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火种的批评家
刊于2011年7月24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文学·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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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为久享声誉的文学批评家与大众文化研究者，莱斯利·菲德勒却似乎并不为中国学界所重视，而在普通读者那里，这位犀利、率真、爱说俏皮话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字则更显得陌生。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应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以此观照菲德勒，则他自始不渝地在恪守和捍卫着这一准则与信条。
《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首版于1982年，此时的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军的序幕，时年66岁的菲德勒在一篇回忆自己屡经起伏却趣味横生的学术生涯的序言中如是写道，“也许，“少数人文学”和“多数人文学”这两个术语要更贴切一些，假如我们考虑到这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高谈阔论的诗歌和小说，都只在很小的受众圈子里被视若至宝，反之那许许多多的作品，则但凡目堪识丁，妇孺皆是爱不释手，尤其是它们一旦被译介为后印刷时代的媒体，受众就更是铺天盖地。理由很简单，后者几乎无一例外是一时兴起来读，有时候即便教师和批评家给以忠告，也全然不顾，前者则经常是英语课上的作业”，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精准生动的人类精神的素描画。三十年后的今天，谁都惊诧于中国矫健的身姿，而生活于其中的我们则在经历着“一生三世”的甜蜜与烦恼---前现代的规训、惩戒与奴役，现代性的困境，以及经典遭祛魅、权威被嘲弄的后现代情境，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可说是极合时宜、颇解风情，读者诸君不妨穿越历史迷雾，借一双慧眼于大洋彼岸，以此考察、探究今日吾土吾民的光与暗、生与死、爱与恨。
莱斯利·菲德勒出生于一个由小康坠入困顿的犹太人家庭，父亲甚至没有能力供他上大学，凭着自筹的学费与研究生院提供的奖学金，从纽约到威斯康辛，他肩起命运的闸门，一路风雨兼程，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菲德勒的文学序列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两部小说，它们贯穿于他一生的重要著作与论述，成为他阐发文学趣味与文化理想的文本桥梁。海明威曾称赞后者是“一切美国现代小说的源泉”，在出版后的数十年间，它受到的褒肯之声络绎不绝，却也使它的阐释空间显得逼仄与狭窄，无形中减损了批评的可能性。
桀骜不驯的青年菲德勒绝不甘于同声附和他人的陈见，1948年他的处女作《回到筏子上来吧，亲爱的哈克》刊于《党人评论》，在这篇使他一夜间便暴得大名的佳构中，菲德勒首次采用了日后他驰骋英美文坛、独步于批评之巅时应用自如的利器---神话学。他石破天惊地指出，由于美国社会历来对同性恋充满猜忌和恐惧，那么当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之间处于暴力相抗的紧张状态时，便会有白人美国作家不厌其烦地重述某个田园牧歌式的反婚姻神话，即如哈克与吉姆这样的一对男男同性组合，挣脱常人社会的种族之网与目光封锁，躲避女性的柔情蜜意，携手浪迹天涯，一言蔽之，这是一个“跨种族男性同性恋”神话，在同时代作家库珀的《皮袜子故事集》与梅尔维尔的《白鲸》及它们纷繁多样的子嗣中，随处可见它的印记。不同于致力于探寻四季轮回式原型意象的弗莱与将其纳入意识形态批评范畴的西马学者，菲德勒视神话为作用于无意识或前意识层面的能指系统，它与琐碎的“神话学”术语判然有别，因为虽然后者温情脉脉，乔装易容成饱含原始美与野性力的远古遗迹和英雄史诗，试图唤醒人们尚居母亲肚子时的混沌记忆、鼓励人们追怀逝去的似水年华，但我们仍可一眼识破它的诡计，借用菲德勒的刻薄说法，“我们将之视为“不过是扮假作真游戏”，通常把它们留在托儿所里”。
