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透细膩自画像
这本和我已经有的那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4卷本《张爱玲文集》的第四卷(散文卷)有十篇重复(一共22篇),但还是觉得很值。其实仅冲着《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就值了,况且还有《忆胡适之》、《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等没有读过的。
《对照记》以保存“幸存的老照片”为由,实在聪明。谁入选谁不入选的讨论变得极无必要,因为她说了,本来就丢三拉四的,搬家的次数一多,精神一涣散,东西丢得更是多,赶紧的,“将幸存的老照片都收入全集内”。陈子善说她这是“别致而又漂亮的人生谢幕”,漏了最重要的一点:"聪明的”。早在1947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她就明白表达了对个人私生活的捍卫——宁肯承受谩骂。“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再怎么将《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当传记读,那体裁还是小说,那一个个人物也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对号配座是读者们的爱好。照片跟文学作品却有着质的区别,她断不会使其一一坐实的。而憎恶的人,绝对懒得说。就连赖雅,也是一张都没有。赖雅的照片,再怎么也不会不在幸存之列了吧。
对照着照片看文字,总归是件极为有趣的事儿,况且这是张爱玲的。55幅珍贵照片,看得感慨不已,不做点什么不能平静那种,于是大费功夫地建了个《传奇才女张爱玲》的相册(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54165574/)。梳理的过程,一再一再加深着叹服。就像读她那些文字,读完一篇,总要看看是哪一年写的,算算她当时的年龄,一次次强化着不可思议。读书这算一点好吧,就是有些人,本来于你完全有如神明,又高又远,可是因为读了他(她)的书,多读了几本,心理上就会滋生出许多亲切来。一页页细细翻看,看看照片再读读文字,心里满当当感觉好得不行。天才少女小时候长得“面团团”的,眼光是“怀疑一切”的;弟弟果真漂亮,“从小我们家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童言无忌•弟弟》);妈妈更美,饱满的额头,深目高鼻,薄嘴唇。在海船上那张侧面全身照,美得来,都可以印成画片儿了;一直以为姑姑长得不好看,看来是参照者太美。“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姑姑语录》)“清平的机智”,也是姑姑的样子。 “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写信,武能够纳鞋底。’”“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姑姑语录》)有这样一个姑姑,实在是福;对她显赫的家族,她的态度一以贯之——“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份感情于她,分外明晰和强烈,这句话她在《小团圆》中有写,《易经》中又有写。 对美丽的祖母李菊耦和不英俊的祖父张佩纶,她一视同仁地迷恋。姑姑讲祖父不配祖母,她“简直听不下去”;朋友的照片仅有炎樱一人,多张。这个“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的朋友,几十年后,她写起她,还是快乐的。
照片簿止于她手持印有“主席金日成昨猝逝”标题的报纸那张,她说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那是她在获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时报文学特别成就奖后拍摄的,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金日成的逝日是1994年7月8日。
《胡适文存》她是从父亲的书桌上找到的,胡适对《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令她印象深刻,找了这两部小说来读,一读欲罢不能,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1954年《秧歌》出版后,她寄给胡适一本,希望《秧歌》能有点像他评 《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适读得非常仔细,回信赞其“很有文学价值”,并认为在“平淡而近自然”上“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柯灵却认为《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并强调“并不是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致命伤在于虚假”。能收到胡适的回信,她“高兴到了极点”。几年后,胡适把他通篇圈点过并在扉页上题了字的《秧歌》寄给她,张爱玲非常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在美国,张爱玲拜访过两次胡适,胡适也去看望过她,感恩节怕她孤单,还打电话请她吃中餐。胡适去看她那次,走时她送他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胡适于她,无疑就是一位有“黏土脚”的偶像。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第一次拜访胡适,约了炎樱同去,第二次则是自己去的。讲起大陆,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O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一个话题。”——不少人替她和桑弧惋惜,那意思是如果没有胡兰成在先,她和桑便可以在大陆相伴终身,不用一生颠沛流离。读罢这一段,该晓得是表错情了罢——她对自己的不会说话,耿耿于心,及至胡适去世多年后,她着手译《海上花》时,写这篇纪念文章,“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仓皇与恐怖”之因,必定包含着错失了那样的交流,或者被他误会了她沉默的意思,而且再也无法弥补。
早在致谢胡适赞她《秧歌》的那封信中,她便忐忑表达了想将《醒世姻缘》和《海上花》译成英文的心愿。而最终她完成了一部。
《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写得妙趣横生,通过这篇论文似的长文,再次领教了她对文字的敏感跟较真。我至少不会再写“前额”,怕听到她那声断喝:“难道还有后额?长在哪儿呢?”
