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文学的真正敌人？
谁是文学的真正敌人？
自甘为“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是让人大可佩服的，然而这样的敌人必须是诚实与认真的，他必须抛开个人的恩怨表达对“时代及其文学”的真实看法。这是我在阅读了李建军博士的大著《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之后的一些感想，本来坏书并不值得一谈，不过评论一直是我个人的兴趣，借此说说文学与批评的因缘，倒也顺理成章。江湖传闻李建军博士被誉为“中国批评界的良心”和“文坛清道夫”，这样的道德高帽子戴在一个批评家的头上，十分的可疑。记得英国人王尔德说过一句话：“文学就是撒谎。” 王尔德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然宣称文学就是撒谎的大作家。他提出这一观点，我猜想是有一个目的：告诫人们不要从道德角度来评判文学，因为撒谎是恶德，根本无须讨论。文学作品固然有好坏，但好坏不在于是否善，也不在于是否真，而仅仅在于是否美。
然而李建军博士却祭起道德的手术刀，对当代作家进行道德大批判。在《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一文里，李建军罕见地赞扬了路遥的“叙写道德上的善良”之主题。尽管这是李建军极其罕见的对当代文学所表示的敬意之文，但其分析手法，仍然不脱道德的赞美或批判。此后在《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随意杜撰的反真实性写作——再评〈废都〉》、《草率拟古的反现实性写作——三评〈废都〉》三篇文章里，李建军高扬了自己的道德批判意识，极尽丑化与挖苦作家贾平凹，根本不是什么作品评论。老实说《废都》写的确实不好，你要是直言批评，那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看看李建军是如何批评的：“贾平凹的粗糙的文字和贫乏的想象力，实在令人失望；他不过是个平庸但却勤奋的普通的‘著名作家’而已；他离‘大师’和‘天才’，比西京城离雅斯纳雅·波良纳还要远。”至于说“他（指贾平凹）是一个怯懦的人”更与文学评论没有任何的关系，近乎人身攻击。
真正的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应该采取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是与评论的作家平等的对话，绝不是高高在上的打压与诋毁。而在李建军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令他满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柳青的《创业史》是极其个别的例外），莫言的《檀香刑》“文体、语法、修辞上都有问题”，“一次失败的撤退”。阿来的《尘埃落定》只是“绣花碎片”，“失败的不可靠叙述者”，“远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刘震云的《一腔废话》、《手机》等小说是“没有收获的阅读”。残雪的小说是“一种怪异的文学现象，是修辞失败的产物”。余华的《鲜血梅花》“胡编乱造、乏味无聊”，《现实一种》“语言芜杂不整、情节荒诞离奇”，“总之，余华的小说是一种极端形态的病态化写作。”至于80年代的先锋小说更是被李建军骂得狗血淋头，马原只会“故弄玄虚”，洪峰“令人倒胃口”，北村“思想混乱、缺乏主题深度”。在博士李建军的眼里，中国当代文学仅有一部《平凡的世界》“丰富了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然而如此诋毁、贬低、丑化当代文学，不知道李建军的理论批评如何能够立足？
一切带有创新意味与超出常规的小说写作都会引起博士李建军的愤怒与批判，劳伦斯因为写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中大量的“性描写”让李建军极为不满，怒火喷薄：“劳伦斯的小说看不到包含着成熟的道德意识和可信赖的道德判断的思想”，“劳伦斯对性的理解是有害的，而他对性行为的渲染也是夸张的、病态的、粗俗的。”然而周作人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指出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由此可见，博士李建军头脑之封建与心灵之卑劣。而法国新小说派由于探索新的小说领域，运用新的表现手法和语言，展示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其倡导的“零度写作”与强调“物”和“空间”的重要性，重视叙述的技术，剥夺读者的阅读快感等风格都让李建军烦躁焦虑，恨之入骨，认为“没有哪一个现代小说流派像法国新小说派那样极端而有害”，“新小说的理论本身就是矛盾、混乱而有害的。” 19世纪的小说（李建军特别推崇的文学写作时代）仅仅反映了这个世界的A面，而法国新小说派偏偏呈现了世界的B 面。而这个世界的B 面就让博士李建军无法接受。事实上，20世纪就是一个不断突破以往既成的小说定义的时代，就是一个需要不断为小说重新界定，重新立法的时代。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再到罗伯·格里耶，20世纪的小说成了一种最具有先锋性与革命性的形式，也是一种最具可能性的形式。
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的“编后记”里，主编朱竞对“中国批评界的良心”与“文坛清道夫”李建军大加赞赏，认为“这样的敌人越多越好”，又说李建军“容不得任何人对文学的亵渎。”确实如此，越是声称容不得别人对文学的亵渎的人，自己越容易陷入对文学的亵渎的境地。在李建军的内心深处，只有19世纪的小说是伟大的，任何超越19世纪小说规范的举动都是对“文学的亵渎”，在这样的文学鉴赏眼光下，20世纪的文学理所当然在博士的心目中只是一堆狗屎。而“文坛清道夫”的责任就是清理狗屎与垃圾，难怪中国当代文学被他骂的体无完肤。法国思想家福科说过一句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这是一种理想的批评，也是所有批评家所梦想的境界，但李建军的批评只会努力下武断的判词，没有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任何的生命与活力。事实上，李建军的批评才是对文学的真正亵渎。在福科那种理想主义的批评面前，博士李建军的批评就像一堆狗屎与垃圾。
