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还是“记录片”？

发表于2011年6月12日《南方都市报》

“纪录片也要讲故事”， 美国电影人希拉·科伦·伯纳德这本书的书名首先是个选择题：纪录片要讲故事吗？

在国外，这似乎根本不是个问题。BBC4、英国的纪录片频道四频道的选片人总是说：“我们迫切地需要好故事！”“用一分钟告诉我你的故事。主角是谁？故事的开端、发展、结局是什么？”即使是一个普通市民，谈起一部纪录片，第一个问题也是：“噢，它讲了个什么故事？”但在中国，为数不少的纪录片工作者会做出这样的回答：“我们不讲故事，我们表现的是一种生活状态。”

其实，《纪录片也要讲故事》的英文原名是“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making stronger and more dramatic nonfiction films”，直译是：“纪录片讲故事：做更有力量、更戏剧化的非虚构电影”，结合书的内容，最直接的译法是“纪录片如何讲故事”。译者孙红云在《出版后记》里说，最后定名如此，“乃是考虑到国内纪录片的现状，而将‘故事’加以强调。”

本文无意于探讨国内外两种观点孰对孰错，艺术也往往没有对错之分。但如果你想拍一部吸引人看下去的纪录片，讲故事无疑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伯纳德用了近38万字，写出一本翔实的工具书，从策划选题到拍摄、剪辑，一步步地教你如何用影像讲故事。其中，有许多方法跟中国独立纪录片界流行的做法并不一样。

比如说，有人认为纪录片的故事是无法预知的，所以一旦找到了感兴趣的题材，就马上带上摄像机去拍上几年。但伯纳德对于故事的强调贯穿于影片制作全程，“从触动你的想法产生那一刻开始一直持续到后期制作结束”。他在书中用了近半篇幅讲开拍前的准备，包括作调查、选择人物、撰写提案和剧本。假如前期准备不充分，就会影响到后面的拍摄和剪辑。

再比如说，有人认为纪录片的片比（素材与成片的比例）必须大，所以会拍上百个小时的素材以供后期选择，甚至有人为了不错过什么精彩画面，就不关摄像机。在数码时代，拍摄成本大为降低，拍摄者似乎的确没有必要再控制片比。但伯纳德认为，在拍摄时头脑里就要想着故事，“确保你以某种方式所拍摄的每个镜头都应该能够运用到影片后期的剪辑中去。”否则，可能会拍了很多，却没有多少是切中主题的，剪辑的时候也会很痛苦。

至于在影片制作的各个阶段讲故事的技巧，伯纳德谈得非常细致，有很多细节也许我们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例如，他指出解说词必须减少数学计算。如果解说词说：“她生于1934年，她在18岁那年遇到了马克。”这样观众就会不自觉地计算她遇到马克是哪一年，从而被分散了注意力，暂时脱离了故事情节。

除了诸多可操作性强的技巧，伯纳德还对《美国女儿越南妈妈》、《轮椅上的竞技》、《超码的我》等三部著名纪录片进行了个案分析，并采访了《英格丽·贝坦库绑架事件》的导演维多利亚·布鲁斯和卡琳·海斯等12位纪录片工作者。这些章节也对纪录片创作创作很有借鉴性。

温哥华电影节的选片人谢枫先生对部分中国纪录片有这样的评价：“那是‘记录片’，Record-Film。”他说，有些片子似乎只是按下了摄像机的录制键，原样记录，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堆素材，不是电影。我想，“记录片”和“纪录片”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有没有讲一个有戏剧张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