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讀書》2008年第3期—大老表的現場感 張偉然
大老表用普通话说就是大表哥。他是我大姑妈的儿子，比先父小一岁。几年前曾有机会相对晤言，我职业病发作，要求他讲讲他小时候的经历。他语言很简约，不肯多讲，但还是讲了一些让我很吃惊的东西，其中最让我意外的是：他居然挑过盐。
在我们老家，挑盐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天下的苦情要说最苦最苦，大概莫过于去广东乐昌挑盐了。谁要是做事有一点点偷懒，大人们便一声呵斥：“难道是去乐昌挑盐吗？”好了，问题解决。而要是形容一个地方远，也是乐昌。小时候常听到有人形容别人不在眼前，说是“走乐昌去了”。“乐”在这个地名中发平声，老家方言里只有这一个用例，听起来非常奇特。当时我总疑心它与一种动物“骆驼”是否有某种联系，因为“骆”字用当地话读出来与它完全同音。
由挑盐也就形成一些特定的俗语和传说。有一句俗语说：“三分钱一斤的盐在南海。”意思是在此地就不是这个价，要便宜请到便宜的地方去。这句话对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有效。而传说则有点邪乎。说是有个人每次去乐昌挑盐回来，经过一个山垭口时总要歇口气，坐下来无事，便数山下的田玩，数来数去十三丘。有一次怎么数都只有十二丘，觉得很奇怪，临走时狐疑着把放在地上的草帽一掀，发现草帽下还盖着一丘。——这个故事用以形容南方丘陵山区水田面积之小。
如果说要在我们那里找一种物资对整个社会生活最具影响，我想大概就是盐了吧？因为谷是田里种的，菜是土里作的，柴是山上杀的，布是自家里织的，算来算去本地不产、而日常生活又不可一日或缺的，也就是盐了。曾听有人说，湖南人吃辣椒是对缺盐的一种补充，可我打小的生活经验是：就算吃辣椒也得放盐，而且，越辣的辣椒越需要放盐。不放盐的辣椒不止是辣口、辣身（肠胃），更难受的是辣心，吃一口整个心脏都在抽搐。所以，传统湘菜口味偏重，我感觉正是要靠它煞一煞辣椒中的辣气。
到我记事的时候，我们那里吃盐是不需要靠人力到广东去挑了。据说从解放的时候就已经如此。在这以前，去乐昌挑盐是当地壮劳力的一条财路。几年前我帮一个长辈亲戚整理回忆录，他写到他父亲平时靠租种佃田、卖柴度日，农闲时上广东乐昌挑盐卖，一次往返十三天，能赚上一块银元就心满意足了。我那个长辈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算来他父亲挑盐正是那前后十数年的事。由于盐如此地来之不易，以致老辈中有些人深信它能补血。我那长辈的母亲便如此。她年纪大了以后，身体十分衰弱，因此每餐在菜里大量放盐之外，还要在饭里和粥里加盐，一到冬天，全身便发紫，十分难熬，终于在七十年代走了。
大老表去挑盐时只有十七岁。算来那是抗战刚胜利不久。他家与上述那个长辈家相隔十几里地，他说他来去要半个月，一个月挑两担。考虑到两担之间总要歇一歇，稍事整理，真正在路上的时间“一面水”（单程）也就是六七天。他说他是跟着村里的人去的。村里有个很大的班子，几十个人，年纪都差不多，只少数几个人比较大一点。一年四季，除了莳田杀禾，得空了就去。
一路上的生活，当然是一切靠自己。出门时，可以从家里带点饭。用一种蒲草包，装两大碗，顶一天。第二天以后，家里带的饭是不行了，于是要带米，每天住下来就动手煮饭。那时候住旅馆叫“落伙铺”，所谓“伙”当然就是煮饭的意思。煮的还真是“饭”，菜是没得讲究的。从家里带一些豆腐乳，家境好的带一些干鱼仔之类，也就可以下饭了。最苦的我听说有一个前辈每次去乐昌只带两块豆腐乳，火柴盒那样大，去一块，回一块。后来那前辈去世时村里的老人们谈起这些往事，说他在世上吃了苦，害得我还跟旁边听的人一起抹过眼泪。
由于路途太远，一担盐实在挑不了多重。大老表一担刨去行李，盐只能挑几十斤。回来后再挑到茶陵县的界首、本县上半县的中心集镇安平司去卖。赚头很小。那时的秤一斤十六两，也就卖百把铜钱。一担下来，到手的折算成银元不过半块多一点。上述那个长辈说他父亲挑一担差不多可以赚一块，那显然是身强力壮的。
我觉得不理解：既然赚头这么小，为什么还要去吃那个苦。大老表说，没办法，没有本钱。有本钱的，像我一个亲戚的祖父，他就挑布卖。布不打秤，含金量又高，但是要本钱。俗话说本大利大。对于没有本钱的劳力来说，只好吃力气饭。大老表说，那个时候逢是劳力就做这些（挑盐）。
