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迷茫与残忍（文 / 黑红梅方）
凡是读过《水浒传》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作者对女性的排斥甚至是蔑视。作者要称赞某个英雄好汉，总是免不了要带上一句：此人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总之，从表面上看，似乎一部《水浒传》没女人什么事。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后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所谓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的局面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的，而是最后某种集合的产物。其最大来源基本上有这么几路：一：原梁山集团，二：东溪村晁盖集团，三：二龙山鲁智深集团，四：清风山宋江集团，五：登州孙立集团，六：蓟州杨雄集团，七：少华山史进集团。
当书中这七个集团全部来到梁山后，他们和被他们间接带来将领的人数已过大半，而此时梁山招安前绝大部分的故事也已经结束。有意义的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七大集团就会发现，他们中主要人物，甚至是整个集团的命运都和女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梁山集团：
该集团的创始人王伦是因科举落第才到山上落草，家室情况不详。但众所周知，该集团的后来者，同时也是该集团前途的最初决定者林冲从一开始的命运就和女性密切相联，要不是因为他妻子引出的一连串灾祸，这位八十万禁军教头说不定会成为梁山的头号劲敌。
二：东溪村晁盖集团：
该集团的人员在抢劫“生辰纲”之前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良民百姓，特别首领晁盖更是一名家境优裕的庄主，也就是说是那笔叫“生辰纲”的财富彻底改变了这帮人的命运，使他们从一群守法的社会良民转变为江洋大盗。当我们翻开《水浒传》后便不难发现，大名府守备梁中书之所以要出这笔钱，完全是他那位身为太师千金夫人的主意，也就是说追根溯源，改变他们命运的始作俑者竟然也是一个女性。
三：二龙山鲁智深集团：
除去二龙山三位头领中“生辰纲” 的直接受害者杨志和那位著名的因为杀嫂而成为配军的武松不谈，该集团的创始人鲁智深的命运也是和女性密切相连。在书中一开始，这位原来名叫鲁达的人是一位在地方颇具威望的军官，可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酒楼上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落难女子，便毅然为其出头，三拳将其前夫郑屠郑关西力毙街头。从此隐姓埋名，流落江湖，最终成为二龙山的寨主。
四：清风山宋江集团：
和以上三个集团中的人员相比，该集团的头目宋江应该说是最不具备出轨可能的一个。他本是山东郓城一名循规蹈矩的小吏，满脑子都是忠君报国的念头，唯一的爱好就是在生活中广交朋友，但倒霉的是他竟然一时冲动的娶了一个生活作风成问题的烟花女子，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一时冲动成为杀人犯法。而当他在外亡命，继续广交朋友时，又因为一个官员夫人的告密而成为阶下之囚，在获救后他便带着所部投向梁山。虽然后来又有曲折，但追根溯源，这一切全因那个郓城的烟花女子所起。
五：登州孙立集团：
应该说登州集团造反的起因一开始和女性到是没什么关系，解珍、解宝两兄弟的锒铛入狱完全是那为贪婪恶毒的毛太公所至。但这时真正拍板决定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并随后将身为登州提辖的孙立成功策反，将所有力量联络积聚在一起，并在随后的行动中作为先锋出现的并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相反却是那位绰号母大虫，开酒店的顾大嫂。相比之下，其他男性角色在决定造反前都有过些许或多或少的犹豫彷徨，所以，登州孙立集团造反的原动力也是位女性。
六：蓟州杨雄集团：
应该说以杨雄为首的蓟州集团的反叛和女性的关系极为密切。杨雄本是蓟州的一个押狱官，虽不是什么有名的富户，但也堪称小康之家，而且工作之余还投资开了个肉铺，搞点第三产业。按理说这样的家境和造反实在有点距离，但偏偏这时他那位容貌不错的二婚夫人竟然和一个城外的报恩寺的和尚搞到了一起，而且最要命的是，他那位一向精明狠毒的结拜兄弟石秀把这些丑事当着他的面给端了出来。面对着一堆人证物证，一向顾忌面子的杨押狱只好对自己年轻美貌的新婚夫人痛下杀手并投奔梁山。
七：少华山史进集团：
和其他几个集团相比，少华山的史进集团似乎和女性没什么关系，但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在五十八回中，当二龙山的鲁智深和武松来到少华山请史进他们共上梁山时，却得知他这位贤弟为了给一名弱女子伸冤而前往华州行刺太守，结果不慎被擒，而接下来的营救活动一方面使得鲁智深也被擒入狱，另一方面使得少华山群雄在配合梁山取得胜利后全数归到了宋江的旗下。有意思的是，史进后来在东平府之战中再次因为女性（娼妓告发）而被捕下狱，从此也再没什么突出建树。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梁山好汉和女性没多少关系的话，完全是大错特错。《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不但在一般梁山人物的创作中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把一连串的女性扯进来，而且还将梁山在神界的护佑人也写成一个女性——九天玄女娘娘，就是到了最终决定梁山命运的时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竟然是一个高级**——京城名媛李师师。这种对女性既排斥又迷恋的矛盾态度作为《水浒传》的基调几乎是贯穿于全书之中。
对于施耐庵而言，女性显然有着一种超乎寻常，难以理解的力量，甚至魔力，这种魔力不但可以使得一个个英雄豪杰的命运发生改变，甚至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稳定受到威胁。为了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基本尊重现实生活的前提下，几乎是达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
按照书中描绘的顺序，我粗略归纳了一下，比较有影响也比较典型的导致英雄走上造反之路的典型事件基本上有以下这么五个：1：鲁达杀人案（拳打镇关西），2：林冲冤案（误入白虎堂），3：宋江杀妻案（怒杀阎婆惜），4：武松杀人案（杀潘金莲，血溅鸳鸯楼），5：杨雄杀妻案（杀潘巧云）。
时至今日，只要我们把这些内容重新加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系列人物和女性的矛盾纠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完全避免的。相反，他们的种种表现反而暴露出了这些人物内心深处扭曲，压抑甚至是阴森可怖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施耐庵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倒是表现出了对生活，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真实性最大限度的忠实。
下面我就逐个对这五个故事加以分析。
一：鲁达杀人案：
