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川：激进主义的保守考虑——梁启超《新民说》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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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零一一年六月份起，我们黄读会开始组织思想史学习小组，第一次学习选择的便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座谈会那天，我发现自己居然是阅读最详细准备最充分的一个，所以只好多说了些，主要从三个方面：一是概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因为有些朋友之前没有读完，所以我甚至谈到了每一节的内容；二是谈了谈该书中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都能反映一些作者思想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最后重点谈了书中不时提到的保守的思想和稳健的态度，结合当下国内愈发激烈的相关讨论，我提请大家和我一起注意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考虑。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近代变革思想经历了从器物技术之变，到政治制度之变，再到文化人心之变的历程，梁氏《新民说》正是最后这一阶段，鼓吹“改造国民性”的典型文本。二十世纪初年，改革维新已成社会主流，但通过清廷体制进行效果如何，还很成问题，而体制外关于革命的思想甚至行动已经越来越多，此时的梁启超于1902-1906年期间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系列政治评论文章，论述培育新国民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后来这二十篇文章集合成册，便是今日之《新民说》一书。
《新民说》前两节认为，国族之强弱在民，这不但因为国政由民众状况决定，更因为国族间对抗已皆是全民对抗，所以，如欲救国必先启蒙，用梁的话说“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接下来的两节，梁谈了新民的含义，并分别拿各色人种中最优秀的白种人，白种人中最优秀的条顿人，条顿人中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例，谈了优秀和成功民族的最值得学习之处。但梁也强调，在进取求新的同时，不能忽略保守自己的优势。
后面的十六节则分别从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和政治能力等方面阐述了“新民”的具体内容。其中关于财富积累和分配部分，作者估算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大致数量（及比例），认为（消费者远多于生产者）的社会结构是造成中国始终无法积累出大量财富的原因。关于义务思想部分，作者分析说中国民众对公共事务始终缺乏热情，既不愿意付出任何义务，也不指望得到什么权利好处，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义务的概念。关于政治能力部分，作者批评当时社会精英本身数量不多，却总希望总体解决，全面出击，一蹴而就，甚至革_命和立宪两种主义内斗。
这部分每个话题的大致内容我们可以从题目便可想象，论述时作者也是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在当时应该基本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由于每一小节都是单独论述一个论点，因此基本可以看成是梁写的十六篇并列的议论文，这样写来写去，写法上就很有局限容易重复了，很多篇都是在论述某事泰西有而中国无，中国缺乏或不足的几个原因或几个表现，甚至有几个问题分析起来，原因竟是同样的几条（例如，中国在地理上长期与外界隔绝，中国始终不够富足，中国社会实行了宗族制度和皇帝统_治，中国面临民族竞争和列强欺凌，这几个方面就被反复提及，用来论述中国在某方面没能实现新民）。
《新民说》思想的几个问题
说完本书的大致内容，下面我再来就该文本中，时代特征在作者思想上的几个体现，做一简单谈论。
国家/民族和集体意识。我们今天很多人总担忧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过于强烈，嫌民众太顺从集体而缺乏个人自_由，在一百年前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梁和当时的舆论感叹中国人没有民族和国家意识，甚至对公共事务也不大关心，即便在据说是中国人最擅长的道德伦理领域，梁也批判说中国人只会搞私人间的道德，而对公共社会的道德过于缺乏。孙中山后来也抱怨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为什么短短一百年，国人的意识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看到那些力透纸背、泣血呼告的文字，我没法不相信仁人志士们当时的真诚，我没法不相信救亡图存在当时的迫切需要。想探究一个问题，是绝不能忽略其历史演进和时代背景的。
