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透细膩自画像
这本和我已经有的那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4卷本《张爱玲文集》的第四卷（散文卷）有十篇重复（一共22篇），但还是觉得很值。其实仅冲着《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就值了，况且还有《忆胡适之》、《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等没有读过的。
《对照记》以保存“幸存的老照片”为由，实在聪明。谁入选谁不入选的讨论变得极无必要，因为她说了，本来就丢三拉四的，搬家的次数一多，精神一涣散，东西丢得更是多，赶紧的，“将幸存的老照片都收入全集内”。陈子善说她这是“别致而又漂亮的人生谢幕”，漏了最重要的一点："聪明的”。早在1947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她就明白表达了对个人私生活的捍卫——宁肯承受谩骂。“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再怎么将《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当传记读，那体裁还是小说，那一个个人物也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对号配座是读者们的爱好。照片跟文学作品却有着质的区别，她断不会使其一一坐实的。而憎恶的人，绝对懒得说。就连赖雅，也是一张都没有。赖雅的照片，再怎么也不会不在幸存之列了吧。
对照着照片看文字，总归是件极为有趣的事儿，况且这是张爱玲的。55幅珍贵照片，看得感慨不已，不做点什么不能平静那种，于是大费功夫地建了个《传奇才女张爱玲》的相册（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54165574/）。梳理的过程，一再一再加深着叹服。就像读她那些文字，读完一篇，总要看看是哪一年写的，算算她当时的年龄，一次次强化着不可思议。读书这算一点好吧，就是有些人，本来于你完全有如神明，又高又远，可是因为读了他（她）的书，多读了几本，心理上就会滋生出许多亲切来。一页页细细翻看，看看照片再读读文字，心里满当当感觉好得不行。天才少女小时候长得“面团团”的，眼光是“怀疑一切”的；弟弟果真漂亮，“从小我们家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童言无忌•弟弟》）；妈妈更美，饱满的额头，深目高鼻，薄嘴唇。在海船上那张侧面全身照，美得来，都可以印成画片儿了；一直以为姑姑长得不好看，看来是参照者太美。“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姑姑语录》）“清平的机智”，也是姑姑的样子。 “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写信，武能够纳鞋底。’”“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姑姑语录》）有这样一个姑姑，实在是福；对她显赫的家族，她的态度一以贯之——“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份感情于她，分外明晰和强烈，这句话她在《小团圆》中有写，《易经》中又有写。 对美丽的祖母李菊耦和不英俊的祖父张佩纶，她一视同仁地迷恋。姑姑讲祖父不配祖母，她“简直听不下去”；朋友的照片仅有炎樱一人，多张。这个“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的朋友，几十年后，她写起她，还是快乐的。
照片簿止于她手持印有“主席金日成昨猝逝”标题的报纸那张，她说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那是她在获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时报文学特别成就奖后拍摄的，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金日成的逝日是1994年7月8日。
《胡适文存》她是从父亲的书桌上找到的，胡适对《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令她印象深刻，找了这两部小说来读，一读欲罢不能，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1954年《秧歌》出版后，她寄给胡适一本，希望《秧歌》能有点像他评 《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适读得非常仔细，回信赞其“很有文学价值”，并认为在“平淡而近自然”上“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柯灵却认为《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并强调“并不是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致命伤在于虚假”。能收到胡适的回信，她“高兴到了极点”。几年后，胡适把他通篇圈点过并在扉页上题了字的《秧歌》寄给她，张爱玲非常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在美国，张爱玲拜访过两次胡适，胡适也去看望过她，感恩节怕她孤单，还打电话请她吃中餐。胡适去看她那次，走时她送他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胡适于她，无疑就是一位有“黏土脚”的偶像。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第一次拜访胡适，约了炎樱同去，第二次则是自己去的。讲起大陆，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O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一个话题。”——不少人替她和桑弧惋惜，那意思是如果没有胡兰成在先，她和桑便可以在大陆相伴终身，不用一生颠沛流离。读罢这一段，该晓得是表错情了罢——她对自己的不会说话，耿耿于心，及至胡适去世多年后，她着手译《海上花》时，写这篇纪念文章，“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仓皇与恐怖”之因，必定包含着错失了那样的交流，或者被他误会了她沉默的意思，而且再也无法弥补。
早在致谢胡适赞她《秧歌》的那封信中，她便忐忑表达了想将《醒世姻缘》和《海上花》译成英文的心愿。而最终她完成了一部。