大老表挑盐只挑了两年左右。问他为什么后来没挑了，他已经说不上来。想来是已经接近解放，兵荒马乱了。再后来就是已经解放，用不着去挑了。
应该说，这段故事本身有点干瘪，但是，它对我的刺激之深，让我自己都颇感意外。我想，什么时候有机会，真该沿着那条路去跑一跑才好。尽管已经时移世易，那上坎下跌的山间道路已经被岁月磨平裁直了，但有些东西比如地理区位、比如青山红壤总归是依稀仿佛的。环境本身无疑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冲动，有两点因由。其一是，这个故事出自大老表之口，让我陡然意识到挑盐这件事跟自己原来存在着那样异乎寻常的联系。以前也曾多次听说过，但那都是听别人说，说别人，从没想过那条古老的南北大路上曾辛苦地奔走着我的亲人，那就是我家亲戚昔日生活的组成部分。其二则出自专业方面。十几年前，我研究湖南的历史文化地理，在讨论自然区域对于文化区域的影响时，曾以南岭山脉为例，述及其山体并不高峻、存在着多处过岭通道，从而不能隔断文化传播。当时只是理直气壮地征引《太平寰宇记》、清人杨恩寿《坦园日记》、民国《郴县志》等书中的资料，后者谓：“地当粤东孔道，槟榔、烟、酒，间染其习”。
写下那些文字时，我最南只到过郴州市区。后来我研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曾注意到唐人十分重视南岭的地理分界意义，将其视为横绝南北、甚至阻断华夷的一道天然屏障。很多人往岭南去，总担着一份“生涯应在有无间”（张均句）的惴惴；而一旦得以北归，又不免流露出“生入帝皇州”（张说句）的狂喜。读这些资料时，我已经有过在岭南的地理经验，但仍未能从地面上观察岭南北的景观差异。
这个秋天还像秋天的时候，我因便到过一次湘赣交界西侧的炎陵县。这个地方原名酃县，说起来让我很亲切。它处在罗霄山脉中段，西边与我老家安仁县为邻。自宋代开设为县以后，两个县便同隶于衡州；直到解放后才分开，安仁改隶于郴州，酃县与其母县茶陵先是隶属于湘潭地区、如今属株洲市。七百余年共处一州府，安仁与酃县的经济文化交流自然是密切。据先母说，先父年轻时曾做过一阵小买卖，跑的便是酃县那边。酃县是山区，正好在我们那里去江西的路上。我们那里的氏族大多来自江西，现在方言还说江西话，民国以前各氏族经常要回江西祭祖，酃县可以说是必经之地。
但是惭愧得很，这竟然是我第一次正式去炎陵。十多年前曾从那里路过，未作停留。这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晚，感觉很奇妙。招待所里端上桌的都是湘赣间一些正宗的农家菜，跟我小时候天天享用过的一模一样。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居然有一捣辣椒，就是用一种特制的陶（俗称“焦”）将熟辣椒捣成糊状，原来我以为天底下只在我老家安仁才有的。而且味道也跟我家乡的差不多，有点辣，又有点咸，很下饭。
于是我想起了中山大学的黄国信教授。他是炎陵人，二○○六年底出版了专著《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以下简称《区与界》），送了我一本，还一直没认真读。回来后，赶紧找了出来，想从中求证一下那种盐的感觉。不得了，这一来才发现，将这本书闲置这半年多时间对我来说多么可笑：一边攥着大老表的故事念念不能释怀，一边却将这么要紧的一本研究专著束之高阁。还好在并不太晚的时机去了一趟炎陵。
《区与界》是《历史·田野丛书》中的一种。书前有陈春声教授的总序《走向历史现场》，揭示了这套丛书的学术旨趣。和他惯常的文字一样，陈先生的总序写得曲折而深沉，大气磅礴，完全可以看做是历史人类学的又一篇宣言。其中最让我心动的是这么一句：“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要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这两点，与历史地理学的学术追求可谓殊途同归。地点感，不言而喻来自于地理，而时间序列，岂不正是朴素的历史？
