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IPE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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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科恩的这本书,虽然是知识普及性的,但是读后还是有一些想法(虽然我的想法并不一定正确,但是说出来“被批评”总比“自以为是”要好)。在本书中,科恩关注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七贤人(金德尔伯格、基欧汉、吉尔平、斯特兰奇、考克斯、克拉斯纳、卡赞斯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年轻的学科专业来说,学科史就是个人的学术史,它适合于任何一门新诞生的学科,而不仅仅是IPE。另一条脉络是IPE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分歧,这种分歧始自IPE诞生之初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科恩把IPE划分成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是很大的学术贡献,正如前面所述及的,这种分歧也不仅仅局限在IPE这一领域内。20世纪初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持续影响了一个世纪的美国,或许还将影响下一个世界的美国。这或许也是美国与欧洲在学术研究方法论上分野的起源。但是实用主义的起源则更多来自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叔本华以及马赫主义,它是以欧洲大陆德国(奥地利)为基础的,所以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分歧究其本质上而言倒不如说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在本体论、方法论上的分歧。(但是德意志的历史主义好像在美国也不受欢迎,英国人也不怎么喜欢它)
例如,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基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之为“模仿的科学主义”,科恩语)的基础之上,提出经验假设并证明之,之所以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验证的过程遵循价值中立的路径。而英国学派多为阐述性的,研究的方法倾向于历史的、制度的研究方法,它提倡经验研究以及更宏观的视野,斯特兰奇指出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具有人文关怀(这也是英国学派的基本立场),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中立,所以英国学派的研究视野更宽泛,工会主义、社会运动、女性主义、贫困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纳入到其研究的视野范围内,而且好像在英国学派看来,研究议程的顶端应当是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相关联的发展问题。这与美国学派的研究视野及关注焦点相去甚远,基于国家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依然是美国学派的首选。
关于七贤人,我看过他们中六个人的著作,唯独克拉斯纳的书没看过,虽然看过他的论文,但是好像那个时期克拉斯纳已经转向主权研究了(论述韦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论文),他编著的那本有名的《国际机制》为什么没有翻译成中文呢?个人认为卡赞斯坦是最不像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学者,正如科恩所描述的,在早期关注IPE之后,卡赞斯坦其后致力于建构主义的研究,研究方向上也转到安全和文化领域。科恩说七贤人中基欧汉、克拉斯纳和卡赞斯坦已经脱离了IPE的研究领域,而转向其他领域,但90年代他们合编的那本《国际组织》专辑依然是能够称得上IPE研究中不朽的著作,而且我个人认为基欧汉一直没有离开IPE,只是更多地提供研究议程(科恩说基欧汉现在关注与治理问题,我倒是觉得治理问题应该也是IPE所关注的题目)。
考克斯是一个另类,但是我觉得把他放到英国学派的范畴内显然是不合理的,不能因为他的著作在美国不受欢迎就把他放到另外一个阵营,说他是折中主义的学者一点也不含糊,所以科恩在文章的结论说加拿大学者是“脚踏两只船”的,加拿大力求走一条中间道路,而方法论折中主义本身就是实用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一根支柱,所以他多少有美国学派的影子,只是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不为美国学派所欣赏,但是这或许跟他在欧洲(瑞士?)的国际劳工组织14年的工作经历有关?我最近在看考克斯一篇论述日本的论文中,他甚至写到了士农工商、经济意识形态等问题,所以可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经历让他更娴熟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也是他那本名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所惯常的(副标题是“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不过,考克斯的书(包括论文)感觉读起来比较费劲,有时候觉得上下文在行文衔接上似乎都有问题,这是比较符合英国学派的风格。
科恩在书中介绍了IPE研究的三代人,或许是太过于关注学科思想史中“史”的重要性的缘故吧,第一代人中的七贤人是介绍的重点,科恩把他自己纳入到第二人的范畴。相对而言,对第二代学者以及第三代学者的介绍少了很多笔墨,尤其是当代IPE研究的一些新动向和新议程介绍地比较少,这可以看作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例如,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基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之为“模仿的科学主义”,科恩语)的基础之上,提出经验假设并证明之,之所以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验证的过程遵循价值中立的路径。而英国学派多为阐述性的,研究的方法倾向于历史的、制度的研究方法,它提倡经验研究以及更宏观的视野,斯特兰奇指出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具有人文关怀(这也是英国学派的基本立场),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中立,所以英国学派的研究视野更宽泛,工会主义、社会运动、女性主义、贫困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纳入到其研究的视野范围内,而且好像在英国学派看来,研究议程的顶端应当是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相关联的发展问题。这与美国学派的研究视野及关注焦点相去甚远,基于国家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依然是美国学派的首选。
关于七贤人,我看过他们中六个人的著作,唯独克拉斯纳的书没看过,虽然看过他的论文,但是好像那个时期克拉斯纳已经转向主权研究了(论述韦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论文),他编著的那本有名的《国际机制》为什么没有翻译成中文呢?个人认为卡赞斯坦是最不像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学者,正如科恩所描述的,在早期关注IPE之后,卡赞斯坦其后致力于建构主义的研究,研究方向上也转到安全和文化领域。科恩说七贤人中基欧汉、克拉斯纳和卡赞斯坦已经脱离了IPE的研究领域,而转向其他领域,但90年代他们合编的那本《国际组织》专辑依然是能够称得上IPE研究中不朽的著作,而且我个人认为基欧汉一直没有离开IPE,只是更多地提供研究议程(科恩说基欧汉现在关注与治理问题,我倒是觉得治理问题应该也是IPE所关注的题目)。
考克斯是一个另类,但是我觉得把他放到英国学派的范畴内显然是不合理的,不能因为他的著作在美国不受欢迎就把他放到另外一个阵营,说他是折中主义的学者一点也不含糊,所以科恩在文章的结论说加拿大学者是“脚踏两只船”的,加拿大力求走一条中间道路,而方法论折中主义本身就是实用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一根支柱,所以他多少有美国学派的影子,只是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不为美国学派所欣赏,但是这或许跟他在欧洲(瑞士?)的国际劳工组织14年的工作经历有关?我最近在看考克斯一篇论述日本的论文中,他甚至写到了士农工商、经济意识形态等问题,所以可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经历让他更娴熟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也是他那本名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所惯常的(副标题是“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不过,考克斯的书(包括论文)感觉读起来比较费劲,有时候觉得上下文在行文衔接上似乎都有问题,这是比较符合英国学派的风格。
科恩在书中介绍了IPE研究的三代人,或许是太过于关注学科思想史中“史”的重要性的缘故吧,第一代人中的七贤人是介绍的重点,科恩把他自己纳入到第二人的范畴。相对而言,对第二代学者以及第三代学者的介绍少了很多笔墨,尤其是当代IPE研究的一些新动向和新议程介绍地比较少,这可以看作是本书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