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戍：无序的社会流动，模糊的文化认同——《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重读(【读品】1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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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人在社会大众公认为高低不等的位置里，由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移动过程。一般来讲，社会分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两种形态。在完全封闭的社会里，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在社会阶层体系中的地位，如欧洲的封建社会；在完全开放的社会中，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才能，通过后天努力获得较高的阶层地位，如现代民主社会。当然，所谓的封闭和开放，指的都是韦伯所谓“理想型”的社会状态，就实际而言，无论在任何社会，身份、背景和家庭因素以及个人后天的努力、才能都会影响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只是每个社会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一般认为，越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社会流动越依赖于个人后天的努力。
就中国历史来讲，封建制瓦解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社会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典型的特征即除皇室外，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尤其是宋代以后，士家大族悉数瓦解，中国社会开始平民化，文官政府的成员都是从读书人中选拔，中国形成一个所谓“士人政府”。平民子弟只要勤于学习，科举考试得中，完全可以平步青云，在官僚体制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正如钱穆所说：“最要的是隋、唐公开考试制度，即所谓的科举制度之确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动请求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入政府的一种最有保障的资格。”（见钱穆：《中国社会演变》，载《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9年,22页）。另外，官位并非出于世袭，官员的子孙如果要获得父辈的地位和名望，亦需通过个人的努力。因此，科举制度使社会保持上下畅通，即使真正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人极少，但是这一机制却激励着读书人不断奋发上进。
晚清以降，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保障社会流动的制度化措施荡然无存，社会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序，自下而上的流动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现象。按照邓若华对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士绅的研究，上升的途径有从政治变革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迎合权力斗争的需要三种。当然，这一历史趋势自明末以来即有所显现，大概要归于士人数量增加导致的科举之途拥堵和捐官泛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奢侈性消费的兴起使商人对士绅的特权地位形成挑战等等。四民社会开始显现出动摇的痕迹，国家权力和文化正统的等级规范被逾越。不过最突出的还是民国时期，儒学的意识形态解体，社会失范，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政治中心不存，社会流动和传统中国社会相比有所差异。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考察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的情况。
周荣德是一个社会学家。和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社会学家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实地调查之上，通过第一手资料，验证一个事实或证明一种理论。在这类书里，纯粹的理论并不占有很大篇幅，通常是举例子、摆事实之后，在最后的总结中对理论予以阐述。与林耀华《金翼》、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一样，周荣德在云南昆阳，侧重于个案分析，考察个人生活史，通过真实的例子来直观说明各种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情况。
从这本书里可以见到，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上升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如前所述，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地方精英身份，绝大多数只能由读书一途才能获得。即使是清代存在着大量的捐官和捐纳功名的现象，但地方士绅，包括州县官在内，绝对性主体仍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单纯拥有财富或声望，不是成为士绅的必要条件。如瞿同祖所言，只有具有功名的绅士（官绅），才具有自由造访州县官的权力，一般生员或布衣并不具有这样的特权（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6年，294页）。然而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930年代以后，最后的拥有科举功名的一代人完全凋谢，退出历史舞台，地方精英的构成显示出五花八门的样态。他们的上升途径亦极其多元化，通过学校、行医、从军、从政、从商、婚姻关系是几种主要上升方式。
这里面说的地方精英，已经不是传统的士绅阶层，而指的是地方舞台上具有支配力的个人和家族，包括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长老，以及各种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头领等。通过个人的能力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甚至是不择手段的行为获得上升，成为这个时期阶层上升的一个显著的新的特征。当然，偶然之中孕育着必然，最后的成功或失败，究其根底，仍然和当事人的性格因素有关，此点从《金翼》中，两个家族起点相同却最终命运迥异可见。