当然，细盘下来，这中间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是从《区与界》中，我确实感受到了很多让我一见如故的东西。最让我羡慕的是作者对于那块地方的现场感。还在导言中，作者便左图右史，对清代的湘粤赣界邻地区作了一番描述。重点是过岭的交通线路，以及这些线路在明清时期的具体作用。如果是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完全应该是正文中的浓墨重彩；然而在此书中，作者只是将其当做背景。这无疑表明了作者除了地理，还有更多的学术期待。
尽管只是将地理当做背景，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这些内容看得很轻易。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些地方，我能觉察到作者的工作十分吃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作者不仅引证文献，多种来源的文献——以地方文献为主，包括当时人的游记和当今地理学界的研究；此外，他还做过扎实的田野功夫。有一些认识是他从现场挖出来的，据此他能纠正不在现场的地理学家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
试看第二十页的一个脚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将泷水标注在乳源至曲江间的河段上，而笔者实地考察所得及当地地方文献均称乐昌至临武的水道为泷水。待考。”所谓“待考”当然是谨慎，我没有去过当地，不敢臆断其是非，但《图集》并非金科玉律是不言自明的。谭其骧先生生前多次警告我不能将《图集》当做定论。这还只是存疑。而就在这之后，作者又弥补了岭南史地名家曾昭璇先生的疏误。曾先生在《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一书中认为，明清时期自郴州南下广东的路线与秦汉一致，由郴州到桂阳、临武，再入连州而入粤境。作者用他的工作证明，其实在清代骑田岭路与凤头岭路已经分开。
这样的工作，并不止是导言里才有。随后在正文的展开中，作者将现场感紧贴笔端，一到需要它说话的时候，便汹涌澎湃。表现最突出的我认为是上篇第六章的康熙后期水陆运之争了。所谓水陆运之争实际上是郴州、桂阳州的运道之争。作者按照事件发生的历史层位，将其分解为若干步骤，每一步骤先征引有关的历史文献，然后对其进行评述讨论。我注意到，在叙述事件的缘起即康熙四十六年广东盐法的变革时，作者的现场感还在紧掖着；到事件的第一阶段，即桂阳州想因此而提出将当地盐埠由连州星子埠改为临武牛头汾埠时，作者在摘引地方官的“详”文和地方志的记载后，便发挥出了现场感。
他先是告知读者牛头汾已改称汾市乡，然后出示在临武访问一个当地老人的记录，讲述四十年代以前当地的商贸环境及通商情状。到了事件的高潮，即盐商、郴州各属和乐昌的地方官起而与桂阳州力争，作者在讲述中其现场感简直令人如在目前。他转述完乐昌县派员详查过的湖南南部几条运盐线路的里程事实，案道：“据笔者的实地考察，其数据大体无误。”而在此前第四章讲述袁继善查盐时，他根据实地的调查所得，早已画出了一幅《郴桂运道图》，并结合所见和访问所得，展现了星子在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历史场景。由此前后互参，各方发言的意图和指向性也就不难体会了。
确实，现场感最直观的表现是对历史场景的复原、对空间特征的认知，而最高妙的还在于对场景中各种关系人的心态、立场、情感的把握和分析。这一方面，似乎更是作者的胜场。
作者很明显受了不轻的人类学的影响。他在引述各种资料时不像以往很多历史学者那样，将史料的作者仅仅当做一个个的花名、甚至完全忽略作者的存在，而是充分意识到那些花名都曾是活生生的人物。于是他十分注意各种史料作者的身份，说话时的处境、立场和心情。同样在分析康熙后期郴、桂运道之争时，他甚至会写出这样的句子：“如果坚决地否定桂阳州的意见，似乎又拿不下面子；不否定其意见，又担心私盐问题一旦成真，自己又无法面对坚定地反对桂阳州由乐昌运盐的属下各知县。在这样一种两难选择中……”将当事人的情境展现得很微妙。