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 Kymlicka 《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1989)》的思路
读书记笔记:Will Kymlicka 《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的思路
这是加拿大人Kymlicka在牛津大学念书时的博士论文,其导师是G.A. Cohen, 评审人是Ronald Dworkin和 Joseph Raz, 都是巨牛。在中文学界找个对应人物吧,个人所知,就是徐向东教授了。徐老师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念博士的时候,导师是Thomas Pogge和Philip Pettit,答辩委员会是Brian Barry,都是活跃在一线的名流人物。而且徐老师的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写得太长了,Brian Barry建议拆成两半,只用一半答辩用,而且还高度完整。大概还就是这一半的一大部分,翻译成中文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就是《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480页,我的天呀。徐老师的东西估计国内外都没几个人读,太晦涩、太长、太技术、太干瘪,太没人性。我读过他的长达80万字的《论自由意志》中的十万来字,痛苦得双眼饱含泪水:老徐,您省省吧。
Kymlicka的论文才240页,但个人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啰嗦了,如果压缩成110-140页就好了。
讨论很厚实,有技术含量。这里不做不成熟的评论,下面仅试图努力勾勒出Kymlicka著作的思路。Kymlicka的目的有二:一是试图提供一套经得起辩护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并考察了来自社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批评并作出了有力的辩护;二是考察自由主义对文化多元局面的挑战所作的回应,涉及到文化成员身份【cultural membership】和少数群体权利【minority rights】的问题。就后者而言,考虑到加拿大的文化多元局面,像Taylor和Kymlicka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考尤其着力就不奇怪了,但也不能说kymlicka此处对文化多元的回应是令人信服的。
在第二章“自由主义”中,Kymlicka说,他关心的是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即作为政治行动和制度的正当理由的道德论证的自由主义【9】,而且关心的是一种现代的自由主义,即“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10】。这种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是“我们的根本利益在于过一种好的生活”,这里的关键是“过一种好的生活与过一种我们通常认为是好的生活并不是一回事——就是说,我们认识到我们在通常所做的事情上可能会犯错误”【10】。另外,“我的生活只有根据我对价值的信念并由我自己从内部来过才会变得更好。”【12】那么,过一种好生活就有两个前提条件:1、根据信念从内部过我们的生活;2、在质疑信念上是自由的。
对根本利益的这种理解构成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基础。这可以用德沃金的abstract egalitarian plateau【抽象的平等主义高地】理论来陈述:最根本的利益在于正确地取得价值的信念并根据它们而行动,政府就应当通过为每个人提供审视这些信念所需要的资源和自由,用平等的关心和尊重把他们当做平等者来对待。【14】
因此自由主义的最基本主张就是:人们能够而且应当质疑和修正他们的筹划和信念;而不是所谓“抽象的个人主义这种荒谬的主张”,【16】也不是道德怀疑主义。 “自由之所以重要的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先于社会互动了解我们的善,或是因为我们不能了解我们的善,而恰恰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对于善的了解,才能‘生活得更好(track bestness)’”。【19】