据说林肯在接见斯托夫人时称赞她“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解放黑奴的大革命”，菲德勒对此表示了怀疑，但《汤》畅销数百万册的事实以及它在塑造美国精神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使文学史家与批评家们，无论是褒是贬，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二十世纪以降，《汤》的创作者与主人公：白人女性作家和男性黑奴之间形成的奇妙对位，以及它丰富的主题容量---种族、阶级、性别、宗教、拯救，无不触动了奉“政治正确”为上的批评家们敏感的神经，时刻激发着他们言说的欲望。这些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们争先恐后地想从中提炼出一两种似乎最为作者钟爱的表述，将其从他们视为“镜像世界”的文本中强行抽离，比照于从世俗世界中浮光掠影般习得的流俗之见，若不契合，则声色俱厉地痛斥它“侮辱了历史，贱化了黑人”。
菲德勒对此自是不以为然，作为“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弗洛伊德主义者”，目光如炬的他从字里行间嗅出了一缕陌生的气息，窥见了一场革新运动的依稀身影，他相信斯托夫人把她白日梦的温床转移到了文学书写上。是时，女权主义运动徒为幻影，与黑人一起，女性象征着美国社会的被压迫者，如何将他们的身影叠合在一起，重塑一个形单影只却蕴含丰富的灵魂，这困扰着斯托夫人，在一种散漫却被罕见的激情包裹着的文体风格的推进中，她渐渐掌握了这一门技艺，汤姆临终前仍为凶手勒格利虔诚祷告的一幕把小说推向了高潮，也使一切的道德教诲显得苍白无力，菲德勒认为在这一刻汤姆叔叔化身成为了一个白人母亲，他仁慈、善良，毫不吝啬地施舍同情与怜悯，在他的身上，一种斯托夫人悉心营构的等式隐然可见：女人=母亲=奴隶=黑人，简化之，就是女人=黑人。菲德勒在语词的密林里猎获的这头“神兽”，整个地赋予了他一种有效期为终身的解构与解放文本的能力，在之后的篇章里，针对那些深受《汤》的经典性辐射以及承受着某种影响的焦虑而诞生的反汤姆小说---迪克松的三部曲、《飘》，反反汤姆小说---亚历克斯·哈里的《根》，菲德勒都做出了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解读，其颠覆性不仅使读者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刷新了我们的文学认知，拓展了我们的美学视野。
菲德勒的学术兴趣绝不仅限于神话批评，本书的第二辑被命名为“开放经典”，其含义不言自明。之前文学经典自我认证、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在菲德勒看来必须被打破，它们是一群趣味保守的精英主义分子固步自封心态下的遴选品，他们顽固、强硬，对时代的新潮无动于衷，与他们的文字相碰撞，你会觉得如同博尔赫斯读有关美学的书那样，“我会觉得自己在阅读一些从来都没有观察过星空的天文学家的著作”。正是这一代代老派教授们维护着先前那迂腐的文学定义，作为美国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后代，他们秉持清教徒的严谨操守，满腹从日耳曼带回来的哲学教诲，在这个年轻的前殖民地国家上奇怪地牢牢坚守着大英帝国的价值观念。他们是应该被驱逐与摧毁的老式堡垒，否则创新者和后继者们只能戴着镣铐起舞。谁是游荡在美国学院上空的幽灵？谁将在这场革命中丢掉他们的脚链，赢得整个世界？“新批评”的第一代健将们勇敢地摆脱了旧世界藩篱的束缚，他们将庞德、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引入了课堂，在战后疯狂涌入校园的学生前，老朽的传记批评被剔入文学外部研究的范畴，文本内部的张力、反讽、复义被置于圣坛之上，在文学经典的名录中，你可以看到《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赫然在列，《奥德修纪》与《神曲》不再孤独。满怀弑父怒火的兰色姆、布鲁克斯们更是将弥尔顿、雪莱、菲尔丁、雨果、司各特这些被他们的批评先祖钦定的巨匠打入了冷宫。然而吊诡的是，革命的一代在掌握了话语权后却很快蜕变为冥顽不化的保守势力，他们不仅关上了经典的大门，还炫耀着手中的钥匙，对新晋的杰作嗤之以鼻，诚如菲德勒所言，“可是到头来，它不过是以新换旧，用新经典替代了老经典。而且说来具有讽刺意味，这个新经典被证明是愈加有意识地排斥异端，愈加自命不凡地鼠目寸光”。
