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的承担
朱学勤的承担
农历丙子年三月，正值琼岛春暖花开之际，朱学勤先生来琼讲学，余有幸与之晤谈。朱学勤先生曾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版）一书，他通过对让·雅克·卢梭的思想的穷追猛打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与扬弃，揭示了道德理想国的灾难，提醒人们：近代意识形态的起源，有一部分即来自这场革命所释放的道德灾变。此书影响极大，争议也极大。可谓是一本开风气之书也。在中国人心目中极为神圣的法国大革命神像，被朱学勤先生这本书轰然推倒，从此一切价值都变得模糊，不再有单一性的道德完美。
《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版）是朱学勤的一部读书札记，第一篇《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以一句“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朱学勤从学术入手，探讨存在之问题，对知识分子人格之弱点深入批判。而读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两相对照，我们更加理解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的悲壮与伟大。当有人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之时，而记忆却让历史复活，永久地拷问我们的灵魂。
捷克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自韩少功先生译为中文后，在大陆风行一时，其媚俗一说更是成为人们的谈资。而朱学勤先生却冷静地指出：“有人因为媚俗而成功，有人因为反对媚俗而获得更大成功。“如此，谁也无法真正脱俗。在这里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打着反对媚俗的幌子而更加庸俗的文化投机分子，知识分子的唯一使命就是毫不妥协的对现实进行批判。故王怡先生有云：“我把参与各种个案签名、参与各种维权活动和社会批评、参与各种利他事业的人，统统称之为社会中的知识份子。一个学者倘若没有这样的冲动和追求，那他最高程度上就仅仅是一个学术爱好者，简称学者，而不配称为一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诚哉斯言。
关于托马斯·潘恩、关于民主政治、关于人权的话题，我们一直缺乏平实而亲切的对话与理解，而朱学勤先生却点出潘恩思想所独有的光芒。潘恩的著作几乎构成了一场对18世纪社会的全面挑战。他也有缺陷，有矛盾，有一切思想家都无法避免的时代局限。但他被诽谤，被故意遗忘，却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世人所难接受、学者所不习惯的敢于实践、敢于战斗的美德。可是，恰恰因为这种美德，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这一页才放射出了逼人的光芒。在托马斯·潘恩看来，人民的生存权集中体现在参政选举权，要争生存权，首先就得争参政、选举权。此论可为我们中国人之当头棒喝。
在面对《顾准文集》时，朱学勤先生以一首宋代王安石的“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的诗篇起首，寄意深哀，感慨万分。《地狱里的思考--读顾准思想手记》，画龙点睛地指出当代思想家顾准先生的良知与识见。顾准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现象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朱学勤在此基础上，点明在某种意义上--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与经济基础的改革同步，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十年来的中国改革的迂回曲折，无不印证顾准之先见。
关于英美式的经验主义，中国学术界似乎缺乏认真而详实的研究，而朱学勤先生认为：“顾准以经验主义而不是以理想主义论证民主制度的理论态度，与本世纪最杰出的西方思想大家如海耶克、柏林、贡布里希等，几乎不谋而合。“但顾准的研究环境之劣令人叹息，历史不容假如，我们依然会想：顾准的研究条件与海耶克、柏林、贡布里希一样的话，他又会有怎样的大成就呢？大诗人布罗茨基有句名言：“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顾准正可当之。在那样黑暗的年代，顾准以寂寞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自己的存在，并在数十年后照亮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理想主义虽然美丽，但将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终极目的而追求时，理想主义便可能成为一种专制主义，将人间演变为地狱，而在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历史中，不是发生过这种情况么？我们永不该遗忘，那是数千万人的生命作代价所换来的结果。倘若牺牲如此之大，所得却极小，我们可真只剩下羞愧与耻辱了。顾准对“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的灌输表示了明确的反抗与拒绝，顾准如是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
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谈及历史教训，他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朱学勤先生认为这一条可以说是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泥沙俱下之时，酿成种种大患与灾难，至今病根未除。胡适先生曾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先走上前面的两步。“
《风声、雨声、读书声》一书，隐含着“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感时忧世，正如朱学勤先生自己所云：“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作后一种人。“又说：“生于这样的时代，不会有好心情。“或许人的真正幸福不在于自由，而在于对一种责任的承担。朱学勤先生以“问学十年“而自勉，余无缘问学，惟以国家之兴衰为重，抛弃一党之私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
