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不是批判，而是自省

对活动变人形的思考，掺杂着我对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文学历程的感触和困惑。在中国文学炼狱般的这二十七年中，“大批判”、“大革命”、公报私仇、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赤裸裸的武斗——那一贯宣称要指导人生的文学，迅速沦落为泼妇骂街般的丑剧的主角。后来的知识分子该怎么去审视这段历史？或者，更具体的说，该怎么撇开政治上对那段历史这样那样的定性，单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反省自己本身？先不急着去指导人生，倒是该把自己给弄清楚了。
但愿倪吴诚是一个自省式的角色。
从“五四”到“文革”，中国人可谓生活在一片动荡飘摇之中。西方思想硬生生地涌进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分崩离析但又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阴魂不散。倪吾诚则是在这两端之间挣扎游离的一个知识分子。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倪吾诚则是一个刚刚梦醒，仍迷迷糊糊的人。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开拓新的道路，有摆脱不了仍在昏睡的人的鼾声的困扰，欲进无路，欲罢不能。他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至少不是一个成功的知识分子。他不是“飘飘乎欲仙”的老庄、陶公、竹林狂士；亦没有在课堂上慷慨陈词，令学生为之喝彩鼓掌的风采；更没有等身的著作、唬人的头衔。他留过洋，吃过黄油面包，知道维生素、鱼肝油，了解文明与落后、科学和哲学、黑格尔、康德……可以在酒桌生表现得礼仪有度，风度翩翩。然而，他又逃脱不了“罗圈腿”，逃脱不了作为地主的后代，“落后封建妇女”静宜的丈夫，从小得不到文明教育、希望渺茫的下一代——倪藻、倪萍的父亲的现实；逃脱不了所有“文明理论”都不堪静宜一句冷嘲热讽的尴尬；逃脱不了一生不得志、穷困潦倒、郁郁终老的命运。他是“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唐吉可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连他儿子都搞不清楚的复杂混合体。
然而，正是这一个含混不清，让人觉得别扭的形象，却是令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混杂不清的问题往往都涉及认识自己本身。很多人不情愿地在倪吾诚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更经不起这样的追问：倪吾诚错了吗？错在哪里了？他怎么“得不了志，成不了名”呢？因为这样意味着要追问自己：我相对倪吾诚“对”了吗？“对”在哪里？我除了稍微“得了志”之外和他有什么区别吗？我想，这样一通拷问下来，没有什么人不会惊恐不已，对之躲之不及。
倪吾诚这个人物的深意所在，正是其提供了一种别扭的知识分子的形态，让人们看一看一个没有取得“指导人生资格”的知识分子心中对“指导人生”的理论，对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否定和肯定之间的挣扎、彷徨。可以说，这种挣扎曾经深深困扰每一个知识分子或现在还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只是被他们有意地淹在了“成功成名”的光环之后。难道不是吗？难道知识分子就真的认清了自己，认清了自己所谓的信仰了吗？那为何在“二十七年”的灰暗历史中，我看到的那些操守、信仰竟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
可以说每个知识分子都有怯弱、无力的一面，都曾是十足的倪吾诚。也可以说，很多知识分子“指导人生资格”的获得都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们的“成名”不一定都是在他们彻底理清自己的困惑、挣扎后，从批判自己的精神中升华出来的。很多时候“成名”反而充当了他们逃离这种自我拷问的途径——一旦“成名”就迫不及待的逃离这种难忍的煎熬，以指导大众人生的高姿态去掩盖心中那仍脆不堪言的一面。
然而这真能逃得掉吗？今天，文学已从神坛彻底坠落，只能在商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夹缝中充当一个骂骂咧咧的怨妇、弃妇，充当人们茶余饭后调笑的对象。这种现状不正是知识分子的逃避和自欺造成的吗？那种虚高的“指导”连自己这关都过不了，又怎能让读者确信？或许，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放低姿态，从思考自身开始。而不是一味坐在云端，说着那些指导人生的呓语。读者真正需要的恰恰是有着批判自己灵魂深度的文字。
我相信倪吾诚会是一个自省式的人物。虽然作者在结尾造出那么多个“你”，甚至一个“确有其人”的倪藻，像是要通过将故事推及这些人而逃脱对自己内心的影射。但是作者对倪吾诚这个角色那种矛盾含混的态度是掩盖不了的——我始终相信只有在面对自己时才会有这种不清。
2011年5月21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