自甘为“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是让人大可佩服的，然而这样的敌人必须是诚实与认真的，他必须抛开个人的恩怨表达对“时代及其文学”的真实看法。这是我在阅读了李建军博士的大著《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之后的一些感想，本来坏书并不值得一谈，不过评论一直是我个人的兴趣，借此说说文学与批评的因缘，倒也顺理成章。江湖传闻李建军博士被誉为“中国批评界的良心”和“文坛清道夫”，这样的道德高帽子戴在一个批评家的头上，十分的可疑。记得英国人王尔德说过一句话：“文学就是撒谎。” 王尔德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然宣称文学就是撒谎的大作家。他提出这一观点，我猜想是有一个目的：告诫人们不要从道德角度来评判文学，因为撒谎是恶德，根本无须讨论。文学作品固然有好坏，但好坏不在于是否善，也不在于是否真，而仅仅在于是否美。
然而李建军博士却祭起道德的手术刀，对当代作家进行道德大批判。在《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一文里，李建军罕见地赞扬了路遥的“叙写道德上的善良”之主题。尽管这是李建军极其罕见的对当代文学所表示的敬意之文，但其分析手法，仍然不脱道德的赞美或批判。此后在《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随意杜撰的反真实性写作——再评〈废都〉》、《草率拟古的反现实性写作——三评〈废都〉》三篇文章里，李建军高扬了自己的道德批判意识，极尽丑化与挖苦作家贾平凹，根本不是什么作品评论。老实说《废都》写的确实不好，你要是直言批评，那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看看李建军是如何批评的：“贾平凹的粗糙的文字和贫乏的想象力，实在令人失望；他不过是个平庸但却勤奋的普通的‘著名作家’而已；他离‘大师’和‘天才’，比西京城离雅斯纳雅·波良纳还要远。”至于说“他（指贾平凹）是一个怯懦的人”更与文学评论没有任何的关系，近乎人身攻击。
真正的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应该采取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是与评论的作家平等的对话，绝不是高高在上的打压与诋毁。而在李建军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令他满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柳青的《创业史》是极其个别的例外），莫言的《檀香刑》“文体、语法、修辞上都有问题”，“一次失败的撤退”。阿来的《尘埃落定》只是“绣花碎片”，“失败的不可靠叙述者”，“远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刘震云的《一腔废话》、《手机》等小说是“没有收获的阅读”。残雪的小说是“一种怪异的文学现象，是修辞失败的产物”。余华的《鲜血梅花》“胡编乱造、乏味无聊”，《现实一种》“语言芜杂不整、情节荒诞离奇”，“总之，余华的小说是一种极端形态的病态化写作。”至于80年代的先锋小说更是被李建军骂得狗血淋头，马原只会“故弄玄虚”，洪峰“令人倒胃口”，北村“思想混乱、缺乏主题深度”。在博士李建军的眼里，中国当代文学仅有一部《平凡的世界》“丰富了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然而如此诋毁、贬低、丑化当代文学，不知道李建军的理论批评如何能够立足？
一切带有创新意味与超出常规的小说写作都会引起博士李建军的愤怒与批判，劳伦斯因为写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中大量的“性描写”让李建军极为不满，怒火喷薄：“劳伦斯的小说看不到包含着成熟的道德意识和可信赖的道德判断的思想”，“劳伦斯对性的理解是有害的，而他对性行为的渲染也是夸张的、病态的、粗俗的。”然而周作人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指出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由此可见，博士李建军头脑之封建与心灵之卑劣。而法国新小说派由于探索新的小说领域，运用新的表现手法和语言，展示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其倡导的“零度写作”与强调“物”和“空间”的重要性，重视叙述的技术，剥夺读者的阅读快感等风格都让李建军烦躁焦虑，恨之入骨，认为“没有哪一个现代小说流派像法国新小说派那样极端而有害”，“新小说的理论本身就是矛盾、混乱而有害的。” 19世纪的小说（李建军特别推崇的文学写作时代）仅仅反映了这个世界的A面，而法国新小说派偏偏呈现了世界的B 面。而这个世界的B 面就让博士李建军无法接受。事实上，20世纪就是一个不断突破以往既成的小说定义的时代，就是一个需要不断为小说重新界定，重新立法的时代。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再到罗伯·格里耶，20世纪的小说成了一种最具有先锋性与革命性的形式，也是一种最具可能性的形式。
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的“编后记”里，主编朱竞对“中国批评界的良心”与“文坛清道夫”李建军大加赞赏，认为“这样的敌人越多越好”，又说李建军“容不得任何人对文学的亵渎。”确实如此，越是声称容不得别人对文学的亵渎的人，自己越容易陷入对文学的亵渎的境地。在李建军的内心深处，只有19世纪的小说是伟大的，任何超越19世纪小说规范的举动都是对“文学的亵渎”，在这样的文学鉴赏眼光下，20世纪的文学理所当然在博士的心目中只是一堆狗屎。而“文坛清道夫”的责任就是清理狗屎与垃圾，难怪中国当代文学被他骂的体无完肤。法国思想家福科说过一句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这是一种理想的批评，也是所有批评家所梦想的境界，但李建军的批评只会努力下武断的判词，没有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任何的生命与活力。事实上，李建军的批评才是对文学的真正亵渎。在福科那种理想主义的批评面前，博士李建军的批评就像一堆狗屎与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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