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没看名著，因而很少感受到震撼的感觉。于是前几天从书架上寻觅到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铁律》，在家里看了百十来页，然后回北京又花两天时间将之看完。这本书写于1911年，距今正好是100年，然而这本百年前的书却仍然能够闪烁着光辉的洞见，仍然能够对现实问题表现出强大的揭示能力和批判能力，这无疑强有力地证明其作为一本名著是当之无愧的。米歇尔斯和莫斯卡、帕累托并称为三大精英主义理论家，尽管他早年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但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参与与理论研究之后，他得出结论说民主是难以实现的，组织总会走向寡头统治，因而认为精英统治才是组织的常态。
米歇尔斯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他看到了组织，包括最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都存在寡头统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组织中的领袖自身的条件也使之能够成为控制组织的掌权者。组织在草创阶段，因为组织活动较为简单，组织成员还都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不影响其原有的生产活动，因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有可能实现。但随着组织的不断扩大，以及组织活动的日趋复杂和繁密，组织就需要专人来管理这组织活动，并且这个所谓的专人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能力，这就使得承担这一使命的人与普通成员之间产生了差别，进而也有了距离，这个承担使命的人就是组织的领袖。组织的这种演变过程，也体现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尽管这些组织在理论上和原则上都主张民众的普遍民主，但实际上，随着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复杂化，这些组织也需要专业人员来加以管理和控制，因而同样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超越普通民众的领袖，而那些普通民众无论从智识上还是意愿上都不能承担责任，反而由于对领袖的信任、崇拜等甘心情愿的将其权利交给领袖去行使，尽管有理论家指出民众的权利实际上是不能转让的。当然，除了大众对领袖存在实实在在的需求，对其作出的贡献心存感激甚至对之盲信以外，领袖自身也具有特定的心理基础使其得以成为领袖。米歇尔斯指出，领袖对代表职位的习惯性觊觎使其总是倾向于采取措施竞争这类职位，而领袖所具备的演讲口才等因素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吸引民众的注意，并赢得他们的信任。当然，领袖能够维持其地位，除了善于从事斗争以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比如组织、文宣之类。但是，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和组织工作的日趋复杂，单个领袖也无法在专业上胜任所有工作，这时候就需要一些专家、顾问提供咨询和帮助，其实这种情况下对领袖的协调能力和统驭各方的权谋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分析了组织中出现寡头的必然性之后，米歇尔斯又花了大量篇幅描绘组织中领袖的专断倾向，这主要表现领袖集团的稳定性、在财力上的支配地位、对宣传工作的垄断、领袖与大众之间以及领袖之间的斗争，再就是官僚机构的集权化倾向。米歇尔斯比较了各个国家社会党内部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主要领导人物的变化状况，发现相当部分的人一直担任上述职务，这说明社会主义组织也存在着明显的保守倾向，之所以这样除了工人也有保守倾向外，也与领导人需要具备长期的锻炼和经验有关，且与特定的制度设计，如提名需经中央委员会同意之类有密切联系。与此同时，随着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涉及事务的复杂化，政党需要更多的资金，并且其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大量资金，而领袖在党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使其掌握了财政大权，可以通过分配钱款来对党员施加影响。至于说出版物方面的垄断则更自不待言，领袖一方面掌握着编辑大权，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能力也使其占据着大量的版面，从而在宣传领域对公众施加影响。但领袖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纷争，特别是议会党团，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更多的是整个选区的选民，因而他们与其他政党领袖相比拥有更大的合法性，这就导致其独立性大增，也正因为此他们经常成为政党的重要人物。除此而外，领袖之间也因为理念不同乃至个性的问题存在冲突和竞争，加上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挑战等等，使得领袖集团内部充满着政治斗争，但他们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仍然能够做到团结一致，以利于共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除非新势力为了夺权才发动基层民众施加压力，但是，这也最终导致一个新的统治者代替旧的统治者，寡头统治的规律并未因此而改变。同样，政党内部官僚机构出现的去集权化倾向，表现为地方层级的党组织要求更多的权利，其实也是为了在本地区内部实施集权，归根结底还是寡头统治。