竞争和进化论。这个问题仍然要结合到当时中国面临的残酷外部环境：在威尔逊和列宁尚未开始大谈民族自决，国际联盟这样的舆论平台也没建立之前，国家/民族间还是一个没有道义和舆论约束，完全靠实力竞争的丛林世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恰处在衰败期的老大帝国就是更是无情，亡_国灭种绝非危言耸听。这时的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在中国思想界找到市场，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大量充斥类似观点：列强走过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竞争中胜出，而成为了梁氏眼中的进步榜样和肯定对象；对于被资本主义列强征服的各个边缘族群，他来不及去计较是非正义，而只想着中国如何避免类似命运。
缺乏对体系的总体反思。就像有人说过去主流的海外中国研究都是采取“挑战-应对”的模式一样，近现代很多中国思想者也都如此，以单个的国家/民族为单位，去考虑不同国族在现代化大潮中的成败原因，然后去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进。梁启超在本书中的大多观点我上面已经提到，他也同样没有察觉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很强的自我系统性，不但强行把不同接纳程度的地区连接在一起，而且用贸易、资本和国家关系维持不同地区的等级化。当然，随着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越深，随着列宁等论述帝国主义的思想传播进来，很多人就会发现，在复杂现实面前，只寻找国族间的不同点是远远不够的。
富强与文明的关系。一些人常感慨在近现代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觉得文明要先于富强才更好。且不说他们这种想法忽视历史现实，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提出疑问的是，我们经常讨论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的进步性先进性，似乎有了一个内部完善的社会一定能在世界竞争中胜出，那么，必然是先有文明后有富强么？在《新民说》里，梁认为中国社会无财富积累，民众挣扎在生存线上，这是很多良好治理没能出现的原因之一。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即便所谓发达国家，社会治理、民风民情也是逐步改善的，有时候恰恰是因为他们处在首先发达、发展较快（甚至欺压他国）的优势地位，才有了自我改善的条件和机会。这个怀疑并非是要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中做选择，而是想展开问题的复杂性，动摇资本主义模式的必然进步性，尝试从追随列强的道路中跳出来。
保守的思想和稳健的态度
我个人以为，一个人的阅历、学识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考虑问题就会相对更加全面，不会轻易对问题做简单判断。梁启超自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还是个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行动者。）那么，在《新民说》这样一本具有鲜明的激_进主题的著作中，梁启超是如何表达他的保守思想和稳健态度的？接下来我要谈一谈。
首先是他在开始的总体论述时，即强调要在进取求新的同时“保守”自己，并以长于保守的英国为例来佐证。
然后，他还对社会的全盘破坏主张表示了担忧。在“论自尊”部分，梁对顽固排_外势力给予了同情：虽然他们“不徒伤外交而更阻文明输入之途”，但毕竟中国数十年来有得以喘息和改造的机会，都仰赖这些人的排外自尊的维持，没有他们我们连可改造的对象——国家都没有了。在“论私德”部分，他对激_进人士展开了批评，梁认为，虽然当下社会虽然确实方方面面都有问题，但是“疗病者无论下若何猛剂，必须恃有所谓“元神真火”者，以为驱病之原，苟不尔者，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
在关于对待传统道德和文化方面，梁启超在颂扬新道德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要立足传统的既有的东西，不能直接嫁接一蹴而就。理由一是越是在转型时期，道德观念青黄不接，越是需要保守秩序，渐进求稳。理由二是中国文化无泰西文化之根基，新道德的建立也必须要在旧道德的基础之上，并经过较长的时间和努力。
全书最后，梁力图在激进的革_命派与保守的立宪派之间劝解。他虽然表达了对革_命的肯定，但跟立宪派相比，梁启超还是更加支持后者。他说，即便是朝廷一纸伪改革的诏书，所带动的社会改进效果，也远远强过“民党数十万言之着书，数十百次之演说”。可见，梁虽然鼓吹新民和西学，立场是偏向进步一边的，但是在操作上，却是个十足的稳健派。
当下的中国，很多人在议论清末最后十年的改革，无非是看到了两个时期的相似性：体制内外都认为现有社会格局无法继续维系，必须要进行大的调整；然而体制的主导者自身是否确有改革的意愿和能力，这还是个问题；而上述意愿和能力之所以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体制内外的沟通和互动不够（这一点就不仅是体制内的问题了）。革_命还是改良？依靠现有体制自上而下，还是立足民间大众自下而上？强调秩序重要，相信点滴改进，还是全盘否定，指望另起炉灶？……相关讨论正在中国政治的关注者中间激烈展开，其中自然也有梁启超和人争论过的问题，但是，结局未必也一样。
