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从周之印象
同济大学当年为德国人创办，以建筑专业闻名。虽说大学是以大师而闻名，但像我这样专业以外人士对同济建筑专业的大师仅听说陈从周先生一人。这些年在中国大地上各种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上海浦东那些标志性的高层建筑就不逊当年的万国建筑群，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有关建筑师大名。我只知道上海同济有个陈从周先生。屈指算来，对于建筑方面的知识真是少的可怜，对于建筑大家的大名更是孤陋寡闻，仔细回想也不会超过5人，如贝聿铭、梁思成，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算一个，当今的是吴良镛，还有一个就是陈从周了。
还是在1984年，我偶尔在书店里发现一本散文《书带集》，封面是叶圣陶题字，由俞平伯作序，书的作者就是陈从周。那时我对散文的兴趣正浓厚，只要市面上有且自认为又不错的散文集能买的就买了。看到《书带集》我当然不犹豫，不仅是冲着叶、俞两位大家的推许，也是因为对陈从周先生已经有所耳闻。当时浙江各地正掀起旅游热，到处都在建设景区，能邀请到陈从周先生前去指导是件很值得夸耀的事。确实，有些地方在景点建设上经过陈从周先生的指点真有点石成金之效，曾亲耳闻听当地人士的赞扬之声。
手头的《书带集》只有11万字规模，只能算是小册子了，可内容甚为丰富，谈园林建筑，谈山河游记，还谈人说事。就是从这本书中，我了解了陈从周和徐志摩的关系，并从他的文章中知道了徐志摩的不少佚闻。当时徐志摩的作品正开始流行，而我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问题也有相当兴趣，陈从周的文章无疑使我了解相关情况多了一个路径。在《书带集》中，我就发现作为建筑学家的陈从周先生在文艺界的人脉有多么丰富，叶、俞二先生之外，他的学画老师是张大千，和徐志摩有关的林徽因，梁思成，还有沈从文等等。由是我对陈从周的一切便更关注起来。
在《书带集》中，我得知《徐志摩全集》当年都打好了纸型，却一直未能出版。因为我那时也急盼徐志摩的文集，但就是没有打听到，直到199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才有《徐志摩诗全编》、《徐志摩散文全编》出版。有关徐志摩的八卦当时也很多，也很传奇，成为后人创作有关题材的主要来源，如后来拍摄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就选自其中的一段传奇。
这些传奇甚至还留下了不少谜语让世人去猜疑去侦破。如当年凌叔华与林徽因为争夺徐志摩的日记就发生了一段公案，还把胡适都搅和在里面。事情起因是徐曾有八宝箱寄放在凌处，内有日记数本，可能怕徐日记中谈及和林、凌二女士的拍拖，两人都想把日记据为己有。在这件事上，反而陆小曼倒成了多余之人。而胡适软硬兼施拉偏架，凌委屈只好交出日记，可后来日记再未见天日。日记到底写了些什么？日记到底在何人之手？从此这些成为难解之谜，到现在还有人撰文提出各种推测。在《书带集》“记徐志摩”一文中，陈从周就提供了很多线索。他曾问过林徽因，“徽因告我她一直保存着，她死后，我问思成新夫人林洙，说是遍找无着。如果她女儿梁再冰拿去，但愿仍在人间”。
为徐志摩撰《年谱》，是陈从周的一项亲历亲为的主要工作，也是他的主要成果之一，虽然他的专业是古建筑学家。正是那本《年谱》，如今成为研究徐志摩的最重要依据。编撰《年谱》本来不是陈从周的份内事，可是他对徐志摩的情意促使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这项工作，这里有亲情的关系，按他书中所说，：“志摩父申如先生，是我妻蒋定的舅舅，又是我嫂嫂徐惠君的叔叔，我是由我嫂嫂抚育成人的，因此有着双重戚谊”。但更多的是他对徐的敬佩和感情，这在文章中表现的是那么浓郁。正是他，为了让徐的画像给在国外子孙做永久纪念，他请画师胡亚光画了徐的头像，并请他的老师张大千补了衣褶加上题字，现在国外所用徐的画像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了这份情感，使陈从周成为年谱编撰的最佳人选。因此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认为他对志摩的感情超过了儿孙辈，只要陈需要徐的材料就很爽快地提供，而陆小曼对陈也非常相信，临终前把所有关徐的资料都托付给了他，徐的其他亲属也一样把有的资料无条件地给了他。陈还从徐的朋友和学生中了解徐的材料，包括赵景深，徐悲鸿，张宗祥和沈从文。陈从周先生不付所托，于1949年完成了《徐志摩年谱》，另外把陆小曼去世后交给他的资料做了妥善处理，《全集》纸版交给了北京图书馆，有的交给了浙江博物馆，从而使徐志摩的这些资料经乱世而得以保存，陈从周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表达了欣慰之情。
