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节与全节
风雨重阳秋愈深，却因对雨废登临。
楼居每觉诗为祟，腹疾翻愁酒见侵。
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
等闲难遣黄昏后，起望残阳奈暮阴。
《海藏楼诗集》前半部都较平平，自第七卷辛亥《续海藏楼杂诗》始每有佳篇，诗风一变而极沉痛、孤峭，直至其终。如果光看这部诗集，大概会被其贞风凌俗的情怀所打动。然而郑孝胥其人得到的评价则往往多为负面，即便一度与其交好的陈衍、陈三立晚年也纷纷斥其“丧心病狂”、“背叛中华，自图功利”。诗与人之间呈现出来的矛盾与分裂，究竟是如林庚白所指的那样“诗情多伪”，还是时人与后世都未能理解郑氏的僻苦之心？
他目袁世凯等人为“乱臣”，诋革命党为“贼子”，将辛亥称作“劫”，将民国建立比作“神州陆沉”（原句为“神州遂付百年沉”。百年之期云云，莫非郑有先见之明？一笑）。他斥辛亥后的中国是“妖乱相寻”“弃礼蔑义”。他自视甚高，明知已不被时代思潮所容，常为千夫所指，却越发固执地走自己的路，坚认自己才是气节化身。
吊诡的是，一个人如果做了明朝的遗民，不论是武装抗清、密谋反清，还是隐居、逃禅、不应科举，即便如黄宗羲那样私下为子孙计，怂恿他们出仕满清，也都能搏个人品高尚的名声。在这之前，宋遗民、元遗民，大抵也都如此。何以轮到满清亡国时却是非变易，孤忠之臣得不到时人的谅解，背上一世骂名，甚至直到百年后仍以冥顽不灵的形象出现在教科书、电视剧中？（不过清遗民还不是最惨的，民国遗民是何下场，世所共见。）
假如仅仅是做终身遗民，至少他还有机会和陈三立一样保全名声。但正如郑孝胥自己所言，“自窜岂甘作遗老”，面对巨浪滔天的时代，他未肯接受既成事实，常怀复国之志。在隐居沪上多年之后终于等来了机会，他被陈宝琛推荐给溥仪。他力主借日本之实力复兴清室，这一计划后来果然实现：满洲国在日本扶持下建立，郑孝胥出任总理大臣，遂成其一生最大污点——在一般人看来，做清朝遗民只是顽固落后，投靠日本则只有用“失节”来定义。问题是，明末的朱舜水何尝不是多次东渡日本求援，希望日本出兵援明抗清？朱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然而其事迹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因其孤忠苦节而备受称颂。假如他成功了，明朝的士民会指他为“汉奸”么？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汤寿潜欲“自解其排满之说”而建朱舜水祠堂，请求郑孝胥为此作诗时，郑不留情面地复书讥刺道：
“吾辈不幸亦生亡国之际，欲使大节不愧古人，乃为善学柳下惠者。不然，舜水有知，必不引乱臣贼子为同志，其不为所严斥者几希矣。”
可以察见，在郑的道德观念里，华夷是第二位的，居首的原则是君臣。他宁愿与野心渐露的邻国合作以图复兴，也无法接受辛亥“乱党”所带来的新秩序。郑孝胥到底是否“失节”，如何评价，关键在于对“节”的定义。论“臣节”，他可谓完整，论“民族气节”，则难免有亏。问题在于，辛亥之后主流价值里只有民族而无君臣，提倡君宪的袁世凯都被举国声讨，此时仍一心忠于那个已被“推翻”的旧朝者，无异于自绝于时代。
顺便说两个八卦。第一，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预言：“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第二，满大街的“交通银行”四字正是他题的。
楼居每觉诗为祟，腹疾翻愁酒见侵。
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
等闲难遣黄昏后，起望残阳奈暮阴。
《海藏楼诗集》前半部都较平平，自第七卷辛亥《续海藏楼杂诗》始每有佳篇，诗风一变而极沉痛、孤峭，直至其终。如果光看这部诗集，大概会被其贞风凌俗的情怀所打动。然而郑孝胥其人得到的评价则往往多为负面，即便一度与其交好的陈衍、陈三立晚年也纷纷斥其“丧心病狂”、“背叛中华，自图功利”。诗与人之间呈现出来的矛盾与分裂，究竟是如林庚白所指的那样“诗情多伪”，还是时人与后世都未能理解郑氏的僻苦之心？
他目袁世凯等人为“乱臣”，诋革命党为“贼子”，将辛亥称作“劫”，将民国建立比作“神州陆沉”（原句为“神州遂付百年沉”。百年之期云云，莫非郑有先见之明？一笑）。他斥辛亥后的中国是“妖乱相寻”“弃礼蔑义”。他自视甚高，明知已不被时代思潮所容，常为千夫所指，却越发固执地走自己的路，坚认自己才是气节化身。
吊诡的是，一个人如果做了明朝的遗民，不论是武装抗清、密谋反清，还是隐居、逃禅、不应科举，即便如黄宗羲那样私下为子孙计，怂恿他们出仕满清，也都能搏个人品高尚的名声。在这之前，宋遗民、元遗民，大抵也都如此。何以轮到满清亡国时却是非变易，孤忠之臣得不到时人的谅解，背上一世骂名，甚至直到百年后仍以冥顽不灵的形象出现在教科书、电视剧中？（不过清遗民还不是最惨的，民国遗民是何下场，世所共见。）
假如仅仅是做终身遗民，至少他还有机会和陈三立一样保全名声。但正如郑孝胥自己所言，“自窜岂甘作遗老”，面对巨浪滔天的时代，他未肯接受既成事实，常怀复国之志。在隐居沪上多年之后终于等来了机会，他被陈宝琛推荐给溥仪。他力主借日本之实力复兴清室，这一计划后来果然实现：满洲国在日本扶持下建立，郑孝胥出任总理大臣，遂成其一生最大污点——在一般人看来，做清朝遗民只是顽固落后，投靠日本则只有用“失节”来定义。问题是，明末的朱舜水何尝不是多次东渡日本求援，希望日本出兵援明抗清？朱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然而其事迹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因其孤忠苦节而备受称颂。假如他成功了，明朝的士民会指他为“汉奸”么？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汤寿潜欲“自解其排满之说”而建朱舜水祠堂，请求郑孝胥为此作诗时，郑不留情面地复书讥刺道：
“吾辈不幸亦生亡国之际，欲使大节不愧古人，乃为善学柳下惠者。不然，舜水有知，必不引乱臣贼子为同志，其不为所严斥者几希矣。”
可以察见，在郑的道德观念里，华夷是第二位的，居首的原则是君臣。他宁愿与野心渐露的邻国合作以图复兴，也无法接受辛亥“乱党”所带来的新秩序。郑孝胥到底是否“失节”，如何评价，关键在于对“节”的定义。论“臣节”，他可谓完整，论“民族气节”，则难免有亏。问题在于，辛亥之后主流价值里只有民族而无君臣，提倡君宪的袁世凯都被举国声讨，此时仍一心忠于那个已被“推翻”的旧朝者，无异于自绝于时代。
顺便说两个八卦。第一，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预言：“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第二，满大街的“交通银行”四字正是他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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