先说学校。民国以来，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和各级学校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有过进学的经历，在民间和拥有旧有科举功名类似。毛泽东就曾经注意到，在寻乌乡下，就有纨绔子弟在高小混张文凭以后，将“城东小学毕业生”字样写到名片上，趾高气扬，和老资格的秀才分庭抗礼。杨国强先生在《晚清的士人和士相》中，研究清末的学生群体，也提到过，区区湖北寻常师范的毕业生竟可在地方包办教育、包办警察，干预新政以外的民间诉讼。据王奇生统计，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公务员群体，有一半人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就基层的县一级而言，大学学历的比重要远低于上级政府，和清朝时州县官的教育程度也略有降低（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339-394页）。尽管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县级官职的人极多，但其主体部分，仍是受过教育有过各级学校文凭的读书人。
周荣德书中所举的例子表明，即使拥有旧式的科举功名，在新时代要进一步巩固其地方精英的地位，还需要进入新式学校深造。如原本是前清秀才，后来进入省立师范学校镀金的王议长。从另外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和旧教育相比，新式教育年深日久，花费极大，对于贫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因此，许多人选择技术性的教育，如师范和教授农业、工程、商业技能的学校。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他的家庭，不能支付起其进入大学深造的费用，转而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希望将来能获得教师职位，逐步实现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
从军，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国古代，退休的将领、居住乡间的文武进士、举人，属于正宗的地方绅士。但是和民国相比，这一比例可谓极小。民国如五代，本来就是武夫当国，军队系统庞杂，武力和军事实力，决定着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获得。这一社会背景，为出路无望的社会青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上升机会。昆阳县居于大西南，虽不如四川军阀斗争杂乱，但也不是太平之地，这一省份背景更助长了从军上升的行动。本书中朱司令官等三人即是典型案例。军官具有威望和权力，在地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这一途径上升，即使是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荣誉，而无需像求学那样花费大量的金钱。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流动方式。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甚至到1950年代，中国都处于大规模的战争当中，入伍当兵甚至成了乡村中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手段，有时可以起到改变命运的奇妙作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有数人都是通过入武备学堂或提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元勋。当然，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参军获得的精英地位是否稳固的问题，比如近代中国军队杂乱，派系纷争，一方失势，其旗下的军官是否还能在乡间保持原有的地位？不过作为闭塞的农村，具有外出经验的人，就会被认为见多识广，在见识上优于普通农民，所以他们毕竟还是较普通人的地位更高一些。
所谓从政，看似和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并无不同，但是民国时期的特殊情况不得不提。基层民国政治的诡异性就在于，许多官员并非由于制度性的文官考试选拔，私人任用占有很大比例，在任官方面带有一定随意性。比如清末各省咨议局和议事会、参事会等自治机关的设置，旧的科举选拔功能被新式选举取代，许多无法继续进学或者没有旧学衔的地方人士在地方自治运动中通过选举进入各级咨议机关，成为新的精英。在抗战及抗战以前，省长具有任命县长的权力。北洋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更是不能染指，地方官员任命完全操于该省军阀之手。这就出现了政治职业化的现象，从事政治也成为彻底成为一种职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手段多种多样，总的趋势是，品德和学识不再是向上流动的必然条件，个人因素、社会能力和政治头脑以及不正当手段的运用，成为显著特征。
从周荣德的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微妙的现象，即地方绅士无论何种出身，却极力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为什么要维护文化认同？正如卜正民所说，文化一直是保持权力最常用的办法之一。文化是一种霸权，在下层民众眼中，精英能够掌握霸权，通过认同和控制关键的社会活动来加强他的地位，并使它的权威不容争议。
地方绅士构成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和阶级的概念不完全一样。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以是否拥有生产工具来区分，是享有相似经济关系资源的团体。而阶层概念较为中性，可以按照人们的财富、受教育程度、权力和声望等区分。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划分，社会阶层由阶级、地位和政党三种层面因素组成。将理论庸俗化，可以说，同属于一个阶层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方式，生活品味和价值追求。阶层之间的界限虽然明显，但还是有开放性的，通过社会流动可以实现社会阶层的转换。但是作为阶层内的成员，尤其是较高阶层的成员，对其阶层和特权身份具有垄断性、排他性的心态，他们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拒绝社会下层加入到他们的阶层当中去。
