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徐俊总编回忆周振甫
春雨润物细无声
——周振甫先生琐忆
徐 俊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10日 07 版）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周振甫先生，大多是从一本薄薄的小书《诗词例话》开始的。《诗词例话》于1979年修订再版，那一年我刚进大学，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读到的最好的古典诗词入门书。幸运的是，1983年我分配到中华工作，1985年进入文学编辑室，竟然有机会与周先生成为同事。在知道分配到中华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中华的工作场景和那些令人敬重的编辑形象，周先生是与我所想象的老编辑形象最为贴近的人，朴素、亲和，透着一股文雅之气。
我到文学室的时候，周先生已不每天到局上班，而是一周两次，仍承担编辑任务，叶瑛遗稿《文史通义校注》的整理和编辑出版，就是周先生这段时间完成的。周先生的办公桌在隔壁的副总经理室，不跟文学室同事一起办公。但是周先生的信箱，一个旧书柜的中间抽屉，就在我的身后，周先生有很多的信，所以每次来局，他必先到我们办公室来。起初，我是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常被安排协助周先生做一些事情；后来我逐步承担起编辑室的领导工作，自然与周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周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和《文心雕龙今译》重排本，以及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诗经译注》等，都是1989年周先生正式退休后，由文学编辑室承担出版的。
周先生80岁以后还经常独自坐公交车来局，每次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之下，他才肯让书局派车送他回家。一次周先生患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编辑室派我陪周先生去公安医院，到医院后，周先生借故把我和司机支应回局，让我们中午再去医院接，但他看完病却直接乘公交回家，到家才电话告诉我们不必再接。除了他不时来局，我们也经常去幸福一村看望他。周先生的住所很简陋，南窗下一张老式书桌，前后都是满柜的书，周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岁月。记得2000年2月，周先生90岁生日，那一天我们和沈锡麟先生等先到亮马河畔的花卉市场，订制了一个插满99朵红玫瑰的花篮，又与傅璇琮、熊国祯先生和文学室、汉学室及人事处的同事一起去为周先生祝寿，拥挤的房间里充满了喜庆。
1980年代的中华，充溢着一种求知向学的风气。书局在礼堂开设古汉语班，由盛冬铃、陈抗、柴剑虹三位先生每周讲授王力《古代汉语》，参加者不仅有新进局的编辑、校对，还有在其他岗位包括读者服务部的年轻人。当时的团支部办了一张油印小报，记得周先生就曾将文章交油印小报发表。周先生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不善言辞，但和蔼可亲。每次有新著出版，他必签名送给编辑室每一位同事一册。我获得的第一本赠书是光明版的《文论漫笔》，后来是上古版《李商隐选集》、上教版《文章风格例话》，等等。周先生每次签名格式基本相同：某某同志 指正 振甫。娟秀的小字，一如他的为人。周先生是学者型编辑的代表，那时候，中华的老辈编辑如杨伯峻、王文锦、赵守俨，都有专精绝学。先后主管我们文学室的程毅中、傅璇琮先生，他们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都有重大的影响。书局提倡结合工作进行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室里的同事们都经常有作品发表。现在回想起来，身处其中的压力和动力，仍宛然在身。前辈的指引，同事的砥砺，自己的努力，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获益。
1987年夏，景桐和一兵兄分别从东北师大、吉大毕业入局，几位同事都爱好书法，每天中午文学室大屋就成了书法课堂，大家一起临帖习字。大多数时候是用旧报纸，偶尔也买来宣纸，仿古宣、瓦当联，语言室的刘宗汉兄有时也来助兴，大家轮番上阵，一笔落下，喝彩声起。有两次周先生来，正遇到我们聚众写字，在我们的请求下，也为我们现场挥毫。周先生平常写字用钢笔，字迹小而内敛，毛笔书法我只见过他为《诗林广记》、《竹坡诗话》等那一套诗话系列的题签。周先生现场用毛笔书写，直立悬腕，运转自如，一连数幅，一气呵成，绝无八秩老人的羸弱。前几年我在王湜华先生的《音谷谈往录》中，看到周先生1947年的一幅设色山水“云山无尽”，才知道周先生早年也曾耽于翰墨，功力非浅。周先生每次都是默写旧作诗词，我得到的两幅，一幅为《寄叶丈圣陶先生乐山》，另一幅为《题钱默存先生管锥编》：
