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文人
關於胡金銓的著述不少，在在均是佳作，只可惜均是旁人視角，胡導拍了那麼多的好故事，卻始終沒有把自己的故事付諸筆端，讓我們這些胡金銓迷缺了親近大師的一個最佳途徑。胡導的侄女胡維堯女士體諒我們這些影迷的心情，費五六年時間，搜羅胡導曾發表在報章上的文章，分別出版了《胡金銓談電影》與《胡金銓隨筆》兩冊書。雖不是自傳，而且客觀來講，全書無主題、少章法，但貴在書中文字均是胡導親筆寫就抑或親口陳述，多少可以窺得胡導學識之淵博，對電影之執著，及為人之豪氣。
胡金銓談日本影展
《胡金銓談電影》一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胡金銓談日本影展」，主要是胡導擔綱幾個日本影展評審時的所見所聞所思。行文隨意類似遊記，在對所遊歷之處進行細緻描摹同時，對每處背後的歷史文化意義亦做了深入解讀，同時也延展開對影展本身和日本電影的看法。董橋曾說：「金銓百科知識無窮，興趣廣博，記性又強。」，讀罷此文，甚感此言不差。
胡導還特別寫了自己所喜愛的溝口健二及黑澤明兩位日本電影大師，他謙稱自己不會寫影評，所以每每點到即止，卻每每點出獨到見解。寫溝口健二，胡導說：「溝口健二影片中的女性，往往為有『價值』的男人而獻身，所謂有『價值』的男人往往是指能專心致意於一種技藝或職業的人。」寫黑澤明，胡導稱自己認為黑澤明作品中最深刻、感人的是[生之慾]，「深刻探討了人的生死問題，也揭發了官場的醜惡面。……在表現方法上，黑澤明卻有獨到之處，把社會上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描寫得淋漓盡致。」在講到[七武士]時，胡導還寫下了「對於一個電影導演來講，這恐怕是最困難的工作(把電影拍成高品質的娛樂片)」一句，讓人想起他拍的那麼多「高品質娛樂片」，期間定然經歷了無數坎坷，才會發出如此感同身受的感慨。
第一部分最具價值的當屬〈荷里活向香港電影偷師〉一文，那是胡導在京都國際影展上所作的題為〈我的影片中動作之設計：幻覺和真實〉的發言稿。文中詳細記述了當年拍攝[大醉俠]中動作場面的經過，包括如何跑去澳門看打擂台卻敗興而歸，如何發現金庸、古龍、還珠樓主書中的動作純屬虛構，又如何決定以中國傳統的戲劇、舞蹈、雜技為基礎，設計出新的動作程序。對於我們這些執迷於胡氏動作的影迷而言，可謂珍貴至極的揭秘資料。
胡金銓談電影
除了兩篇關於其它影展的記述——〈記馬尼拉影展〉和〈澳洲行記第二十八屆國際東方學會〉之外，本書第二部分搜羅的主要是胡導的一些訪問，及他自己撰寫的〈從拍古裝電影找資料談起〉一文。胡導於本文中，主要講述了自己在拍攝以明朝為背景的古裝戲時如何進行資料搜集的方方面面，也解答了我們一直以來對胡導如何進行歷史考據的疑問。
胡導的考據之路，從瀏覽「正史」開始，但隨後發現正史不夠客觀，遂轉而研讀近代史學家的作品，但發現觀點不同，又轉而求助「野史」，卻又困惑於野史的毫無根據。為了解番子和錦衣衛的服裝，胡導翻完了文字，找圖片，求助完圖書館，求助故宮博物院；為研究明朝縣衙，回溯完童年記憶，又查閱歷史文獻，總算在《宛署雜記》一書中找到了關於當時縣衙的建築形式和人事組織，才有了我們在[玉堂春]、[俠女]、[忠烈圖]等片中看到的堂堂衙門。
描述考據之困難時，胡導用了「差點兒淹死」一語，後又總結了失敗原因——「天份不高，讀書太少，缺乏訓練。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拍電影所需要的資料涉及範圍太廣，上至朝廷大事，下至白菜多少錢一斤，都要弄的清楚明白。」前半句當是胡導的自謙，而後半句方是實情。在香港電影的創作訴求及觀眾的觀影訴求均傾向於「求美不求真、寫意不寫實」的時代背景下，逆流而上的胡導也不免發出這樣的感慨：「我們找些資料是求心之所安，問題是應該從俗呢？還是要求真？」