《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写得妙趣横生，通过这篇论文似的长文，再次领教了她对文字的敏感跟较真。我至少不会再写“前额”，怕听到她那声断喝：“难道还有后额？长在哪儿呢？”
过去读过的，如《谈看书》《谈看书后记》，再读，仍然纳罕她对人种学的热衷。她说她大概是向往“遥远与久远的东西”。在港大时从考古学图片中发现了史前；到了国外，又发现了比考古学更古的人种学。“作为逃避，是不能跑得更远了。逃避本来是也是看书的功用之一，”她对夏威夷小黑人的考证，尚觉得有趣。等她聊起“邦梯号”来，那部《叛舰碟血记》，那个布莱船长与那位克利斯青先生，她那个锲而不舍呀，我实在是看不大下去——特别一整篇《谈看书后记》，都在说这个——但也还一目十行地往下扫，怕漏掉什么。果然，那些珠玉般的见解总会跳进眼里来：“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她认为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两种，就是读者看了，想：“是这样的。”再或者悄然说：“是有这样的。”对自己对一部过时的美国畅销书的热衷，她的解释是：“把史实搞清楚之后，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怎样改，为什么改，”及即便原有的故事本身具有活力，但“为了要普遍的被接受，而削足适履。”她强调：“这一点非常典型性，不仅代表通俗小说，也不限西方。”作家，真是一个可以从万事万物中吸取养料的职业。人生本身，更是。
《小团圆》中，燕山说九莉“你大概喜欢老的人”，九莉说她喜欢的是人生，“他们至少生活过。” 《谈看书》中，她说“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
注：《叛舰碟血记》讲述的是1787年冬，英国装甲运输舰“邦梯号”（“本特号”）官兵，不堪舰长布莱残忍迫害，在一次运送货物去西印度群岛途中，由大副克里斯青率领叛变，他们用小船放逐布莱和他的亲信后，驾舰远航，寻找与世隔绝的海岛藏身。
（请勿转载）
我读《小团圆》——《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002388/
我读《雷锋塔》——《往事难成烟》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050789/
我读《易经》——《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092139/
我读《张爱玲私语录》1——《当情谊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16671/
我读《张爱玲私语录》2——《人生难问为什么》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33083/
我读《异乡记》——《断句残章味更浓》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13432/
我读《秧歌》——《人们到头来什么都能习惯》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196347/
《对照记》以保存“幸存的老照片”为由，实在聪明。谁入选谁不入选的讨论变得极无必要，因为她说了，本来就丢三拉四的，搬家的次数一多，精神一涣散，东西丢得更是多，赶紧的，“将幸存的老照片都收入全集内”。陈子善说她这是“别致而又漂亮的人生谢幕”，漏了最重要的一点："聪明的”。早在1947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她就明白表达了对个人私生活的捍卫——宁肯承受谩骂。“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再怎么将《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当传记读，那体裁还是小说，那一个个人物也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对号配座是读者们的爱好。照片跟文学作品却有着质的区别，她断不会使其一一坐实的。而憎恶的人，绝对懒得说。就连赖雅，也是一张都没有。赖雅的照片，再怎么也不会不在幸存之列了吧。
对照着照片看文字，总归是件极为有趣的事儿，况且这是张爱玲的。55幅珍贵照片，看得感慨不已，不做点什么不能平静那种，于是大费功夫地建了个《传奇才女张爱玲》的相册（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54165574/）。梳理的过程，一再一再加深着叹服。就像读她那些文字，读完一篇，总要看看是哪一年写的，算算她当时的年龄，一次次强化着不可思议。读书这算一点好吧，就是有些人，本来于你完全有如神明，又高又远，可是因为读了他（她）的书，多读了几本，心理上就会滋生出许多亲切来。一页页细细翻看，看看照片再读读文字，心里满当当感觉好得不行。天才少女小时候长得“面团团”的，眼光是“怀疑一切”的；弟弟果真漂亮，“从小我们家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童言无忌•弟弟》）；妈妈更美，饱满的额头，深目高鼻，薄嘴唇。在海船上那张侧面全身照，美得来，都可以印成画片儿了；一直以为姑姑长得不好看，看来是参照者太美。“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姑姑语录》）“清平的机智”，也是姑姑的样子。 “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写信，武能够纳鞋底。’”“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姑姑语录》）有这样一个姑姑，实在是福；对她显赫的家族，她的态度一以贯之——“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份感情于她，分外明晰和强烈，这句话她在《小团圆》中有写，《易经》中又有写。 对美丽的祖母李菊耦和不英俊的祖父张佩纶，她一视同仁地迷恋。姑姑讲祖父不配祖母，她“简直听不下去”；朋友的照片仅有炎樱一人，多张。这个“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的朋友，几十年后，她写起她，还是快乐的。
照片簿止于她手持印有“主席金日成昨猝逝”标题的报纸那张，她说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那是她在获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时报文学特别成就奖后拍摄的，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金日成的逝日是1994年7月8日。
