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先生是汉奸”

       记得大二那会子，黄天骥老师给我们开讲座，讲对联的写作，在举例中提到了一副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稍有对联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对得极好的联句，特别是“已死”对“先生”真可谓神来之笔。于是我过眼就记住了这个好对子，虽然知道杨三是苏州名丑角，李二是李鸿章，却不知道这背后的掌故。
    后来看了《走向共和》，才发现这联句里包含了一个生命和一颗爱国心。甲午战败，举国震动，作为统帅的李鸿章其咎难辞，“世人皆欲杀”。一天，慈禧老太太正饶有兴致看戏，苏州丑角杨三上场了，他哼了几句便口吐白沫，倒在戏台上，接着，左右两侧的楹联缓缓落下，正是：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宫廷慌了一阵，半晌才反应过来这是尸谏。
    这掌故或许是野叟闲谈、陋巷之议，是真是假且不管。国家危难之际通常也是民族情绪高涨之时，民族情绪有时候是件很坏的事情，它使人盲目、混乱、激昂，做出许多荒谬之事。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想杀李鸿章以泄愤，导致李鸿章不敢在京城逗留，签约后直接到贤良寺去了。这对联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我要说的是：
    李二先生非汉奸！
    历史要还给李鸿章一个公道，可是，我们受历史教科书的毒害太深了，我们的教育不断把一些刻板的东西植入我们鲜活的大脑，最终我们就变成了刻板的人。很多年我都无法从教科书里的李鸿章印象中逃脱出来。在我们正统的历史叙述中，李鸿章是一个避战求和、胆小怕事、卖国求生的奸臣，除了办过几个不成功的厂子简直一无是处。那时偶尔听人讲起“东方俾斯麦”就觉得奇怪，心想李鸿章这等奸臣如何与俾斯麦齐名？
    史书读多了，视野就开阔了。读书大凡这样，偏狭的视野就会导致偏狭的观念，但是视野开阔之后就会有对比，就不至于陷入作者的偏狭中。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有一种“奸臣模式”。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把这一模式分析得很清楚，历史只有关注细节才能减少偏见，我觉得这本书做到了。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是至圣至明的，不容许应该犯任何错误，所以人们对政治的批判只能降到大臣一级。‘奸臣’充当了替罪羊，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责任。”李鸿章在甲午一役中不仅替代了光绪和慈禧，还替代了一群顽固守旧掣肘洋务的官僚，他成了千夫所指、众矢之的。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我觉得写得最好的莫过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此文妙语连珠，气宇轩昂，太史公之笔法跃于纸上，夹叙夹议，深得《屈原贾生列传》、《伯夷叔齐列传》之 。读过几遍之后心犹未足。梁启超真乃天纵之才，“刺手拔鲸牙”，用词遣句才气逼人，常有惊人之语，如云开日见，雾尽山来。《李鸿章传》起笔即气势凛然，入骨三分，终笔余音绕梁，令人掩卷叹息。只有梁启超这样的笔才能写尽李鸿章，也只有李鸿章的人才配得上梁启超的凌云健笔。天之戕李鸿章如此，天之厚李鸿章如此。一篇《李鸿章传》足令其泉下欣慰：孺子知我也。
    关于李鸿章，盖棺却远未定论，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驳杂的，其人其事也是驳杂的，而我们的评论却太过于单一惨白了。骂李鸿章为汉奸的人紧紧抓住甲午惨败和《辛丑和约》，但是李鸿章一生的污点不在甲午战争，不在庚子赔款，而在《天津条约》和《中俄密约》。这些污点造成的损失并不能只由他一人承担，所谓“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应是深谙此理。
    李鸿章不是英雄，不是伟人，他只是踏实做事，任劳任怨，为没落的清王朝做些修补工作罢了。他有政治的手腕，却没有政治家的气识，他甚至称不上是“政治家”，却可以说是权术谋略之士。他懂洋务却不懂国务，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是难得的末世人才和忠臣，但非英雄和外交家。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实干，在于知行合一，就这一点在清议横流的清廷来说可谓弥足珍贵，比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强多了。
    李鸿章是旧时代的人杰，也是旧时代的悲歌，他的身上新旧驳杂，正如威尔逊的《毛泽东传》所说：“新世界总是附着旧世界而生。”他把旧时代扛在身上，沉重与悲哀是他留给后人的身影。那些到现在还大喊李鸿章是卖国贼的人，拿梁启超的话来说，“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
    历史从未错过李鸿章，我们的历史书写却错过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