从书中顺序来看，第一个出场的英雄是史进，但这条九纹龙仅仅折腾了一回就匆匆退场，让位于前半部《水浒传》的主角之一的鲁达，后来的花和尚鲁智深。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位大英雄最让人熟悉和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拳打镇关西。作者也的确将这一段描写的精彩刺激，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回过头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场架打得多少有些让人不可思议，起码按正常逻辑有点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首先，鲁达当时的年龄应该是三十左右，并官居延安府提辖的位置，完全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并在地方上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一个人一般遇事都会冷静分析，在反复权衡利弊后妥善处理，很难会发生一时冲动或者大打出手的事。
其次，以鲁达的地位，是根本不会把郑屠这样的小肉铺掌柜放在眼里，事实上郑屠对他也的确是毕恭毕敬。因此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之间在平时会发生什么矛盾，所谓拳打镇关西一事纯属是鲁达的一时冲动所为，这和他后来所表现出的心思缜密，老辣精细的个性实在出入太大。
同时，鲁达作为一个三十多岁且有丰富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应该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甚至是人心叵测的道理，可是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出手打人完全是凭着金家父女的一面之词。当然，对此唯一的解释那就只有他对这类丑恶行径的极端愤怒，但以鲁达的年龄和生活阅历来看，一个小小市井之徒的欺骗行径就会让他如此勃然大怒，实在令人费解。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位大英雄鲁达在性格上的确有和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如果说的更清楚一点的话，他心理上有一个心理学家所说的“情结”，这个“情结”无疑和女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平时，他也许对此一无所知，但只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某个和女性有关的东西一旦出现，那么他心中所有的情感都会聚集在这个“情结”中难以自拔并出现行为过激现象。
因此，鲁达的这次杀人案的真正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行侠仗义，但归根结底完全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心理失控。
二：林冲冤案
林冲冤案无疑是《水浒传》最为引人同情的一个案件。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它常常被当成揭露统治阶层黑暗腐朽的活生生的事例，所谓“逼上梁山”一词就是由此而来。不过时至今日，当我们再一次研究这个案件时，不能不对其中的一些东西产生质疑。
《水浒传》中的林冲可谓梁山第一名将。他出身名将之后，自小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身上汇集了一个优秀将军所应有的素质。不夸张的说，林冲可以说是当时大宋朝军人精英中的精英。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在《水浒传》中竟然因为自己夫人的美貌而遭受横祸。而且这场横祸的制造者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当朝太尉高俅。
从书上看，高俅对林冲素无反感，而且当他听到因为林冲娘子就要害林冲的计划也十分反感，但他只是略加犹豫之后，便竟然为了自己那个号称花花太岁的养子周密计划，亲自出马，动用国家军政议事重地“白虎节堂”和京城司法审判机构开封府！
我们当然可以顺理成章的认为，作为象高俅这样一个品质有严重问题的人就是干出比这卑劣十倍的事也是大有可能。可如果我们仔细的推敲一下就可发现此事的确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身为一朝太尉的高俅是否有必要亲自出马并兴师动众的为干儿子搞女人。他作为一个当朝重臣当然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必然会传扬出去，作为当朝权贵的他却给当时的人们留下如此下作的话柄，实在是大为不值。而林冲夫人对于高衙内来说不过是众多猎艳对象中的一个，如果说每个高衙内看中的女人他都要亲自出马帮忙，那么他完全是在填一个永远也不会满的无底洞。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人，高俅不会看不到这点。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高俅这次对林冲的陷害纯属得不偿失，而且贻害无穷。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确很值得质疑。
但是，由于这个故事本身所揭示出的社会黑暗在那个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仗势夺**女的行为，尤其是林冲之后的遭遇又能极为强烈的唤起人们的愤怒和共鸣。因此这个故事才能具有如此广泛地影响和生命力。
三：宋江杀妻案：
宋江在《水浒传》中的地位众所周知，但他一开始可以说是一个大大良民。说他会造反，那不但是他自己，就是连他的父亲都不会相信。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但造了反不说，还成为这个造反团体的首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一个来自东京的歌伎。
应该说《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杀妻的描写是极为用心的。他先是把宋江与这位年轻歌伎关系的份量写得极轻，随后作者又着重写了这位歌伎的轻浮与放荡。接着作者又开始铺垫，写她如何对好心登门的丈夫冷落嘲讽以及看到有利可图的机会后狠心敲诈，完全是一副丧心病狂的嘴脸，以至于她死于非命后让读者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以理智的态度仔细研读《水浒传》的有关宋江杀妻的段落就会发现，其实这场命案存在着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首先，宋江作为郓城的押司，其本身就是一个地方的司法人员。他非常清楚告状的话要有过硬的证据。只要是他得到了那封书信，那么不论这位小夫人如何到公堂上告密，宋江的那帮老战友和老上级不但不会搭理她，反而会定她个诬告。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这位歌伎将信呈上公堂，仅凭一封谁都可以伪造的信件是不足以令人彻底信服的。相反，宋江完全可以反过来利用他和那位张文远的**反告她勾结**，诬陷良民。
其次，宋江是在当天早上上街时就察觉信件的遗失，换句话说，他是在第一时间内发现财物丢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位贪心的妻子完全来不及将东西转移。不管那位妇人如何不肯将它交出，宋江完全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力量采取硬抢的方法将信弄到手。虽然他不是什么武艺出众之人，但要对付一个弱女子，体力上还是绰绰有余，而且从书上说的也非常明白，当时那封信就在那女人手里攥着，宋江只要多用点力气，完全可以及时将信夺到手。