高文何绮数谁能，谈艺今居最上层。
已探骊珠游八极，更添神智耀千灯。
九州论学应难继，异域怜才倘有朋。
试听萧韶奏鸣凤，起看华夏正中兴。
下一次再来局，周先生带了他的印章，是他的平湖同乡、海上篆刻大家陈巨来所刻，我们一一钤盖在周先生的墨宝上。
围绕着《谈艺录》和《管锥编》这两部学术巨著，周先生与钱锺书先生数十年交谊的种种佳话，已广为人知。钱先生《管锥编》序说：
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1975年，受钱先生之请，周振甫先生成为《管锥编》的第一个读者。1977年，《管锥编》正式交付中华，周先生又一次进行了全面的审读加工，与《谈艺录》一样，周先生为《管锥编》逐一拟订了小标题，留下了数万字的审稿记录。审稿意见的第一条就是针对钱先生序中的表彰之辞，请他酌改：“‘请益’、‘大鸣’、‘实归’是否有些夸饰，可否酌改？”钱先生在行侧批注说：“如蒲牢之鲸铿，禅人所谓‘震耳作三日聋’者。不可改也。”我第一次看到这份书稿档案，就为之动容，由此体会到“为人作嫁”的深意。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逝世，我特别从书稿档案中选取了两篇关于《管锥编》的选题、审读报告，整理发表于《书品》杂志（1999年第1期）。这两份报告均出自周振甫先生之手，是有关《管锥编》出版过程的最早档案记录。第一份《建议接受出版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即出版《管锥编》的选题报告，写于1977年10月24日，编辑部于次日即做出决定，同意立即联系接受出版，并要求“从审稿、发稿直到排印出书都作为重点书予以优先考虑”。第二份《〈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写于1977年12月1日，是周先生在审读完《管锥编》第一批原稿即《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三个部分后，所写的总体意见。作为《管锥编》的最早读者，周先生对此书的价值做出了敏锐而准确的评价，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00年5月15日，周振甫先生逝世，我又将陆续整理的《〈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后面所附38页具体意见，交《书品》连载发表（2000年第4、5、6期，2001年第1、2、3期）。这一份记录，除了少量有关编辑技术处理的内容外，绝大多数是具体问题的学术性探讨。更为可贵的是，对于周先生提出的每一条意见，钱先生都有认真的批注，短者数字，长则百言。阅读这些文字，好像是在聆听两位智者的对谈，娓娓之中，周先生的周详入微，钱先生的渊博风趣，如在眼前。后来，应复旦中文系傅杰兄之约，这份整理稿的全本，刊登于上海三联版的《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集（2002年），广为人知。另外书稿档案所存周先生1983年所写《谈艺录》（补订本）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也经我整理发表于《中国诗学》第7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近年，德国明斯特大学汉学系于宏先生等集数年之力，对这些笔谈记录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其成果即将以专书形式出版，成为世界学术界所珍视的一份学术遗产，令人欣慰。
除了《谈艺录》、《管锥编》，周先生晚年花功夫做的另一部书是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全三册）。钱基博先生是周先生在无锡国专的老师，《中国文学史》是作者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授课讲义，其中明代部分用商务旧刊本《明代文学》代替，清代部分“文革”中被毁，故附录两篇论文《清代文学纲要》和《读清人集别录》以弥补缺憾。此书由石声淮、钱钟霞夫妇和彭祖年、吴忠匡先生搜集整理，周先生负责联系出版及编辑工作。此书责任编辑仍由周先生担任，但由我协助周先生发稿和读校，周先生对原稿进行了细密的文字加工，对原稿论述欠周之处多有补苴罅漏。为此周先生曾亲携修改后的原稿，送呈钱锺书先生，钱先生通看了全部修改稿，表示认可。1993年3月，《中国文学史》即将付印，涉及合约及稿费处置，钱先生致函表示由周先生全权处理，原函如下（杨绛先生代笔）：
先君钱基博先生《中国文学史》之编辑整理工作，全出周振甫先生之力，我适大病，未效丝毫。特授权周振甫先生为此书订约甲方。所有稿酬，归其全权支配。
钱锺书（朱文印）
三月十六日于北京医院
签约及出版前后，周先生又为稿酬分配、样书寄送等琐事，屡屡与我们函商，一一交待。下面是周先生6月3日给我的信，迻录如下，以见一斑。
徐俊同志：
《中国文学史》的稿费事，请您注意一下。钱先生不受稿费，他在授权书上，要我处理。稿费请寄与钱钟霞同志的子女，即汇给武昌华中村14号石声淮，邮编430061，石是钟霞同志的丈夫，说明由他分给四个子女。