就传统社会而言，文化认同无疑是地方精英最主要的认同。因为要成为地方士绅，最基本的要求是具有功名，掌握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绅士阶层，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共同的文化趣味。他们身着长衫，懂得读写，具有科举考试的功名，担任地方官吏或公共组织的首领之职，和普通的农民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从理论上讲，他们有着同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们通过同年、同乡之谊，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更维持巩固了这一身份。
文化认同，可能是财富认同、乡谊认同等等所有的认同中最难达到的。拥有一样的文化品位，需要很高的准入门槛，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必须拥有知识，要受过现代教育。士绅阶层的文化认同所需的独特的礼仪、文学活动、艺术鉴赏、学术、慈善活动等等，是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士绅通过交往的文化圈，建构同乡、同年和联姻之谊，形成了一个上层的关系网络。文化的准入门槛，增加了下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难度，维护了士绅阶层的排他性。财富可以失去或得到，但是文化和知识，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永久性的。当然，文化认同也需要财富认同和声望认同等为基础，两者是互相配合而非孤立的。
单纯就民国时期的情况而言，尤其是周荣德书中所说昆阳的情况，既然地方士绅由多种多样的渠道上升而来，未受过现代教育的如医生、军人、商人等等，他们有些人目不识丁，和读书人未必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对这一群体的认同感，很难说是文化的。可能在他们成为士绅阶层后，就会努力按照这个阶层的标准生活，生活方式转型，变得更加精致化。因为每个阶层都要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如果在财富上达到了某个阶层的水平，但在生活方式上仍然没有变化，无疑还是徘徊在这个阶层的门外。就像暴发户群体一样，通过不正当手段发财，摆脱了贫民的身份，但是受到绅士阶层的排挤，认为其不配和自己同属一个阶层。
那么考察他们通过何种认同形成地方精英群体，则是非常必要的。也可能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认同。原因首先是，高层的士绅进入城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另一部分拥有旧功名的高层士绅退出历史舞台和地方权力的中心。那么通过各种渠道上升的地方精英，其认同可能是同乡、结拜兄弟、婚姻关系或者具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集团是不稳固的，他们或是依附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成为国家权力体制中最下层的构成，或者成为各自家族利益的代言人，而失去了旧有的士绅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我们说近代以来基层社会失去重心，也有乡村绅士土豪化，不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关。不过他们都认识到了，尽管上升渠道多元化，但是通过受教育达成流动，仍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从周荣德一书中，我们可见，无论什么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唯有拥有文化和知识，才是最保险的和最永久的。
周荣德 著：《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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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人在社会大众公认为高低不等的位置里，由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移动过程。一般来讲，社会分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两种形态。在完全封闭的社会里，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在社会阶层体系中的地位，如欧洲的封建社会；在完全开放的社会中，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才能，通过后天努力获得较高的阶层地位，如现代民主社会。当然，所谓的封闭和开放，指的都是韦伯所谓“理想型”的社会状态，就实际而言，无论在任何社会，身份、背景和家庭因素以及个人后天的努力、才能都会影响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只是每个社会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一般认为，越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社会流动越依赖于个人后天的努力。
就中国历史来讲，封建制瓦解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社会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典型的特征即除皇室外，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尤其是宋代以后，士家大族悉数瓦解，中国社会开始平民化，文官政府的成员都是从读书人中选拔，中国形成一个所谓“士人政府”。平民子弟只要勤于学习，科举考试得中，完全可以平步青云，在官僚体制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正如钱穆所说：“最要的是隋、唐公开考试制度，即所谓的科举制度之确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动请求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入政府的一种最有保障的资格。”（见钱穆：《中国社会演变》，载《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9年,22页）。另外，官位并非出于世袭，官员的子孙如果要获得父辈的地位和名望，亦需通过个人的努力。因此，科举制度使社会保持上下畅通，即使真正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人极少，但是这一机制却激励着读书人不断奋发上进。