在隨後的〈「形象」在電影中的功能〉一文中，胡導提到了自己為何拍武俠片的原因，是因為當年的導演處女作、抗日戰爭題材的[大地兒女]，在星馬上映的時候被從兩個小時剪得只剩下半個小時，「從此之後，我就想拍古裝動作片，人和人之間的衝突自古有之，總有戲可拍。」在談到拍電影的終極目標時，胡導答「不敢說有什麼堂皇的目標，先是自己喜歡看，朋友喜歡看，也希望觀眾喜歡看。」簡單一句，就解答了我們所有關於胡導電影緣何部部精采的疑惑。
〈儒與禪之間——胡金銓談[空山靈雨]〉是陳廷清與薛潘對胡導做的訪問，該訪問以[空山靈雨]為切口，引導胡導詳細闡述了自己的電影是如何受地方戲的影響，比如人物的亮相、表情、動作，如何進行技術上的創新，如何奔跑的拍攝、與武術指導的配合，及如何巧妙傳達佛學的思想，比如老主持的“渡”與“涅磐”，物外法師與維摩戒等。此文可說是全書最具深度的一個訪問，也是我們對[空山靈雨]進行更深層解讀的一個入口。
第二部分同時也收了一篇相對失敗的訪問，也就是 胡金銓與王敬羲對話〉一文，失敗在於訪問者王敬羲對胡導及其電影的近乎無知，更在於王敬羲作為一個文學家，對胡導作為一個商業導演的傲慢，從而導致通篇訪問都是混亂且膚淺的。可貴的是對於王的一些無謂抨擊，胡導仍能虛心接受，但同時又不卑不亢地堅持自己對電影的一些基本主張。
胡金銓劇本《俠女》與《龍門客棧》
第三部分的《俠女》、《龍門客棧》兩個劇本佔去了全書近2/5的篇幅。讀胡導的劇本，我們可以與最後的電影成片兩相對照，一來看出胡導在劇本創作上的細緻，二來看出胡導在拍攝時的臨場調整。讀胡導的劇本，我們比看電影更能讀出胡導於謀篇佈局上的心思，比如角色的次第出場、以靜入動的敘事構架，比如台詞的生動與人物的鮮活，如果胡導不做導演而轉寫武俠小說，當不在金庸之下。
又想到如此絕妙的兩部電影，竟純屬台灣製造，與香港無涉，不免唏噓。常會做這樣的假設：如果當年胡導一直留在邵氏而未去台灣，香港能否給胡導以土壤，拍出之後那一系列絕妙的武俠作品？胡導還能否開創文人武俠的歷史？我的答案是悲觀的。
原文刊於《香港電影》2011年6月號
胡金銓談日本影展
《胡金銓談電影》一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胡金銓談日本影展」，主要是胡導擔綱幾個日本影展評審時的所見所聞所思。行文隨意類似遊記，在對所遊歷之處進行細緻描摹同時，對每處背後的歷史文化意義亦做了深入解讀，同時也延展開對影展本身和日本電影的看法。董橋曾說：「金銓百科知識無窮，興趣廣博，記性又強。」，讀罷此文，甚感此言不差。
胡導還特別寫了自己所喜愛的溝口健二及黑澤明兩位日本電影大師，他謙稱自己不會寫影評，所以每每點到即止，卻每每點出獨到見解。寫溝口健二，胡導說：「溝口健二影片中的女性，往往為有『價值』的男人而獻身，所謂有『價值』的男人往往是指能專心致意於一種技藝或職業的人。」寫黑澤明，胡導稱自己認為黑澤明作品中最深刻、感人的是[生之慾]，「深刻探討了人的生死問題，也揭發了官場的醜惡面。……在表現方法上，黑澤明卻有獨到之處，把社會上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描寫得淋漓盡致。」在講到[七武士]時，胡導還寫下了「對於一個電影導演來講，這恐怕是最困難的工作(把電影拍成高品質的娛樂片)」一句，讓人想起他拍的那麼多「高品質娛樂片」，期間定然經歷了無數坎坷，才會發出如此感同身受的感慨。
第一部分最具價值的當屬〈荷里活向香港電影偷師〉一文，那是胡導在京都國際影展上所作的題為〈我的影片中動作之設計：幻覺和真實〉的發言稿。文中詳細記述了當年拍攝[大醉俠]中動作場面的經過，包括如何跑去澳門看打擂台卻敗興而歸，如何發現金庸、古龍、還珠樓主書中的動作純屬虛構，又如何決定以中國傳統的戲劇、舞蹈、雜技為基礎，設計出新的動作程序。對於我們這些執迷於胡氏動作的影迷而言，可謂珍貴至極的揭秘資料。