菲德勒自始至终在替那些为他激赏的边缘性作品鸣冤叫屈，在1960年代的某次研讨会上，他独发谔谔之言，力图重提《飘》的历史定位问题，无奈现场“大家一片诧异之情，觉得匪夷所思，仿佛我又是童言无忌，让大家烦不胜烦”。在本书的第76页上，菲德勒曾问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在1984年或2001年这样的神话年代，出现一种就像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的小说，用爱默生的话说，可以“在厨房、客厅和育儿室里读得同等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已经出现了，它就是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2007年，西方正典的头号捍卫者哈罗德·布鲁姆就此与《纽约时报》的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展开了一场论辩，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查阅一下他们各自的文章，揣测一下莱斯利·菲德勒会站在哪一边。不过在关于经典的问题上，我至今服膺布鲁姆的以下这番精辟妙论：“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阅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莱斯利·菲德勒的一生远非完美，1953年罗森堡案件中的拙劣表演使他庶几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他强有力的论敌莫里斯·迪克斯坦则在《伊甸园之门》中直言他的巨著《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把松散的情节梗概、浮浅的一般原则，似是而非的历史事实，细节上的谬误和恶毒的人身攻击糅合在一起，到头来对自己讨论的每一部小说都无所评论，就好像是有意对竭力多加评论的新批评学派的解释都反其道而行之”。但特立独行、不随大流的莱斯利·菲德勒终属于那些第一流的批评家之列，他粗狂奔放有时刹不住车的文风从未掩饰他对细节的细致体察与精到评论，他不可遏制的想象力洞穿了潜藏在文本深处那火山爆发般的能量并适时地将它漫天遍地地散布在我们受阻的思维之前，迥异于那些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愤怒派战士，他如同冰天雪地里的孤独猎鹿人，悉心呵护冰窖里贮藏的微弱火种，将它小心翼翼地点燃于茫茫大地，纵使你我置身于钢筋水泥、车水马龙之间，也可感到那一捧温暖。
夏传7月11日成稿于绍兴宏泽苑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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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为久享声誉的文学批评家与大众文化研究者，莱斯利·菲德勒却似乎并不为中国学界所重视，而在普通读者那里，这位犀利、率真、爱说俏皮话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字则更显得陌生。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应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以此观照菲德勒，则他自始不渝地在恪守和捍卫着这一准则与信条。
《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首版于1982年，此时的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军的序幕，时年66岁的菲德勒在一篇回忆自己屡经起伏却趣味横生的学术生涯的序言中如是写道，“也许，“少数人文学”和“多数人文学”这两个术语要更贴切一些，假如我们考虑到这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高谈阔论的诗歌和小说，都只在很小的受众圈子里被视若至宝，反之那许许多多的作品，则但凡目堪识丁，妇孺皆是爱不释手，尤其是它们一旦被译介为后印刷时代的媒体，受众就更是铺天盖地。理由很简单，后者几乎无一例外是一时兴起来读，有时候即便教师和批评家给以忠告，也全然不顾，前者则经常是英语课上的作业”，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精准生动的人类精神的素描画。三十年后的今天，谁都惊诧于中国矫健的身姿，而生活于其中的我们则在经历着“一生三世”的甜蜜与烦恼---前现代的规训、惩戒与奴役，现代性的困境，以及经典遭祛魅、权威被嘲弄的后现代情境，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可说是极合时宜、颇解风情，读者诸君不妨穿越历史迷雾，借一双慧眼于大洋彼岸，以此考察、探究今日吾土吾民的光与暗、生与死、爱与恨。