既然如此，他在第二章讨论衡阳周学思叩阍事件时高度关注周氏的身份，第四章花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湖南地方文献中袁继善的英雄形象，第九章又用整章的篇幅分析道光年间卢坤作为湖广总督时“在淮言淮”、后来作为两广总督又“在粤言粤”的转变，诸如此类，也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这些我不愿多谈。因为无大必要。我觉得道理非常简单，难的是运用之妙。就好比当初有人向沈从文请教怎样写小说，沈老先生只说了三个字：“贴着写。”我常跟朋友们讨论：历史人类学高唱入云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期间，至少是做明清以下的新锐已差不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了；我本人不才，不敢说预流，但自我感觉从中受惠了不少；如果现在有人问历史人类学到底给历史学带来了什么，那么该如何作答是好？
回答显然是多向度的。有些人注意到工作方法，归纳了“进村找庙”一套口诀；有些人注意到思维工具，如“国家—地方”之类。我本人一直缺乏修炼机会，领悟尚浅，到目前为止，觉得较重要的是理念方面。将人类学的理念引入历史学，把研究的思维弄柔软了。有了人类学的帮助，读史料、看问题时的观念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硬。就会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会要现场感。同时也会拓宽史料的来源，扩大看问题的视野。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读完《区与界》后，我感到意犹未尽，因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期待。这本书的思维很人类，现场感很充足，但归根结蒂还是一项很历史学的研究。作者的思虑似乎还是紧贴着国家、地方、区域这些宏大的问题，在现场活动的人群也多是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必不可少且很引人入胜的。只是，什么时候可不可以来一个续篇，仍然在这个场景，而主角换成我大老表那样曾经的挑夫，以及食用那些私盐的民家。展现他们在这个界邻地区、在那个食盐专卖制度下的生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例如，我听大老表讲，他们挑回来的盐是掺了很多沙土的，《区与界》的研究中也多处表明，粤商往盐里掺沙土以增加重量的做法可谓由来有自，那么这些盐到了老百姓家里又是如何日用的呢？我想，那样的工作可能会更加人类学一点，但很显然是包含着很多历史学工作的。
还有，作者在讲这个“区”与“界”故事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区”与“界”的地理形态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这些思考，有很多非常精辟，如结论中的几个论断：“区域的概念并非单一维度的，而是长时期的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区域根据时空、人群、场合的差异而产生动态的变化”；“区域在这里真正流动起来”。作为一个曾经的地理系学生，看到这些我非常兴奋，深受启发。然而与此同时，我也觉得有些认知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例如作者在分析郴、桂运道之争所见的区域观念时，曾写道：“当今学者们讨论的区域同质性问题显然还应引入更多指标来分析，而更为重要的是，哪怕我们考虑到了相当多的指标，一定还有其他指标没有被列入，这就意味着，作为分析性概念，区域很难以同质性来界定。”
毫无疑问，作者对于区域指标的考虑是深刻的。但是我对他最后的推论还有点迟疑。照我的理解，值得探索的永远是指标。就是说，我会思考某个区域究竟有什么样的“同质性”，而不会怀疑它是否基于同质性。现在看来，以往的思维习惯也许是到了该检讨的时候了。
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黄国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六年十一月版，28.00元）
