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宿命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05 文/陈嫣婧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与梁启超率同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要求革新体制，后“百日维新”失败，康梁逃亡海外。时隔16年，孙中山以“三民主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大概连康梁都想不到，君主立宪的梦想尚未实现，皇帝就被赶下了台。中国近代史的革新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封建主义大国竟然如此疯狂。改革的面目朝夕可变，可是内在的肌理骨骼是否也在跟着频繁地新陈代谢？王汎森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试图通过梳理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变化，来探究变革内部肌理的隐秘活动。
纵观这个中国近代思想的系谱，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总是在做同样一件事，就是在一种思想体系中寻求政治上的出路，寻求国家民族的强盛。他们对于统治中国数千年文化思想的儒家学说宿命般的依赖，在西方全面侵华背景下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错杂情感，以及面对国家命途时所表现出的对思想和学术问题的惶惑心理，无不蕴藉了一代代学人对知识、思想和世界的不懈追问。王汎森教授以近代历史语境为基础，将这个“系谱”切分三个阶段，起于清朝道光年，贯穿整个新文化运动和现代中国的三十年。
人们普遍认为，是两次鸦片战争敲醒了沉睡的中国人，完全暴露了腐朽的封建主义统治下衰微的国力。其实，如果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审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这种“腐朽”和“衰微”有更深一些的认识。可以说，最先隐约意识到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式微的就是当时那些不认同大为兴盛的考证学的士大夫们。王汎森教授在书的第一部分《旧典范的危机》中例举了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到汪士铎的《乙丙日记》等一系列文人著作，用来阐明在当时仅从训诂角度来理解儒家思想的治学方法已经完全不能满足“经世”之用，清儒之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所做的研究越来越琐碎，也越来越脱离现实的趋势。一种思想无论在哪一朝哪一世，都必须具备它的时代性，当世的学人们应不断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保证其对于时代的价值。于是，以方东树为首的士大夫纷纷提出恢复“宋学”的主张，认为朱熹的治学理念最能起到为当世服务的作用，也最能体现儒学精神对于从修身到治国的阐释。从考证学回溯到宋朝理学，很难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进步，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后世对它的“运用”可以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无非是把它工具化，这在宋儒的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成为治世治国的根本准则，这不是没有偏颇的，但总好过于将儒学本身边缘化，让它在字词句读之间失掉生命力。清人亲近宋儒，批判考证学之于现实世界的无力，可能是拯救儒学，也是拯救现世最后的挣扎了吧。
宋学的回归在汪士铎等人来看已足够困难，何奈西方列强的长驱直入又让还没有做好准备的中国人不得不更急迫地重新整理自己的救国思路。历史的记忆与现世的危机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王汎森教授提出的关于记忆与反叛的悖论让人深思。清末民初的一代学人，他们的身份从士大夫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随着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消亡，这些留洋归国穿着西服的学者们似乎更是从里到外翻了一遍新。可是，无论是最初的“康梁”还是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胡适，他们的思想始终还是在传统与反传统中摇摆不定。章太炎领导的“国粹运动”，视图以恢复先秦百家争鸣的自由开放来反对汉以后独尊儒术的思想霸权。在这里，传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对儒家思想的特指。当我们把儒学的桂冠摘除，仍将它放到“诸子百家”中去，让其成为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员而非统帅时，那么儒学几千年来对于政权统治者和士大夫们的意义是否就一笔勾销了？其实章太炎的“国粹运动”是存在广泛现实基础的，彼时的封建统治已不复存在，而新政权的建立又伴随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争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基不稳，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和两千多年前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有什么区别？同样是新旧体制青黄不接的交替时段，同样是各种思想碰撞交融的思想活跃期，章太炎提倡“国粹”，是新瓶装旧酒，看似复古，实则却是彻底的反古（儒学）。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国粹就是反古，就意味着激烈的斗争，也就预示着革命。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学术的意义在于经世，当革命的激情与学术的激情碰撞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章太炎既是国学大师又是一名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了。