莱斯利·菲德勒出生于一个由小康坠入困顿的犹太人家庭，父亲甚至没有能力供他上大学，凭着自筹的学费与研究生院提供的奖学金，从纽约到威斯康辛，他肩起命运的闸门，一路风雨兼程，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菲德勒的文学序列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两部小说，它们贯穿于他一生的重要著作与论述，成为他阐发文学趣味与文化理想的文本桥梁。海明威曾称赞后者是“一切美国现代小说的源泉”，在出版后的数十年间，它受到的褒肯之声络绎不绝，却也使它的阐释空间显得逼仄与狭窄，无形中减损了批评的可能性。
桀骜不驯的青年菲德勒绝不甘于同声附和他人的陈见，1948年他的处女作《回到筏子上来吧，亲爱的哈克》刊于《党人评论》，在这篇使他一夜间便暴得大名的佳构中，菲德勒首次采用了日后他驰骋英美文坛、独步于批评之巅时应用自如的利器---神话学。他石破天惊地指出，由于美国社会历来对同性恋充满猜忌和恐惧，那么当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之间处于暴力相抗的紧张状态时，便会有白人美国作家不厌其烦地重述某个田园牧歌式的反婚姻神话，即如哈克与吉姆这样的一对男男同性组合，挣脱常人社会的种族之网与目光封锁，躲避女性的柔情蜜意，携手浪迹天涯，一言蔽之，这是一个“跨种族男性同性恋”神话，在同时代作家库珀的《皮袜子故事集》与梅尔维尔的《白鲸》及它们纷繁多样的子嗣中，随处可见它的印记。不同于致力于探寻四季轮回式原型意象的弗莱与将其纳入意识形态批评范畴的西马学者，菲德勒视神话为作用于无意识或前意识层面的能指系统，它与琐碎的“神话学”术语判然有别，因为虽然后者温情脉脉，乔装易容成饱含原始美与野性力的远古遗迹和英雄史诗，试图唤醒人们尚居母亲肚子时的混沌记忆、鼓励人们追怀逝去的似水年华，但我们仍可一眼识破它的诡计，借用菲德勒的刻薄说法，“我们将之视为“不过是扮假作真游戏”，通常把它们留在托儿所里”。
据说林肯在接见斯托夫人时称赞她“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解放黑奴的大革命”，菲德勒对此表示了怀疑，但《汤》畅销数百万册的事实以及它在塑造美国精神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使文学史家与批评家们，无论是褒是贬，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二十世纪以降，《汤》的创作者与主人公：白人女性作家和男性黑奴之间形成的奇妙对位，以及它丰富的主题容量---种族、阶级、性别、宗教、拯救，无不触动了奉“政治正确”为上的批评家们敏感的神经，时刻激发着他们言说的欲望。这些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们争先恐后地想从中提炼出一两种似乎最为作者钟爱的表述，将其从他们视为“镜像世界”的文本中强行抽离，比照于从世俗世界中浮光掠影般习得的流俗之见，若不契合，则声色俱厉地痛斥它“侮辱了历史，贱化了黑人”。
菲德勒对此自是不以为然，作为“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弗洛伊德主义者”，目光如炬的他从字里行间嗅出了一缕陌生的气息，窥见了一场革新运动的依稀身影，他相信斯托夫人把她白日梦的温床转移到了文学书写上。是时，女权主义运动徒为幻影，与黑人一起，女性象征着美国社会的被压迫者，如何将他们的身影叠合在一起，重塑一个形单影只却蕴含丰富的灵魂，这困扰着斯托夫人，在一种散漫却被罕见的激情包裹着的文体风格的推进中，她渐渐掌握了这一门技艺，汤姆临终前仍为凶手勒格利虔诚祷告的一幕把小说推向了高潮，也使一切的道德教诲显得苍白无力，菲德勒认为在这一刻汤姆叔叔化身成为了一个白人母亲，他仁慈、善良，毫不吝啬地施舍同情与怜悯，在他的身上，一种斯托夫人悉心营构的等式隐然可见：女人=母亲=奴隶=黑人，简化之，就是女人=黑人。菲德勒在语词的密林里猎获的这头“神兽”，整个地赋予了他一种有效期为终身的解构与解放文本的能力，在之后的篇章里，针对那些深受《汤》的经典性辐射以及承受着某种影响的焦虑而诞生的反汤姆小说---迪克松的三部曲、《飘》，反反汤姆小说---亚历克斯·哈里的《根》，菲德勒都做出了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解读，其颠覆性不仅使读者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刷新了我们的文学认知，拓展了我们的美学视野。