由此可见，其实宋江当日完全有机会，同时也有能力通过其它方式化解这场危机。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采取杀人这种完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在逻辑上实在令人费解。
所以不论我们在感情上对这位东京歌伎如何不齿，如果要解释宋江杀妻真正原因的话，就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那封来自梁山的密信上，而应该把搜索范围作进一步的扩大。
书中对宋、阎二人的婚姻其实早在前一回就作了交代。不管作者怎样有意的引导读者，但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作者介绍说，当时这名叫阎婆惜的女子是东京人氏，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精通音律演唱，长大后在京城的各个娱乐场所表演，之后随父母来山东郓城投奔一个大官人，但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找到。加上她的特长在这小地方难以施展，所以和父母竟然陷入困境，而此时其父又染病去世，一家人顿时陷入绝境。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善人宋押司出面掏钱让她们摆脱了困境，安葬了父亲，那位绝处逢生的母亲马上顺水推舟的将女儿嫁给了这位救星。
如果说宋江从一开始就是抱着个作好事的念头才和婆惜小姐成婚，那么他及时雨的绰号还真不是浪得虚名。但书中却说的非常清楚：没半月之间，打扮的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也就是说宋公明这回是下了本钱了。而且有意思的是，象宋江这样的孝子，娶了个媳妇竟然不把她带回家去以尽孝道，这无论从哪方面都说不过去。唯一的解释是宋太公对这位东京丫头颇有看法，实在难以接受。而宋江虽然固执己见，但又不愿和父亲争执，最后只好将这位小夫人养在外面。由此可见，我们这位宋押司此时对这位来自京城的的时髦女郎已经迷恋到难以自拔的程度。
但归根结底，这段婚姻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宋江虽然手面阔绰，才大气粗，但身材矮小且没什么文艺爱好，加上长期生活在小县城里，风度气质难免受限。相反，这位婆惜小姐从小在京城长大，耳濡目染的都是当下最时髦的娱乐文化，加上有在演艺圈中打拼的经验，可谓是当时的新潮人物。她应该说从一开始就已经着手物色如意郎君，那位所谓的大官人一定是她京城的相好，而且关系早非一般，只不过这家伙纯属情场骗子，一开始就给了她个假住址，以至于他们一家千里迢迢的赶来竟然扑空，并从此陷入绝境。总之，是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下嫁给这位小县城的黑矮官吏。所以，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当然，应该说宋江还是尽其所能的做了不少工作，但可惜的是两人实在是距离太大。时间一长，我们这位押司大人也不但感到身心疲惫，而且深感自己在经济上背了个大包袱。偏偏这时着位小夫人又和自己的同事张三搞到了一起，这对于本来在异性面前就自卑的押司大人心上不啻为很很的一击。总之，在宋江和阎婆惜再次见面之前，两人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特别对于宋江来说种种羞辱、痛苦、懊恼也通过长期的积累在此时到了即将爆发的临界点，而那封来自梁山的书信正好充当了导火索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所谓宋江因为抢夺梁山书信而杀死阎婆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和所谓的什么英雄气概也毫不沾边，宋江杀妻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他作为一个自卑男人长久以来内心压抑情感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他内心对于异性阴郁心理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现。
四：武松杀人案：
在《水浒传》中，武松可谓是和女性关系最特殊也是最为有名的一位。和宋江委琐与鲁达的粗鲁相比，武松可以说是具有出色的自然条件。按理说象这样的人物应该是最有可能得到女性的青睐甚至崇拜，可《水浒传》中恰恰就是这位英俊不凡的武二郎成为书中杀戮女性最多的英雄。
从书上来看，武松原是清河县的一名青年，因酒醉而将人打死，为避祸逃到柴进庄上，之后听说那人根本没死，便出庄回家与兄长团圆。路过阳谷县景阳岗时打虎成名，受到阳谷县县令的赏识，遂留在该县成为一名都头。一日在路上与居住在该县的兄长意外相逢并见到了那位著名的潘金莲女士，之后便引出了那段著名的杀嫂案。
由此可见，武松一开始是一个武功高强而又心性较高的人。他打人至死应该是死罪，但他逃出来后并没有自暴自弃，上山落草为寇，而是来到柴进庄上避祸，之后得到那人未死的消息后便急于回家与兄长团聚。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不甘平庸，胸怀抱负的本色，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在对待男女关系上的基本态度，所以当潘金莲对他调情诱惑时，他不但加以拒绝，而且勃然生色。虽然至尽人们都对他与潘金莲的故事津津乐道，但我个人认为，此时仕途正顺的武松对这位年轻嫂嫂的断然拒绝是发自内心的，之后将其毫不留情的手刃也纯粹是出于对兄长的手足之情。
值得一说的是，和鲁达宋江不同，武松在获得一系列证据之后并没有立刻开始亲自复仇，而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到县衙告状。只是因为那位县官收了西门庆的银子才将武松驳回，此时的武松才义无返顾的走上了大开杀戒之路。从这件事更可以清楚看出，武松一开始并不想干违反法律的事，他在本质上仍然是一名追求上进的青年。
虽然他后来如愿以偿的为兄报仇，但这件事情对年轻武松的影响是明显的，这种影响当然会首先使他对官府的信任开始动摇，其次必然会影响到他对女性的态度，毕竟正是这位潘金莲女士使他不但失去了兄长，同时也失去了到手的前程。所以，此时的武松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青年。如果他从此事业稳定并和一个良家妇女结婚，那么他心中的种种阴影完全会随之消散，可是遗憾的是命运偏偏要和他作对。
从书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武松被发配到孟州城后基本上是安心接受改造，所谓醉打蒋门神完全是出于朋友义气，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凭本事奔个好前程的理想。所以当张都监邀请他入府并设酒款待，特别是当场答应将美貌的玉兰许配给他时，他虽然表面镇静，但回到住所后竟然难以入眠，以至于在月下舞起棒来，可见他的确是发自内心的为自己崭新美好的未来而激动，但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一个无耻的阴谋。
这对武松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他以往对官府，同时对女性的所有负面和偏激的认识全在这一刻被无限度的放大，也正因为如此，当他死里逃生重回都监府后，以往在心中的种种被压抑和被控制的能量如决堤的山洪一般喷泻而出，人类嗜血杀戮的本能在此时毫无顾忌的释放，随着他钢刀的起落和鲜血的飞溅，十五条男女老少的人命几乎是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本来是正义的复仇此时完全成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原先完全正义往日正直善良的青年此刻完全变成了一个狰狞的凶神。