过去读过的,如《谈看书》《谈看书后记》,再读,仍然纳罕她对人种学的热衷。她说她大概是向往“遥远与久远的东西”。在港大时从考古学图片中发现了史前;到了国外,又发现了比考古学更古的人种学。“作为逃避,是不能跑得更远了。逃避本来是也是看书的功用之一,”她对夏威夷小黑人的考证,尚觉得有趣。等她聊起“邦梯号”来,那部《叛舰碟血记》,那个布莱船长与那位克利斯青先生,她那个锲而不舍呀,我实在是看不大下去——特别一整篇《谈看书后记》,都在说这个——但也还一目十行地往下扫,怕漏掉什么。果然,那些珠玉般的见解总会跳进眼里来:“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她认为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两种,就是读者看了,想:“是这样的。”再或者悄然说:“是有这样的。”对自己对一部过时的美国畅销书的热衷,她的解释是:“把史实搞清楚之后,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怎样改,为什么改,”及即便原有的故事本身具有活力,但“为了要普遍的被接受,而削足适履。”她强调:“这一点非常典型性,不仅代表通俗小说,也不限西方。”作家,真是一个可以从万事万物中吸取养料的职业。人生本身,更是。
《小团圆》中,燕山说九莉“你大概喜欢老的人”,九莉说她喜欢的是人生,“他们至少生活过。” 《谈看书》中,她说“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
注:《叛舰碟血记》讲述的是1787年冬,英国装甲运输舰“邦梯号”(“本特号”)官兵,不堪舰长布莱残忍迫害,在一次运送货物去西印度群岛途中,由大副克里斯青率领叛变,他们用小船放逐布莱和他的亲信后,驾舰远航,寻找与世隔绝的海岛藏身。
(请勿转载)
我读《小团圆》——《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002388/
我读《雷锋塔》——《往事难成烟》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050789/
我读《易经》——《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092139/
我读《张爱玲私语录》1——《当情谊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16671/
我读《张爱玲私语录》2——《人生难问为什么》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33083/
我读《异乡记》——《断句残章味更浓》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13432/
我读《秧歌》——《人们到头来什么都能习惯》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96347/
《对照记》以保存“幸存的老照片”为由,实在聪明。谁入选谁不入选的讨论变得极无必要,因为她说了,本来就丢三拉四的,搬家的次数一多,精神一涣散,东西丢得更是多,赶紧的,“将幸存的老照片都收入全集内”。陈子善说她这是“别致而又漂亮的人生谢幕”,漏了最重要的一点:"聪明的”。早在1947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她就明白表达了对个人私生活的捍卫——宁肯承受谩骂。“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再怎么将《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当传记读,那体裁还是小说,那一个个人物也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对号配座是读者们的爱好。照片跟文学作品却有着质的区别,她断不会使其一一坐实的。而憎恶的人,绝对懒得说。就连赖雅,也是一张都没有。赖雅的照片,再怎么也不会不在幸存之列了吧。
对照着照片看文字,总归是件极为有趣的事儿,况且这是张爱玲的。55幅珍贵照片,看得感慨不已,不做点什么不能平静那种,于是大费功夫地建了个《传奇才女张爱玲》的相册(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54165574/)。梳理的过程,一再一再加深着叹服。就像读她那些文字,读完一篇,总要看看是哪一年写的,算算她当时的年龄,一次次强化着不可思议。读书这算一点好吧,就是有些人,本来于你完全有如神明,又高又远,可是因为读了他(她)的书,多读了几本,心理上就会滋生出许多亲切来。一页页细细翻看,看看照片再读读文字,心里满当当感觉好得不行。天才少女小时候长得“面团团”的,眼光是“怀疑一切”的;弟弟果真漂亮,“从小我们家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童言无忌•弟弟》);妈妈更美,饱满的额头,深目高鼻,薄嘴唇。在海船上那张侧面全身照,美得来,都可以印成画片儿了;一直以为姑姑长得不好看,看来是参照者太美。“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姑姑语录》)“清平的机智”,也是姑姑的样子。 “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写信,武能够纳鞋底。’”“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姑姑语录》)有这样一个姑姑,实在是福;对她显赫的家族,她的态度一以贯之——“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份感情于她,分外明晰和强烈,这句话她在《小团圆》中有写,《易经》中又有写。 对美丽的祖母李菊耦和不英俊的祖父张佩纶,她一视同仁地迷恋。姑姑讲祖父不配祖母,她“简直听不下去”;朋友的照片仅有炎樱一人,多张。这个“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的朋友,几十年后,她写起她,还是快乐的。
照片簿止于她手持印有“主席金日成昨猝逝”标题的报纸那张,她说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那是她在获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时报文学特别成就奖后拍摄的,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金日成的逝日是1994年7月8日。