在第三章“正当与善”中,Kymlicka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在正当与善之间的优先性之争是虚假的。一种恰当的理解应该是:正当的原则就是对给予每个人的善以同等的考虑【equal consideration】这一要求的详细说明。【21】Rawls之所以在道义论和目的论之间【或正当优先和善优先之间】做出的区分是虚假的。Rawls认为功利主义是一种目的论,但这不是对功利主义的一种最好的解释。对功利主义的一种解释确实是使价值最大化;但对功利主义的一种更好的解释却是:“一种意欲用平等的关心和尊重把人们当做平等者来对待的道德理论”【25】。在此,“最大化是出现了,但却是作为用来公平地合计人们的偏好的一种决策程序的一个副产品而出现的。”【25】【当然这种解释也会遭到质疑:为什么平等对待的方式是赋予每个人的每种偏好以同等的分量。26】。则Rawls的理论和功利主义都是道义论的,它们的争论“是关于我们在形成正义原则时如何给予每个人的要求以同等的价值的争论,”【33】都是对“同等的考虑”的某种解释。Kymlicka认为,在正当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不能在政治哲学内部做严肃的讨论。【41】
第四章“社群主义与自我”考察了第一种社群主义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Michael Sandel等人,认为自由主义依赖一种不恰当的自我观。五个指控。
1、自由主义的自我观是空洞的。Taylor认为自由必定是情境化的(situated),让所有情境预设服从理性自决的愿望是空洞的;MacIntyre:自由主义否认社群是权威的视界(authoritative horizons)。Taylor以为: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内在有价值的,是基于它自身的原因而被追求的某种东西,Taylor斥为空洞。【46】但这种论证误解了自由在自由主义中发挥的作用:“选择的自由并不是为了它自身而被追求的,而是作为追求那些自身就有价值的计划和实践的前提条件而被追求的”【46】“问题在于客人是否能够质疑并可能替换给定的东西,或者给定的东西是否必须是由社群的价值为我们指定的。”【49】
2.自由主义违反了我们的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Sandel:unencumbered self与我们最深的自我感知意义上的自我理解不相符。但这是对自由主义的误导:“对自由主义的观点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够先于它的目的感知自我,而是在没有一种目的或目标免于可能重新审视的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自我理解成先于我们的目的。”【51】
3. 嵌入【embeddedness】的自我。社群主义把实践理性当做自我发现,而自由主义则把实践理性当做判断。但这里似乎恰恰是Sandel违背了我们最深的自我理解。“自我发现并不能代替或排除关于怎样过我们的生活的判断。”【52】 因此,Rawls和Larmore后来的让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把自由主义辩护成一种宽容的原则。“对个人自由的辩护不是以每个人的目的的可修正性为基础的,而是以不同人的目的的多元性为基础的。”【59】
4.社会认可【social confirmation】的论证。为了具有对判断的任何自信,我们需要对他的重要的社会认可。【60】 但“道德判断中的自信本质上是一个副产品,不能直接追求。”【63】
5.不可能达到的普遍性。Rorty的论证:康德式的自由主义者与黑格尔式样的自由主义者的对比。。。。
第五章“泰勒的社会论题”中,泰勒指出:自由主义强调使我们自己与特定的社群角色和实践保持距离并选择对我们最有价值的生活计划的能力,然而这些能力只有在某种社会中,通过某种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才能得到发展和行使。Taylor认为:“对社会论题的完全接受要求摈弃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教义即权利的首要性(primacy of rights)。”【72】不过,自由主义未必能以这种方式得到最好的理解。
Taylor反感自由主义的neutral political concern:人们有权从政府那里得到neutral concern:不管他们的善观念【只要没有触犯他人的权利】是被社会的多数赞成与否,都应得到同等的考虑。Taylor觉得,这应该为politics of the common good取代。但这种说法有误导,因为自由主义国家也可以说是促进共同善的,促进社群成员的而利益。真正的差别在于看待common good的方式:自由主义中,共同山要被调整去适应个人持有的偏好模式和善观念;而在社群主义中,共同善被理解为确定社群生活方式的实质性善观念,为评价偏好提供了标准。因此需要考察:社会能提是否支持共同善的政治,而不支持neutral politics。
从概念上,共同善的政治和中立性的政治其实没啥区分,因为“自由主义的共同善之所以是一种善恰恰是因为它保证了个人在好生活的观念中进行选择的能力”【76】。