从以上可以看出，武松的杀人案，尤其是血溅鸳鸯楼的杀人大案，一方面固然是英雄正义的复仇，但另一方面更是他心理上的一次狂燥的大爆发。引发这次爆发的固然是因为张都监的恶意陷害，但同时更是他长期以来对统治者和上层女性的不信任和敌视。严格来说，武松虽然在身体上已经完全成熟和发达，但在心理上，尤其是在对异性的认识上基本上还是处于既向往又恐惧厌恶的矛盾状态，也正是这种不成熟甚至是不稳定的状态，使得他一旦受到伤害便呈现出种种极端的反应，血溅鸳鸯楼不过是这种反应最典型的表现。
不过真正令我感到遗憾的并不是武松的滥杀，而是他此后的心理状态，我们看到日后的武松已经出现了一些心理病人的症候。书中描写到，武松作案后得到张清夫妇的帮助，改头换面开始逃亡。当他路过蜈蚣岭时，看见一间房中一个道士和一个女人相拥调笑，这幅男女亲爱的场景不但顿时令武松勃然大怒，而且立刻拔刀将两名道士杀死，这种极端过激的表现说明武松此时已经在心理上深陷泥潭，甚至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对此我们只能感慨和惋惜，同时也谴责社会对这位正直善良青年的不公。
五：杨雄杀妻案：
《水浒传》中又一起较为著名的杀妻案就是杨雄杀妻案。不过和其它杀妻案不同的是，在读者印象中，这起杀妻案的主角根本不是那位戴绿帽子并亲自动手杀妻的丈夫杨雄，而是不折不扣的外人石秀。综观整个事件的过程，我们也的确可以发现，此事的主角还真是这位石秀。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石秀原来是一名南京的屠户，后来随叔父出来贩羊马，但不想叔父半途亡故，身上的钱财全部用尽，所以只好困居蓟州，整日靠打柴度日。因路见不平为本州的压狱杨雄出头，受到杨雄赏识，不但和他结为兄弟，而且还把他带回家中，把自己肉铺的生意交给他管理。
这位南京来的石秀一开始的确发挥了作为江浙人精明能干的传统，他和杨雄的老丈人一起将肉铺的生意打理的井井有条。书上说才过了两月，他身上就里里外外换了行头。按理说他照这样干下去，几年之后混个小康，自立门户当个小老板是一点问题没有，但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这一切彻底开始改变。
书中写到，这位石秀一开始对杨夫人格外注意，特别对杨夫人和那位年青和尚的微妙调情异常敏感，随后就如同猎犬闻到猎物的气味一般穷追不舍。在一番明察暗访后，引证了自己的判断后马上将这一切反映给杨雄并显上一个深思熟虑的捉奸计划。但杨雄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回家后借酒撒疯，将事情说穿。此刻的潘巧云为了保命，只好诬告石秀调戏，杨雄立刻勃然大怒，马上将石秀赶出门去。从他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他在内心深处是想极力保住这个家庭的。
可此时的石秀不但没有离开，相反独自行动，在晚上将那位和尚和他的帮手当街手刃并扒下衣服。此举使得杨雄不得不要认真面对自己夫人的越轨行为，而石秀也抓住这个时机作起杨雄的思想工作。其间杨雄不得不承认自己错怪了兄弟，但对如何处置夫人仍然不置可否。但石秀竟然步步进逼，提出几日后让杨雄带着自己夫人在山上进行所谓的三头对面，以澄清自己的不白之冤。
按理说是石秀走极端杀了两人，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但他竟然还要不依不饶的搞什么三头对面，其杀人目的十分明显，但一贯听喝，奴性天成的杨雄竟然答应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当潘巧云被带到山上后，在杨雄石秀二人的威势下承认了自己的通奸行为并求丈夫宽恕。这时的杨雄也的确有手下留情的可能，而石秀要出面求情的话事情也会改变，但他却把丫鬟迎押到杨雄面前并将刀递给杨雄说“哥哥，这个小**，留她做什么？一发斩草除根。”杨雄当即挥刀将丫鬟砍为两段。这一招实在阴险，既不明劝杨雄杀妻，但又将杨雄逼到绝路。果然，此时已经丧失理智的杨雄象一个恶魔一样亲手将自己的妻子野蛮杀害。综观该案，真正的杀人元凶是这位石秀贤弟。
在《水浒传》中，无论是宋江还是武松对女性的杀戮，基本上还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点可以理解的成分，而石秀的所作所为却始终令人感到不可理喻。他作为一个五大三粗，没受过多少文化熏陶的卖肉伙计，却在一开始就对潘巧云和僧人的暧昧关系有一种近乎是病态的敏感，两人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是每一个表情都分毫不差的被他牢牢记在心里，并来回分析推敲。随后他又抓住有关两人关系的每一个蛛丝马迹，步步紧追，毫不放松。按理说这两人在偷情时已经是非常小心，但就是这样仍然瞒不过石秀的眼睛，我们可想而知这位来自南京屠户对调查男女之事表现出何等高涨的热情！
当然，令人最不可理解，也是最不能原谅的是，这位屠户并不仅仅满足于了解了真相，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对方完完全全的致于死地。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象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杀手一样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沉着，同时制定出了一个堪称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以现在的眼光看，该计划既大胆又严密，同时还为之后的逃亡方向作了妥善安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堪称完美无缺。但是这样的处心积虑，这样的精心安排，竟然是为了将一个和他没什么关系的弱女子残暴杀戮，这已经不是什么英雄好汉的所作所为，而完全是一种心理偏执狂的残暴行径。
所以，所谓杨雄杀妻案根本不是什么惩恶扬善，而是两个心理严重扭曲阴暗的男性对一个弱女子不折不扣的野蛮施暴，其残忍程度简直令人发指！特别是此案中石秀在所作所为中所暴露出心理的严重病态简直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施耐庵向我们描绘的表现所谓“红颜祸水”的典型案例，不但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相反向我们极为真实地呈现出一系列心理长期压抑扭曲后的种种典型症状的表现。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案例的呈现中，施耐庵对于男女之间通奸的过程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狂热。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潘金莲、潘巧云的偷情和通奸的具体过程，甚至是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笔下被详尽无比的一一呈现，其细致程度简直到了只有现代最细致的电影特写才能与之相比。透过这些描写，我们不难感受到施耐庵本人内心深处对这种非正常男女关系的极度迷恋。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近乎难以自拔的极度迷恋随着故事的展开，便迅速变成了不可理喻的残忍。
我们看到，书中几乎所有出轨和触犯，哪怕是间接触犯梁山好汉的女性几乎都难逃厄运。这里除了犯有通奸罪的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还有王婆、张督监的夫人、丫鬟、养女玉兰、刘高夫人、秦明夫人、林冲夫人、卢俊义夫人等等……她们其中有的的确是罪有应得，但绝大多数其实罪不致死，但在施耐庵笔下，她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身首异处，而且其中很多人完全是遭受虐杀而死，使人们读到这些内容时既触目惊心又毛骨悚然。