轉載處有一些錯字，不過不影響閱讀，就不一一改過了。
在我们老家，挑盐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天下的苦情要说最苦最苦，大概莫过于去广东乐昌挑盐了。谁要是做事有一点点偷懒，大人们便一声呵斥：“难道是去乐昌挑盐吗？”好了，问题解决。而要是形容一个地方远，也是乐昌。小时候常听到有人形容别人不在眼前，说是“走乐昌去了”。“乐”在这个地名中发平声，老家方言里只有这一个用例，听起来非常奇特。当时我总疑心它与一种动物“骆驼”是否有某种联系，因为“骆”字用当地话读出来与它完全同音。
由挑盐也就形成一些特定的俗语和传说。有一句俗语说：“三分钱一斤的盐在南海。”意思是在此地就不是这个价，要便宜请到便宜的地方去。这句话对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有效。而传说则有点邪乎。说是有个人每次去乐昌挑盐回来，经过一个山垭口时总要歇口气，坐下来无事，便数山下的田玩，数来数去十三丘。有一次怎么数都只有十二丘，觉得很奇怪，临走时狐疑着把放在地上的草帽一掀，发现草帽下还盖着一丘。——这个故事用以形容南方丘陵山区水田面积之小。
如果说要在我们那里找一种物资对整个社会生活最具影响，我想大概就是盐了吧？因为谷是田里种的，菜是土里作的，柴是山上杀的，布是自家里织的，算来算去本地不产、而日常生活又不可一日或缺的，也就是盐了。曾听有人说，湖南人吃辣椒是对缺盐的一种补充，可我打小的生活经验是：就算吃辣椒也得放盐，而且，越辣的辣椒越需要放盐。不放盐的辣椒不止是辣口、辣身（肠胃），更难受的是辣心，吃一口整个心脏都在抽搐。所以，传统湘菜口味偏重，我感觉正是要靠它煞一煞辣椒中的辣气。
到我记事的时候，我们那里吃盐是不需要靠人力到广东去挑了。据说从解放的时候就已经如此。在这以前，去乐昌挑盐是当地壮劳力的一条财路。几年前我帮一个长辈亲戚整理回忆录，他写到他父亲平时靠租种佃田、卖柴度日，农闲时上广东乐昌挑盐卖，一次往返十三天，能赚上一块银元就心满意足了。我那个长辈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算来他父亲挑盐正是那前后十数年的事。由于盐如此地来之不易，以致老辈中有些人深信它能补血。我那长辈的母亲便如此。她年纪大了以后，身体十分衰弱，因此每餐在菜里大量放盐之外，还要在饭里和粥里加盐，一到冬天，全身便发紫，十分难熬，终于在七十年代走了。
大老表去挑盐时只有十七岁。算来那是抗战刚胜利不久。他家与上述那个长辈家相隔十几里地，他说他来去要半个月，一个月挑两担。考虑到两担之间总要歇一歇，稍事整理，真正在路上的时间“一面水”（单程）也就是六七天。他说他是跟着村里的人去的。村里有个很大的班子，几十个人，年纪都差不多，只少数几个人比较大一点。一年四季，除了莳田杀禾，得空了就去。
一路上的生活，当然是一切靠自己。出门时，可以从家里带点饭。用一种蒲草包，装两大碗，顶一天。第二天以后，家里带的饭是不行了，于是要带米，每天住下来就动手煮饭。那时候住旅馆叫“落伙铺”，所谓“伙”当然就是煮饭的意思。煮的还真是“饭”，菜是没得讲究的。从家里带一些豆腐乳，家境好的带一些干鱼仔之类，也就可以下饭了。最苦的我听说有一个前辈每次去乐昌只带两块豆腐乳，火柴盒那样大，去一块，回一块。后来那前辈去世时村里的老人们谈起这些往事，说他在世上吃了苦，害得我还跟旁边听的人一起抹过眼泪。
由于路途太远，一担盐实在挑不了多重。大老表一担刨去行李，盐只能挑几十斤。回来后再挑到茶陵县的界首、本县上半县的中心集镇安平司去卖。赚头很小。那时的秤一斤十六两，也就卖百把铜钱。一担下来，到手的折算成银元不过半块多一点。上述那个长辈说他父亲挑一担差不多可以赚一块，那显然是身强力壮的。
我觉得不理解：既然赚头这么小，为什么还要去吃那个苦。大老表说，没办法，没有本钱。有本钱的，像我一个亲戚的祖父，他就挑布卖。布不打秤，含金量又高，但是要本钱。俗话说本大利大。对于没有本钱的劳力来说，只好吃力气饭。大老表说，那个时候逢是劳力就做这些（挑盐）。
大老表挑盐只挑了两年左右。问他为什么后来没挑了，他已经说不上来。想来是已经接近解放，兵荒马乱了。再后来就是已经解放，用不着去挑了。
