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有多痛，就有多深

这是法国女作家彼埃蕾特·弗雷迪奥被推荐到中国的唯一作品，同时又是让许多中国读者读不下去的一部小说。彼埃蕾特在这部小说里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女儿陪伴母亲在养老院里度过的最后的时光。她的讲述，是一种毫不留情的解剖，是淋漓尽致的宣泄，既有明显的女性文字的诉求倾向，又随处可见法国文学传统性的哲学思辨。她用精短简练却又山重水复的语言营造了一个气场，从开篇第一页便把我罩在里面，使我随着她的文字思索、挣扎、疼痛，直到最后那句“不要鲜花，要短句，亲爱的。”
 
写父母的作品，尤其是写自己母亲的作品，容易流于赞美和抒情。尽孝，成了写作的另一项任务。有些玩文字的人，父母在世时并不曾孝顺；在他们百年后，也一定要用文字尽孝。正因为此，彼埃蕾特的这部小说才会让人“读不下去”。她太冷静太深入，甚至，有些残忍。她一直在讲述一场战争，女儿与母亲的战争，一场爱与痛的战争。

所有的成长都伴随着疼痛，所有的爱也如此。小说中的“我”是个独立、要强的知识女性，她有个独立、要强的母亲。“我”的个性来自母亲。“我”毕生都在想挣脱母亲的管教，都在冷静地剖析着母亲，就如母亲一直都在毫不留情地剖析着“我”一样。而最终，“我”发现“我”与母亲实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我中有她，她中有我，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成长，叛逆，脱离；再成长，思念，懂得，回归，融合。这是天下无数女儿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多漫长，这其中的撕裂有多痛，重新弥合之爱又有多深，这正是彼埃蕾特“絮絮叨叨”的细节描述所要展示的东西。

“他们成为老婴儿，等待着在养老院里的死亡，做一个活死人。”彼埃蕾特就是这样尖刻而犀利，她的笔锋如刀，剖开表象，也就是她说的“玻璃纸”，朝着最深处直入。老人们离开耕耘了一辈子的家，走进养老院，这个举动就宣布他们的人生只剩下一件事：等待死亡。在那儿，护理员、管理员、保洁人员都不是把他们当做先生、女士，而是当做“老人”。他们重新回到幼儿状态，被管教，被关照，被善意的谎言哄骗。他们的身体在这所“老年小学”里过着集体生活，他们的心重归婴儿时期的无助与孤独。这难道不是养老院最真实的写照吗？尽管这真相让人如此不愿承认。

“人们对待年老的父母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希望他们过着健康的生活，参加运动，结交好朋友，身体好，不缠着你。人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变得专横。”是的，确实如此。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忘了父母曾经也这样对待他们，而他们当时是多么的反感。曾经的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拥抱，而不是说教。但是，现在，他们忘了。他们不知道父母所需要也是一个拥抱，而不是说教。当我对着八十岁的老父亲生气，原因就是他成天坐着不动，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时，我忘了他曾持续多年怒吼着逼我在凌晨五点半起床跑步，不管我对跑步有多么厌恶。

“此刻，这个婴儿忽然又成了母亲。她沉着镇定，明察秋毫，运筹帷幄。”永远都是这样。你永远都不能怀疑你那满头白发、身体越来越瘦弱的老母亲。到了关键时刻，她依然是那个撑起一个家的睿智坚强的主妇。她有一双洞悉一切的眼睛，所有你认为能瞒天过海的招数，在她面前都呈透明状。你一生都在挣扎，都想超越她，直到有一天，你终于明白这是徒然的。你可以努力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你永远也超越不了你的母亲。你终于臣服，不再想超越，而只是希望能得到她的欣赏。要知道，就连这点都极不容易，因为她总是能一眼就看到你最薄弱的地方。而这也是让小说中的“我”最苦恼的事。母亲用语文老师的标准要求彼埃蕾特写短句，母亲对她的文字要求总是严厉的。

 “在老年夫妻中，这一位的力量依赖于那一位的软弱。但是，如果抽掉了那一位，这一位的力量就失去了依赖而倒塌。”“她成了我的孩子，我成了母亲。每个人都要做两件事，陪伴孩子走进生命，陪伴父母走出生命。”读完这本书，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读了这样一部小说。和母亲说话，我依然有点小心翼翼。我想告诉她我要陪伴她，但我不能让她感觉我认为她已经够老了，需要儿女的照顾了。直到今天，我得承认，我怕她的聪明，让人无处遁逃的聪明。

很遗憾我没能找到彼埃蕾特的第二本中译书。我很想知道这种不用情节讲述而是用思想来讲述故事的手法，是否也运用于她其他的作品。

如果你有一位出色的母亲，如果你一生都在争取得到母亲的欣赏，你会喜欢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