由此可见，就施耐庵而言，无疑是一个心理长期压抑和扭曲的人物。在书中，他一方面对女性表现出不可遏止的强烈兴趣，另一方面又一次次借助笔下的人物，将女性推上被谴责，被残忍虐杀的境地，这种既迷恋，又疯狂排斥的极端矛盾，甚至是病态心理几乎贯穿于整部《水浒传》的创作中。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水浒传》的价值，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种表现，使得《水浒传》成为“四大名著”中历年来引发争议，乃至非议最多的一部。
我们知道，所谓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的局面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的，而是最后某种集合的产物。其最大来源基本上有这么几路：一：原梁山集团，二：东溪村晁盖集团，三：二龙山鲁智深集团，四：清风山宋江集团，五：登州孙立集团，六：蓟州杨雄集团，七：少华山史进集团。
当书中这七个集团全部来到梁山后，他们和被他们间接带来将领的人数已过大半，而此时梁山招安前绝大部分的故事也已经结束。有意义的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七大集团就会发现，他们中主要人物，甚至是整个集团的命运都和女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梁山集团：
该集团的创始人王伦是因科举落第才到山上落草，家室情况不详。但众所周知，该集团的后来者，同时也是该集团前途的最初决定者林冲从一开始的命运就和女性密切相联，要不是因为他妻子引出的一连串灾祸，这位八十万禁军教头说不定会成为梁山的头号劲敌。
二：东溪村晁盖集团：
该集团的人员在抢劫“生辰纲”之前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良民百姓，特别首领晁盖更是一名家境优裕的庄主，也就是说是那笔叫“生辰纲”的财富彻底改变了这帮人的命运，使他们从一群守法的社会良民转变为江洋大盗。当我们翻开《水浒传》后便不难发现，大名府守备梁中书之所以要出这笔钱，完全是他那位身为太师千金夫人的主意，也就是说追根溯源，改变他们命运的始作俑者竟然也是一个女性。
三：二龙山鲁智深集团：
除去二龙山三位头领中“生辰纲” 的直接受害者杨志和那位著名的因为杀嫂而成为配军的武松不谈，该集团的创始人鲁智深的命运也是和女性密切相连。在书中一开始，这位原来名叫鲁达的人是一位在地方颇具威望的军官，可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酒楼上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落难女子，便毅然为其出头，三拳将其前夫郑屠郑关西力毙街头。从此隐姓埋名，流落江湖，最终成为二龙山的寨主。
四：清风山宋江集团：
和以上三个集团中的人员相比，该集团的头目宋江应该说是最不具备出轨可能的一个。他本是山东郓城一名循规蹈矩的小吏，满脑子都是忠君报国的念头，唯一的爱好就是在生活中广交朋友，但倒霉的是他竟然一时冲动的娶了一个生活作风成问题的烟花女子，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一时冲动成为杀人犯法。而当他在外亡命，继续广交朋友时，又因为一个官员夫人的告密而成为阶下之囚，在获救后他便带着所部投向梁山。虽然后来又有曲折，但追根溯源，这一切全因那个郓城的烟花女子所起。
五：登州孙立集团：
应该说登州集团造反的起因一开始和女性到是没什么关系，解珍、解宝两兄弟的锒铛入狱完全是那为贪婪恶毒的毛太公所至。但这时真正拍板决定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并随后将身为登州提辖的孙立成功策反，将所有力量联络积聚在一起，并在随后的行动中作为先锋出现的并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相反却是那位绰号母大虫，开酒店的顾大嫂。相比之下，其他男性角色在决定造反前都有过些许或多或少的犹豫彷徨，所以，登州孙立集团造反的原动力也是位女性。
六：蓟州杨雄集团：
应该说以杨雄为首的蓟州集团的反叛和女性的关系极为密切。杨雄本是蓟州的一个押狱官，虽不是什么有名的富户，但也堪称小康之家，而且工作之余还投资开了个肉铺，搞点第三产业。按理说这样的家境和造反实在有点距离，但偏偏这时他那位容貌不错的二婚夫人竟然和一个城外的报恩寺的和尚搞到了一起，而且最要命的是，他那位一向精明狠毒的结拜兄弟石秀把这些丑事当着他的面给端了出来。面对着一堆人证物证，一向顾忌面子的杨押狱只好对自己年轻美貌的新婚夫人痛下杀手并投奔梁山。
七：少华山史进集团：
和其他几个集团相比，少华山的史进集团似乎和女性没什么关系，但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在五十八回中，当二龙山的鲁智深和武松来到少华山请史进他们共上梁山时，却得知他这位贤弟为了给一名弱女子伸冤而前往华州行刺太守，结果不慎被擒，而接下来的营救活动一方面使得鲁智深也被擒入狱，另一方面使得少华山群雄在配合梁山取得胜利后全数归到了宋江的旗下。有意思的是，史进后来在东平府之战中再次因为女性（娼妓告发）而被捕下狱，从此也再没什么突出建树。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梁山好汉和女性没多少关系的话，完全是大错特错。《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不但在一般梁山人物的创作中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把一连串的女性扯进来，而且还将梁山在神界的护佑人也写成一个女性——九天玄女娘娘，就是到了最终决定梁山命运的时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竟然是一个高级**——京城名媛李师师。这种对女性既排斥又迷恋的矛盾态度作为《水浒传》的基调几乎是贯穿于全书之中。
对于施耐庵而言，女性显然有着一种超乎寻常，难以理解的力量，甚至魔力，这种魔力不但可以使得一个个英雄豪杰的命运发生改变，甚至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稳定受到威胁。为了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基本尊重现实生活的前提下，几乎是达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
按照书中描绘的顺序，我粗略归纳了一下，比较有影响也比较典型的导致英雄走上造反之路的典型事件基本上有以下这么五个：1：鲁达杀人案（拳打镇关西），2：林冲冤案（误入白虎堂），3：宋江杀妻案（怒杀阎婆惜），4：武松杀人案（杀潘金莲，血溅鸳鸯楼），5：杨雄杀妻案（杀潘巧云）。
时至今日，只要我们把这些内容重新加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系列人物和女性的矛盾纠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完全避免的。相反，他们的种种表现反而暴露出了这些人物内心深处扭曲，压抑甚至是阴森可怖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施耐庵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倒是表现出了对生活，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真实性最大限度的忠实。
下面我就逐个对这五个故事加以分析。
一：鲁达杀人案：
从书中顺序来看，第一个出场的英雄是史进，但这条九纹龙仅仅折腾了一回就匆匆退场，让位于前半部《水浒传》的主角之一的鲁达，后来的花和尚鲁智深。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位大英雄最让人熟悉和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拳打镇关西。作者也的确将这一段描写的精彩刺激，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回过头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场架打得多少有些让人不可思议，起码按正常逻辑有点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首先，鲁达当时的年龄应该是三十左右，并官居延安府提辖的位置，完全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并在地方上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一个人一般遇事都会冷静分析，在反复权衡利弊后妥善处理，很难会发生一时冲动或者大打出手的事。