应该说，这段故事本身有点干瘪，但是，它对我的刺激之深，让我自己都颇感意外。我想，什么时候有机会，真该沿着那条路去跑一跑才好。尽管已经时移世易，那上坎下跌的山间道路已经被岁月磨平裁直了，但有些东西比如地理区位、比如青山红壤总归是依稀仿佛的。环境本身无疑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冲动，有两点因由。其一是，这个故事出自大老表之口，让我陡然意识到挑盐这件事跟自己原来存在着那样异乎寻常的联系。以前也曾多次听说过，但那都是听别人说，说别人，从没想过那条古老的南北大路上曾辛苦地奔走着我的亲人，那就是我家亲戚昔日生活的组成部分。其二则出自专业方面。十几年前，我研究湖南的历史文化地理，在讨论自然区域对于文化区域的影响时，曾以南岭山脉为例，述及其山体并不高峻、存在着多处过岭通道，从而不能隔断文化传播。当时只是理直气壮地征引《太平寰宇记》、清人杨恩寿《坦园日记》、民国《郴县志》等书中的资料，后者谓：“地当粤东孔道，槟榔、烟、酒，间染其习”。
写下那些文字时，我最南只到过郴州市区。后来我研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曾注意到唐人十分重视南岭的地理分界意义，将其视为横绝南北、甚至阻断华夷的一道天然屏障。很多人往岭南去，总担着一份“生涯应在有无间”（张均句）的惴惴；而一旦得以北归，又不免流露出“生入帝皇州”（张说句）的狂喜。读这些资料时，我已经有过在岭南的地理经验，但仍未能从地面上观察岭南北的景观差异。
这个秋天还像秋天的时候，我因便到过一次湘赣交界西侧的炎陵县。这个地方原名酃县，说起来让我很亲切。它处在罗霄山脉中段，西边与我老家安仁县为邻。自宋代开设为县以后，两个县便同隶于衡州；直到解放后才分开，安仁改隶于郴州，酃县与其母县茶陵先是隶属于湘潭地区、如今属株洲市。七百余年共处一州府，安仁与酃县的经济文化交流自然是密切。据先母说，先父年轻时曾做过一阵小买卖，跑的便是酃县那边。酃县是山区，正好在我们那里去江西的路上。我们那里的氏族大多来自江西，现在方言还说江西话，民国以前各氏族经常要回江西祭祖，酃县可以说是必经之地。
但是惭愧得很，这竟然是我第一次正式去炎陵。十多年前曾从那里路过，未作停留。这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晚，感觉很奇妙。招待所里端上桌的都是湘赣间一些正宗的农家菜，跟我小时候天天享用过的一模一样。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居然有一捣辣椒，就是用一种特制的陶（俗称“焦”）将熟辣椒捣成糊状，原来我以为天底下只在我老家安仁才有的。而且味道也跟我家乡的差不多，有点辣，又有点咸，很下饭。
于是我想起了中山大学的黄国信教授。他是炎陵人，二○○六年底出版了专著《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以下简称《区与界》），送了我一本，还一直没认真读。回来后，赶紧找了出来，想从中求证一下那种盐的感觉。不得了，这一来才发现，将这本书闲置这半年多时间对我来说多么可笑：一边攥着大老表的故事念念不能释怀，一边却将这么要紧的一本研究专著束之高阁。还好在并不太晚的时机去了一趟炎陵。
《区与界》是《历史·田野丛书》中的一种。书前有陈春声教授的总序《走向历史现场》，揭示了这套丛书的学术旨趣。和他惯常的文字一样，陈先生的总序写得曲折而深沉，大气磅礴，完全可以看做是历史人类学的又一篇宣言。其中最让我心动的是这么一句：“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要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这两点，与历史地理学的学术追求可谓殊途同归。地点感，不言而喻来自于地理，而时间序列，岂不正是朴素的历史？
当然，细盘下来，这中间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是从《区与界》中，我确实感受到了很多让我一见如故的东西。最让我羡慕的是作者对于那块地方的现场感。还在导言中，作者便左图右史，对清代的湘粤赣界邻地区作了一番描述。重点是过岭的交通线路，以及这些线路在明清时期的具体作用。如果是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完全应该是正文中的浓墨重彩；然而在此书中，作者只是将其当做背景。这无疑表明了作者除了地理，还有更多的学术期待。