又《中国文学史》末了，有三篇后记，这三篇《后记》的稿费，倘已包括在版税内，是否从版税中支付，请您与中华商量一下。三篇《后记》的作者可否赠书，或在作者赠书中支付，请决定。作者之一吴忠匡，通讯处为哈尔滨师大家属宿舍和兴路7号3楼1室，邮编150080。
又《中国文学史》原稿，由彭祖年寄来。彭说，原稿在钟霞府上的，被红卫兵烧了。原稿在彭和同学手上的，在文革中毁了。彭和同学多方寻访，访到严学宭家有一部，是他爱人用心保藏的。因此彭要送一部书给严，还要给他和两位寻访的朋友，一共四部书，寄武昌华中村62号彭祖年，邮编430061。又《中国文学史》清代的《读清人文集叙录》，是托济南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王绍曾从图书馆中借《光华半月刊》来复制的，也想送一部给他。邮编250100。一共赠书五部。不知本书赠作者继承人几部，倘系十部，似可送钱先生五部，余五部即作为赠书。
多多费神，即请
大安
周振甫上
6/3
付印前，我曾就封面题签事与周先生商量，周先生表示他和钱先生都不便题签，最后才由我集王羲之字，交王增寅先生设计装帧。
回忆与周先生交往的点滴琐事，有一个镜头始终萦绕眼前，1997年8月周先生作为“东方之子”，回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提问，主持人问：“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周先生用浓重的乡音，淡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对这个回答，人们甚至会以为答非所问，但当我们去了解周先生从开明书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这五六十年的编辑人生，再看那些经过他编辑出版的著作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再看他留下来的一份份精细的审读报告和编辑记录，也许就不难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和份量了。令我深有所感的是，很多老一辈编辑，像周先生一样，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的传递，而这种职业品格，对中华书局这样的百年文化企业来说，无论她走多远，都是不可或缺的。
（附识：本文为周振甫先生百年冥诞而作。明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周先生是对书局发展有过重要贡献者，谨以此文表示一份敬意。）
——周振甫先生琐忆
徐 俊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10日 07 版）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周振甫先生，大多是从一本薄薄的小书《诗词例话》开始的。《诗词例话》于1979年修订再版，那一年我刚进大学，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读到的最好的古典诗词入门书。幸运的是，1983年我分配到中华工作，1985年进入文学编辑室，竟然有机会与周先生成为同事。在知道分配到中华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中华的工作场景和那些令人敬重的编辑形象，周先生是与我所想象的老编辑形象最为贴近的人，朴素、亲和，透着一股文雅之气。
我到文学室的时候，周先生已不每天到局上班，而是一周两次，仍承担编辑任务，叶瑛遗稿《文史通义校注》的整理和编辑出版，就是周先生这段时间完成的。周先生的办公桌在隔壁的副总经理室，不跟文学室同事一起办公。但是周先生的信箱，一个旧书柜的中间抽屉，就在我的身后，周先生有很多的信，所以每次来局，他必先到我们办公室来。起初，我是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常被安排协助周先生做一些事情；后来我逐步承担起编辑室的领导工作，自然与周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周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和《文心雕龙今译》重排本，以及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诗经译注》等，都是1989年周先生正式退休后，由文学编辑室承担出版的。
周先生80岁以后还经常独自坐公交车来局，每次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之下，他才肯让书局派车送他回家。一次周先生患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编辑室派我陪周先生去公安医院，到医院后，周先生借故把我和司机支应回局，让我们中午再去医院接，但他看完病却直接乘公交回家，到家才电话告诉我们不必再接。除了他不时来局，我们也经常去幸福一村看望他。周先生的住所很简陋，南窗下一张老式书桌，前后都是满柜的书，周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岁月。记得2000年2月，周先生90岁生日，那一天我们和沈锡麟先生等先到亮马河畔的花卉市场，订制了一个插满99朵红玫瑰的花篮，又与傅璇琮、熊国祯先生和文学室、汉学室及人事处的同事一起去为周先生祝寿，拥挤的房间里充满了喜庆。
