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马修•阿诺德的政治与社会批评
09年暑假的读后感。
从书的标题以及副标题看来，这是一本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学术性较强的书。我之所以与其结缘，是因为大二下学期上的当代英国文化这门课，此书就是课上所讲授的内容的一个引证和材料。那么要说这本书，首先就要从当代英国文化课说起。课程花了大量篇幅讲述“文化”这个概念，并将其同我们平常所了解的狭义，甚至是广义的“文化”区分开来，对文化的阐释拉升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一种以完整的理智所指导的文明，而这种文明有其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朝着学习、追求完美和理性的方向发展——而这个对文明的阐释则来源于阿诺德对于“文化”的定义和理解；又或者说，两者不谋而合。
在放假后，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全书看完，只是这种“看”完全还处在一种接受的状态，尚未进入到批判性思考的阶段，而这皆因所“接受”之事物似乎超出了我能快速理解并转化到思考的能力；说得更甚，我仅得以囫囵吞枣地取得个大意，即作者的大立场，至于个中细致谈论到的问题，即作者在这些立场上针对具体事件进行评述的内容，则均不知所云——此皆由于自己所知甚少的缘故。如介绍中阿诺德自述的，“我只用简单的不讲系统的方法来做查询”，《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对文化作一番系统科学的学术论述，而只是作者持自己的立场对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的一些关乎文化的现象或作评论，或与论敌唇枪舌剑所成的一些“文章”，此书亦即为文章之合辑。由此，要深入理解文章中所讨论之事物，势必要谙熟19世纪英国的社会与政治风貌，懂得当时批评家、政客们所聚焦的、关心的问题所在——而这又正正是我所缺失的。某个时刻，感觉我就是在“未学行先学走”，基本的东西还没了解就去钻研大的深的，其情状就如小孩尚未识字便津津有味捧读四书五经一般，想来也觉得确是滑稽。于是，鉴于读者水平有限，此话奇怪但真切，这份读书报告也只能写到我力所能及的水平，简单对大意作个概括，同时在某些概念以及语言层面也有所收获。
全书的主体是六个章节，亦即六篇散文，全都围绕“文化”这个大主题而又各有各的聚焦点。六篇分别为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随心所欲、各行其是(Doing as One Likes)；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Barbarians, Philistines, Populace)；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Hebraism and Hellenism)；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Porro Unum Est Necessarium)；自由党的实干家(Our Liberal Practitioners)。
在引言中，有这样一段：“如果一个文化人被同胞选进了下院，那么目前他对他们所能说的最为适切的话，莫过于苏格拉底的那一句‘了解你自己！’心中向往掌握权力的人嘴里是说不出这句话的。”“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有责任能力的人群中，在眼下这个时期，文化人正是不能适当地委之以权力的阶层；然而我却不敢断定，问题出在文化人身上，我们的社会倒是没有过失的。”从这些话中，对于文化的评论缓缓拉开序幕，阿诺德似乎将文化置于一个高于政治的位置，以其理性高呼，而从语言中看出，他自己则是不向往掌权的一分子，冷静地以旁观者的姿态道出文化应能对政治起到的作用。
在第一篇中，阿诺德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它的动力并非知识或首先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其实于全书中，阿诺德都一直十分强调文化与完美、和谐的关系，将文化视为最高理性，能够超越人的任何缺陷或局限，以指导人类前行的一种“东西”：“完美最终应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他把这个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区分开来：“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而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随即，阿诺德又以较长的篇幅批判了当时英国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的风尚，他强调，人们应该清晰地区分开过程（或是工具）与目标，以及辨认清楚两者的实质关系——追求的应为终极目标，而不应只困于工具，反倒把工具敬为目标崇拜对象。接下去就是具体评论被奉为目标的工具：铁路和煤炭、财富、人口和身体等等，进而指出人生理想应该是各方面达到完美、值得以全部力量追求的美好、光明和完美的理想。然而，在最后总结的这一点上，由于水平有限，我不十分理解——我很明白关于追求目标和追求工具的关系，只是阿诺德不断重申的所谓“美好与光明”，那个完美的理念难道不是有点抽象或者虚无吗？至少，工具都是具体的可体察的东西，对于工具的追求，由于目标较明确，因而也较易确定所追求之物而不至于迷失，我想这或许也可成为当时人们推崇目标崇拜的原因吧；像美好、光明、完美这种透过语言高度概括的理念，人们又应如何把握呢？最终，有什么尺度得以衡量到底人们完成了对它们的追求与否呢？这就是我遗留下的一点疑惑。