1986年我买了《说园》。《说园》系列是陈从周先生的代表作，部分我已在其它书中读到过，后结集成书。这是本讲园林建筑理论的书，通过对造园理论，立意、组景、动观、静观、叠山理水、建筑栽植等方面阐述告诉人们不少园林建筑知识。同时这也是一本艺术教科书，书中以园林建筑为例，告诉读者什么是美，怎样去欣赏美。不过，它又不同于理论著作，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因为这本书的文字非常优美，充满了文人雅趣。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那样：“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钦悦无量”。即便不是园林专业的人，阅读这样的书也能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不过说实话，让我买一本读过的书完全是被这本书的装帧所吸引。在书店拿到这本书时我就爱不释手，书有普通杂志大小，软精装，封面画是清人汪荣绘的江苏南京随园图，由俞振飞题眉。内文分中英两部分，其中中文部分用毛笔精心缮写影印，中间插图为清人浙江海盐徐用仪的徐园图32幅。后记应该是行书影印，与正文书法不同，估计是陈从周先生亲笔。后来我买过线装本的《石头记》里面是抄本影印与此类似。《说园》可能是我从只买内容为主的书到内容和形式都讲究的转折。
在《说园》中，陈从周先生提出了关于园林建筑理论的一些概念，如静观、动观、仰观、俯观，叠山理水，建筑栽植，曲直含蓄等，虽然说的都是审美方面的事，但也关乎构园的关键。正如先生所言：“能品园，方能造园，眼高手随之而高，未有不辨乎味能著食谱者”。这让我想起严济慈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青年就应该“好高骛远”，没有对高的理解和境界，怎能做出冲高的努力。话说回来，书中一些专有概念中有几个字对我很有触动。
如“叠”字，在《说园》中多次提到，过去我对“叠”于山的意义并不是很明了，印象无非是重重叠叠这么一种意象。看了《说园》后，我对“叠”字有了一定了感觉，我感到叠不仅是个构园假山的技法，其实也是欣赏园中假山的关键字眼，记得有对名联的上联就是这么比拟的：“书似青山常乱叠”。陈从周先生对“叠”字在构园中有很高的要求：“叠石重拙难”，他还具体提出：“叠黄石山能做到面面有情，多转折；叠湖石山能达到宛转多姿，少做作，此难能者”。
又比如“曲”字，陈从周先生也非常讲究。他认为“园林中曲与直是相对的，要曲中寓直，灵活应用，曲直自如。”我过去受龚自珍《病梅馆记》影响，对“曲”有一定的抵触心理，可是具体到园林，“园林中两侧都有风景，随直曲折一下，使行者左右顾盼有景，信步其间使距程延长，趣味加深。由此可见，曲本直生，重在曲在有度”。联想起现在搞水利建设，把过去自然形成的弯弯曲曲的河道都截弯取直，好像更有条理，更为壮观。可是这种一统的审美观造成了自然的极大破坏，如近年洪水要么不发一发则不可收，一泄千里，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没有治理之前。
陈从周先生自号“梓翁”，其书斋为“梓室”，可是因为我读书一贯不求甚解，看到后从来没有细想，以为所谓“梓”总与园林建筑有关系吧。后来读《梓翁说园》一书的前言后方明白其中的道理。原来，在我等外人看来作为建筑大师的[陈从周先生，在其任职的同济大学内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他不是所谓“科班”出身，比如认为他设计园林拿不出像样的设计图，是到现场指点，等等，因此称他为“匠理”工程师（工匠）。而陈从周先生听后并不介意，索性自称为“梓人”，这是取自《周礼.考工记》的词语，“梓人”意即木匠，“梓室”就是匠人所居也。