作为一个自觉的左派，我在政治立场上要比很多人，特别是传统的左_派和一般的自_由派都更激进更坚定，但是在实践操作上呢，我又希望自己足够灵活足够现实。梁启超上述的保守的思想和稳健的态度给了我挺大的鼓励，我希望自己继续坚持立场上的不妥协，而在实际政治中更加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和可操作性。（2011年7月7日于郑州胜岗）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近代变革思想经历了从器物技术之变，到政治制度之变，再到文化人心之变的历程，梁氏《新民说》正是最后这一阶段，鼓吹“改造国民性”的典型文本。二十世纪初年，改革维新已成社会主流，但通过清廷体制进行效果如何，还很成问题，而体制外关于革命的思想甚至行动已经越来越多，此时的梁启超于1902-1906年期间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系列政治评论文章，论述培育新国民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后来这二十篇文章集合成册，便是今日之《新民说》一书。
《新民说》前两节认为，国族之强弱在民，这不但因为国政由民众状况决定，更因为国族间对抗已皆是全民对抗，所以，如欲救国必先启蒙，用梁的话说“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接下来的两节，梁谈了新民的含义，并分别拿各色人种中最优秀的白种人，白种人中最优秀的条顿人，条顿人中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例，谈了优秀和成功民族的最值得学习之处。但梁也强调，在进取求新的同时，不能忽略保守自己的优势。
后面的十六节则分别从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和政治能力等方面阐述了“新民”的具体内容。其中关于财富积累和分配部分，作者估算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大致数量（及比例），认为（消费者远多于生产者）的社会结构是造成中国始终无法积累出大量财富的原因。关于义务思想部分，作者分析说中国民众对公共事务始终缺乏热情，既不愿意付出任何义务，也不指望得到什么权利好处，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义务的概念。关于政治能力部分，作者批评当时社会精英本身数量不多，却总希望总体解决，全面出击，一蹴而就，甚至革_命和立宪两种主义内斗。
这部分每个话题的大致内容我们可以从题目便可想象，论述时作者也是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在当时应该基本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由于每一小节都是单独论述一个论点，因此基本可以看成是梁写的十六篇并列的议论文，这样写来写去，写法上就很有局限容易重复了，很多篇都是在论述某事泰西有而中国无，中国缺乏或不足的几个原因或几个表现，甚至有几个问题分析起来，原因竟是同样的几条（例如，中国在地理上长期与外界隔绝，中国始终不够富足，中国社会实行了宗族制度和皇帝统_治，中国面临民族竞争和列强欺凌，这几个方面就被反复提及，用来论述中国在某方面没能实现新民）。
《新民说》思想的几个问题
说完本书的大致内容，下面我再来就该文本中，时代特征在作者思想上的几个体现，做一简单谈论。
国家/民族和集体意识。我们今天很多人总担忧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过于强烈，嫌民众太顺从集体而缺乏个人自_由，在一百年前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梁和当时的舆论感叹中国人没有民族和国家意识，甚至对公共事务也不大关心，即便在据说是中国人最擅长的道德伦理领域，梁也批判说中国人只会搞私人间的道德，而对公共社会的道德过于缺乏。孙中山后来也抱怨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为什么短短一百年，国人的意识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看到那些力透纸背、泣血呼告的文字，我没法不相信仁人志士们当时的真诚，我没法不相信救亡图存在当时的迫切需要。想探究一个问题，是绝不能忽略其历史演进和时代背景的。
竞争和进化论。这个问题仍然要结合到当时中国面临的残酷外部环境：在威尔逊和列宁尚未开始大谈民族自决，国际联盟这样的舆论平台也没建立之前，国家/民族间还是一个没有道义和舆论约束，完全靠实力竞争的丛林世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恰处在衰败期的老大帝国就是更是无情，亡_国灭种绝非危言耸听。这时的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在中国思想界找到市场，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大量充斥类似观点：列强走过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竞争中胜出，而成为了梁氏眼中的进步榜样和肯定对象；对于被资本主义列强征服的各个边缘族群，他来不及去计较是非正义，而只想着中国如何避免类似命运。