经验上,“社会论题”则集中在“自由文化”的不安定上:“既然个人的自由依赖于自由的文化,我们不但有这种不干涉的消极义务,而且有维持该文化的积极义务。文化的脆弱性要求我们超出中立关心的政治的樊篱。”【77】但是Rawls, Raz等都认识和强调了保护和促进自由文化的社会条件的重要性,而且这一义务恰恰是因为它们促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的目标。Raz甚至认为“如果政府想要保证自由的社会条件,它们就必须援引至善论的理想”【78】。但因为这种公共支持对所有人都有价值,应当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此很难说是针对中立性政治的决定性批评。
还是经验地,Taylor认为,为了维系自由的文化,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不仅是由对于某种正当或正义原则的公开承认保证的,它也要求对于好生活原则的某种认同和接受”。【81】具体地说,自由主义社会正在经历某种合法性危机:福利国家在向公民提出更多要求,但因为缺乏对共同善的认同个,公民们却不愿意承担这些秩序负担。因为自由主义政治不能包含迫切需要的公民参与。不过,为何合法性就必须与社群主义相关呢?这基于一种不靠谱的对早期社群的浪漫观点:合法性是自由地给出的,是建立在对共享的目的的有效追求的基础上。【83】 一方面,社群向来通过排斥少数来形成共享的目的;另一方面,或许自由主义需要自我调整,但neutral concern仍是最有可能确保公众同意的政治原则。【94】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与对正义的批判”中处理来自Marx的批评。Marx认为“一个良好的社群超越了正义,因为正义是一种补救性的德性。”【95】Marx似乎认为自由选择是定义人之为人的东西。 Marx似乎与自由主义者共享对自我和自我利益的观点,但却并不把相关的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条件看做个人能够在正义理论内部作为权利加以要求的东西。
从假定利益的同等重要可以推出什么?自由主义的答案是:提出一种法律上的平等来促进人们道德上的平等。Marx认为在两个领域中人没有被当做目的而被当成了手段:生产关系上,资本主义劳动把劳动者贬低到物的水平,与机器和资源一道成为生产要素;在交换关系中,则成为他者的手段。Mrax认为道德平等要求克服这些异化,不过却拒绝法律平等的方式。
把马克思与自由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是“Marx拒绝通过一种法律上的平等理论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之间的道德平等”。【105】Marx有三个次要论证和一个主要论证来表明这一点。
1、 平等的权利只指定了有限数量的道德上相关的立场。但这个很薄弱。有限视角总比没有好,况且一种普遍权利可有更广泛的包容。
2、 公平的分配只在分配上大做文章,而不放在更根本的生产问题上。但这无济于事,Rawls等的正义观念并没有仅限于收入问题上,而都把生产资料作为一种正义理论处理的要素。
3、 策略性的:诉诸正义容易造成分裂,妨碍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但并不存在pre-existing统一性的话,诉诸正义或许是恢复统一性的最有效手段。
三个次要意见都没有说服力。其主要反对意见:正义是补救性的德性,真正好的社群并不需要。社群主义要克服的缺陷是冲突的善观念;而马克思则认为,丰裕的资源可以避免冲突的出现。
资本主义使得1.人反对人的社会关系;2.社会异化;3.Pubilic和private的分离。而共产主义将促进“社会生活”,见证“社会的个人”的出现:公私领域结合;异化克服;分工的矛盾不再存在。但作为人们选择的结果出现的冲突是否出现则Marx不确定。Marx的“矛盾”指代结构性冲突,而非一般的冲突。
正义是因为丰裕而被克服的。“丰裕保证了人们能够退出一方被工具性地对待的非互惠的关系而又不用担心失去他们的生活资料”【116】。
但是,即使资源丰裕,某些潜在的冲突和伤害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要害在于,Marx不仅认为正义是不必要的,而且认为正义是不可欲的。这很成问题,“如果社群主义者真的而相信婚姻的法律性质妨碍了爱的关系,那不过反映了他们的人性观的贫乏。”【121】权利是可欲的:是表达关心和尊重的一种重要形式;正义了能够作为确定如何对他人的需要作出反应的标准。“既然爱产生了冲突的命令,那么虽然爱是动机,正义也许仍然是诉诸的标准。”【122】
正义还能以另一种方式被珍视。“作为一个人,独立于对共同善的参与就拥有的某种东西。”【122】
在第三部分中,Kymlicka讨论了自由主义与文化成员身份的关系:文化成员身份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扮演什么角色?涉及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这可能与无歧视的宪政权利冲突。
Kymlicka为文化成员身份做了辩护。文化成员身份比通常意识到的更重要,是选择的背景框架条件;而少数群体权利的要求并非基于选择,而是基于不平等的境况。不过这些辩护造成的边界是不可界定的,是有限的。 Kymlicka说,少数群体权利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有位置。说沃尔泽的讨论削弱了少数群体权利的观点。