1980年代的中华，充溢着一种求知向学的风气。书局在礼堂开设古汉语班，由盛冬铃、陈抗、柴剑虹三位先生每周讲授王力《古代汉语》，参加者不仅有新进局的编辑、校对，还有在其他岗位包括读者服务部的年轻人。当时的团支部办了一张油印小报，记得周先生就曾将文章交油印小报发表。周先生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不善言辞，但和蔼可亲。每次有新著出版，他必签名送给编辑室每一位同事一册。我获得的第一本赠书是光明版的《文论漫笔》，后来是上古版《李商隐选集》、上教版《文章风格例话》，等等。周先生每次签名格式基本相同：某某同志 指正 振甫。娟秀的小字，一如他的为人。周先生是学者型编辑的代表，那时候，中华的老辈编辑如杨伯峻、王文锦、赵守俨，都有专精绝学。先后主管我们文学室的程毅中、傅璇琮先生，他们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都有重大的影响。书局提倡结合工作进行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室里的同事们都经常有作品发表。现在回想起来，身处其中的压力和动力，仍宛然在身。前辈的指引，同事的砥砺，自己的努力，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获益。
1987年夏，景桐和一兵兄分别从东北师大、吉大毕业入局，几位同事都爱好书法，每天中午文学室大屋就成了书法课堂，大家一起临帖习字。大多数时候是用旧报纸，偶尔也买来宣纸，仿古宣、瓦当联，语言室的刘宗汉兄有时也来助兴，大家轮番上阵，一笔落下，喝彩声起。有两次周先生来，正遇到我们聚众写字，在我们的请求下，也为我们现场挥毫。周先生平常写字用钢笔，字迹小而内敛，毛笔书法我只见过他为《诗林广记》、《竹坡诗话》等那一套诗话系列的题签。周先生现场用毛笔书写，直立悬腕，运转自如，一连数幅，一气呵成，绝无八秩老人的羸弱。前几年我在王湜华先生的《音谷谈往录》中，看到周先生1947年的一幅设色山水“云山无尽”，才知道周先生早年也曾耽于翰墨，功力非浅。周先生每次都是默写旧作诗词，我得到的两幅，一幅为《寄叶丈圣陶先生乐山》，另一幅为《题钱默存先生管锥编》：
高文何绮数谁能，谈艺今居最上层。
已探骊珠游八极，更添神智耀千灯。
九州论学应难继，异域怜才倘有朋。
试听萧韶奏鸣凤，起看华夏正中兴。
下一次再来局，周先生带了他的印章，是他的平湖同乡、海上篆刻大家陈巨来所刻，我们一一钤盖在周先生的墨宝上。
围绕着《谈艺录》和《管锥编》这两部学术巨著，周先生与钱锺书先生数十年交谊的种种佳话，已广为人知。钱先生《管锥编》序说：
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1975年，受钱先生之请，周振甫先生成为《管锥编》的第一个读者。1977年，《管锥编》正式交付中华，周先生又一次进行了全面的审读加工，与《谈艺录》一样，周先生为《管锥编》逐一拟订了小标题，留下了数万字的审稿记录。审稿意见的第一条就是针对钱先生序中的表彰之辞，请他酌改：“‘请益’、‘大鸣’、‘实归’是否有些夸饰，可否酌改？”钱先生在行侧批注说：“如蒲牢之鲸铿，禅人所谓‘震耳作三日聋’者。不可改也。”我第一次看到这份书稿档案，就为之动容，由此体会到“为人作嫁”的深意。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逝世，我特别从书稿档案中选取了两篇关于《管锥编》的选题、审读报告，整理发表于《书品》杂志（1999年第1期）。这两份报告均出自周振甫先生之手，是有关《管锥编》出版过程的最早档案记录。第一份《建议接受出版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即出版《管锥编》的选题报告，写于1977年10月24日，编辑部于次日即做出决定，同意立即联系接受出版，并要求“从审稿、发稿直到排印出书都作为重点书予以优先考虑”。第二份《〈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写于1977年12月1日，是周先生在审读完《管锥编》第一批原稿即《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三个部分后，所写的总体意见。作为《管锥编》的最早读者，周先生对此书的价值做出了敏锐而准确的评价，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00年5月15日，周振甫先生逝世，我又将陆续整理的《〈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后面所附38页具体意见，交《书品》连载发表（2000年第4、5、6期，2001年第1、2、3期）。这一份记录，除了少量有关编辑技术处理的内容外，绝大多数是具体问题的学术性探讨。更为可贵的是，对于周先生提出的每一条意见，钱先生都有认真的批注，短者数字，长则百言。