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之逻辑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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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部分开学没几个星期就写了，不过那时候没有完全理顺就丢在一边（这学期很多事情都只先做一半，过了很久再继续@@），今天把以前敲的东西认真理了一遍，贴在这里。
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近代兴起？以及这一问题的反问题——繁荣于古代的东方世界为什么在近现代发展缓慢？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探讨是当代历史学界中的一个颇为热点的主体。而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系统地解释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道格拉斯•诺斯可谓第一人（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后续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就是其用现代经济学视角进行经济增长解释的代表性著作）。归纳总结史料以完善现代经济学理论与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历史解释是新经济史这一枚硬币上相辅相成的两面，诺斯通过对现代社会之前长时段历史的关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涉及到的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极大地完善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关照历史，驱散了经济增长的迷雾。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共分为三篇十二章。第一篇：理论和概论；第二篇：公元900—1500年；第三篇：公元1500—1700年。
在本书中，诺斯尝试“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 ；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长期增长” 的关键，这也“正是西方兴起的所在” 。
诺斯将制度创新的原因引向了人口增长，在西方世界的不同时期，人口变迁发挥了不同作用，引致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从而将西方世界引向近现代的兴盛。
10世纪时，人口较少而土地充裕，因此也就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的必要性；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也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在封建社会为四分五裂的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有助于商品交换进行的背景下，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这也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进一步促进了11、12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并带来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
13世纪经济大幅增长，是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如委托制与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这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这使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在农业方面，人口增长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拥有者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货膨胀降低了领主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传统习俗造成了变更契约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不至于增加修改契约的费用，领主不得不在传统习俗的框架中进行调整，传统的庄园组织和劳动捐恢复，农奴和承租人也逐渐失去了一些自由；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不自由阻止了农业部门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领主也没有激励改进农业技术。由此，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14、15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14、15世纪中，疾病、饥荒、战争造成的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混乱造成了严重依赖封建地租的岁入下降，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相对提高，财政压力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得以保留而无效率的政治组织责备对手吞并，这促使了民族国家的萌发；由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瓦解。此外，为应付财政危机，各国创建新的所有权形式，这也导致了1500—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异。
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初期阶段。16世纪的人口增长造成市场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新世界白银流入，商业扩张，促进了无形资产有效所有权的发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与14世纪相似的是，尽管贸易促进了交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上升，但却不能抵消人口增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由此17世纪充斥着战争、饥荒、瘟疫，又一次陷入马尔萨斯抑制。但17世纪毕竟与14世纪不同，14世纪欧洲均质的组织形式使西欧各处几乎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法国、西班牙与英国、荷兰会有不同的财政选择，使他们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之后所写作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了国家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诺斯将经济学中分析微观经济个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应用到国家层面，国家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又敏锐地觉察出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的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定一套基本规则保障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原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的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古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再到中世纪的采邑制，都在统治者（和它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够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因而，存在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对于法西英荷四国的分析已经暗含着其国家理论及其所引申的“诺斯悖论”，正是在特定的国家天赋资源和由此引申而出的税收来源构成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约束，而国家效用最大化的两个目标能否一致又决定了其财政选择的结果。法国缺乏显而易见的税基，直接征税的官僚机构被造就，之后可以增加岁入而承担很低成本；由此大量出售特权，如将垄断权卖给行会以获得岁入，行会长期进行产业管制，当新发明与行会专有权出售冲突的时候，发明不被鼓励，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西班牙税收主要来源于国外，为了维持霸权，西班牙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乞灵于饮鸩止渴的办法，如拖延付款，降低利率，提高金价，铜币代替银币，并且维持羊主团的特权阻挠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使得在西班牙从事可耕农业缺乏刺激；并且还随意侵占、没收阻挠生产行业发展。在荷兰，长期以来商业贸易都是发展的原动力，交易部门是尼德兰的重要部门，也是国家可以获得大宗岁入的部门，国家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以刺激商业；由此人口增长刺激了创新，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荷兰的货币市场作为西欧的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是集中的，而商业的兴起和主要民族国家之间的不断冲突将王权造就为借款者促进了荷兰资本市场的繁荣。在农业上，市场的发展使农奴制解体，庄园成为小农的财产，人口增长造成地租上升，扩大耕作有利可图，而耕地来源于围海造田，这需要保证投资者个人获得大部分受益，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在土地私有制下，乡村自由劳动有极大地动力为自己收益而利用其它资源。在工业上，商业活动复兴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降低了资本成本，政府政策限制垄断促进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一切促进了乡村工业发展。在英国，其国王利益与法国国王的利益并无二致，都铎王朝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但与此同时，16世纪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羊毛价格和养羊业利润因国际扩张提高，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商人集团日趋强大，不安于限制，最终酿成清教革命，1640年以后国会占上风，限制王权；1642年垄断法禁止了王室的垄断并且包含了鼓励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17世纪，鼓励创新的专利法被制定，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封建残余，保险、金融、股份公司、贸易部门得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利交给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人的手中，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发展了的所有权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近代兴起？