江绪林 2011年6月18日星期六 九龙塘
这是加拿大人Kymlicka在牛津大学念书时的博士论文,其导师是G.A. Cohen, 评审人是Ronald Dworkin和 Joseph Raz, 都是巨牛。在中文学界找个对应人物吧,个人所知,就是徐向东教授了。徐老师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念博士的时候,导师是Thomas Pogge和Philip Pettit,答辩委员会是Brian Barry,都是活跃在一线的名流人物。而且徐老师的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写得太长了,Brian Barry建议拆成两半,只用一半答辩用,而且还高度完整。大概还就是这一半的一大部分,翻译成中文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就是《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480页,我的天呀。徐老师的东西估计国内外都没几个人读,太晦涩、太长、太技术、太干瘪,太没人性。我读过他的长达80万字的《论自由意志》中的十万来字,痛苦得双眼饱含泪水:老徐,您省省吧。
Kymlicka的论文才240页,但个人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啰嗦了,如果压缩成110-140页就好了。
讨论很厚实,有技术含量。这里不做不成熟的评论,下面仅试图努力勾勒出Kymlicka著作的思路。Kymlicka的目的有二:一是试图提供一套经得起辩护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并考察了来自社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批评并作出了有力的辩护;二是考察自由主义对文化多元局面的挑战所作的回应,涉及到文化成员身份【cultural membership】和少数群体权利【minority rights】的问题。就后者而言,考虑到加拿大的文化多元局面,像Taylor和Kymlicka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考尤其着力就不奇怪了,但也不能说kymlicka此处对文化多元的回应是令人信服的。
在第二章“自由主义”中,Kymlicka说,他关心的是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即作为政治行动和制度的正当理由的道德论证的自由主义【9】,而且关心的是一种现代的自由主义,即“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10】。这种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是“我们的根本利益在于过一种好的生活”,这里的关键是“过一种好的生活与过一种我们通常认为是好的生活并不是一回事——就是说,我们认识到我们在通常所做的事情上可能会犯错误”【10】。另外,“我的生活只有根据我对价值的信念并由我自己从内部来过才会变得更好。”【12】那么,过一种好生活就有两个前提条件:1、根据信念从内部过我们的生活;2、在质疑信念上是自由的。
对根本利益的这种理解构成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基础。这可以用德沃金的abstract egalitarian plateau【抽象的平等主义高地】理论来陈述:最根本的利益在于正确地取得价值的信念并根据它们而行动,政府就应当通过为每个人提供审视这些信念所需要的资源和自由,用平等的关心和尊重把他们当做平等者来对待。【14】
因此自由主义的最基本主张就是:人们能够而且应当质疑和修正他们的筹划和信念;而不是所谓“抽象的个人主义这种荒谬的主张”,【16】也不是道德怀疑主义。 “自由之所以重要的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先于社会互动了解我们的善,或是因为我们不能了解我们的善,而恰恰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对于善的了解,才能‘生活得更好(track bestness)’”。【19】
在第三章“正当与善”中,Kymlicka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在正当与善之间的优先性之争是虚假的。一种恰当的理解应该是:正当的原则就是对给予每个人的善以同等的考虑【equal consideration】这一要求的详细说明。【21】Rawls之所以在道义论和目的论之间【或正当优先和善优先之间】做出的区分是虚假的。Rawls认为功利主义是一种目的论,但这不是对功利主义的一种最好的解释。对功利主义的一种解释确实是使价值最大化;但对功利主义的一种更好的解释却是:“一种意欲用平等的关心和尊重把人们当做平等者来对待的道德理论”【25】。在此,“最大化是出现了,但却是作为用来公平地合计人们的偏好的一种决策程序的一个副产品而出现的。”【25】【当然这种解释也会遭到质疑:为什么平等对待的方式是赋予每个人的每种偏好以同等的分量。26】。则Rawls的理论和功利主义都是道义论的,它们的争论“是关于我们在形成正义原则时如何给予每个人的要求以同等的价值的争论,”【33】都是对“同等的考虑”的某种解释。Kymlicka认为,在正当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不能在政治哲学内部做严肃的讨论。【41】