在讨论了组织中寡头统治的必然性和具体表现之后，米歇尔斯对领袖自身特别是心理上所发生的改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权力的行使以及外在环境的变化对领袖心理引起了反应，很多人的道德水平会下降，许多之前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甘愿放弃既有的生活水准，这时候也有可能走向与大众脱离的道路。而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那种以公众投票产生合法性、获得授权，然后对公众实施权威统治的做法，在社会主义政党中亦存在。许多领袖还将个人与组织完全等同，将个人利益等同于组织利益。但米歇尔斯指出，尽管领袖的专断倾向很多源于权利欲和利己心，但也不排除许多人是出于所持守价值和献身于共同事业的执着信念，但这并不妨碍领袖在即便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固执己见背离真正的民主原则，毕竟，领袖有时候也会犯错，而他们坚持这种做法只会使民众受害，更不用说，很多人会在此过程中中饱私囊了。
之后米歇尔斯对领袖的内部构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可以看到，早起的社会义运动，仅仅依靠工人的自我觉醒是肯定不现实的，毕竟，因为智识、能力和视野的限制，他们很难真正认识到自己受压迫地位的根源所在，而这时候就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引导，他们的专业知识有助于工人实现解放，也有助于他们有效的开展活动，这也导致社会主义领袖集团中资产阶级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米歇尔斯看到，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勇敢的抛弃了原有的阶级立场，投身到工人运动中，相比于那些工人来说，他们的牺牲更大，而理想主义色彩也更浓，通常包括那些追求真理的专业人士和对社会主义具有强烈情感认同的人。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出身与工人阶级不同，也导致他们的想法与后者有所区别，他们更加乐观，也过高估计运动背后的道德力量，迷信自我牺牲，对社会发展也常具有单线式的思考方式，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在经历长期斗争后变得对运动灰心失望，这在年轻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因而米歇尔斯也指出，一般是年轻人抱持情感认同加入社会主义运动，而成熟稳重的人则一般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来决定是否加入。除了组织本身就拥有的资产阶级外，工人阶级政党也正在经历资产阶级化，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持，劳工组织新造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收入和地位的提高使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的抵抗（镇压）迫使一些人转向从事小资产阶级工作，都使得很多人脱离了工人队伍，成为小资产阶级，这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社会主义组织。另外，工人阶级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薪水高的和薪水低的政治倾向也有很大不同，前者倾向于安于现状，这不得不影响到工人建立一种全新社会体制的努力。而变化最大的无疑是领袖，他们在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使他们得以跻身上流社会，最终他们的攻击力开始下降，甚至成为保守分子，这进一步说明组织内寡头统治的必然性和其带来的危害，因为寡头除了不民主以外，还意味着领袖与基层群众的脱离，他们再也不能代表群众考虑问题，而是成为具有自己利益的新阶级。
面对上述问题，显然需要对限制领袖的影响力做出各种尝试。一是复决投票，米歇尔斯指出在一些地方如瑞士实行的公民复决和创制权的做法有效的保证了公民的参与权，而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也或多或少的实行了一些类似做法，但这都没有改变组织的寡头倾向，因为议题的日趋复杂使其很难阐述清楚，而大众也缺乏参与热情，并且，缺乏充分讨论的投票也基本上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虑到很多问题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而复决的低效率使其更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因此，对大型组织来说，公民复决和创制是很难实现的。米歇尔斯又分析了另一种限制领袖的做法，即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要求领袖必须在生活条件和方式上与大众一致，不仅工资不会高于他们，而且吃喝穿住都要与之一致，特别是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更应该如此，这就对领袖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但显然，这个很难做到，除了少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真诚的投入运动的人以外。另外，有两种主张自认为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一是工团主义，二是无政府主义。前者认为通过工会组织的直接罢工等行动，可以有效摆脱政党通过政治运动等间接形式所带来的弊病，因为他们的行动可以直接要求其利益。但是，工会运动所要求的决断力、执行力都要求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层，而大众仍然喜欢被动接受，而不想参与管理和决策，这在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中皆是如此，工团主义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即组织的活动需要专人来负责指挥，这必然导致寡头的产生。后者则为了避免寡头根本上否定了组织的必要性，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要么没有组织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要么他们提出的临时性组织或者没有领导的组织最终都会演化为有领袖的组织，这是基于对人性和组织特性的深刻理解，没有人能够永久性的摆脱寡头铁律。