第二篇中，阿诺德主要批判了当时英国人普遍的强调个人自由的倾向，以及从第一篇引申出的“光明”，亦指“理智”在这个中的作用，理智缺失则导致目标、方向缺失——“我们的流行观念是，对一个人来说，最幸运、最重要的只是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至于人有了随心所欲的自由时要做些什么，我们就不大看重了。”在阿诺德看来，甚至连“自由”，这个被历史过往无数人奉为最高追求的东西，也认为是一个“工具”罢了：“我们崇尚自由本身，为自由而自由，我们迷信工具手段，无政府倾向正在显化。”无可否认，阿诺德的这番话语实有其批判作用，也引导我开始思考“自由”到底是什么——这在以往人们所赞颂的“自由”中似乎真的没有确切地提到——究竟得到自由后，又是什么呢？人们在缺乏自由的情况下声声颂扬自由的崇高，对很多人来说，是否真的只是表达对于无法得到之物的一种渴盼呢？而无论这个“无法得到之物”是什么，最终都可归咎于自由的缺失——取得此物的自由（作为工具）的缺失。若从这个角度谈，自由成为了工具，其价值便被大打折扣了——阿诺德则着实很在理。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读到阿诺德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在最后一篇《结论》中，有“不论谁在管理这个社会，不论我们多么想赶走他们，不让他们继续管理下去，但只要他们还在任期内，我们就要坚定地、一心不二地支持他们制止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和混乱的局面。这是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完美。”他对于“解决问题”的看法：“我们寻求的用以对抗无政府倾向的‘权威’准则，就是健全的判断力、思想、理智之光。”阿诺德接着阐释了他对国家的定义，国家作为避免无政府倾向的工具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文化及“优秀的自我”在抑制无政府时引导国家的必要性。
第三篇，阿诺德集中于社会三个阶层的评论——他分别将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命名为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以及群氓(Populace)。阿诺德认为，“野蛮人”贵族代表了“美好”，独缺“光明”——“一般来说贵族的文化主要是外在的文化，其主要的构成似乎仍是外部的魅力和造诣，以及浅表层的内在美德；这个阶级的完美适中之惟一的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而对“非利士人”中产阶级，阿诺德言语中满溢批判之辞——“我们的中产阶级岂止不追求美好与光明，相反他们喜欢的就是工具，……我常提到，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的生活。”最后，对“群氓”劳工阶级的评价则是毁誉参半——“劳工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勤勤恳恳地按照古奇太太的金科玉律行事，……就那些似乎确实在为伟大目标出力的劳工阶级成员而言，我们可以贴切地将其归入非利士人之列”；“但劳工阶级中最后还有个及其庞大的部分”指的是那些粗野的社会地层，“群氓”之称也由之而来。在分别评论各阶级过后，阿诺德仍不忘加上，“在社会阶级的区分之下，仍存在着人性的共同基础，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具有那些将我们的同胞塑造成其他阶级的倾向和激情”，同时，每个人也有着向其他阶级转变的潜在可能。
第四篇，阿诺德讲到了人类的两种精神准则，或说是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文中，阿诺德主要探讨了两种精神的差异性，“在希腊和希伯来观念的背后都是人生来就有的追随天道和神的意旨、追求普遍秩序的欲望”，不同的是，“希伯来精神的主导是严正的良知，最重要是行为和服从；而希腊精神的主导是意识的自发性，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阿诺德认为，“世界本应在这两极之间取得平衡，只是事实上又从来不曾做到过。”文中，我们也能看到阿本人似乎是倾向于希腊精神的。再继而，他更深入探讨希伯来精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阿诺德指出，“英国人在实际生活和道德行为方面仍然具有强烈的希伯来特性：自信，坚持，专注（清教精神便是这种倾向的体现）。”由此，他提倡英国人应该更多地将希腊精神引进来，以调和希伯来精神所占的过多的比重。
第五篇和第六篇里，阿诺德进一步探讨前文所说的美好与光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问题，他在前文基础上更深入地针对当时的宗教、政治、社会现象以及时评具体地结合其个人立场加以论述。对于我所知不多的这些背景，也就不好理解、评论了。
总之，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大的基调就是提倡追求完美、理性的文化与最优秀的自我，以控制无政府状态的倾向。——“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
