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黄鹄

    有人说：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
    从这个角度回首过去，使人打了一个寒颤。纵有光辉的人性与温暖的正义，更多的却满目萧然。活在世上之士，有远大的志向与臻于完美的节操，却无奈地被时代带来的一切束缚，有无上的荣耀，更有言不尽的苦楚、血泪，都笼罩着悲壮的色彩。但这层蒙灰的纱，却依旧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为什么？明知道无法改变什么依旧奋不顾身？明知道结局依旧不放弃？明知道会如此凄凉仍不低头？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知道了结局，无法回头，却还必须走在一条注定失败的路上。颜文忠知道李希烈不会放过自己，却没有回头；于谦知道自己拥立景泰之后会遭遇清算，却至死不渝；张文忠想到过自己死后万历的冷酷，却依旧变法；林文忠临走之前考虑过销烟之后君王的无情，却正气向前。是的，这是背后的信仰与理念告诉他们，催使他们，却不曾想这竟可使他们如此执着。
    想知道这股力量究竟可以多么强大，一直在寻找着答案。

    视角停留在了《李鸿章传》之上，因为此书特殊的作者、主人公。两人只有在政治方面有过交集，但他们都在一条路上失败了，黯然离场，因此更能明白对方煎熬的感觉、艰难的处境。让我尤为敬佩的是梁公的眼界，对于世界各状之驾轻就熟，是近代以来国人中罕有的世界观，更为完整的史学体系，成就了当代人写当代史之不朽，近代人看世界之不朽。但纵然有梁公妙笔，此书能够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还是在于着笔李鸿章，那是中国人难以抹去的家国情节。
    李鸿章是个复杂的人物，是他曾带来了富国强兵的希望，而也是他的背影，让中国近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因此可确定“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对于任何人，只有给他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位，才更清晰地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梁公说他是“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确如其言，作为一生在中华传统熏陶下成长的人，往往于旧时代难以完全破格，愿意接受外来的文化，却源于自身的束缚，显得不彻底。在他的身上集中着近代中国难以取舍的选择。
    李鸿章一生之兴乃在于军事。太平天国十一年之动荡，拉开了一个新时代之序幕，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相继登上了这个舞台。曾国藩号召天下英杰，一时云集曾氏幕府。此间，李鸿章成长了起来。因其年轻时师从曾国藩，其又为年伯，故深受其重视，长期跟随从军，“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 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就于其才有心培养，然在其资历与当时主将相比尚浅，在曾国荃攻克安庆、浙江军务悉数托付左宗棠之后，便将江苏、上海要地之防御重任托付于他。当时之中心聚焦于曾国荃部，李鸿章之位置虽重要却并不关键，但在其中，不仅有曾国藩所给予的厚望，从中他也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资本——淮军，这对他今后的人生起着关键深远的影响。
    曾李一脉相承，其军事上，在于其用兵力求稳，这与他们的教育修养有关。曾氏练兵以“辨等明威”军礼、三纲五常之礼教、同乡共里之观念，形成长期强盛的战斗力，（各军效之）而后期湘军以压倒性优势围攻太平天国（曾国荃部从安庆至金陵、李鸿章自上海江苏方向、左宗棠自浙江方向、沈葆桢自江西方向等）各方部署，不可谓不慎。而李与曾一样，他们是全局统帅，有统筹全局的眼光与豁达，却并非面面俱到，“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李”，使他们充实自己的实力，形成了英才济济的幕僚群体；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楚勇左宗棠，其人面面俱到，是个全才，然因此，阻碍了楚勇他人“出人头地”，往往军中牵一发动全身，缺其便瘫痪，而这种特点在日后的洋务运动及外交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李鸿章往往能够吸引一批人才在其麾下奋力，故在洋务运动中独占鳌头，举足轻重，绝无侥幸；外交中往往能算清各方利害关系，以尽量获得自己的预期目标。
    当时西人已盘桓上海，而初至的李，对此一无所知，却迅速地在这个势力交织复杂的环境里得心应手，得到了常胜军的全力支持。从中可见一斑：白齐文投降事件，“事闻，李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慨，论者韪之。”此亦是之后李外交手段之缩影，而在李所拥有的非凡名望，与他个人强硬不无关系。而在与常胜军的合作之中，李鸿章意识到了我国与西方的差异，但考虑到其时军事器物为要，而难以考虑更多，然也已经从外籍将领和外来人士口中，对那个遥远的西方有了个了解，他希望国内安定之后，如他方那般改革富国强兵（事后证明同仁也有此意），于是有了洋务运动。
    以上言者，我认为是李鸿章属于自己的个性，其他的，与家国死死缠在一起。在平捻之后，李基本已经取代曾在汉系中的领导地位。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尴尬也立刻暴露出来了。清朝“以东北一部落，入主华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驾驭万万之主民”，再经历了三藩之乱、白莲教起义之后，对汉人有着与日俱增的戒备，因空有百万八旗绿营兵，却跟随着王朝江河日下不复昔日之光辉，起用湘军之类的汉人武装，既希望其能够竭尽全力剿灭威胁，又怕其发展成自己难以控制的强大力量。故曾国藩在平叛时拥有东南各省的军政大权，之后，清廷便匆匆收回了他的权力。