缺乏对体系的总体反思。就像有人说过去主流的海外中国研究都是采取“挑战-应对”的模式一样，近现代很多中国思想者也都如此，以单个的国家/民族为单位，去考虑不同国族在现代化大潮中的成败原因，然后去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进。梁启超在本书中的大多观点我上面已经提到，他也同样没有察觉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很强的自我系统性，不但强行把不同接纳程度的地区连接在一起，而且用贸易、资本和国家关系维持不同地区的等级化。当然，随着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越深，随着列宁等论述帝国主义的思想传播进来，很多人就会发现，在复杂现实面前，只寻找国族间的不同点是远远不够的。
富强与文明的关系。一些人常感慨在近现代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觉得文明要先于富强才更好。且不说他们这种想法忽视历史现实，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提出疑问的是，我们经常讨论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的进步性先进性，似乎有了一个内部完善的社会一定能在世界竞争中胜出，那么，必然是先有文明后有富强么？在《新民说》里，梁认为中国社会无财富积累，民众挣扎在生存线上，这是很多良好治理没能出现的原因之一。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即便所谓发达国家，社会治理、民风民情也是逐步改善的，有时候恰恰是因为他们处在首先发达、发展较快（甚至欺压他国）的优势地位，才有了自我改善的条件和机会。这个怀疑并非是要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中做选择，而是想展开问题的复杂性，动摇资本主义模式的必然进步性，尝试从追随列强的道路中跳出来。
保守的思想和稳健的态度
我个人以为，一个人的阅历、学识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考虑问题就会相对更加全面，不会轻易对问题做简单判断。梁启超自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还是个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行动者。）那么，在《新民说》这样一本具有鲜明的激_进主题的著作中，梁启超是如何表达他的保守思想和稳健态度的？接下来我要谈一谈。
首先是他在开始的总体论述时，即强调要在进取求新的同时“保守”自己，并以长于保守的英国为例来佐证。
然后，他还对社会的全盘破坏主张表示了担忧。在“论自尊”部分，梁对顽固排_外势力给予了同情：虽然他们“不徒伤外交而更阻文明输入之途”，但毕竟中国数十年来有得以喘息和改造的机会，都仰赖这些人的排外自尊的维持，没有他们我们连可改造的对象——国家都没有了。在“论私德”部分，他对激_进人士展开了批评，梁认为，虽然当下社会虽然确实方方面面都有问题，但是“疗病者无论下若何猛剂，必须恃有所谓“元神真火”者，以为驱病之原，苟不尔者，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
在关于对待传统道德和文化方面，梁启超在颂扬新道德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要立足传统的既有的东西，不能直接嫁接一蹴而就。理由一是越是在转型时期，道德观念青黄不接，越是需要保守秩序，渐进求稳。理由二是中国文化无泰西文化之根基，新道德的建立也必须要在旧道德的基础之上，并经过较长的时间和努力。
全书最后，梁力图在激进的革_命派与保守的立宪派之间劝解。他虽然表达了对革_命的肯定，但跟立宪派相比，梁启超还是更加支持后者。他说，即便是朝廷一纸伪改革的诏书，所带动的社会改进效果，也远远强过“民党数十万言之着书，数十百次之演说”。可见，梁虽然鼓吹新民和西学，立场是偏向进步一边的，但是在操作上，却是个十足的稳健派。
当下的中国，很多人在议论清末最后十年的改革，无非是看到了两个时期的相似性：体制内外都认为现有社会格局无法继续维系，必须要进行大的调整；然而体制的主导者自身是否确有改革的意愿和能力，这还是个问题；而上述意愿和能力之所以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体制内外的沟通和互动不够（这一点就不仅是体制内的问题了）。革_命还是改良？依靠现有体制自上而下，还是立足民间大众自下而上？强调秩序重要，相信点滴改进，还是全盘否定，指望另起炉灶？……相关讨论正在中国政治的关注者中间激烈展开，其中自然也有梁启超和人争论过的问题，但是，结局未必也一样。
作为一个自觉的左派，我在政治立场上要比很多人，特别是传统的左_派和一般的自_由派都更激进更坚定，但是在实践操作上呢，我又希望自己足够灵活足够现实。梁启超上述的保守的思想和稳健的态度给了我挺大的鼓励，我希望自己继续坚持立场上的不妥协，而在实际政治中更加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和可操作性。（2011年7月7日于郑州胜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