从书的标题以及副标题看来，这是一本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学术性较强的书。我之所以与其结缘，是因为大二下学期上的当代英国文化这门课，此书就是课上所讲授的内容的一个引证和材料。那么要说这本书，首先就要从当代英国文化课说起。课程花了大量篇幅讲述“文化”这个概念，并将其同我们平常所了解的狭义，甚至是广义的“文化”区分开来，对文化的阐释拉升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一种以完整的理智所指导的文明，而这种文明有其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朝着学习、追求完美和理性的方向发展——而这个对文明的阐释则来源于阿诺德对于“文化”的定义和理解；又或者说，两者不谋而合。
在放假后，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全书看完，只是这种“看”完全还处在一种接受的状态，尚未进入到批判性思考的阶段，而这皆因所“接受”之事物似乎超出了我能快速理解并转化到思考的能力；说得更甚，我仅得以囫囵吞枣地取得个大意，即作者的大立场，至于个中细致谈论到的问题，即作者在这些立场上针对具体事件进行评述的内容，则均不知所云——此皆由于自己所知甚少的缘故。如介绍中阿诺德自述的，“我只用简单的不讲系统的方法来做查询”，《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对文化作一番系统科学的学术论述，而只是作者持自己的立场对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的一些关乎文化的现象或作评论，或与论敌唇枪舌剑所成的一些“文章”，此书亦即为文章之合辑。由此，要深入理解文章中所讨论之事物，势必要谙熟19世纪英国的社会与政治风貌，懂得当时批评家、政客们所聚焦的、关心的问题所在——而这又正正是我所缺失的。某个时刻，感觉我就是在“未学行先学走”，基本的东西还没了解就去钻研大的深的，其情状就如小孩尚未识字便津津有味捧读四书五经一般，想来也觉得确是滑稽。于是，鉴于读者水平有限，此话奇怪但真切，这份读书报告也只能写到我力所能及的水平，简单对大意作个概括，同时在某些概念以及语言层面也有所收获。
全书的主体是六个章节，亦即六篇散文，全都围绕“文化”这个大主题而又各有各的聚焦点。六篇分别为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随心所欲、各行其是(Doing as One Likes)；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Barbarians, Philistines, Populace)；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Hebraism and Hellenism)；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Porro Unum Est Necessarium)；自由党的实干家(Our Liberal Practitioners)。
在引言中，有这样一段：“如果一个文化人被同胞选进了下院，那么目前他对他们所能说的最为适切的话，莫过于苏格拉底的那一句‘了解你自己！’心中向往掌握权力的人嘴里是说不出这句话的。”“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有责任能力的人群中，在眼下这个时期，文化人正是不能适当地委之以权力的阶层；然而我却不敢断定，问题出在文化人身上，我们的社会倒是没有过失的。”从这些话中，对于文化的评论缓缓拉开序幕，阿诺德似乎将文化置于一个高于政治的位置，以其理性高呼，而从语言中看出，他自己则是不向往掌权的一分子，冷静地以旁观者的姿态道出文化应能对政治起到的作用。
在第一篇中，阿诺德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它的动力并非知识或首先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其实于全书中，阿诺德都一直十分强调文化与完美、和谐的关系，将文化视为最高理性，能够超越人的任何缺陷或局限，以指导人类前行的一种“东西”：“完美最终应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他把这个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区分开来：“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而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随即，阿诺德又以较长的篇幅批判了当时英国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的风尚，他强调，人们应该清晰地区分开过程（或是工具）与目标，以及辨认清楚两者的实质关系——追求的应为终极目标，而不应只困于工具，反倒把工具敬为目标崇拜对象。接下去就是具体评论被奉为目标的工具：铁路和煤炭、财富、人口和身体等等，进而指出人生理想应该是各方面达到完美、值得以全部力量追求的美好、光明和完美的理想。然而，在最后总结的这一点上，由于水平有限，我不十分理解——我很明白关于追求目标和追求工具的关系，只是阿诺德不断重申的所谓“美好与光明”，那个完美的理念难道不是有点抽象或者虚无吗？至少，工具都是具体的可体察的东西，对于工具的追求，由于目标较明确，因而也较易确定所追求之物而不至于迷失，我想这或许也可成为当时人们推崇目标崇拜的原因吧；像美好、光明、完美这种透过语言高度概括的理念，人们又应如何把握呢？最终，有什么尺度得以衡量到底人们完成了对它们的追求与否呢？这就是我遗留下的一点疑惑。