    后世论洋务运动多以为其失败在于推行者“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深不以为然。何人能够改变政体？观古之改革者，如韩文忠公德让、张文忠公居正，无不位极人臣，甚至功高震主，说一不二；近代政体改革者如德、日，俾斯麦和大久保利通皆是站在国家最高权力行政机关，自上而下改革。反观李文忠公，虽声望极高，然平叛结束，便打回原形，虽一生历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然“仅有虚名，不能到任”，恒奔命于为清廷灭火，对于一个从未在京长期任职，关键时期未任军机大臣者，如何有最高权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此不现实。总理衙门虽凌驾于六部之上，然当时科举得志者皆往六部而去，随着骨干们的相继离世，后期的洋务派就面临着“后无来者”的尴尬。也就是说当时的洋务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完全支持，故只可部分领域、要地进行，大有地方改革到中央之势，此类改革有成功者乎？再者，清廷于洋务运动期间，竟破格启用汉人为军机大臣，却俱为“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如李鸿藻、翁同龢），亦有提拔沈葆桢、张之洞分化洋务派之举（两人与李时有争执），其行令人心寒。
    然李曾有一种机会。曾以以伊犁与戈登论何以振兴中国，戈登答：“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而李君“瞿然改容，舌挤而不能言。”他何尝不知该如何改革，可是心里祈求有一种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君臣，这种纲常他认同了一辈子，一朝一夕已难改变。“李鸿章，纯臣也”。此虽于情理之中，却也掐断了中国希望的可能。这是他的选择，他没有那样的胆识与勇气，所以只能成为“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因此在我眼里，他注定不是那个时代的主宰者，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不能改变大局，只能在自己认定有希望的那条路上狂奔。
    而之后他努力的一切成果，都是由他的国家直接影响，他也无法改变，如世人瞩目的甲午战败和失意的外交生涯。甲午海战，与日本“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近代有言海军军款用于慈禧寿宴而致败，非也。我方统治者始终“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故长期投入可防御即止，而明治疯狂备战，倾全国之力欲与中国豪赌。实际此战，赢者为亚洲霸主，加入列强行列；败者一无所有，任人宰割，而当局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不及平定太平天国的力度，只派出北洋水师，无论朝鲜战场如何，败局早已注定。梁公言：“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其时日本与华实力相差不大，实际相差的不是实力，而是远见，被英法打怕了的清廷只会为下一次战败未雨绸缪，却没有翻盘重来的谋断。此中，李鸿章虽是统帅，然朝廷之宗旨不可不从，若以己之意畅然而为，就不是他了，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世之名尽付《马关》。曾言：弱国无外交。此切肤之痛。外交，实际是国家实力的缩影。无论是前期的亲英还是后期的亲俄，都是李鸿章就当时清廷之弱势无奈之举，他所要的不是示好于某固定的国家，而是可以让他的国家能够得到庇佑安宁的势力，而其中必是要付出代价的，以后世之眼界视之，非上策，一国需要独立自强方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平等发言的权利，然设身处地而想，他亦无奈。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却在国人眼里，形同秦桧，唾骂不已，然实则李之悲凉，亦是清廷之颓影，非其颓败，何以低头？
    但十足耐人寻味的是，当世有论，李鸿章、俾斯麦、格兰斯顿为三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其为中国唯一可与欧美列强相与竞争之人物，其到德国、美国，欢迎之盛况，令人惊叹。我想，此是欧美人民对他的理解，他所做的和他们的领袖一样，用一切，捍卫国家的尊严与利益，此情举世通懂，故此份铮然铁骨，举世动容。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遭遇日本浪人刺杀，却拒不治疗，正言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而伴随自己的名字与不平等条约接连挂钩，方形成今日华人对李之百感交集，他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必然结局。而随着他的愀然离世，中国之格局大有变动，风雨飘摇中不知驶向何方，李未竟之事业，数十年后方有继承，念之断人肠。
    “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也许这就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印象，然诸人毕生之牺牲终有回报之日，而李侯前半生驰骋得意，后半生失意殆尽。我想，他预感到过那一天的到来，却走上了那条人生路，从不会也不能有反悔的余地，一切都倾注在这片土地上了。曾记否，登黄鹄号，望尽长江，共畅吾辈之志。那不只是他，而是他们共同的梦想：
建康城上，燕子矶头缨请令。半生奔骑，绝域长云饮沅湘。
陨晖威海，泣血碧涛逐浪溟。重梦黄鹄，诺重君记共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