但是，当思想的革命进一步推进，当学人们已不满足于从古典中寻找新思想的源头活水，当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地引进德赛两位先生的思想时，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培、胡适等，却在发起了一系列激进的学术争辩之后，迅速地回到了传统的理学规范中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否定了思想改革的意义，他们认为：个人主义的发扬与理学式的自我修身并不矛盾，对于国民，当然需要大力提倡民主与自由，因为这是开启明智、唤醒国民精神活力的唯一途径；但于己，却要严格按照传统的理学要求修养锻炼。这种内在的挣扎在刘师培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他对待传统与西方的矛盾心态，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思想的“中西合璧”所做的努力以及这种融合失败后纠结挣扎的内心。
可以说，传统与反传统的内在紧张又相互帮衬，是王汎森教授论及中国近代思想脉络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处于体制与思想双重变革之下的中国学者最惯常、最本能的思考方式。于家于国，思想的实践性，高效性是第一位的，而于己，治学的连贯性，严谨性又不能完全丢掉，历史与现实加诸在他们意识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时迫使他们得出自我相悖的结论。但是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边缘化，学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意识逐渐消退，这也许要归结于他们无法从彷徨中找出一条可行的路，导致了思想与现实距离的不断疏远。其实，某种思想的“政治意义”对于学术界而言真的如此重要吗？也许是时代所迫，也许是知识分子们心中仍存有治国平天下的理学传统，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思考的惶惑中。任何一种学术理念都不可能产生一种绝对的价值，就如设计一个产品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马上被投入生产使用。那个时代退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都曾多多少少亲自投身到革命中，但是无论是革命还是学问，都无法让人以一己之力看清这个时代，并且力挽狂澜。事实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今，我们都不需要学术“超人”，从实用价值层面上说，学术是无用的，思想是无力的，知识分子就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鲁迅“用文字拯救灵魂” 的理念只是他年轻时美好的愿望。也许，唯有彻底破除知识分子们心中学术救国，学术强国，学术造英雄的美梦，才能真正让学问回归它的纯粹性吧。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与梁启超率同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要求革新体制，后“百日维新”失败，康梁逃亡海外。时隔16年，孙中山以“三民主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大概连康梁都想不到，君主立宪的梦想尚未实现，皇帝就被赶下了台。中国近代史的革新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封建主义大国竟然如此疯狂。改革的面目朝夕可变，可是内在的肌理骨骼是否也在跟着频繁地新陈代谢？王汎森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试图通过梳理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变化，来探究变革内部肌理的隐秘活动。
纵观这个中国近代思想的系谱，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总是在做同样一件事，就是在一种思想体系中寻求政治上的出路，寻求国家民族的强盛。他们对于统治中国数千年文化思想的儒家学说宿命般的依赖，在西方全面侵华背景下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错杂情感，以及面对国家命途时所表现出的对思想和学术问题的惶惑心理，无不蕴藉了一代代学人对知识、思想和世界的不懈追问。王汎森教授以近代历史语境为基础，将这个“系谱”切分三个阶段，起于清朝道光年，贯穿整个新文化运动和现代中国的三十年。
人们普遍认为，是两次鸦片战争敲醒了沉睡的中国人，完全暴露了腐朽的封建主义统治下衰微的国力。其实，如果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审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这种“腐朽”和“衰微”有更深一些的认识。可以说，最先隐约意识到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式微的就是当时那些不认同大为兴盛的考证学的士大夫们。王汎森教授在书的第一部分《旧典范的危机》中例举了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到汪士铎的《乙丙日记》等一系列文人著作，用来阐明在当时仅从训诂角度来理解儒家思想的治学方法已经完全不能满足“经世”之用，清儒之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所做的研究越来越琐碎，也越来越脱离现实的趋势。一种思想无论在哪一朝哪一世，都必须具备它的时代性，当世的学人们应不断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保证其对于时代的价值。于是，以方东树为首的士大夫纷纷提出恢复“宋学”的主张，认为朱熹的治学理念最能起到为当世服务的作用，也最能体现儒学精神对于从修身到治国的阐释。从考证学回溯到宋朝理学，很难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进步，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后世对它的“运用”可以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无非是把它工具化，这在宋儒的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成为治世治国的根本准则，这不是没有偏颇的，但总好过于将儒学本身边缘化，让它在字词句读之间失掉生命力。清人亲近宋儒，批判考证学之于现实世界的无力，可能是拯救儒学，也是拯救现世最后的挣扎了吧。
