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们应当怎样解读？

我给《异端的权利》打了一个很差的评价。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内心很矛盾的。最终，我还是服从了我的职业——我是个历史研究者。至少从传统的历史角度来说，这本书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即使从广义的历史来看，这种说法也是仍然有争议的。

正如1937年泰勒与阿什利两位英国学者几乎同时出版的克伦威尔传记（"Oliver Cromwell, A Dictator's Tragedy" by M.Taylor, "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 by M.Ashley），以及稍早时候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亚诺（E.Momigiano）所出版的克伦威尔传记那样——这些书把那位英国革命时期的著名领袖刻画为一位“带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影子的政治家”。处于同一时代中的茨威格显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的《异端的权利》也更加有名，与上述诸书不同的是：历史样板从克伦威尔换成了加尔文，还加上了一位正面人物：卡斯特里奥。

从历史事实上来看，这本书是极具偏见的。专门研究加尔文的教会史学家和神学史学家对此已有定论。处死塞尔维特成为加尔文的“头号罪状”。甚至有些人居然编出了“罗马故意让塞尔维特逃跑”的谎话，难道自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也可以如此不顾现实？世人皆言加尔文烧死塞氏，但这位“日内瓦教皇”唯一的处死记录也就此桩，结果落得了和烧人无数的罗马与宗教裁判所同样的名声。人们总有非此即彼的印象，认为既然罗马是恶棍，那罗马的敌人就必为天使；否则就是幻想破灭，马上对新的改革者更加恶语相加，大加不满。这似乎是人性的一种问题所在，不加详述。

以上原因是我对此书“深恶痛绝”的某种原因。但从历史角度而视，这似乎又是值得尊重与理解的。当极权主义的威胁一直笼罩在欧洲头顶，当法西斯独裁、大屠杀、莫斯科审判和麦卡锡主义接连在文明的人类社会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学者也不得不去面对现实。即使是历史学家。

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的典范是理查德·霍夫斯塔德。他对于比尔德和贝克尔的“进步学派”的历史相对主义提出了最猛烈的和具有代表性的批评。霍夫斯塔德在他的代表作《进步的时代》中的“研究”，实质上与茨威格和莫米亚诺先生们的作品如出一辙：“平民党运动”被定义为“具有强烈反犹太思想的大众运动”——当有书评对此提出疑问之时，甚至霍氏自己也“供认不讳”：“对，我这么说是有些过分。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曾有霍氏传记作者有此评价：“他使自由主义付出了太大的代价。”——的确如此，但很有必要。

话说回来，也许正是像霍夫斯塔德这样的人，让我对茨威格和他的书有了新的认识。也许，当我们真正面对着时代的大问题的时候，适当的歪曲历史才是真正让人们振聋发聩的贡献。历史，怎样解读，成为它对于人类贡献的关键。

所以，我还是把“较差”改成了“推荐”。至少在某些方面，这本书代表着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应当重视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