第四章“社群主义与自我”考察了第一种社群主义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Michael Sandel等人,认为自由主义依赖一种不恰当的自我观。五个指控。
1、自由主义的自我观是空洞的。Taylor认为自由必定是情境化的(situated),让所有情境预设服从理性自决的愿望是空洞的;MacIntyre:自由主义否认社群是权威的视界(authoritative horizons)。Taylor以为: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内在有价值的,是基于它自身的原因而被追求的某种东西,Taylor斥为空洞。【46】但这种论证误解了自由在自由主义中发挥的作用:“选择的自由并不是为了它自身而被追求的,而是作为追求那些自身就有价值的计划和实践的前提条件而被追求的”【46】“问题在于客人是否能够质疑并可能替换给定的东西,或者给定的东西是否必须是由社群的价值为我们指定的。”【49】
2.自由主义违反了我们的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Sandel:unencumbered self与我们最深的自我感知意义上的自我理解不相符。但这是对自由主义的误导:“对自由主义的观点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够先于它的目的感知自我,而是在没有一种目的或目标免于可能重新审视的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自我理解成先于我们的目的。”【51】
3. 嵌入【embeddedness】的自我。社群主义把实践理性当做自我发现,而自由主义则把实践理性当做判断。但这里似乎恰恰是Sandel违背了我们最深的自我理解。“自我发现并不能代替或排除关于怎样过我们的生活的判断。”【52】 因此,Rawls和Larmore后来的让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把自由主义辩护成一种宽容的原则。“对个人自由的辩护不是以每个人的目的的可修正性为基础的,而是以不同人的目的的多元性为基础的。”【59】
4.社会认可【social confirmation】的论证。为了具有对判断的任何自信,我们需要对他的重要的社会认可。【60】 但“道德判断中的自信本质上是一个副产品,不能直接追求。”【63】
5.不可能达到的普遍性。Rorty的论证:康德式的自由主义者与黑格尔式样的自由主义者的对比。。。。
第五章“泰勒的社会论题”中,泰勒指出:自由主义强调使我们自己与特定的社群角色和实践保持距离并选择对我们最有价值的生活计划的能力,然而这些能力只有在某种社会中,通过某种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才能得到发展和行使。Taylor认为:“对社会论题的完全接受要求摈弃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教义即权利的首要性(primacy of rights)。”【72】不过,自由主义未必能以这种方式得到最好的理解。
Taylor反感自由主义的neutral political concern:人们有权从政府那里得到neutral concern:不管他们的善观念【只要没有触犯他人的权利】是被社会的多数赞成与否,都应得到同等的考虑。Taylor觉得,这应该为politics of the common good取代。但这种说法有误导,因为自由主义国家也可以说是促进共同善的,促进社群成员的而利益。真正的差别在于看待common good的方式:自由主义中,共同山要被调整去适应个人持有的偏好模式和善观念;而在社群主义中,共同善被理解为确定社群生活方式的实质性善观念,为评价偏好提供了标准。因此需要考察:社会能提是否支持共同善的政治,而不支持neutral politics。
从概念上,共同善的政治和中立性的政治其实没啥区分,因为“自由主义的共同善之所以是一种善恰恰是因为它保证了个人在好生活的观念中进行选择的能力”【76】。
经验上,“社会论题”则集中在“自由文化”的不安定上:“既然个人的自由依赖于自由的文化,我们不但有这种不干涉的消极义务,而且有维持该文化的积极义务。文化的脆弱性要求我们超出中立关心的政治的樊篱。”【77】但是Rawls, Raz等都认识和强调了保护和促进自由文化的社会条件的重要性,而且这一义务恰恰是因为它们促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的目标。Raz甚至认为“如果政府想要保证自由的社会条件,它们就必须援引至善论的理想”【78】。但因为这种公共支持对所有人都有价值,应当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此很难说是针对中立性政治的决定性批评。