其次，以鲁达的地位，是根本不会把郑屠这样的小肉铺掌柜放在眼里，事实上郑屠对他也的确是毕恭毕敬。因此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之间在平时会发生什么矛盾，所谓拳打镇关西一事纯属是鲁达的一时冲动所为，这和他后来所表现出的心思缜密，老辣精细的个性实在出入太大。
同时，鲁达作为一个三十多岁且有丰富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应该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甚至是人心叵测的道理，可是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出手打人完全是凭着金家父女的一面之词。当然，对此唯一的解释那就只有他对这类丑恶行径的极端愤怒，但以鲁达的年龄和生活阅历来看，一个小小市井之徒的欺骗行径就会让他如此勃然大怒，实在令人费解。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位大英雄鲁达在性格上的确有和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如果说的更清楚一点的话，他心理上有一个心理学家所说的“情结”，这个“情结”无疑和女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平时，他也许对此一无所知，但只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某个和女性有关的东西一旦出现，那么他心中所有的情感都会聚集在这个“情结”中难以自拔并出现行为过激现象。
因此，鲁达的这次杀人案的真正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行侠仗义，但归根结底完全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心理失控。
二：林冲冤案
林冲冤案无疑是《水浒传》最为引人同情的一个案件。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它常常被当成揭露统治阶层黑暗腐朽的活生生的事例，所谓“逼上梁山”一词就是由此而来。不过时至今日，当我们再一次研究这个案件时，不能不对其中的一些东西产生质疑。
《水浒传》中的林冲可谓梁山第一名将。他出身名将之后，自小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身上汇集了一个优秀将军所应有的素质。不夸张的说，林冲可以说是当时大宋朝军人精英中的精英。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在《水浒传》中竟然因为自己夫人的美貌而遭受横祸。而且这场横祸的制造者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当朝太尉高俅。
从书上看，高俅对林冲素无反感，而且当他听到因为林冲娘子就要害林冲的计划也十分反感，但他只是略加犹豫之后，便竟然为了自己那个号称花花太岁的养子周密计划，亲自出马，动用国家军政议事重地“白虎节堂”和京城司法审判机构开封府！
我们当然可以顺理成章的认为，作为象高俅这样一个品质有严重问题的人就是干出比这卑劣十倍的事也是大有可能。可如果我们仔细的推敲一下就可发现此事的确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身为一朝太尉的高俅是否有必要亲自出马并兴师动众的为干儿子搞女人。他作为一个当朝重臣当然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必然会传扬出去，作为当朝权贵的他却给当时的人们留下如此下作的话柄，实在是大为不值。而林冲夫人对于高衙内来说不过是众多猎艳对象中的一个，如果说每个高衙内看中的女人他都要亲自出马帮忙，那么他完全是在填一个永远也不会满的无底洞。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人，高俅不会看不到这点。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高俅这次对林冲的陷害纯属得不偿失，而且贻害无穷。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确很值得质疑。
但是，由于这个故事本身所揭示出的社会黑暗在那个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仗势夺**女的行为，尤其是林冲之后的遭遇又能极为强烈的唤起人们的愤怒和共鸣。因此这个故事才能具有如此广泛地影响和生命力。
三：宋江杀妻案：
宋江在《水浒传》中的地位众所周知，但他一开始可以说是一个大大良民。说他会造反，那不但是他自己，就是连他的父亲都不会相信。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但造了反不说，还成为这个造反团体的首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一个来自东京的歌伎。
应该说《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杀妻的描写是极为用心的。他先是把宋江与这位年轻歌伎关系的份量写得极轻，随后作者又着重写了这位歌伎的轻浮与放荡。接着作者又开始铺垫，写她如何对好心登门的丈夫冷落嘲讽以及看到有利可图的机会后狠心敲诈，完全是一副丧心病狂的嘴脸，以至于她死于非命后让读者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以理智的态度仔细研读《水浒传》的有关宋江杀妻的段落就会发现，其实这场命案存在着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首先，宋江作为郓城的押司，其本身就是一个地方的司法人员。他非常清楚告状的话要有过硬的证据。只要是他得到了那封书信，那么不论这位小夫人如何到公堂上告密，宋江的那帮老战友和老上级不但不会搭理她，反而会定她个诬告。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这位歌伎将信呈上公堂，仅凭一封谁都可以伪造的信件是不足以令人彻底信服的。相反，宋江完全可以反过来利用他和那位张文远的**反告她勾结**，诬陷良民。
其次，宋江是在当天早上上街时就察觉信件的遗失，换句话说，他是在第一时间内发现财物丢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位贪心的妻子完全来不及将东西转移。不管那位妇人如何不肯将它交出，宋江完全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力量采取硬抢的方法将信弄到手。虽然他不是什么武艺出众之人，但要对付一个弱女子，体力上还是绰绰有余，而且从书上说的也非常明白，当时那封信就在那女人手里攥着，宋江只要多用点力气，完全可以及时将信夺到手。
由此可见，其实宋江当日完全有机会，同时也有能力通过其它方式化解这场危机。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采取杀人这种完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在逻辑上实在令人费解。
所以不论我们在感情上对这位东京歌伎如何不齿，如果要解释宋江杀妻真正原因的话，就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那封来自梁山的密信上，而应该把搜索范围作进一步的扩大。