和梁思成专业科班出身不同，陈从周先生是中文系毕业，又师从张大千学画，并有不俗的业绩。他是从美术切入到园林及古建筑专业上去的，在这过程中，他从《木经》到宋代的《营造法式》再到载有梁思成等文章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么一路自修下来，并问学前辈建筑学家如陈植、朱启钤、刘敦桢及梁思成等先生，拜他们为师，如此成就了陈从周在园林和古建筑方面的名望，他不仅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成为了大家。其实在陈从周先生这样的年代，像他那样非本专业出身而后跨界成为大家的人很多，比如在人文学界就有鲁迅、郭沫若、陈梦家、闻一多等。更何况园林和古建筑专业本来就和文史和美术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陈从周先生成为这方面的大家也有水到渠成的因素。
与同济园内那些不同看法不一样的是社会上对陈从周先生的认可，他在园林和古建筑方面的多种著作都成为治园林与古建筑者的必读书或重要的参考书。贝聿铬聘他为贝聿铬建筑事务所顾问，日本科学院聘他为外籍院士，海外学术界称其为中国园林之祖。这里涉及的就是一个民族特色的问题，若用套话演绎，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如何能做到很民族的特色？怎样去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不是现代所谓科班教育所能做到。
园林和古建筑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积淀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一定传统文化的浸染，是无法在园林和古建筑专业中脱颖而出的，但若仅有一定传统文化的修养，而不能化到所从事的专业里，也是不能出奇制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从周先生不仅不是匠，是家，而且是大家。读陈先生的几种著作，让我感到一通百通的感觉，里面有史有诗有画还有他的专业，而这一切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谈诗文，其中却有不少诗情画意，他谈山水画的审美理论，从中可以悟出他在园林古建筑方面的造诣，而他谈园林的布景造化，也能让人感受到仿佛跟他在一起欣赏一幅山水画。这种意象纷呈的感觉让人如行山阴道上，在摇曳多姿中享受着一种天然浑成的审美愉悦。
同济园那些对陈从周先生的说三道四让我想的很多，在此次写作中我一直在自问：什么是匠？什么是家？我感到，能把各种知识融为一体的是家，而只能依葫芦画瓢的是匠。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边打破原有的文化传统，一边是却食洋不化，或全盘西化或西装马褂混搭。正因为如此，所谓创新所谓原创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流行的都是那些贴牌的模仿的山寨版。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我想同济园内很多只能是器，像陈从周先生这样得道者只能是少数或是个别。
对传统山水园林有着浓郁兴趣的钱学森，最推崇的就是陈从周写的一手好诗。研究园林和古建筑，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是成不了才的，陈从周由文史到国画，再到古建筑园林，恰是一条必须的“科班”之路。正像有人说的，路径决定了境界。如果没有文史的积淀，没有艺术的熏陶，陈从周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成就。这也是他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设计建造中国式园林“明轩”引起世人瞩目，成为经典的最好注解。据说，陈从周先生晚年醉心昆剧，一天不听昆曲便饭食不香，他还写过《园林美与昆曲美》等多篇谈戏说曲的文章。这是他浸染传统文化最好例子。如今昆曲和园林的结合范例已经耳濡目染，并不以为罕。
说到陈从周的传统文化修养，我从他生前编定的最后一本书《梓室余墨》中略见一斑。这本书中所收随笔近500篇，内容虽以他的专业古建筑、园林为主，却涉及书画、古迹、文物、民俗、人物等领域，就像一本小型的百科全书，这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作者的文字和学术方面的功力，也让人感到作者的知识之丰富，如此的知识储备足以让陈从周先生在专业上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成就。正如张舜徽给刘梦溪信中所谈到的：“如欲权衡人才之轻重，盖有专家与通人之别。专家路窄，通人路宽；专家但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则以通人为大。”陈从周先生正是这样一位通人。