事实上，组织中的寡头统治铁律是很难避免的，因为组织的发展必然走向保守性，因为它无法避免组织从初建时的简单向日益复杂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必然造就领袖与大众的分离，前者又必然想要维持地位，因而产生了与大众不同的想法和立场。尽管领袖在早期可能真诚的想为大众谋利益，但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之后的蜕变，就像米歇尔斯指出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以一种秘而不宣并具煽动性的、在平等的旗号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统治。而这些，都是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不能因为初衷的好就拒绝承认现实向恶的方向转化。米歇尔斯在其后来对本身的修订中加入了对一战的分析，他指出一战中各国社会主义组织公开站在本国政府立场上也印证了他的判断，他们从国际主义立场退回到民族主义立场，工人阶级的自私自利也暴露无疑，他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另一国工人的利益，这样说来，所谓“工人无祖国”也就成了空想。
应该说，米歇尔斯对上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所进行的分析至今都具有指导意义，他所指出的诸多问题以及原因在相当程度上至今都未解决，并且仍然在很多国家上演。但是，也不能因为他的这种强大分析力就否认本书中的问题。米歇尔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德国社会党的分析中，他的很多观察主要是建立在德国社会党的基础上，但是，正如他自己也提到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多做法上与德国并不一致，并且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他指出的很多问题也通常是表现在某国的某一个政党，而并非完全出现在所有政党身上。更准确的说，米歇尔斯没有指出为什么其他政党可以避免某一类问题，而德国不能，他虽然提到普鲁士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并未对之进行深入分析，这就导致本书的贡献主要停留在对现象的揭露和浅层原因的分析上，而他揭示的寡头统治铁律，尽管很让人信服，但反过来也总能让人找到许多例证来加以反驳，特别是那些国情论者，毕竟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各有各的问题，且这些问题即便在本质上也并不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发展方向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英法最终走向了福利国，而德意则最终走向了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尽管有可能会有人指出二者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特别是前者并没有解决剥削问题，但是，毕竟前者使工人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而后者造成了世界级灾难，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事情。这样，寡头统治铁律在程度上就截然不同了，因而，想要更深刻的理解这一规律，还需要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作者：[德]罗伯特.米歇尔斯 译者：任军锋 等
目录：
中文版译者序言
英文版作者前言
英文版前言
导论
第一章 民主组织中的领袖
第一节 领袖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必要的
第二节 领袖赖以产生的心理基础
第三节 智识因素
第二章 领袖的专断倾向
第一节 领袖集团的稳定性
第二节 领袖和政党在财力上的支配地位
第三节 领袖与出版物
第四节 实践中领袖相对于大众的地位
第五节 领袖与大众之间的斗争
第六节 领袖之间的斗争
第七节 官僚结构：集权化倾向与去集权化倾向
第三章 权力的行使及其在领袖心理上引起的反应
第一节 领袖心理所发生的畸变
第二节 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节 政党与领袖的一致性
第四章 对领袖的社会分析
第一节 阶级斗争及由之引起的资产阶级的分裂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领袖集团中资产阶级成分的分析
第三节 组织所引发的社会变迁
第四节 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
第五节 出身无产阶级的劳工领袖
第六节 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对他们的需要
第五章 限制领袖影响力的各种尝试
第一节 复决投票
第二节 以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前提条件