《胡适文存》她是从父亲的书桌上找到的，胡适对《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令她印象深刻，找了这两部小说来读，一读欲罢不能，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1954年《秧歌》出版后，她寄给胡适一本，希望《秧歌》能有点像他评 《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适读得非常仔细，回信赞其“很有文学价值”，并认为在“平淡而近自然”上“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柯灵却认为《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并强调“并不是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致命伤在于虚假”。能收到胡适的回信，她“高兴到了极点”。几年后，胡适把他通篇圈点过并在扉页上题了字的《秧歌》寄给她，张爱玲非常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在美国，张爱玲拜访过两次胡适，胡适也去看望过她，感恩节怕她孤单，还打电话请她吃中餐。胡适去看她那次，走时她送他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胡适于她，无疑就是一位有“黏土脚”的偶像。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第一次拜访胡适，约了炎樱同去，第二次则是自己去的。讲起大陆，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O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一个话题。”——不少人替她和桑弧惋惜，那意思是如果没有胡兰成在先，她和桑便可以在大陆相伴终身，不用一生颠沛流离。读罢这一段，该晓得是表错情了罢——她对自己的不会说话，耿耿于心，及至胡适去世多年后，她着手译《海上花》时，写这篇纪念文章，“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仓皇与恐怖”之因，必定包含着错失了那样的交流，或者被他误会了她沉默的意思，而且再也无法弥补。
早在致谢胡适赞她《秧歌》的那封信中，她便忐忑表达了想将《醒世姻缘》和《海上花》译成英文的心愿。而最终她完成了一部。
《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写得妙趣横生，通过这篇论文似的长文，再次领教了她对文字的敏感跟较真。我至少不会再写“前额”，怕听到她那声断喝：“难道还有后额？长在哪儿呢？”
过去读过的，如《谈看书》《谈看书后记》，再读，仍然纳罕她对人种学的热衷。她说她大概是向往“遥远与久远的东西”。在港大时从考古学图片中发现了史前；到了国外，又发现了比考古学更古的人种学。“作为逃避，是不能跑得更远了。逃避本来是也是看书的功用之一，”她对夏威夷小黑人的考证，尚觉得有趣。等她聊起“邦梯号”来，那部《叛舰碟血记》，那个布莱船长与那位克利斯青先生，她那个锲而不舍呀，我实在是看不大下去——特别一整篇《谈看书后记》，都在说这个——但也还一目十行地往下扫，怕漏掉什么。果然，那些珠玉般的见解总会跳进眼里来：“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她认为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两种，就是读者看了，想：“是这样的。”再或者悄然说：“是有这样的。”对自己对一部过时的美国畅销书的热衷，她的解释是：“把史实搞清楚之后，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怎样改，为什么改，”及即便原有的故事本身具有活力，但“为了要普遍的被接受，而削足适履。”她强调：“这一点非常典型性，不仅代表通俗小说，也不限西方。”作家，真是一个可以从万事万物中吸取养料的职业。人生本身，更是。
《小团圆》中，燕山说九莉“你大概喜欢老的人”，九莉说她喜欢的是人生，“他们至少生活过。” 《谈看书》中，她说“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
注：《叛舰碟血记》讲述的是1787年冬，英国装甲运输舰“邦梯号”（“本特号”）官兵，不堪舰长布莱残忍迫害，在一次运送货物去西印度群岛途中，由大副克里斯青率领叛变，他们用小船放逐布莱和他的亲信后，驾舰远航，寻找与世隔绝的海岛藏身。
（请勿转载）
我读《小团圆》——《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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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雷锋塔》——《往事难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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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易经》——《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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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张爱玲私语录》1——《当情谊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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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张爱玲私语录》2——《人生难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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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异乡记》——《断句残章味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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