书中对宋、阎二人的婚姻其实早在前一回就作了交代。不管作者怎样有意的引导读者，但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作者介绍说，当时这名叫阎婆惜的女子是东京人氏，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精通音律演唱，长大后在京城的各个娱乐场所表演，之后随父母来山东郓城投奔一个大官人，但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找到。加上她的特长在这小地方难以施展，所以和父母竟然陷入困境，而此时其父又染病去世，一家人顿时陷入绝境。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善人宋押司出面掏钱让她们摆脱了困境，安葬了父亲，那位绝处逢生的母亲马上顺水推舟的将女儿嫁给了这位救星。
如果说宋江从一开始就是抱着个作好事的念头才和婆惜小姐成婚，那么他及时雨的绰号还真不是浪得虚名。但书中却说的非常清楚：没半月之间，打扮的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也就是说宋公明这回是下了本钱了。而且有意思的是，象宋江这样的孝子，娶了个媳妇竟然不把她带回家去以尽孝道，这无论从哪方面都说不过去。唯一的解释是宋太公对这位东京丫头颇有看法，实在难以接受。而宋江虽然固执己见，但又不愿和父亲争执，最后只好将这位小夫人养在外面。由此可见，我们这位宋押司此时对这位来自京城的的时髦女郎已经迷恋到难以自拔的程度。
但归根结底，这段婚姻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宋江虽然手面阔绰，才大气粗，但身材矮小且没什么文艺爱好，加上长期生活在小县城里，风度气质难免受限。相反，这位婆惜小姐从小在京城长大，耳濡目染的都是当下最时髦的娱乐文化，加上有在演艺圈中打拼的经验，可谓是当时的新潮人物。她应该说从一开始就已经着手物色如意郎君，那位所谓的大官人一定是她京城的相好，而且关系早非一般，只不过这家伙纯属情场骗子，一开始就给了她个假住址，以至于他们一家千里迢迢的赶来竟然扑空，并从此陷入绝境。总之，是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下嫁给这位小县城的黑矮官吏。所以，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当然，应该说宋江还是尽其所能的做了不少工作，但可惜的是两人实在是距离太大。时间一长，我们这位押司大人也不但感到身心疲惫，而且深感自己在经济上背了个大包袱。偏偏这时着位小夫人又和自己的同事张三搞到了一起，这对于本来在异性面前就自卑的押司大人心上不啻为很很的一击。总之，在宋江和阎婆惜再次见面之前，两人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特别对于宋江来说种种羞辱、痛苦、懊恼也通过长期的积累在此时到了即将爆发的临界点，而那封来自梁山的书信正好充当了导火索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所谓宋江因为抢夺梁山书信而杀死阎婆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和所谓的什么英雄气概也毫不沾边，宋江杀妻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他作为一个自卑男人长久以来内心压抑情感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他内心对于异性阴郁心理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现。
四：武松杀人案：
在《水浒传》中，武松可谓是和女性关系最特殊也是最为有名的一位。和宋江委琐与鲁达的粗鲁相比，武松可以说是具有出色的自然条件。按理说象这样的人物应该是最有可能得到女性的青睐甚至崇拜，可《水浒传》中恰恰就是这位英俊不凡的武二郎成为书中杀戮女性最多的英雄。
从书上来看，武松原是清河县的一名青年，因酒醉而将人打死，为避祸逃到柴进庄上，之后听说那人根本没死，便出庄回家与兄长团圆。路过阳谷县景阳岗时打虎成名，受到阳谷县县令的赏识，遂留在该县成为一名都头。一日在路上与居住在该县的兄长意外相逢并见到了那位著名的潘金莲女士，之后便引出了那段著名的杀嫂案。
由此可见，武松一开始是一个武功高强而又心性较高的人。他打人至死应该是死罪，但他逃出来后并没有自暴自弃，上山落草为寇，而是来到柴进庄上避祸，之后得到那人未死的消息后便急于回家与兄长团聚。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不甘平庸，胸怀抱负的本色，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在对待男女关系上的基本态度，所以当潘金莲对他调情诱惑时，他不但加以拒绝，而且勃然生色。虽然至尽人们都对他与潘金莲的故事津津乐道，但我个人认为，此时仕途正顺的武松对这位年轻嫂嫂的断然拒绝是发自内心的，之后将其毫不留情的手刃也纯粹是出于对兄长的手足之情。
值得一说的是，和鲁达宋江不同，武松在获得一系列证据之后并没有立刻开始亲自复仇，而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到县衙告状。只是因为那位县官收了西门庆的银子才将武松驳回，此时的武松才义无返顾的走上了大开杀戒之路。从这件事更可以清楚看出，武松一开始并不想干违反法律的事，他在本质上仍然是一名追求上进的青年。
虽然他后来如愿以偿的为兄报仇，但这件事情对年轻武松的影响是明显的，这种影响当然会首先使他对官府的信任开始动摇，其次必然会影响到他对女性的态度，毕竟正是这位潘金莲女士使他不但失去了兄长，同时也失去了到手的前程。所以，此时的武松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青年。如果他从此事业稳定并和一个良家妇女结婚，那么他心中的种种阴影完全会随之消散，可是遗憾的是命运偏偏要和他作对。
从书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武松被发配到孟州城后基本上是安心接受改造，所谓醉打蒋门神完全是出于朋友义气，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凭本事奔个好前程的理想。所以当张都监邀请他入府并设酒款待，特别是当场答应将美貌的玉兰许配给他时，他虽然表面镇静，但回到住所后竟然难以入眠，以至于在月下舞起棒来，可见他的确是发自内心的为自己崭新美好的未来而激动，但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一个无耻的阴谋。
这对武松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他以往对官府，同时对女性的所有负面和偏激的认识全在这一刻被无限度的放大，也正因为如此，当他死里逃生重回都监府后，以往在心中的种种被压抑和被控制的能量如决堤的山洪一般喷泻而出，人类嗜血杀戮的本能在此时毫无顾忌的释放，随着他钢刀的起落和鲜血的飞溅，十五条男女老少的人命几乎是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本来是正义的复仇此时完全成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原先完全正义往日正直善良的青年此刻完全变成了一个狰狞的凶神。
从以上可以看出，武松的杀人案，尤其是血溅鸳鸯楼的杀人大案，一方面固然是英雄正义的复仇，但另一方面更是他心理上的一次狂燥的大爆发。引发这次爆发的固然是因为张都监的恶意陷害，但同时更是他长期以来对统治者和上层女性的不信任和敌视。严格来说，武松虽然在身体上已经完全成熟和发达，但在心理上，尤其是在对异性的认识上基本上还是处于既向往又恐惧厌恶的矛盾状态，也正是这种不成熟甚至是不稳定的状态，使得他一旦受到伤害便呈现出种种极端的反应，血溅鸳鸯楼不过是这种反应最典型的表现。
