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成为可能
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问题。一般而言，公共性有三个内涵，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出发；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但是在如今专业化和后现代化的社会中，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这个问题不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重新加以讨论和论证。
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但随着政治风云突变，经济体制加大改革，在90年代以后，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出现了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两大趋势。
知识体制的专业化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随着国家对教育产业的扩大投入、对大学的科层管理化，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这样的体制促使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双重断裂。在其内部，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而在学术体制外的，在市场化浪潮冲击下，消费文化的市场大大扩张，文化公众闲暇时间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需要传媒业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产品。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一大群媒体知识分子，他们身份各异，也讨论着看似严肃的公共话题，但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更有甚者以偏激、极端的观点来迎合观众。
上述两种取向表面看来一个远离市场，另一个贴近市场，似乎表现出两极化的倾向，其实都为同一个世俗化的工具理性法则所支配。他们不是就知识而讨论知识，而是就某个能利用知识来解决的问题来讨论知识。知识本来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断了，它们不再向整个世界和社会提供意义，知识被切割成一块块自治的领域，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联系。就如技术专家由于不再持有超越的价值和乌托邦的理念，他们的“公共性”也因此不再具有批判的反思，而习惯于从技术的层面，检讨和讨论公共事务中的不足。
根本原因在于普遍知识分子所持的“启蒙民众、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在世俗化时代轰然倒塌，反而是被时代边缘化。这样的彷徨、孤独之下，知识分子要想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只能在各自所从事的专业之中来寻找专业所提供的独特价值，普遍知识分子越多的沦为了特殊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依然有着传统所流传下来的自由、敏感、富有正义感和社会批判勇气的精神气质。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化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
首先需要知识分子从自身的专业出发，树立一定的专业权威，并且捍卫知识上的自主性，这是走向公共生活、实现政治批判的根基所在。一方面，假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仅仅凭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实施批判，在公共事务的消费市场上，很难与那些维护现存秩序的技术专家竞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所需要他做的，不仅仅是公民的道德实践，而且是理性的反思。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只有捍卫了知识的自主性，才有可能从自主性出发，介入公共生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倒过来说，也只有通过参与政治，创造适宜的制度使得外部的市场、权力和宗教意识形态原则不能引入到学科内部，从而保障他们自己来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
再是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加以考虑，阐释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此作为背景反思社会的公共问题，这就从专业走向了公共，从特殊走向了普遍。这些从各个专业走向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普遍的整体。这样的整体，更确切的说，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一个知识分子法团，一个共同的、又是无中心的话语网络，正是这样的整体网络，建构起当下世界的完整意义和在权力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自主的和扩展的文化场域。正是在这样由具体而编制成整体的知识网络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公共性的基础。
如此这般，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已经看到公共领域中有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凤凰涅槃，走向新生，这使我们又重新获得了一丝希望，看到世俗化的社会由于还存在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批判和人文关怀而神魅犹存！
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但随着政治风云突变，经济体制加大改革，在90年代以后，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出现了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两大趋势。
知识体制的专业化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随着国家对教育产业的扩大投入、对大学的科层管理化，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这样的体制促使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双重断裂。在其内部，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而在学术体制外的，在市场化浪潮冲击下，消费文化的市场大大扩张，文化公众闲暇时间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需要传媒业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产品。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一大群媒体知识分子，他们身份各异，也讨论着看似严肃的公共话题，但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更有甚者以偏激、极端的观点来迎合观众。
上述两种取向表面看来一个远离市场，另一个贴近市场，似乎表现出两极化的倾向，其实都为同一个世俗化的工具理性法则所支配。他们不是就知识而讨论知识，而是就某个能利用知识来解决的问题来讨论知识。知识本来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断了，它们不再向整个世界和社会提供意义，知识被切割成一块块自治的领域，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联系。就如技术专家由于不再持有超越的价值和乌托邦的理念，他们的“公共性”也因此不再具有批判的反思，而习惯于从技术的层面，检讨和讨论公共事务中的不足。
根本原因在于普遍知识分子所持的“启蒙民众、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在世俗化时代轰然倒塌，反而是被时代边缘化。这样的彷徨、孤独之下，知识分子要想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只能在各自所从事的专业之中来寻找专业所提供的独特价值，普遍知识分子越多的沦为了特殊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依然有着传统所流传下来的自由、敏感、富有正义感和社会批判勇气的精神气质。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化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
首先需要知识分子从自身的专业出发，树立一定的专业权威，并且捍卫知识上的自主性，这是走向公共生活、实现政治批判的根基所在。一方面，假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仅仅凭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实施批判，在公共事务的消费市场上，很难与那些维护现存秩序的技术专家竞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所需要他做的，不仅仅是公民的道德实践，而且是理性的反思。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只有捍卫了知识的自主性，才有可能从自主性出发，介入公共生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倒过来说，也只有通过参与政治，创造适宜的制度使得外部的市场、权力和宗教意识形态原则不能引入到学科内部，从而保障他们自己来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
再是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加以考虑，阐释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此作为背景反思社会的公共问题，这就从专业走向了公共，从特殊走向了普遍。这些从各个专业走向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普遍的整体。这样的整体，更确切的说，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一个知识分子法团，一个共同的、又是无中心的话语网络，正是这样的整体网络，建构起当下世界的完整意义和在权力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自主的和扩展的文化场域。正是在这样由具体而编制成整体的知识网络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公共性的基础。
如此这般，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已经看到公共领域中有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凤凰涅槃，走向新生，这使我们又重新获得了一丝希望，看到世俗化的社会由于还存在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批判和人文关怀而神魅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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