晚清以降，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保障社会流动的制度化措施荡然无存，社会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序，自下而上的流动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现象。按照邓若华对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士绅的研究，上升的途径有从政治变革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迎合权力斗争的需要三种。当然，这一历史趋势自明末以来即有所显现，大概要归于士人数量增加导致的科举之途拥堵和捐官泛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奢侈性消费的兴起使商人对士绅的特权地位形成挑战等等。四民社会开始显现出动摇的痕迹，国家权力和文化正统的等级规范被逾越。不过最突出的还是民国时期，儒学的意识形态解体，社会失范，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政治中心不存，社会流动和传统中国社会相比有所差异。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考察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的情况。
周荣德是一个社会学家。和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社会学家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实地调查之上，通过第一手资料，验证一个事实或证明一种理论。在这类书里，纯粹的理论并不占有很大篇幅，通常是举例子、摆事实之后，在最后的总结中对理论予以阐述。与林耀华《金翼》、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一样，周荣德在云南昆阳，侧重于个案分析，考察个人生活史，通过真实的例子来直观说明各种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情况。
从这本书里可以见到，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上升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如前所述，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地方精英身份，绝大多数只能由读书一途才能获得。即使是清代存在着大量的捐官和捐纳功名的现象，但地方士绅，包括州县官在内，绝对性主体仍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单纯拥有财富或声望，不是成为士绅的必要条件。如瞿同祖所言，只有具有功名的绅士（官绅），才具有自由造访州县官的权力，一般生员或布衣并不具有这样的特权（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6年，294页）。然而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930年代以后，最后的拥有科举功名的一代人完全凋谢，退出历史舞台，地方精英的构成显示出五花八门的样态。他们的上升途径亦极其多元化，通过学校、行医、从军、从政、从商、婚姻关系是几种主要上升方式。
这里面说的地方精英，已经不是传统的士绅阶层，而指的是地方舞台上具有支配力的个人和家族，包括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长老，以及各种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头领等。通过个人的能力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甚至是不择手段的行为获得上升，成为这个时期阶层上升的一个显著的新的特征。当然，偶然之中孕育着必然，最后的成功或失败，究其根底，仍然和当事人的性格因素有关，此点从《金翼》中，两个家族起点相同却最终命运迥异可见。
先说学校。民国以来，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和各级学校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有过进学的经历，在民间和拥有旧有科举功名类似。毛泽东就曾经注意到，在寻乌乡下，就有纨绔子弟在高小混张文凭以后，将“城东小学毕业生”字样写到名片上，趾高气扬，和老资格的秀才分庭抗礼。杨国强先生在《晚清的士人和士相》中，研究清末的学生群体，也提到过，区区湖北寻常师范的毕业生竟可在地方包办教育、包办警察，干预新政以外的民间诉讼。据王奇生统计，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公务员群体，有一半人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就基层的县一级而言，大学学历的比重要远低于上级政府，和清朝时州县官的教育程度也略有降低（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339-394页）。尽管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县级官职的人极多，但其主体部分，仍是受过教育有过各级学校文凭的读书人。
周荣德书中所举的例子表明，即使拥有旧式的科举功名，在新时代要进一步巩固其地方精英的地位，还需要进入新式学校深造。如原本是前清秀才，后来进入省立师范学校镀金的王议长。从另外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和旧教育相比，新式教育年深日久，花费极大，对于贫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因此，许多人选择技术性的教育，如师范和教授农业、工程、商业技能的学校。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他的家庭，不能支付起其进入大学深造的费用，转而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希望将来能获得教师职位，逐步实现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
从军，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国古代，退休的将领、居住乡间的文武进士、举人，属于正宗的地方绅士。但是和民国相比，这一比例可谓极小。民国如五代，本来就是武夫当国，军队系统庞杂，武力和军事实力，决定着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获得。这一社会背景，为出路无望的社会青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上升机会。昆阳县居于大西南，虽不如四川军阀斗争杂乱，但也不是太平之地，这一省份背景更助长了从军上升的行动。本书中朱司令官等三人即是典型案例。军官具有威望和权力，在地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这一途径上升，即使是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荣誉，而无需像求学那样花费大量的金钱。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流动方式。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甚至到1950年代，中国都处于大规模的战争当中，入伍当兵甚至成了乡村中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手段，有时可以起到改变命运的奇妙作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有数人都是通过入武备学堂或提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元勋。当然，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参军获得的精英地位是否稳固的问题，比如近代中国军队杂乱，派系纷争，一方失势，其旗下的军官是否还能在乡间保持原有的地位？不过作为闭塞的农村，具有外出经验的人，就会被认为见多识广，在见识上优于普通农民，所以他们毕竟还是较普通人的地位更高一些。