以及这一问题的反问题——繁荣于古代的东方世界为什么在近现代发展缓慢？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探讨是当代历史学界中的一个颇为热点的主体。而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系统地解释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道格拉斯•诺斯可谓第一人（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后续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就是其用现代经济学视角进行经济增长解释的代表性著作）。归纳总结史料以完善现代经济学理论与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历史解释是新经济史这一枚硬币上相辅相成的两面，诺斯通过对现代社会之前长时段历史的关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涉及到的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极大地完善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关照历史，驱散了经济增长的迷雾。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共分为三篇十二章。第一篇：理论和概论；第二篇：公元900—1500年；第三篇：公元1500—1700年。
在本书中，诺斯尝试“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 ；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长期增长” 的关键，这也“正是西方兴起的所在” 。
诺斯将制度创新的原因引向了人口增长，在西方世界的不同时期，人口变迁发挥了不同作用，引致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从而将西方世界引向近现代的兴盛。
10世纪时，人口较少而土地充裕，因此也就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的必要性；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也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在封建社会为四分五裂的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有助于商品交换进行的背景下，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这也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进一步促进了11、12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并带来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
13世纪经济大幅增长，是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如委托制与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这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这使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在农业方面，人口增长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拥有者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货膨胀降低了领主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传统习俗造成了变更契约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不至于增加修改契约的费用，领主不得不在传统习俗的框架中进行调整，传统的庄园组织和劳动捐恢复，农奴和承租人也逐渐失去了一些自由；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不自由阻止了农业部门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领主也没有激励改进农业技术。由此，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14、15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14、15世纪中，疾病、饥荒、战争造成的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混乱造成了严重依赖封建地租的岁入下降，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相对提高，财政压力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得以保留而无效率的政治组织责备对手吞并，这促使了民族国家的萌发；由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瓦解。此外，为应付财政危机，各国创建新的所有权形式，这也导致了1500—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异。
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初期阶段。16世纪的人口增长造成市场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新世界白银流入，商业扩张，促进了无形资产有效所有权的发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与14世纪相似的是，尽管贸易促进了交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上升，但却不能抵消人口增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由此17世纪充斥着战争、饥荒、瘟疫，又一次陷入马尔萨斯抑制。但17世纪毕竟与14世纪不同，14世纪欧洲均质的组织形式使西欧各处几乎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法国、西班牙与英国、荷兰会有不同的财政选择，使他们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之后所写作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了国家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诺斯将经济学中分析微观经济个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应用到国家层面，国家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又敏锐地觉察出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的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定一套基本规则保障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原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的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古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再到中世纪的采邑制，都在统治者（和它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够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因而，存在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对于法西英荷四国的分析已经暗含着其国家理论及其所引申的“诺斯悖论”，正是在特定的国家天赋资源和由此引申而出的税收来源构成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约束，而国家效用最大化的两个目标能否一致又决定了其财政选择的结果。法国缺乏显而易见的税基，直接征税的官僚机构被造就，之后可以增加岁入而承担很低成本；由此大量出售特权，如将垄断权卖给行会以获得岁入，行会长期进行产业管制，当新发明与行会专有权出售冲突的时候，发明不被鼓励，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西班牙税收主要来源于国外，为了维持霸权，西班牙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乞灵于饮鸩止渴的办法，如拖延付款，降低利率，提高金价，铜币代替银币，并且维持羊主团的特权阻挠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使得在西班牙从事可耕农业缺乏刺激；并且还随意侵占、没收阻挠生产行业发展。在荷兰，长期以来商业贸易都是发展的原动力，交易部门是尼德兰的重要部门，也是国家可以获得大宗岁入的部门，国家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以刺激商业；由此人口增长刺激了创新，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荷兰的货币市场作为西欧的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是集中的，而商业的兴起和主要民族国家之间的不断冲突将王权造就为借款者促进了荷兰资本市场的繁荣。在农业上，市场的发展使农奴制解体，庄园成为小农的财产，人口增长造成地租上升，扩大耕作有利可图，而耕地来源于围海造田，这需要保证投资者个人获得大部分受益，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在土地私有制下，乡村自由劳动有极大地动力为自己收益而利用其它资源。在工业上，商业活动复兴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降低了资本成本，政府政策限制垄断促进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一切促进了乡村工业发展。在英国，其国王利益与法国国王的利益并无二致，都铎王朝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但与此同时，16世纪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羊毛价格和养羊业利润因国际扩张提高，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商人集团日趋强大，不安于限制，最终酿成清教革命，1640年以后国会占上风，限制王权；1642年垄断法禁止了王室的垄断并且包含了鼓励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17世纪，鼓励创新的专利法被制定，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封建残余，保险、金融、股份公司、贸易部门得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利交给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人的手中，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发展了的所有权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