读陈从周先生的书让我想到了徐志摩、沈从文，想到了叶圣陶、俞平伯，想到了合肥四姐妹，想到了王世襄，那些走向新世界的传统文人们……
还是在1984年，我偶尔在书店里发现一本散文《书带集》，封面是叶圣陶题字，由俞平伯作序，书的作者就是陈从周。那时我对散文的兴趣正浓厚，只要市面上有且自认为又不错的散文集能买的就买了。看到《书带集》我当然不犹豫，不仅是冲着叶、俞两位大家的推许，也是因为对陈从周先生已经有所耳闻。当时浙江各地正掀起旅游热，到处都在建设景区，能邀请到陈从周先生前去指导是件很值得夸耀的事。确实，有些地方在景点建设上经过陈从周先生的指点真有点石成金之效，曾亲耳闻听当地人士的赞扬之声。
手头的《书带集》只有11万字规模，只能算是小册子了，可内容甚为丰富，谈园林建筑，谈山河游记，还谈人说事。就是从这本书中，我了解了陈从周和徐志摩的关系，并从他的文章中知道了徐志摩的不少佚闻。当时徐志摩的作品正开始流行，而我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问题也有相当兴趣，陈从周的文章无疑使我了解相关情况多了一个路径。在《书带集》中，我就发现作为建筑学家的陈从周先生在文艺界的人脉有多么丰富，叶、俞二先生之外，他的学画老师是张大千，和徐志摩有关的林徽因，梁思成，还有沈从文等等。由是我对陈从周的一切便更关注起来。
在《书带集》中，我得知《徐志摩全集》当年都打好了纸型，却一直未能出版。因为我那时也急盼徐志摩的文集，但就是没有打听到，直到199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才有《徐志摩诗全编》、《徐志摩散文全编》出版。有关徐志摩的八卦当时也很多，也很传奇，成为后人创作有关题材的主要来源，如后来拍摄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就选自其中的一段传奇。
这些传奇甚至还留下了不少谜语让世人去猜疑去侦破。如当年凌叔华与林徽因为争夺徐志摩的日记就发生了一段公案，还把胡适都搅和在里面。事情起因是徐曾有八宝箱寄放在凌处，内有日记数本，可能怕徐日记中谈及和林、凌二女士的拍拖，两人都想把日记据为己有。在这件事上，反而陆小曼倒成了多余之人。而胡适软硬兼施拉偏架，凌委屈只好交出日记，可后来日记再未见天日。日记到底写了些什么？日记到底在何人之手？从此这些成为难解之谜，到现在还有人撰文提出各种推测。在《书带集》“记徐志摩”一文中，陈从周就提供了很多线索。他曾问过林徽因，“徽因告我她一直保存着，她死后，我问思成新夫人林洙，说是遍找无着。如果她女儿梁再冰拿去，但愿仍在人间”。
为徐志摩撰《年谱》，是陈从周的一项亲历亲为的主要工作，也是他的主要成果之一，虽然他的专业是古建筑学家。正是那本《年谱》，如今成为研究徐志摩的最重要依据。编撰《年谱》本来不是陈从周的份内事，可是他对徐志摩的情意促使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这项工作，这里有亲情的关系，按他书中所说，：“志摩父申如先生，是我妻蒋定的舅舅，又是我嫂嫂徐惠君的叔叔，我是由我嫂嫂抚育成人的，因此有着双重戚谊”。但更多的是他对徐的敬佩和感情，这在文章中表现的是那么浓郁。正是他，为了让徐的画像给在国外子孙做永久纪念，他请画师胡亚光画了徐的头像，并请他的老师张大千补了衣褶加上题字，现在国外所用徐的画像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了这份情感，使陈从周成为年谱编撰的最佳人选。因此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认为他对志摩的感情超过了儿孙辈，只要陈需要徐的材料就很爽快地提供，而陆小曼对陈也非常相信，临终前把所有关徐的资料都托付给了他，徐的其他亲属也一样把有的资料无条件地给了他。陈还从徐的朋友和学生中了解徐的材料，包括赵景深，徐悲鸿，张宗祥和沈从文。陈从周先生不付所托，于1949年完成了《徐志摩年谱》，另外把陆小曼去世后交给他的资料做了妥善处理，《全集》纸版交给了北京图书馆，有的交给了浙江博物馆，从而使徐志摩的这些资料经乱世而得以保存，陈从周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表达了欣慰之情。