菲德勒的学术兴趣绝不仅限于神话批评，本书的第二辑被命名为“开放经典”，其含义不言自明。之前文学经典自我认证、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在菲德勒看来必须被打破，它们是一群趣味保守的精英主义分子固步自封心态下的遴选品，他们顽固、强硬，对时代的新潮无动于衷，与他们的文字相碰撞，你会觉得如同博尔赫斯读有关美学的书那样，“我会觉得自己在阅读一些从来都没有观察过星空的天文学家的著作”。正是这一代代老派教授们维护着先前那迂腐的文学定义，作为美国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后代，他们秉持清教徒的严谨操守，满腹从日耳曼带回来的哲学教诲，在这个年轻的前殖民地国家上奇怪地牢牢坚守着大英帝国的价值观念。他们是应该被驱逐与摧毁的老式堡垒，否则创新者和后继者们只能戴着镣铐起舞。谁是游荡在美国学院上空的幽灵？谁将在这场革命中丢掉他们的脚链，赢得整个世界？“新批评”的第一代健将们勇敢地摆脱了旧世界藩篱的束缚，他们将庞德、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引入了课堂，在战后疯狂涌入校园的学生前，老朽的传记批评被剔入文学外部研究的范畴，文本内部的张力、反讽、复义被置于圣坛之上，在文学经典的名录中，你可以看到《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赫然在列，《奥德修纪》与《神曲》不再孤独。满怀弑父怒火的兰色姆、布鲁克斯们更是将弥尔顿、雪莱、菲尔丁、雨果、司各特这些被他们的批评先祖钦定的巨匠打入了冷宫。然而吊诡的是，革命的一代在掌握了话语权后却很快蜕变为冥顽不化的保守势力，他们不仅关上了经典的大门，还炫耀着手中的钥匙，对新晋的杰作嗤之以鼻，诚如菲德勒所言，“可是到头来，它不过是以新换旧，用新经典替代了老经典。而且说来具有讽刺意味，这个新经典被证明是愈加有意识地排斥异端，愈加自命不凡地鼠目寸光”。
菲德勒自始至终在替那些为他激赏的边缘性作品鸣冤叫屈，在1960年代的某次研讨会上，他独发谔谔之言，力图重提《飘》的历史定位问题，无奈现场“大家一片诧异之情，觉得匪夷所思，仿佛我又是童言无忌，让大家烦不胜烦”。在本书的第76页上，菲德勒曾问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在1984年或2001年这样的神话年代，出现一种就像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的小说，用爱默生的话说，可以“在厨房、客厅和育儿室里读得同等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已经出现了，它就是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2007年，西方正典的头号捍卫者哈罗德·布鲁姆就此与《纽约时报》的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展开了一场论辩，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查阅一下他们各自的文章，揣测一下莱斯利·菲德勒会站在哪一边。不过在关于经典的问题上，我至今服膺布鲁姆的以下这番精辟妙论：“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阅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莱斯利·菲德勒的一生远非完美，1953年罗森堡案件中的拙劣表演使他庶几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他强有力的论敌莫里斯·迪克斯坦则在《伊甸园之门》中直言他的巨著《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把松散的情节梗概、浮浅的一般原则，似是而非的历史事实，细节上的谬误和恶毒的人身攻击糅合在一起，到头来对自己讨论的每一部小说都无所评论，就好像是有意对竭力多加评论的新批评学派的解释都反其道而行之”。但特立独行、不随大流的莱斯利·菲德勒终属于那些第一流的批评家之列，他粗狂奔放有时刹不住车的文风从未掩饰他对细节的细致体察与精到评论，他不可遏制的想象力洞穿了潜藏在文本深处那火山爆发般的能量并适时地将它漫天遍地地散布在我们受阻的思维之前，迥异于那些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愤怒派战士，他如同冰天雪地里的孤独猎鹿人，悉心呵护冰窖里贮藏的微弱火种，将它小心翼翼地点燃于茫茫大地，纵使你我置身于钢筋水泥、车水马龙之间，也可感到那一捧温暖。
夏传7月11日成稿于绍兴宏泽苑家中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