还是经验地,Taylor认为,为了维系自由的文化,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不仅是由对于某种正当或正义原则的公开承认保证的,它也要求对于好生活原则的某种认同和接受”。【81】具体地说,自由主义社会正在经历某种合法性危机:福利国家在向公民提出更多要求,但因为缺乏对共同善的认同个,公民们却不愿意承担这些秩序负担。因为自由主义政治不能包含迫切需要的公民参与。不过,为何合法性就必须与社群主义相关呢?这基于一种不靠谱的对早期社群的浪漫观点:合法性是自由地给出的,是建立在对共享的目的的有效追求的基础上。【83】 一方面,社群向来通过排斥少数来形成共享的目的;另一方面,或许自由主义需要自我调整,但neutral concern仍是最有可能确保公众同意的政治原则。【94】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与对正义的批判”中处理来自Marx的批评。Marx认为“一个良好的社群超越了正义,因为正义是一种补救性的德性。”【95】Marx似乎认为自由选择是定义人之为人的东西。 Marx似乎与自由主义者共享对自我和自我利益的观点,但却并不把相关的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条件看做个人能够在正义理论内部作为权利加以要求的东西。
从假定利益的同等重要可以推出什么?自由主义的答案是:提出一种法律上的平等来促进人们道德上的平等。Marx认为在两个领域中人没有被当做目的而被当成了手段:生产关系上,资本主义劳动把劳动者贬低到物的水平,与机器和资源一道成为生产要素;在交换关系中,则成为他者的手段。Mrax认为道德平等要求克服这些异化,不过却拒绝法律平等的方式。
把马克思与自由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是“Marx拒绝通过一种法律上的平等理论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之间的道德平等”。【105】Marx有三个次要论证和一个主要论证来表明这一点。
1、 平等的权利只指定了有限数量的道德上相关的立场。但这个很薄弱。有限视角总比没有好,况且一种普遍权利可有更广泛的包容。
2、 公平的分配只在分配上大做文章,而不放在更根本的生产问题上。但这无济于事,Rawls等的正义观念并没有仅限于收入问题上,而都把生产资料作为一种正义理论处理的要素。
3、 策略性的:诉诸正义容易造成分裂,妨碍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但并不存在pre-existing统一性的话,诉诸正义或许是恢复统一性的最有效手段。
三个次要意见都没有说服力。其主要反对意见:正义是补救性的德性,真正好的社群并不需要。社群主义要克服的缺陷是冲突的善观念;而马克思则认为,丰裕的资源可以避免冲突的出现。
资本主义使得1.人反对人的社会关系;2.社会异化;3.Pubilic和private的分离。而共产主义将促进“社会生活”,见证“社会的个人”的出现:公私领域结合;异化克服;分工的矛盾不再存在。但作为人们选择的结果出现的冲突是否出现则Marx不确定。Marx的“矛盾”指代结构性冲突,而非一般的冲突。
正义是因为丰裕而被克服的。“丰裕保证了人们能够退出一方被工具性地对待的非互惠的关系而又不用担心失去他们的生活资料”【116】。
但是,即使资源丰裕,某些潜在的冲突和伤害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要害在于,Marx不仅认为正义是不必要的,而且认为正义是不可欲的。这很成问题,“如果社群主义者真的而相信婚姻的法律性质妨碍了爱的关系,那不过反映了他们的人性观的贫乏。”【121】权利是可欲的:是表达关心和尊重的一种重要形式;正义了能够作为确定如何对他人的需要作出反应的标准。“既然爱产生了冲突的命令,那么虽然爱是动机,正义也许仍然是诉诸的标准。”【122】
正义还能以另一种方式被珍视。“作为一个人,独立于对共同善的参与就拥有的某种东西。”【122】
在第三部分中,Kymlicka讨论了自由主义与文化成员身份的关系:文化成员身份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扮演什么角色?涉及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这可能与无歧视的宪政权利冲突。
Kymlicka为文化成员身份做了辩护。文化成员身份比通常意识到的更重要,是选择的背景框架条件;而少数群体权利的要求并非基于选择,而是基于不平等的境况。不过这些辩护造成的边界是不可界定的,是有限的。 Kymlicka说,少数群体权利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有位置。说沃尔泽的讨论削弱了少数群体权利的观点。
江绪林 2011年6月18日星期六 九龙塘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