1986年我买了《说园》。《说园》系列是陈从周先生的代表作，部分我已在其它书中读到过，后结集成书。这是本讲园林建筑理论的书，通过对造园理论，立意、组景、动观、静观、叠山理水、建筑栽植等方面阐述告诉人们不少园林建筑知识。同时这也是一本艺术教科书，书中以园林建筑为例，告诉读者什么是美，怎样去欣赏美。不过，它又不同于理论著作，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因为这本书的文字非常优美，充满了文人雅趣。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那样：“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钦悦无量”。即便不是园林专业的人，阅读这样的书也能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不过说实话，让我买一本读过的书完全是被这本书的装帧所吸引。在书店拿到这本书时我就爱不释手，书有普通杂志大小，软精装，封面画是清人汪荣绘的江苏南京随园图，由俞振飞题眉。内文分中英两部分，其中中文部分用毛笔精心缮写影印，中间插图为清人浙江海盐徐用仪的徐园图32幅。后记应该是行书影印，与正文书法不同，估计是陈从周先生亲笔。后来我买过线装本的《石头记》里面是抄本影印与此类似。《说园》可能是我从只买内容为主的书到内容和形式都讲究的转折。
在《说园》中，陈从周先生提出了关于园林建筑理论的一些概念，如静观、动观、仰观、俯观，叠山理水，建筑栽植，曲直含蓄等，虽然说的都是审美方面的事，但也关乎构园的关键。正如先生所言：“能品园，方能造园，眼高手随之而高，未有不辨乎味能著食谱者”。这让我想起严济慈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青年就应该“好高骛远”，没有对高的理解和境界，怎能做出冲高的努力。话说回来，书中一些专有概念中有几个字对我很有触动。
如“叠”字，在《说园》中多次提到，过去我对“叠”于山的意义并不是很明了，印象无非是重重叠叠这么一种意象。看了《说园》后，我对“叠”字有了一定了感觉，我感到叠不仅是个构园假山的技法，其实也是欣赏园中假山的关键字眼，记得有对名联的上联就是这么比拟的：“书似青山常乱叠”。陈从周先生对“叠”字在构园中有很高的要求：“叠石重拙难”，他还具体提出：“叠黄石山能做到面面有情，多转折；叠湖石山能达到宛转多姿，少做作，此难能者”。
又比如“曲”字，陈从周先生也非常讲究。他认为“园林中曲与直是相对的，要曲中寓直，灵活应用，曲直自如。”我过去受龚自珍《病梅馆记》影响，对“曲”有一定的抵触心理，可是具体到园林，“园林中两侧都有风景，随直曲折一下，使行者左右顾盼有景，信步其间使距程延长，趣味加深。由此可见，曲本直生，重在曲在有度”。联想起现在搞水利建设，把过去自然形成的弯弯曲曲的河道都截弯取直，好像更有条理，更为壮观。可是这种一统的审美观造成了自然的极大破坏，如近年洪水要么不发一发则不可收，一泄千里，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没有治理之前。
陈从周先生自号“梓翁”，其书斋为“梓室”，可是因为我读书一贯不求甚解，看到后从来没有细想，以为所谓“梓”总与园林建筑有关系吧。后来读《梓翁说园》一书的前言后方明白其中的道理。原来，在我等外人看来作为建筑大师的[陈从周先生，在其任职的同济大学内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他不是所谓“科班”出身，比如认为他设计园林拿不出像样的设计图，是到现场指点，等等，因此称他为“匠理”工程师（工匠）。而陈从周先生听后并不介意，索性自称为“梓人”，这是取自《周礼.考工记》的词语，“梓人”意即木匠，“梓室”就是匠人所居也。
和梁思成专业科班出身不同，陈从周先生是中文系毕业，又师从张大千学画，并有不俗的业绩。他是从美术切入到园林及古建筑专业上去的，在这过程中，他从《木经》到宋代的《营造法式》再到载有梁思成等文章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么一路自修下来，并问学前辈建筑学家如陈植、朱启钤、刘敦桢及梁思成等先生，拜他们为师，如此成就了陈从周在园林和古建筑方面的名望，他不仅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成为了大家。其实在陈从周先生这样的年代，像他那样非本专业出身而后跨界成为大家的人很多，比如在人文学界就有鲁迅、郭沫若、陈梦家、闻一多等。更何况园林和古建筑专业本来就和文史和美术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陈从周先生成为这方面的大家也有水到渠成的因素。
