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的文明曙光

每个中国人都在中学课本上学过：180万年前生活在云南的元谋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但人们又常常抱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历史观，认为中国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那里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唯一的摇篮），然后才向四周扩散。在这一图景中，中心的光明之外是黑暗的四周，例如西南诸省，似乎在中原文明抵达之前，那里都是没有历史的。正因此，当1986年三星堆文物出土时，人们在震惊之余大感困惑，这迫使人们对西南的早期历史作全面检讨和重新挖掘。由于史料极端缺乏，考证有时无异于猜谜，一时坊间出现许多“大胆猜想”的读物，有些玄想式考证甚至断言三星堆文明源自两河的苏美尔人。

史迹越是渺茫难寻、无从下手，越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和极强的综合能力，否则仅作无根据的联想毫无价值。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文献与出土文物互证），在对西南早期文明的研究中，饶宗颐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主张再加上古代部族活动区域的地望来钩沉古史。就此而言，不仅那段历史堪称“西南文化创世纪”（当然，这里说的西南主要是指四川盆地），对它的研究方法也可说是给中国古史研究中具有创世纪般的意义。不夸张地说，虽然在三星堆、金沙文物出土时，每个人都知道西南的远古史必须要重写了，但恐怕直到本书出版，人们才算知道怎样何才能重写这段历史。

除了总的考证方法之外，本书分为两部分专论：前半主要是释读商代甲骨文来钩稽殷商时代的西南历史，后半则综合运用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材料阐释远古西南的传说、崇拜与对外交通。虽然其中不少材料并不新异，但在不同的视角下，它们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例如学界都认为商代甲骨文卜辞中记录有河、洛、淮等中原地区的河流之名，但却没有见到南方长江流域的江、汉两条大河之名。饶先生在此旁征博引，考出甲骨文的“工”即指长江，而“漾”通“洋”，即指汉江。这表明三千多年前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商人，对南方地理的了解超出了人们原先的料想。

不仅如此，通过对古代一些部族迁移活动在地理上留下的痕迹，并与甲骨文、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商代武丁以后西南各部族的地理分布也真正被全面勾画了出来。如古代彭氏部族在今四川彭山县、甘肃彭原县、蜀天彭门等留下的地名痕迹，以此入手，逐渐顺藤摸瓜，复原出商代时该族在四川盆地的大致分布范围。在此之前，正如书中所言，“长期以来，西南的古史活动记载是一片空白，虽有一些扑朔迷离的神话围绕着，事实等于零。”但现在有了这些清晰梳理出来的线索，人们已可证实：西南地区至迟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和中原的商文化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有些部族甚至参与了后来周武王伐纣的战争。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商时期的巴、蜀文化面貌彼此是非常接近的，而且都受到商文化的很大影响。既然有影响，必然意味着有交流，而交流则意味着两地之间交通往来的事实。四川盆地四周群山环绕，后人似乎很难设想在三四千年之前的时代，人们竟然能打破地理隔绝，穿行于中原和西南之间。这其中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商王朝对玉石的寻求：安阳殷商墓葬中出土的不少玉石是新疆和田玉，而西南的岷山道自古是西域入贡之孔道，这种矿产开采和物品交流的需要遂成为刺激两地文化影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很可能大大低估了古人对外开拓的能力。四川茂县曾出土青铜器及玉石，证明岷江上游远古曾建立国家，而这些器具则明显受到中原影响。李学勤曾说：“自古称蜀道之难，但我们以三星堆的蜀文化与中原的商文化比较，证明两者间交往是畅通的。商文化的影响相当迅速地到达蜀地。”

但西南文化也并非一个被动的受影响者，三星堆文物鲜明独特的个性就是明证。英国学者Jessica Rawson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中就已注意到，殷商控制地区中，祖先崇拜是宗教祭祀的中心，青铜器常被用为器具；而三星堆却相反，其青铜器主要是偶像。此外，作为南方文化的体现，三星堆文物上的人物形象无论贵贱都是跣足，流行戴脚镯、手镯。西南文化在中国向来别具特色，其根基很可能在远古时代就早已奠定。

饶先生在这里也给出了佐证。通过对《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向来被认为荒诞不经的史料的解读，他从西南地区的神话、崇拜入手，试图复原尚处于文明曙光时期的西南文化。这些记载有一些是相当可贵的史料，反映了西南当时有异于中原的信仰和习惯，如江神被称为帝、头戴恐怖面具以驱吓恶鬼、蛇崇拜与象征复活的鱼图腾、纵目人神话。他肯定了史学家蒙文通的发现：《山海经》中的“中山经”与“海内经”都把四川视为天下之中，前者对巴蜀山川记载得特别详细，所以这部分即便不是出于巴蜀人立场所作，至少作者对于巴蜀史地的知识极丰富。这又进一步证明，远古时代四川盆地与中原已有密切联系。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曾说，中国早期文明至少可以分为六大区系，其中黄河中游区域与其说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不如说是起到凝聚作用的熔炉。西南远古史的再发掘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殷商时代的中国不仅有多个彼此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文明中心，而且和中原的商王朝之间的互动一直在进行之中。饶先生在《梵学集》等著作中也早已关注到：印度甚至西亚的文化，经过缅甸和西南的通道（所谓“蜀身毒道”）早已渗入到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

这不仅是对西南远古史的重建，还会对人们的历史认识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原本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看来，西南早期与中原的互动的历史可能是人为虚构的。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就认为，正史中将巴蜀视为华夏域内、记载巴蜀在殷商时代就参与华夏政治，这些都只是意在将巴蜀编织进大一统的史观之中，“强调巴蜀在中原之历史大事上并未缺席”。但从现在看来，恐怕未必能认定这些都是后人建构的，相反，那很可能确实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