第二篇中，阿诺德主要批判了当时英国人普遍的强调个人自由的倾向，以及从第一篇引申出的“光明”，亦指“理智”在这个中的作用，理智缺失则导致目标、方向缺失——“我们的流行观念是，对一个人来说，最幸运、最重要的只是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至于人有了随心所欲的自由时要做些什么，我们就不大看重了。”在阿诺德看来，甚至连“自由”，这个被历史过往无数人奉为最高追求的东西，也认为是一个“工具”罢了：“我们崇尚自由本身，为自由而自由，我们迷信工具手段，无政府倾向正在显化。”无可否认，阿诺德的这番话语实有其批判作用，也引导我开始思考“自由”到底是什么——这在以往人们所赞颂的“自由”中似乎真的没有确切地提到——究竟得到自由后，又是什么呢？人们在缺乏自由的情况下声声颂扬自由的崇高，对很多人来说，是否真的只是表达对于无法得到之物的一种渴盼呢？而无论这个“无法得到之物”是什么，最终都可归咎于自由的缺失——取得此物的自由（作为工具）的缺失。若从这个角度谈，自由成为了工具，其价值便被大打折扣了——阿诺德则着实很在理。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读到阿诺德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在最后一篇《结论》中，有“不论谁在管理这个社会，不论我们多么想赶走他们，不让他们继续管理下去，但只要他们还在任期内，我们就要坚定地、一心不二地支持他们制止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和混乱的局面。这是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完美。”他对于“解决问题”的看法：“我们寻求的用以对抗无政府倾向的‘权威’准则，就是健全的判断力、思想、理智之光。”阿诺德接着阐释了他对国家的定义，国家作为避免无政府倾向的工具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文化及“优秀的自我”在抑制无政府时引导国家的必要性。
第三篇，阿诺德集中于社会三个阶层的评论——他分别将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命名为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以及群氓(Populace)。阿诺德认为，“野蛮人”贵族代表了“美好”，独缺“光明”——“一般来说贵族的文化主要是外在的文化，其主要的构成似乎仍是外部的魅力和造诣，以及浅表层的内在美德；这个阶级的完美适中之惟一的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而对“非利士人”中产阶级，阿诺德言语中满溢批判之辞——“我们的中产阶级岂止不追求美好与光明，相反他们喜欢的就是工具，……我常提到，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的生活。”最后，对“群氓”劳工阶级的评价则是毁誉参半——“劳工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勤勤恳恳地按照古奇太太的金科玉律行事，……就那些似乎确实在为伟大目标出力的劳工阶级成员而言，我们可以贴切地将其归入非利士人之列”；“但劳工阶级中最后还有个及其庞大的部分”指的是那些粗野的社会地层，“群氓”之称也由之而来。在分别评论各阶级过后，阿诺德仍不忘加上，“在社会阶级的区分之下，仍存在着人性的共同基础，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具有那些将我们的同胞塑造成其他阶级的倾向和激情”，同时，每个人也有着向其他阶级转变的潜在可能。
第四篇，阿诺德讲到了人类的两种精神准则，或说是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文中，阿诺德主要探讨了两种精神的差异性，“在希腊和希伯来观念的背后都是人生来就有的追随天道和神的意旨、追求普遍秩序的欲望”，不同的是，“希伯来精神的主导是严正的良知，最重要是行为和服从；而希腊精神的主导是意识的自发性，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阿诺德认为，“世界本应在这两极之间取得平衡，只是事实上又从来不曾做到过。”文中，我们也能看到阿本人似乎是倾向于希腊精神的。再继而，他更深入探讨希伯来精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阿诺德指出，“英国人在实际生活和道德行为方面仍然具有强烈的希伯来特性：自信，坚持，专注（清教精神便是这种倾向的体现）。”由此，他提倡英国人应该更多地将希腊精神引进来，以调和希伯来精神所占的过多的比重。
第五篇和第六篇里，阿诺德进一步探讨前文所说的美好与光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问题，他在前文基础上更深入地针对当时的宗教、政治、社会现象以及时评具体地结合其个人立场加以论述。对于我所知不多的这些背景，也就不好理解、评论了。
总之，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大的基调就是提倡追求完美、理性的文化与最优秀的自我，以控制无政府状态的倾向。——“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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