宋学的回归在汪士铎等人来看已足够困难，何奈西方列强的长驱直入又让还没有做好准备的中国人不得不更急迫地重新整理自己的救国思路。历史的记忆与现世的危机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王汎森教授提出的关于记忆与反叛的悖论让人深思。清末民初的一代学人，他们的身份从士大夫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随着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消亡，这些留洋归国穿着西服的学者们似乎更是从里到外翻了一遍新。可是，无论是最初的“康梁”还是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胡适，他们的思想始终还是在传统与反传统中摇摆不定。章太炎领导的“国粹运动”，视图以恢复先秦百家争鸣的自由开放来反对汉以后独尊儒术的思想霸权。在这里，传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对儒家思想的特指。当我们把儒学的桂冠摘除，仍将它放到“诸子百家”中去，让其成为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员而非统帅时，那么儒学几千年来对于政权统治者和士大夫们的意义是否就一笔勾销了？其实章太炎的“国粹运动”是存在广泛现实基础的，彼时的封建统治已不复存在，而新政权的建立又伴随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争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基不稳，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和两千多年前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有什么区别？同样是新旧体制青黄不接的交替时段，同样是各种思想碰撞交融的思想活跃期，章太炎提倡“国粹”，是新瓶装旧酒，看似复古，实则却是彻底的反古（儒学）。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国粹就是反古，就意味着激烈的斗争，也就预示着革命。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学术的意义在于经世，当革命的激情与学术的激情碰撞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章太炎既是国学大师又是一名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了。但是，当思想的革命进一步推进，当学人们已不满足于从古典中寻找新思想的源头活水，当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地引进德赛两位先生的思想时，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培、胡适等，却在发起了一系列激进的学术争辩之后，迅速地回到了传统的理学规范中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否定了思想改革的意义，他们认为：个人主义的发扬与理学式的自我修身并不矛盾，对于国民，当然需要大力提倡民主与自由，因为这是开启明智、唤醒国民精神活力的唯一途径；但于己，却要严格按照传统的理学要求修养锻炼。这种内在的挣扎在刘师培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他对待传统与西方的矛盾心态，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思想的“中西合璧”所做的努力以及这种融合失败后纠结挣扎的内心。
可以说，传统与反传统的内在紧张又相互帮衬，是王汎森教授论及中国近代思想脉络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处于体制与思想双重变革之下的中国学者最惯常、最本能的思考方式。于家于国，思想的实践性，高效性是第一位的，而于己，治学的连贯性，严谨性又不能完全丢掉，历史与现实加诸在他们意识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时迫使他们得出自我相悖的结论。但是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边缘化，学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意识逐渐消退，这也许要归结于他们无法从彷徨中找出一条可行的路，导致了思想与现实距离的不断疏远。其实，某种思想的“政治意义”对于学术界而言真的如此重要吗？也许是时代所迫，也许是知识分子们心中仍存有治国平天下的理学传统，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思考的惶惑中。任何一种学术理念都不可能产生一种绝对的价值，就如设计一个产品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马上被投入生产使用。那个时代退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都曾多多少少亲自投身到革命中，但是无论是革命还是学问，都无法让人以一己之力看清这个时代，并且力挽狂澜。事实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今，我们都不需要学术“超人”，从实用价值层面上说，学术是无用的，思想是无力的，知识分子就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鲁迅“用文字拯救灵魂” 的理念只是他年轻时美好的愿望。也许，唯有彻底破除知识分子们心中学术救国，学术强国，学术造英雄的美梦，才能真正让学问回归它的纯粹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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