尽管只是将地理当做背景，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这些内容看得很轻易。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些地方，我能觉察到作者的工作十分吃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作者不仅引证文献，多种来源的文献——以地方文献为主，包括当时人的游记和当今地理学界的研究；此外，他还做过扎实的田野功夫。有一些认识是他从现场挖出来的，据此他能纠正不在现场的地理学家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
试看第二十页的一个脚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将泷水标注在乳源至曲江间的河段上，而笔者实地考察所得及当地地方文献均称乐昌至临武的水道为泷水。待考。”所谓“待考”当然是谨慎，我没有去过当地，不敢臆断其是非，但《图集》并非金科玉律是不言自明的。谭其骧先生生前多次警告我不能将《图集》当做定论。这还只是存疑。而就在这之后，作者又弥补了岭南史地名家曾昭璇先生的疏误。曾先生在《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一书中认为，明清时期自郴州南下广东的路线与秦汉一致，由郴州到桂阳、临武，再入连州而入粤境。作者用他的工作证明，其实在清代骑田岭路与凤头岭路已经分开。
这样的工作，并不止是导言里才有。随后在正文的展开中，作者将现场感紧贴笔端，一到需要它说话的时候，便汹涌澎湃。表现最突出的我认为是上篇第六章的康熙后期水陆运之争了。所谓水陆运之争实际上是郴州、桂阳州的运道之争。作者按照事件发生的历史层位，将其分解为若干步骤，每一步骤先征引有关的历史文献，然后对其进行评述讨论。我注意到，在叙述事件的缘起即康熙四十六年广东盐法的变革时，作者的现场感还在紧掖着；到事件的第一阶段，即桂阳州想因此而提出将当地盐埠由连州星子埠改为临武牛头汾埠时，作者在摘引地方官的“详”文和地方志的记载后，便发挥出了现场感。
他先是告知读者牛头汾已改称汾市乡，然后出示在临武访问一个当地老人的记录，讲述四十年代以前当地的商贸环境及通商情状。到了事件的高潮，即盐商、郴州各属和乐昌的地方官起而与桂阳州力争，作者在讲述中其现场感简直令人如在目前。他转述完乐昌县派员详查过的湖南南部几条运盐线路的里程事实，案道：“据笔者的实地考察，其数据大体无误。”而在此前第四章讲述袁继善查盐时，他根据实地的调查所得，早已画出了一幅《郴桂运道图》，并结合所见和访问所得，展现了星子在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历史场景。由此前后互参，各方发言的意图和指向性也就不难体会了。
确实，现场感最直观的表现是对历史场景的复原、对空间特征的认知，而最高妙的还在于对场景中各种关系人的心态、立场、情感的把握和分析。这一方面，似乎更是作者的胜场。
作者很明显受了不轻的人类学的影响。他在引述各种资料时不像以往很多历史学者那样，将史料的作者仅仅当做一个个的花名、甚至完全忽略作者的存在，而是充分意识到那些花名都曾是活生生的人物。于是他十分注意各种史料作者的身份，说话时的处境、立场和心情。同样在分析康熙后期郴、桂运道之争时，他甚至会写出这样的句子：“如果坚决地否定桂阳州的意见，似乎又拿不下面子；不否定其意见，又担心私盐问题一旦成真，自己又无法面对坚定地反对桂阳州由乐昌运盐的属下各知县。在这样一种两难选择中……”将当事人的情境展现得很微妙。既然如此，他在第二章讨论衡阳周学思叩阍事件时高度关注周氏的身份，第四章花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湖南地方文献中袁继善的英雄形象，第九章又用整章的篇幅分析道光年间卢坤作为湖广总督时“在淮言淮”、后来作为两广总督又“在粤言粤”的转变，诸如此类，也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这些我不愿多谈。因为无大必要。我觉得道理非常简单，难的是运用之妙。就好比当初有人向沈从文请教怎样写小说，沈老先生只说了三个字：“贴着写。”我常跟朋友们讨论：历史人类学高唱入云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期间，至少是做明清以下的新锐已差不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了；我本人不才，不敢说预流，但自我感觉从中受惠了不少；如果现在有人问历史人类学到底给历史学带来了什么，那么该如何作答是好？