与同济园内那些不同看法不一样的是社会上对陈从周先生的认可，他在园林和古建筑方面的多种著作都成为治园林与古建筑者的必读书或重要的参考书。贝聿铬聘他为贝聿铬建筑事务所顾问，日本科学院聘他为外籍院士，海外学术界称其为中国园林之祖。这里涉及的就是一个民族特色的问题，若用套话演绎，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如何能做到很民族的特色？怎样去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不是现代所谓科班教育所能做到。
园林和古建筑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积淀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一定传统文化的浸染，是无法在园林和古建筑专业中脱颖而出的，但若仅有一定传统文化的修养，而不能化到所从事的专业里，也是不能出奇制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从周先生不仅不是匠，是家，而且是大家。读陈先生的几种著作，让我感到一通百通的感觉，里面有史有诗有画还有他的专业，而这一切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谈诗文，其中却有不少诗情画意，他谈山水画的审美理论，从中可以悟出他在园林古建筑方面的造诣，而他谈园林的布景造化，也能让人感受到仿佛跟他在一起欣赏一幅山水画。这种意象纷呈的感觉让人如行山阴道上，在摇曳多姿中享受着一种天然浑成的审美愉悦。
同济园那些对陈从周先生的说三道四让我想的很多，在此次写作中我一直在自问：什么是匠？什么是家？我感到，能把各种知识融为一体的是家，而只能依葫芦画瓢的是匠。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边打破原有的文化传统，一边是却食洋不化，或全盘西化或西装马褂混搭。正因为如此，所谓创新所谓原创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流行的都是那些贴牌的模仿的山寨版。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我想同济园内很多只能是器，像陈从周先生这样得道者只能是少数或是个别。
对传统山水园林有着浓郁兴趣的钱学森，最推崇的就是陈从周写的一手好诗。研究园林和古建筑，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是成不了才的，陈从周由文史到国画，再到古建筑园林，恰是一条必须的“科班”之路。正像有人说的，路径决定了境界。如果没有文史的积淀，没有艺术的熏陶，陈从周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成就。这也是他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设计建造中国式园林“明轩”引起世人瞩目，成为经典的最好注解。据说，陈从周先生晚年醉心昆剧，一天不听昆曲便饭食不香，他还写过《园林美与昆曲美》等多篇谈戏说曲的文章。这是他浸染传统文化最好例子。如今昆曲和园林的结合范例已经耳濡目染，并不以为罕。
说到陈从周的传统文化修养，我从他生前编定的最后一本书《梓室余墨》中略见一斑。这本书中所收随笔近500篇，内容虽以他的专业古建筑、园林为主，却涉及书画、古迹、文物、民俗、人物等领域，就像一本小型的百科全书，这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作者的文字和学术方面的功力，也让人感到作者的知识之丰富，如此的知识储备足以让陈从周先生在专业上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成就。正如张舜徽给刘梦溪信中所谈到的：“如欲权衡人才之轻重，盖有专家与通人之别。专家路窄，通人路宽；专家但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则以通人为大。”陈从周先生正是这样一位通人。
读陈从周先生的书让我想到了徐志摩、沈从文，想到了叶圣陶、俞平伯，想到了合肥四姐妹，想到了王世襄，那些走向新世界的传统文人们……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