第三节 作为预防措施的工团主义
第四节 作为预防措施的无政府主义
第六章 综论：组织的寡头化倾向
第一节 组织基础的保守性
第二节 民主与寡头铁律
第三节 战时的政党活动
第四节 最后的思考
人名索引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2004年2月第二次印刷） 305千字
米歇尔斯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他看到了组织，包括最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都存在寡头统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组织中的领袖自身的条件也使之能够成为控制组织的掌权者。组织在草创阶段，因为组织活动较为简单，组织成员还都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不影响其原有的生产活动，因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有可能实现。但随着组织的不断扩大，以及组织活动的日趋复杂和繁密，组织就需要专人来管理这组织活动，并且这个所谓的专人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能力，这就使得承担这一使命的人与普通成员之间产生了差别，进而也有了距离，这个承担使命的人就是组织的领袖。组织的这种演变过程，也体现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尽管这些组织在理论上和原则上都主张民众的普遍民主，但实际上，随着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复杂化，这些组织也需要专业人员来加以管理和控制，因而同样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超越普通民众的领袖，而那些普通民众无论从智识上还是意愿上都不能承担责任，反而由于对领袖的信任、崇拜等甘心情愿的将其权利交给领袖去行使，尽管有理论家指出民众的权利实际上是不能转让的。当然，除了大众对领袖存在实实在在的需求，对其作出的贡献心存感激甚至对之盲信以外，领袖自身也具有特定的心理基础使其得以成为领袖。米歇尔斯指出，领袖对代表职位的习惯性觊觎使其总是倾向于采取措施竞争这类职位，而领袖所具备的演讲口才等因素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吸引民众的注意，并赢得他们的信任。当然，领袖能够维持其地位，除了善于从事斗争以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比如组织、文宣之类。但是，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和组织工作的日趋复杂，单个领袖也无法在专业上胜任所有工作，这时候就需要一些专家、顾问提供咨询和帮助，其实这种情况下对领袖的协调能力和统驭各方的权谋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分析了组织中出现寡头的必然性之后，米歇尔斯又花了大量篇幅描绘组织中领袖的专断倾向，这主要表现领袖集团的稳定性、在财力上的支配地位、对宣传工作的垄断、领袖与大众之间以及领袖之间的斗争，再就是官僚机构的集权化倾向。米歇尔斯比较了各个国家社会党内部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主要领导人物的变化状况，发现相当部分的人一直担任上述职务，这说明社会主义组织也存在着明显的保守倾向，之所以这样除了工人也有保守倾向外，也与领导人需要具备长期的锻炼和经验有关，且与特定的制度设计，如提名需经中央委员会同意之类有密切联系。与此同时，随着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涉及事务的复杂化，政党需要更多的资金，并且其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大量资金，而领袖在党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使其掌握了财政大权，可以通过分配钱款来对党员施加影响。至于说出版物方面的垄断则更自不待言，领袖一方面掌握着编辑大权，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能力也使其占据着大量的版面，从而在宣传领域对公众施加影响。但领袖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纷争，特别是议会党团，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更多的是整个选区的选民，因而他们与其他政党领袖相比拥有更大的合法性，这就导致其独立性大增，也正因为此他们经常成为政党的重要人物。除此而外，领袖之间也因为理念不同乃至个性的问题存在冲突和竞争，加上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挑战等等，使得领袖集团内部充满着政治斗争，但他们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仍然能够做到团结一致，以利于共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除非新势力为了夺权才发动基层民众施加压力，但是，这也最终导致一个新的统治者代替旧的统治者，寡头统治的规律并未因此而改变。同样，政党内部官僚机构出现的去集权化倾向，表现为地方层级的党组织要求更多的权利，其实也是为了在本地区内部实施集权，归根结底还是寡头统治。