回答显然是多向度的。有些人注意到工作方法，归纳了“进村找庙”一套口诀；有些人注意到思维工具，如“国家—地方”之类。我本人一直缺乏修炼机会，领悟尚浅，到目前为止，觉得较重要的是理念方面。将人类学的理念引入历史学，把研究的思维弄柔软了。有了人类学的帮助，读史料、看问题时的观念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硬。就会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会要现场感。同时也会拓宽史料的来源，扩大看问题的视野。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读完《区与界》后，我感到意犹未尽，因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期待。这本书的思维很人类，现场感很充足，但归根结蒂还是一项很历史学的研究。作者的思虑似乎还是紧贴着国家、地方、区域这些宏大的问题，在现场活动的人群也多是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必不可少且很引人入胜的。只是，什么时候可不可以来一个续篇，仍然在这个场景，而主角换成我大老表那样曾经的挑夫，以及食用那些私盐的民家。展现他们在这个界邻地区、在那个食盐专卖制度下的生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例如，我听大老表讲，他们挑回来的盐是掺了很多沙土的，《区与界》的研究中也多处表明，粤商往盐里掺沙土以增加重量的做法可谓由来有自，那么这些盐到了老百姓家里又是如何日用的呢？我想，那样的工作可能会更加人类学一点，但很显然是包含着很多历史学工作的。
还有，作者在讲这个“区”与“界”故事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区”与“界”的地理形态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这些思考，有很多非常精辟，如结论中的几个论断：“区域的概念并非单一维度的，而是长时期的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区域根据时空、人群、场合的差异而产生动态的变化”；“区域在这里真正流动起来”。作为一个曾经的地理系学生，看到这些我非常兴奋，深受启发。然而与此同时，我也觉得有些认知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例如作者在分析郴、桂运道之争所见的区域观念时，曾写道：“当今学者们讨论的区域同质性问题显然还应引入更多指标来分析，而更为重要的是，哪怕我们考虑到了相当多的指标，一定还有其他指标没有被列入，这就意味着，作为分析性概念，区域很难以同质性来界定。”
毫无疑问，作者对于区域指标的考虑是深刻的。但是我对他最后的推论还有点迟疑。照我的理解，值得探索的永远是指标。就是说，我会思考某个区域究竟有什么样的“同质性”，而不会怀疑它是否基于同质性。现在看来，以往的思维习惯也许是到了该检讨的时候了。
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黄国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六年十一月版，28.00元）
轉載處有一些錯字，不過不影響閱讀，就不一一改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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