载说，临终前几日的孙中山“精神疲倦，不能续说四五字以上之语，只连续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数语。”到了3月12日上午，“先生遂永别一手创造之中华民国而长辞人世矣。”
在《孙逸仙传记》后附录有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与《兴中会革命史别录》，都是研究晚清革命的一手史料。作者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兴中会早期的革命骨干。在香港求学时，陈少白常常与孙中山、尢列和杨鹤龄谈论颠覆满清的革命大计，因而被时人合称为“四大寇”，孙中山甚至还得了一个“洪秀全”的绰号。
因为陈、孙之间的亲密关系，陈少白与林百克一样，有时就不免会偏袒自己的老朋友，比如对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的记述即有失公允。1895年，孙中山以檀香山兴中会与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合并为香港兴中会，当时或许是出于巩固同盟的考虑，并没有确定会长人选。后来广州起义在即，不能没有一个共同领袖来统筹全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开会选举会长（即起义成功后的总统）时，大家“当然一致通过举孙逸仙当总统”。但是隔了一天，杨衢云却对孙中山表示，“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孙中山当晚与会中亲信商量，郑士良主张索性杀了杨衢云，陈少白则反对说，如果在香港闹出命案，革命党就会无处立足，因而不如先把总统让给杨衢云，“我们先到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孙中山就把总统的名义让给了杨衢云。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当时“众议选举会长为建国时合众政府大总统之预备，衢云素有大志，坚欲得总统，谢缵泰等复拥戴之，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纷争，表示谦退，衢云由是当选。”冯自由对孙中山有所有美化，但至少说出了事实：杨衢云的会长之位不是孙中山当选后让出来的。当然，杨之所以能当选会长，更重要还是他在香港颇有势力，非孙中山刚刚组建的班底所能企及。
虽然林百克和林少白由于和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在记述史事时会为尊者讳，但因为他们都是当年都曾长期跟随孙中山，投身中国革命，留下来的都是第一手的史料，对于读者来说，那依旧是不可多得珍贵参考。
http://epaper.rmzxb.com.cn/2011/20110516/t20110516_388670.htm
——评林百克《孙逸仙传记》
杨津涛（启风）
刊于5月16日《人民政协报》，有删节
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各种史料的不断挖掘，孙中山领导了此次革命的传统说法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1911年10月10日，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身在美国，直到12月25日才返回国内，被各省代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实公正地说，如果没有孙中山在晚清发动的十次起义做铺垫，那断然不会有后来辛亥革命的一举成功。
林百克是孙中山的美国顾问，自1912年至1925年一直追随其左右。他在撰写《孙逸仙传记》一书时，除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外，还采访了孙中山的家人与同志，尤其引述了“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时代的故事和所经过的重大政治事件”。
在历史上，孙文除了本名外，还以“孙中山”与“孙逸仙”两个名字广为人知。林百克说，“逸仙”是孙中山的号，“取安逸和不朽之意”，其实这也是孙中山皈依基督教后的教名，由牧师依其原号“日新”的粤语谐音所取。外国人至今钟爱“孙逸仙”这个名字，因为它“读的时候合于音节”，韦慕廷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即使用“孙逸仙博士”的称呼。
《孙逸仙传记》中记述的孙中山在少年时即表现出鲜明的反叛精神。他幼时在私塾读书，塾师要求学生一遍遍地朗诵和抄写《三字经》，孙中山感到“这种教授法的不合理”，于是站起来反对，“我一些不懂。尽是这样唱是没有意思的，我读他做什么？”教师自然很生气，质问道：“什么！你反叛经训吗？”当孙中山母亲要给女儿缠足的时候，孙中山抗议说，“中国女子把两足毁伤实在是毫无道理的。”
因为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抱有深深的怀疑，后来孙中山往檀香山读书，也就很自然地对西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这一下把他大哥孙眉吓得够呛，赶忙把弟弟送回了广东老家，以免他“多受外国化”的影响。在海外见了世面的孙中山，对中国农村的各种愚昧行径愈发反感。他对村中父老说，“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他告诉在庙里拜神的同伴，“我们为什么敬礼这个木偶？他们自己还不能帮助自己，谁说他能帮助我们？”保守的乡村因而已容不下离经叛道的孙中山，孙中山随即负笈香港，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孙逸仙传记》的篇幅不长，但却也将孙中山的一生言简意赅地记述了下来，包括辛亥革命后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及此后在南方发起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直至1925年他在北京逝世。林百克在书记载说，临终前几日的孙中山“精神疲倦，不能续说四五字以上之语，只连续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数语。”到了3月12日上午，“先生遂永别一手创造之中华民国而长辞人世矣。”
在《孙逸仙传记》后附录有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与《兴中会革命史别录》，都是研究晚清革命的一手史料。作者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兴中会早期的革命骨干。在香港求学时，陈少白常常与孙中山、尢列和杨鹤龄谈论颠覆满清的革命大计，因而被时人合称为“四大寇”，孙中山甚至还得了一个“洪秀全”的绰号。
因为陈、孙之间的亲密关系，陈少白与林百克一样，有时就不免会偏袒自己的老朋友，比如对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的记述即有失公允。1895年，孙中山以檀香山兴中会与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合并为香港兴中会，当时或许是出于巩固同盟的考虑，并没有确定会长人选。后来广州起义在即，不能没有一个共同领袖来统筹全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开会选举会长（即起义成功后的总统）时，大家“当然一致通过举孙逸仙当总统”。但是隔了一天，杨衢云却对孙中山表示，“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孙中山当晚与会中亲信商量，郑士良主张索性杀了杨衢云，陈少白则反对说，如果在香港闹出命案，革命党就会无处立足，因而不如先把总统让给杨衢云，“我们先到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孙中山就把总统的名义让给了杨衢云。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当时“众议选举会长为建国时合众政府大总统之预备，衢云素有大志，坚欲得总统，谢缵泰等复拥戴之，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纷争，表示谦退，衢云由是当选。”冯自由对孙中山有所有美化，但至少说出了事实：杨衢云的会长之位不是孙中山当选后让出来的。当然，杨之所以能当选会长，更重要还是他在香港颇有势力，非孙中山刚刚组建的班底所能企及。
虽然林百克和林少白由于和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在记述史事时会为尊者讳，但因为他们都是当年都曾长期跟随孙中山，投身中国革命，留下来的都是第一手的史料，对于读者来说，那依旧是不可多得珍贵参考。
http://epaper.rmzxb.com.cn/2011/20110516/t20110516_388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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