不过真正令我感到遗憾的并不是武松的滥杀，而是他此后的心理状态，我们看到日后的武松已经出现了一些心理病人的症候。书中描写到，武松作案后得到张清夫妇的帮助，改头换面开始逃亡。当他路过蜈蚣岭时，看见一间房中一个道士和一个女人相拥调笑，这幅男女亲爱的场景不但顿时令武松勃然大怒，而且立刻拔刀将两名道士杀死，这种极端过激的表现说明武松此时已经在心理上深陷泥潭，甚至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对此我们只能感慨和惋惜，同时也谴责社会对这位正直善良青年的不公。
五：杨雄杀妻案：
《水浒传》中又一起较为著名的杀妻案就是杨雄杀妻案。不过和其它杀妻案不同的是，在读者印象中，这起杀妻案的主角根本不是那位戴绿帽子并亲自动手杀妻的丈夫杨雄，而是不折不扣的外人石秀。综观整个事件的过程，我们也的确可以发现，此事的主角还真是这位石秀。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石秀原来是一名南京的屠户，后来随叔父出来贩羊马，但不想叔父半途亡故，身上的钱财全部用尽，所以只好困居蓟州，整日靠打柴度日。因路见不平为本州的压狱杨雄出头，受到杨雄赏识，不但和他结为兄弟，而且还把他带回家中，把自己肉铺的生意交给他管理。
这位南京来的石秀一开始的确发挥了作为江浙人精明能干的传统，他和杨雄的老丈人一起将肉铺的生意打理的井井有条。书上说才过了两月，他身上就里里外外换了行头。按理说他照这样干下去，几年之后混个小康，自立门户当个小老板是一点问题没有，但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这一切彻底开始改变。
书中写到，这位石秀一开始对杨夫人格外注意，特别对杨夫人和那位年青和尚的微妙调情异常敏感，随后就如同猎犬闻到猎物的气味一般穷追不舍。在一番明察暗访后，引证了自己的判断后马上将这一切反映给杨雄并显上一个深思熟虑的捉奸计划。但杨雄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回家后借酒撒疯，将事情说穿。此刻的潘巧云为了保命，只好诬告石秀调戏，杨雄立刻勃然大怒，马上将石秀赶出门去。从他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他在内心深处是想极力保住这个家庭的。
可此时的石秀不但没有离开，相反独自行动，在晚上将那位和尚和他的帮手当街手刃并扒下衣服。此举使得杨雄不得不要认真面对自己夫人的越轨行为，而石秀也抓住这个时机作起杨雄的思想工作。其间杨雄不得不承认自己错怪了兄弟，但对如何处置夫人仍然不置可否。但石秀竟然步步进逼，提出几日后让杨雄带着自己夫人在山上进行所谓的三头对面，以澄清自己的不白之冤。
按理说是石秀走极端杀了两人，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但他竟然还要不依不饶的搞什么三头对面，其杀人目的十分明显，但一贯听喝，奴性天成的杨雄竟然答应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当潘巧云被带到山上后，在杨雄石秀二人的威势下承认了自己的通奸行为并求丈夫宽恕。这时的杨雄也的确有手下留情的可能，而石秀要出面求情的话事情也会改变，但他却把丫鬟迎押到杨雄面前并将刀递给杨雄说“哥哥，这个小**，留她做什么？一发斩草除根。”杨雄当即挥刀将丫鬟砍为两段。这一招实在阴险，既不明劝杨雄杀妻，但又将杨雄逼到绝路。果然，此时已经丧失理智的杨雄象一个恶魔一样亲手将自己的妻子野蛮杀害。综观该案，真正的杀人元凶是这位石秀贤弟。
在《水浒传》中，无论是宋江还是武松对女性的杀戮，基本上还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点可以理解的成分，而石秀的所作所为却始终令人感到不可理喻。他作为一个五大三粗，没受过多少文化熏陶的卖肉伙计，却在一开始就对潘巧云和僧人的暧昧关系有一种近乎是病态的敏感，两人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是每一个表情都分毫不差的被他牢牢记在心里，并来回分析推敲。随后他又抓住有关两人关系的每一个蛛丝马迹，步步紧追，毫不放松。按理说这两人在偷情时已经是非常小心，但就是这样仍然瞒不过石秀的眼睛，我们可想而知这位来自南京屠户对调查男女之事表现出何等高涨的热情！
当然，令人最不可理解，也是最不能原谅的是，这位屠户并不仅仅满足于了解了真相，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对方完完全全的致于死地。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象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杀手一样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沉着，同时制定出了一个堪称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以现在的眼光看，该计划既大胆又严密，同时还为之后的逃亡方向作了妥善安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堪称完美无缺。但是这样的处心积虑，这样的精心安排，竟然是为了将一个和他没什么关系的弱女子残暴杀戮，这已经不是什么英雄好汉的所作所为，而完全是一种心理偏执狂的残暴行径。
所以，所谓杨雄杀妻案根本不是什么惩恶扬善，而是两个心理严重扭曲阴暗的男性对一个弱女子不折不扣的野蛮施暴，其残忍程度简直令人发指！特别是此案中石秀在所作所为中所暴露出心理的严重病态简直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施耐庵向我们描绘的表现所谓“红颜祸水”的典型案例，不但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相反向我们极为真实地呈现出一系列心理长期压抑扭曲后的种种典型症状的表现。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案例的呈现中，施耐庵对于男女之间通奸的过程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狂热。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潘金莲、潘巧云的偷情和通奸的具体过程，甚至是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笔下被详尽无比的一一呈现，其细致程度简直到了只有现代最细致的电影特写才能与之相比。透过这些描写，我们不难感受到施耐庵本人内心深处对这种非正常男女关系的极度迷恋。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近乎难以自拔的极度迷恋随着故事的展开，便迅速变成了不可理喻的残忍。
我们看到，书中几乎所有出轨和触犯，哪怕是间接触犯梁山好汉的女性几乎都难逃厄运。这里除了犯有通奸罪的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还有王婆、张督监的夫人、丫鬟、养女玉兰、刘高夫人、秦明夫人、林冲夫人、卢俊义夫人等等……她们其中有的的确是罪有应得，但绝大多数其实罪不致死，但在施耐庵笔下，她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身首异处，而且其中很多人完全是遭受虐杀而死，使人们读到这些内容时既触目惊心又毛骨悚然。
由此可见，就施耐庵而言，无疑是一个心理长期压抑和扭曲的人物。在书中，他一方面对女性表现出不可遏止的强烈兴趣，另一方面又一次次借助笔下的人物，将女性推上被谴责，被残忍虐杀的境地，这种既迷恋，又疯狂排斥的极端矛盾，甚至是病态心理几乎贯穿于整部《水浒传》的创作中。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水浒传》的价值，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种表现，使得《水浒传》成为“四大名著”中历年来引发争议，乃至非议最多的一部。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