胡金銓談電影
除了兩篇關於其它影展的記述——〈記馬尼拉影展〉和〈澳洲行記第二十八屆國際東方學會〉之外，本書第二部分搜羅的主要是胡導的一些訪問，及他自己撰寫的〈從拍古裝電影找資料談起〉一文。胡導於本文中，主要講述了自己在拍攝以明朝為背景的古裝戲時如何進行資料搜集的方方面面，也解答了我們一直以來對胡導如何進行歷史考據的疑問。
胡導的考據之路，從瀏覽「正史」開始，但隨後發現正史不夠客觀，遂轉而研讀近代史學家的作品，但發現觀點不同，又轉而求助「野史」，卻又困惑於野史的毫無根據。為了解番子和錦衣衛的服裝，胡導翻完了文字，找圖片，求助完圖書館，求助故宮博物院；為研究明朝縣衙，回溯完童年記憶，又查閱歷史文獻，總算在《宛署雜記》一書中找到了關於當時縣衙的建築形式和人事組織，才有了我們在[玉堂春]、[俠女]、[忠烈圖]等片中看到的堂堂衙門。
描述考據之困難時，胡導用了「差點兒淹死」一語，後又總結了失敗原因——「天份不高，讀書太少，缺乏訓練。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拍電影所需要的資料涉及範圍太廣，上至朝廷大事，下至白菜多少錢一斤，都要弄的清楚明白。」前半句當是胡導的自謙，而後半句方是實情。在香港電影的創作訴求及觀眾的觀影訴求均傾向於「求美不求真、寫意不寫實」的時代背景下，逆流而上的胡導也不免發出這樣的感慨：「我們找些資料是求心之所安，問題是應該從俗呢？還是要求真？」
在隨後的〈「形象」在電影中的功能〉一文中，胡導提到了自己為何拍武俠片的原因，是因為當年的導演處女作、抗日戰爭題材的[大地兒女]，在星馬上映的時候被從兩個小時剪得只剩下半個小時，「從此之後，我就想拍古裝動作片，人和人之間的衝突自古有之，總有戲可拍。」在談到拍電影的終極目標時，胡導答「不敢說有什麼堂皇的目標，先是自己喜歡看，朋友喜歡看，也希望觀眾喜歡看。」簡單一句，就解答了我們所有關於胡導電影緣何部部精采的疑惑。
〈儒與禪之間——胡金銓談[空山靈雨]〉是陳廷清與薛潘對胡導做的訪問，該訪問以[空山靈雨]為切口，引導胡導詳細闡述了自己的電影是如何受地方戲的影響，比如人物的亮相、表情、動作，如何進行技術上的創新，如何奔跑的拍攝、與武術指導的配合，及如何巧妙傳達佛學的思想，比如老主持的“渡”與“涅磐”，物外法師與維摩戒等。此文可說是全書最具深度的一個訪問，也是我們對[空山靈雨]進行更深層解讀的一個入口。
第二部分同時也收了一篇相對失敗的訪問，也就是 胡金銓與王敬羲對話〉一文，失敗在於訪問者王敬羲對胡導及其電影的近乎無知，更在於王敬羲作為一個文學家，對胡導作為一個商業導演的傲慢，從而導致通篇訪問都是混亂且膚淺的。可貴的是對於王的一些無謂抨擊，胡導仍能虛心接受，但同時又不卑不亢地堅持自己對電影的一些基本主張。
胡金銓劇本《俠女》與《龍門客棧》
第三部分的《俠女》、《龍門客棧》兩個劇本佔去了全書近2/5的篇幅。讀胡導的劇本，我們可以與最後的電影成片兩相對照，一來看出胡導在劇本創作上的細緻，二來看出胡導在拍攝時的臨場調整。讀胡導的劇本，我們比看電影更能讀出胡導於謀篇佈局上的心思，比如角色的次第出場、以靜入動的敘事構架，比如台詞的生動與人物的鮮活，如果胡導不做導演而轉寫武俠小說，當不在金庸之下。
又想到如此絕妙的兩部電影，竟純屬台灣製造，與香港無涉，不免唏噓。常會做這樣的假設：如果當年胡導一直留在邵氏而未去台灣，香港能否給胡導以土壤，拍出之後那一系列絕妙的武俠作品？胡導還能否開創文人武俠的歷史？我的答案是悲觀的。
原文刊於《香港電影》2011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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