在讨论了组织中寡头统治的必然性和具体表现之后，米歇尔斯对领袖自身特别是心理上所发生的改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权力的行使以及外在环境的变化对领袖心理引起了反应，很多人的道德水平会下降，许多之前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甘愿放弃既有的生活水准，这时候也有可能走向与大众脱离的道路。而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那种以公众投票产生合法性、获得授权，然后对公众实施权威统治的做法，在社会主义政党中亦存在。许多领袖还将个人与组织完全等同，将个人利益等同于组织利益。但米歇尔斯指出，尽管领袖的专断倾向很多源于权利欲和利己心，但也不排除许多人是出于所持守价值和献身于共同事业的执着信念，但这并不妨碍领袖在即便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固执己见背离真正的民主原则，毕竟，领袖有时候也会犯错，而他们坚持这种做法只会使民众受害，更不用说，很多人会在此过程中中饱私囊了。
之后米歇尔斯对领袖的内部构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可以看到，早起的社会义运动，仅仅依靠工人的自我觉醒是肯定不现实的，毕竟，因为智识、能力和视野的限制，他们很难真正认识到自己受压迫地位的根源所在，而这时候就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引导，他们的专业知识有助于工人实现解放，也有助于他们有效的开展活动，这也导致社会主义领袖集团中资产阶级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米歇尔斯看到，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勇敢的抛弃了原有的阶级立场，投身到工人运动中，相比于那些工人来说，他们的牺牲更大，而理想主义色彩也更浓，通常包括那些追求真理的专业人士和对社会主义具有强烈情感认同的人。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出身与工人阶级不同，也导致他们的想法与后者有所区别，他们更加乐观，也过高估计运动背后的道德力量，迷信自我牺牲，对社会发展也常具有单线式的思考方式，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在经历长期斗争后变得对运动灰心失望，这在年轻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因而米歇尔斯也指出，一般是年轻人抱持情感认同加入社会主义运动，而成熟稳重的人则一般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来决定是否加入。除了组织本身就拥有的资产阶级外，工人阶级政党也正在经历资产阶级化，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持，劳工组织新造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收入和地位的提高使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的抵抗（镇压）迫使一些人转向从事小资产阶级工作，都使得很多人脱离了工人队伍，成为小资产阶级，这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社会主义组织。另外，工人阶级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薪水高的和薪水低的政治倾向也有很大不同，前者倾向于安于现状，这不得不影响到工人建立一种全新社会体制的努力。而变化最大的无疑是领袖，他们在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使他们得以跻身上流社会，最终他们的攻击力开始下降，甚至成为保守分子，这进一步说明组织内寡头统治的必然性和其带来的危害，因为寡头除了不民主以外，还意味着领袖与基层群众的脱离，他们再也不能代表群众考虑问题，而是成为具有自己利益的新阶级。
面对上述问题，显然需要对限制领袖的影响力做出各种尝试。一是复决投票，米歇尔斯指出在一些地方如瑞士实行的公民复决和创制权的做法有效的保证了公民的参与权，而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也或多或少的实行了一些类似做法，但这都没有改变组织的寡头倾向，因为议题的日趋复杂使其很难阐述清楚，而大众也缺乏参与热情，并且，缺乏充分讨论的投票也基本上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虑到很多问题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而复决的低效率使其更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因此，对大型组织来说，公民复决和创制是很难实现的。米歇尔斯又分析了另一种限制领袖的做法，即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要求领袖必须在生活条件和方式上与大众一致，不仅工资不会高于他们，而且吃喝穿住都要与之一致，特别是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更应该如此，这就对领袖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但显然，这个很难做到，除了少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真诚的投入运动的人以外。另外，有两种主张自认为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一是工团主义，二是无政府主义。前者认为通过工会组织的直接罢工等行动，可以有效摆脱政党通过政治运动等间接形式所带来的弊病，因为他们的行动可以直接要求其利益。但是，工会运动所要求的决断力、执行力都要求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层，而大众仍然喜欢被动接受，而不想参与管理和决策，这在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中皆是如此，工团主义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即组织的活动需要专人来负责指挥，这必然导致寡头的产生。后者则为了避免寡头根本上否定了组织的必要性，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要么没有组织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要么他们提出的临时性组织或者没有领导的组织最终都会演化为有领袖的组织，这是基于对人性和组织特性的深刻理解，没有人能够永久性的摆脱寡头铁律。