所谓从政，看似和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并无不同，但是民国时期的特殊情况不得不提。基层民国政治的诡异性就在于，许多官员并非由于制度性的文官考试选拔，私人任用占有很大比例，在任官方面带有一定随意性。比如清末各省咨议局和议事会、参事会等自治机关的设置，旧的科举选拔功能被新式选举取代，许多无法继续进学或者没有旧学衔的地方人士在地方自治运动中通过选举进入各级咨议机关，成为新的精英。在抗战及抗战以前，省长具有任命县长的权力。北洋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更是不能染指，地方官员任命完全操于该省军阀之手。这就出现了政治职业化的现象，从事政治也成为彻底成为一种职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手段多种多样，总的趋势是，品德和学识不再是向上流动的必然条件，个人因素、社会能力和政治头脑以及不正当手段的运用，成为显著特征。
从周荣德的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微妙的现象，即地方绅士无论何种出身，却极力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为什么要维护文化认同？正如卜正民所说，文化一直是保持权力最常用的办法之一。文化是一种霸权，在下层民众眼中，精英能够掌握霸权，通过认同和控制关键的社会活动来加强他的地位，并使它的权威不容争议。
地方绅士构成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和阶级的概念不完全一样。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以是否拥有生产工具来区分，是享有相似经济关系资源的团体。而阶层概念较为中性，可以按照人们的财富、受教育程度、权力和声望等区分。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划分，社会阶层由阶级、地位和政党三种层面因素组成。将理论庸俗化，可以说，同属于一个阶层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方式，生活品味和价值追求。阶层之间的界限虽然明显，但还是有开放性的，通过社会流动可以实现社会阶层的转换。但是作为阶层内的成员，尤其是较高阶层的成员，对其阶层和特权身份具有垄断性、排他性的心态，他们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拒绝社会下层加入到他们的阶层当中去。
就传统社会而言，文化认同无疑是地方精英最主要的认同。因为要成为地方士绅，最基本的要求是具有功名，掌握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绅士阶层，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共同的文化趣味。他们身着长衫，懂得读写，具有科举考试的功名，担任地方官吏或公共组织的首领之职，和普通的农民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从理论上讲，他们有着同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们通过同年、同乡之谊，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更维持巩固了这一身份。
文化认同，可能是财富认同、乡谊认同等等所有的认同中最难达到的。拥有一样的文化品位，需要很高的准入门槛，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必须拥有知识，要受过现代教育。士绅阶层的文化认同所需的独特的礼仪、文学活动、艺术鉴赏、学术、慈善活动等等，是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士绅通过交往的文化圈，建构同乡、同年和联姻之谊，形成了一个上层的关系网络。文化的准入门槛，增加了下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难度，维护了士绅阶层的排他性。财富可以失去或得到，但是文化和知识，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永久性的。当然，文化认同也需要财富认同和声望认同等为基础，两者是互相配合而非孤立的。
单纯就民国时期的情况而言，尤其是周荣德书中所说昆阳的情况，既然地方士绅由多种多样的渠道上升而来，未受过现代教育的如医生、军人、商人等等，他们有些人目不识丁，和读书人未必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对这一群体的认同感，很难说是文化的。可能在他们成为士绅阶层后，就会努力按照这个阶层的标准生活，生活方式转型，变得更加精致化。因为每个阶层都要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如果在财富上达到了某个阶层的水平，但在生活方式上仍然没有变化，无疑还是徘徊在这个阶层的门外。就像暴发户群体一样，通过不正当手段发财，摆脱了贫民的身份，但是受到绅士阶层的排挤，认为其不配和自己同属一个阶层。
那么考察他们通过何种认同形成地方精英群体，则是非常必要的。也可能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认同。原因首先是，高层的士绅进入城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另一部分拥有旧功名的高层士绅退出历史舞台和地方权力的中心。那么通过各种渠道上升的地方精英，其认同可能是同乡、结拜兄弟、婚姻关系或者具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集团是不稳固的，他们或是依附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成为国家权力体制中最下层的构成，或者成为各自家族利益的代言人，而失去了旧有的士绅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我们说近代以来基层社会失去重心，也有乡村绅士土豪化，不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关。不过他们都认识到了，尽管上升渠道多元化，但是通过受教育达成流动，仍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从周荣德一书中，我们可见，无论什么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唯有拥有文化和知识，才是最保险的和最永久的。
周荣德 著：《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18.00元。
本文刊于【读品】1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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