农历丙子年三月，正值琼岛春暖花开之际，朱学勤先生来琼讲学，余有幸与之晤谈。朱学勤先生曾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版）一书，他通过对让·雅克·卢梭的思想的穷追猛打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与扬弃，揭示了道德理想国的灾难，提醒人们：近代意识形态的起源，有一部分即来自这场革命所释放的道德灾变。此书影响极大，争议也极大。可谓是一本开风气之书也。在中国人心目中极为神圣的法国大革命神像，被朱学勤先生这本书轰然推倒，从此一切价值都变得模糊，不再有单一性的道德完美。
《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版）是朱学勤的一部读书札记，第一篇《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以一句“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朱学勤从学术入手，探讨存在之问题，对知识分子人格之弱点深入批判。而读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两相对照，我们更加理解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的悲壮与伟大。当有人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之时，而记忆却让历史复活，永久地拷问我们的灵魂。
捷克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自韩少功先生译为中文后，在大陆风行一时，其媚俗一说更是成为人们的谈资。而朱学勤先生却冷静地指出：“有人因为媚俗而成功，有人因为反对媚俗而获得更大成功。“如此，谁也无法真正脱俗。在这里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打着反对媚俗的幌子而更加庸俗的文化投机分子，知识分子的唯一使命就是毫不妥协的对现实进行批判。故王怡先生有云：“我把参与各种个案签名、参与各种维权活动和社会批评、参与各种利他事业的人，统统称之为社会中的知识份子。一个学者倘若没有这样的冲动和追求，那他最高程度上就仅仅是一个学术爱好者，简称学者，而不配称为一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诚哉斯言。
关于托马斯·潘恩、关于民主政治、关于人权的话题，我们一直缺乏平实而亲切的对话与理解，而朱学勤先生却点出潘恩思想所独有的光芒。潘恩的著作几乎构成了一场对18世纪社会的全面挑战。他也有缺陷，有矛盾，有一切思想家都无法避免的时代局限。但他被诽谤，被故意遗忘，却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世人所难接受、学者所不习惯的敢于实践、敢于战斗的美德。可是，恰恰因为这种美德，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这一页才放射出了逼人的光芒。在托马斯·潘恩看来，人民的生存权集中体现在参政选举权，要争生存权，首先就得争参政、选举权。此论可为我们中国人之当头棒喝。
在面对《顾准文集》时，朱学勤先生以一首宋代王安石的“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的诗篇起首，寄意深哀，感慨万分。《地狱里的思考--读顾准思想手记》，画龙点睛地指出当代思想家顾准先生的良知与识见。顾准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现象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朱学勤在此基础上，点明在某种意义上--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与经济基础的改革同步，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十年来的中国改革的迂回曲折，无不印证顾准之先见。
关于英美式的经验主义，中国学术界似乎缺乏认真而详实的研究，而朱学勤先生认为：“顾准以经验主义而不是以理想主义论证民主制度的理论态度，与本世纪最杰出的西方思想大家如海耶克、柏林、贡布里希等，几乎不谋而合。“但顾准的研究环境之劣令人叹息，历史不容假如，我们依然会想：顾准的研究条件与海耶克、柏林、贡布里希一样的话，他又会有怎样的大成就呢？大诗人布罗茨基有句名言：“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顾准正可当之。在那样黑暗的年代，顾准以寂寞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自己的存在，并在数十年后照亮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理想主义虽然美丽，但将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终极目的而追求时，理想主义便可能成为一种专制主义，将人间演变为地狱，而在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历史中，不是发生过这种情况么？我们永不该遗忘，那是数千万人的生命作代价所换来的结果。倘若牺牲如此之大，所得却极小，我们可真只剩下羞愧与耻辱了。顾准对“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的灌输表示了明确的反抗与拒绝，顾准如是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
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谈及历史教训，他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朱学勤先生认为这一条可以说是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泥沙俱下之时，酿成种种大患与灾难，至今病根未除。胡适先生曾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先走上前面的两步。“
《风声、雨声、读书声》一书，隐含着“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感时忧世，正如朱学勤先生自己所云：“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作后一种人。“又说：“生于这样的时代，不会有好心情。“或许人的真正幸福不在于自由，而在于对一种责任的承担。朱学勤先生以“问学十年“而自勉，余无缘问学，惟以国家之兴衰为重，抛弃一党之私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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