阅读这些文字，好像是在聆听两位智者的对谈，娓娓之中，周先生的周详入微，钱先生的渊博风趣，如在眼前。后来，应复旦中文系傅杰兄之约，这份整理稿的全本，刊登于上海三联版的《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集（2002年），广为人知。另外书稿档案所存周先生1983年所写《谈艺录》（补订本）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也经我整理发表于《中国诗学》第7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近年，德国明斯特大学汉学系于宏先生等集数年之力，对这些笔谈记录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其成果即将以专书形式出版，成为世界学术界所珍视的一份学术遗产，令人欣慰。
除了《谈艺录》、《管锥编》，周先生晚年花功夫做的另一部书是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全三册）。钱基博先生是周先生在无锡国专的老师，《中国文学史》是作者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授课讲义，其中明代部分用商务旧刊本《明代文学》代替，清代部分“文革”中被毁，故附录两篇论文《清代文学纲要》和《读清人集别录》以弥补缺憾。此书由石声淮、钱钟霞夫妇和彭祖年、吴忠匡先生搜集整理，周先生负责联系出版及编辑工作。此书责任编辑仍由周先生担任，但由我协助周先生发稿和读校，周先生对原稿进行了细密的文字加工，对原稿论述欠周之处多有补苴罅漏。为此周先生曾亲携修改后的原稿，送呈钱锺书先生，钱先生通看了全部修改稿，表示认可。1993年3月，《中国文学史》即将付印，涉及合约及稿费处置，钱先生致函表示由周先生全权处理，原函如下（杨绛先生代笔）：
先君钱基博先生《中国文学史》之编辑整理工作，全出周振甫先生之力，我适大病，未效丝毫。特授权周振甫先生为此书订约甲方。所有稿酬，归其全权支配。
钱锺书（朱文印）
三月十六日于北京医院
签约及出版前后，周先生又为稿酬分配、样书寄送等琐事，屡屡与我们函商，一一交待。下面是周先生6月3日给我的信，迻录如下，以见一斑。
徐俊同志：
《中国文学史》的稿费事，请您注意一下。钱先生不受稿费，他在授权书上，要我处理。稿费请寄与钱钟霞同志的子女，即汇给武昌华中村14号石声淮，邮编430061，石是钟霞同志的丈夫，说明由他分给四个子女。
又《中国文学史》末了，有三篇后记，这三篇《后记》的稿费，倘已包括在版税内，是否从版税中支付，请您与中华商量一下。三篇《后记》的作者可否赠书，或在作者赠书中支付，请决定。作者之一吴忠匡，通讯处为哈尔滨师大家属宿舍和兴路7号3楼1室，邮编150080。
又《中国文学史》原稿，由彭祖年寄来。彭说，原稿在钟霞府上的，被红卫兵烧了。原稿在彭和同学手上的，在文革中毁了。彭和同学多方寻访，访到严学宭家有一部，是他爱人用心保藏的。因此彭要送一部书给严，还要给他和两位寻访的朋友，一共四部书，寄武昌华中村62号彭祖年，邮编430061。又《中国文学史》清代的《读清人文集叙录》，是托济南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王绍曾从图书馆中借《光华半月刊》来复制的，也想送一部给他。邮编250100。一共赠书五部。不知本书赠作者继承人几部，倘系十部，似可送钱先生五部，余五部即作为赠书。
多多费神，即请
大安
周振甫上
6/3
付印前，我曾就封面题签事与周先生商量，周先生表示他和钱先生都不便题签，最后才由我集王羲之字，交王增寅先生设计装帧。
回忆与周先生交往的点滴琐事，有一个镜头始终萦绕眼前，1997年8月周先生作为“东方之子”，回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提问，主持人问：“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周先生用浓重的乡音，淡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对这个回答，人们甚至会以为答非所问，但当我们去了解周先生从开明书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这五六十年的编辑人生，再看那些经过他编辑出版的著作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再看他留下来的一份份精细的审读报告和编辑记录，也许就不难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和份量了。令我深有所感的是，很多老一辈编辑，像周先生一样，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的传递，而这种职业品格，对中华书局这样的百年文化企业来说，无论她走多远，都是不可或缺的。
（附识：本文为周振甫先生百年冥诞而作。明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周先生是对书局发展有过重要贡献者，谨以此文表示一份敬意。）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