事实上，组织中的寡头统治铁律是很难避免的，因为组织的发展必然走向保守性，因为它无法避免组织从初建时的简单向日益复杂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必然造就领袖与大众的分离，前者又必然想要维持地位，因而产生了与大众不同的想法和立场。尽管领袖在早期可能真诚的想为大众谋利益，但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之后的蜕变，就像米歇尔斯指出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以一种秘而不宣并具煽动性的、在平等的旗号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统治。而这些，都是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不能因为初衷的好就拒绝承认现实向恶的方向转化。米歇尔斯在其后来对本身的修订中加入了对一战的分析，他指出一战中各国社会主义组织公开站在本国政府立场上也印证了他的判断，他们从国际主义立场退回到民族主义立场，工人阶级的自私自利也暴露无疑，他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另一国工人的利益，这样说来，所谓“工人无祖国”也就成了空想。
应该说，米歇尔斯对上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所进行的分析至今都具有指导意义，他所指出的诸多问题以及原因在相当程度上至今都未解决，并且仍然在很多国家上演。但是，也不能因为他的这种强大分析力就否认本书中的问题。米歇尔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德国社会党的分析中，他的很多观察主要是建立在德国社会党的基础上，但是，正如他自己也提到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多做法上与德国并不一致，并且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他指出的很多问题也通常是表现在某国的某一个政党，而并非完全出现在所有政党身上。更准确的说，米歇尔斯没有指出为什么其他政党可以避免某一类问题，而德国不能，他虽然提到普鲁士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并未对之进行深入分析，这就导致本书的贡献主要停留在对现象的揭露和浅层原因的分析上，而他揭示的寡头统治铁律，尽管很让人信服，但反过来也总能让人找到许多例证来加以反驳，特别是那些国情论者，毕竟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各有各的问题，且这些问题即便在本质上也并不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发展方向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英法最终走向了福利国，而德意则最终走向了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尽管有可能会有人指出二者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特别是前者并没有解决剥削问题，但是，毕竟前者使工人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而后者造成了世界级灾难，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事情。这样，寡头统治铁律在程度上就截然不同了，因而，想要更深刻的理解这一规律，还需要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作者：[德]罗伯特.米歇尔斯 译者：任军锋 等
目录：
中文版译者序言
英文版作者前言
英文版前言
导论
第一章 民主组织中的领袖
第一节 领袖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必要的
第二节 领袖赖以产生的心理基础
第三节 智识因素
第二章 领袖的专断倾向
第一节 领袖集团的稳定性
第二节 领袖和政党在财力上的支配地位
第三节 领袖与出版物
第四节 实践中领袖相对于大众的地位
第五节 领袖与大众之间的斗争
第六节 领袖之间的斗争
第七节 官僚结构：集权化倾向与去集权化倾向
第三章 权力的行使及其在领袖心理上引起的反应
第一节 领袖心理所发生的畸变
第二节 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节 政党与领袖的一致性
第四章 对领袖的社会分析
第一节 阶级斗争及由之引起的资产阶级的分裂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领袖集团中资产阶级成分的分析
第三节 组织所引发的社会变迁
第四节 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
第五节 出身无产阶级的劳工领袖
第六节 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对他们的需要
第五章 限制领袖影响力的各种尝试
第一节 复决投票
第二节 以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前提条件
第三节 作为预防措施的工团主义
第四节 作为预防措施的无政府主义
第六章 综论：组织的寡头化倾向
第一节 组织基础的保守性
第二节 民主与寡头铁律
第三节 战时的政党活动
第四节 最后的思考
人名索引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2004年2月第二次印刷） 305千字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