《胡适文存》她是从父亲的书桌上找到的,胡适对《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令她印象深刻,找了这两部小说来读,一读欲罢不能,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1954年《秧歌》出版后,她寄给胡适一本,希望《秧歌》能有点像他评 《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适读得非常仔细,回信赞其“很有文学价值”,并认为在“平淡而近自然”上“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柯灵却认为《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并强调“并不是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致命伤在于虚假”。能收到胡适的回信,她“高兴到了极点”。几年后,胡适把他通篇圈点过并在扉页上题了字的《秧歌》寄给她,张爱玲非常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在美国,张爱玲拜访过两次胡适,胡适也去看望过她,感恩节怕她孤单,还打电话请她吃中餐。胡适去看她那次,走时她送他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胡适于她,无疑就是一位有“黏土脚”的偶像。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第一次拜访胡适,约了炎樱同去,第二次则是自己去的。讲起大陆,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O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一个话题。”——不少人替她和桑弧惋惜,那意思是如果没有胡兰成在先,她和桑便可以在大陆相伴终身,不用一生颠沛流离。读罢这一段,该晓得是表错情了罢——她对自己的不会说话,耿耿于心,及至胡适去世多年后,她着手译《海上花》时,写这篇纪念文章,“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仓皇与恐怖”之因,必定包含着错失了那样的交流,或者被他误会了她沉默的意思,而且再也无法弥补。
早在致谢胡适赞她《秧歌》的那封信中,她便忐忑表达了想将《醒世姻缘》和《海上花》译成英文的心愿。而最终她完成了一部。
《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写得妙趣横生,通过这篇论文似的长文,再次领教了她对文字的敏感跟较真。我至少不会再写“前额”,怕听到她那声断喝:“难道还有后额?长在哪儿呢?”
过去读过的,如《谈看书》《谈看书后记》,再读,仍然纳罕她对人种学的热衷。她说她大概是向往“遥远与久远的东西”。在港大时从考古学图片中发现了史前;到了国外,又发现了比考古学更古的人种学。“作为逃避,是不能跑得更远了。逃避本来是也是看书的功用之一,”她对夏威夷小黑人的考证,尚觉得有趣。等她聊起“邦梯号”来,那部《叛舰碟血记》,那个布莱船长与那位克利斯青先生,她那个锲而不舍呀,我实在是看不大下去——特别一整篇《谈看书后记》,都在说这个——但也还一目十行地往下扫,怕漏掉什么。果然,那些珠玉般的见解总会跳进眼里来:“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她认为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两种,就是读者看了,想:“是这样的。”再或者悄然说:“是有这样的。”对自己对一部过时的美国畅销书的热衷,她的解释是:“把史实搞清楚之后,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怎样改,为什么改,”及即便原有的故事本身具有活力,但“为了要普遍的被接受,而削足适履。”她强调:“这一点非常典型性,不仅代表通俗小说,也不限西方。”作家,真是一个可以从万事万物中吸取养料的职业。人生本身,更是。
《小团圆》中,燕山说九莉“你大概喜欢老的人”,九莉说她喜欢的是人生,“他们至少生活过。” 《谈看书》中,她说“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
注:《叛舰碟血记》讲述的是1787年冬,英国装甲运输舰“邦梯号”(“本特号”)官兵,不堪舰长布莱残忍迫害,在一次运送货物去西印度群岛途中,由大副克里斯青率领叛变,他们用小船放逐布莱和他的亲信后,驾舰远航,寻找与世隔绝的海岛藏身。
(请勿转载)
我读《小团圆》——《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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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雷锋塔》——《往事难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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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易经》——《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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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张爱玲私语录》1——《当情谊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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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张爱玲私语录》2——《人生难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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