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担忧：“在我们之后，人们将靠什么活着？”
一、 十九世纪的欧洲精神危机
从我开始有自觉意识的进行思考和阅读的两年来，陆续接触的几位思想家，无论是激进、癫狂，还是冷静超然，他们的言论思想似乎总是透出一股很深的悲观和不安，这让我震惊的同时，又困惑不解。一直想弄明白：十九世纪的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所处时代的种种症候与之有何关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是以黑格尔和尼采作为十九世纪德国精神史的两个端点，以真实可感的叙述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历史语境。
韦伯对现代性描述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心价值领域的分化过程”：西方传统的“宗教—形而上的中心价值观”开始瓦解，科学、艺术、道德等领域开始取得各自的合法化，因此出现多个中心价值观并立，并从分化走向冲突。（引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我想,洛维特叙述的十九世纪德国精神史就处在这种分化过程，而且这种分化是伴随人们精神上剧烈的震荡和痛苦。歌德和黑格尔作为德国十九世纪精神史的两位领袖早已意识到了这种的危机，二者都以调合自我和世界出现的断裂，歌德以直观的自然，黑格尔是从则基督教的历史精神。洛维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一个精辟而深刻的概括：
“当歌德与黑格尔在对超越的东西的共同抵制中想建立一个让人们能够在自身同在的世界的时候，他们最亲近的学生已经不再视他们为家园了。他们把老师的平静误认为是一种单纯的适应结果。歌德的自然赖以为生的中心，黑格尔的精神在其中运动的调和，都在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那里重新分裂为外在性和内在性这两极，直到最后尼采要借助一次新的开始，从现代性的虚无中召回古代，并且在从事这种试验时消逝在癫狂的黑暗之中。”宗教信仰的全面瓦解，机械和工具理性的虚无时代到来之初，在那里，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我们之后，人们将靠什么活着？在他们之后，这样的担忧和困惑开始被二十世纪革新的欢呼和自信所取代，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处于后现代的我们是否就已经可以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或者，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失去了一些最珍贵的东西，以及对失去的痛感？
二、理解黑格尔
“黑格尔的哲学或许比任何哲学都更深刻地，更严重的卷入了危机的发展".（罗森克兰茨）对这场危机的描述，海涅的论述虽然看似危言耸听，但不失其精彩和预见性。他认为基督教在欧洲衰弱之后，十字架作为驯服日耳曼民族的野蛮性的护符开始崩毁，德国的几种可怕的势力蔓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一种新康德主义者，在现实世界不想知道什么是敬虔，将掘翻我们欧洲生活的根基;那武装起来的费希特主义者以自己意志的狂热主义，比基督徒更坚贞不屈；自然哲学家更可怕，他们以行动的方式参加一场德国革命，把自己与破坏工作等同，……他们的战斗不是为了正义，也不是为胜利，而单纯是为了战斗而战斗……”（这里我想到德国纳粹）。黑格尔将基督教视作德国现代文明建立之上的磐石，正如王国维将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支柱那样，试图尽力挽回和阻止这种崩溃。他要重新铸造这个日耳曼民族的精神护符，因此他的哲学象征是“十字架与蔷薇花”，基督信仰与哲学理性的结合。黑格尔的哲学是立足于基督宗教历史根底之上的哲学，沿着这种路径，随着黑格尔哲学的危机，就出现了基督教的危机。
罗森克兰茨对黑格尔哲学对整个现代哲学史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它依然是公众注意力的对象；它的对手们继续靠与它论战为生。也就是说，黑格尔的体系还始终是哲学宣传的中心。没有任何的体系至今仍然具有如此普遍的吸引力；没有别的任何体系对于接受所有真正的科学进步抱有这样一种诚意和可能”。在对时代和民族精神之关切性上，黑格尔哲学的确具有这样的诚意。但是，我对黑格尔虽可以理解，却无法和解：若将基督信仰与某种民族主义、文化思潮、哲学的“主义”联合，恰恰是贬低了纯粹基督信仰，或者使其变了质。不久前一个欧洲极右翼者引发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挪威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基督信仰与宗教、文化思潮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关系，或许我值得以后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三、“历史精神”怎么成了“时代精神”？
洛维特认为，黑格尔的整个帝国由罗森克兰茨和海姆、埃德曼和费舍这几位老年黑格尔主义者得到了历史的维护；青年黑格尔派将它分为几个行省，他们每个人都抓住了黑格尔体系的某一个部分来反对原来的整个体系，一开始还抓住了纯粹未伪造的范畴，但到后来却亵渎了这些范畴。其中，黑格尔哲学最具有魅力的概念——“历史精神”，青年黑格尔借助它获得了革命性的力量，但这个概念最终被淡化得“空洞无物”（这里指的就是“时代精神”）。
黑格尔关于时间历史观是“现在是内在永恒时间的呈现”，也就是说，永恒性是以现在的状态出现的。 但黑格尔的学生们恰恰背离了他关于永恒的历史观，紧紧抓住“现在”，这就成为划分黑格尔两大学派的依据，老年黑格尔的基本观点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青年黑格尔则认为“只有合理的才应该是现存的”。 因此，老年黑格尔是以历史维护地黑格尔哲学，并在历史中扬弃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急于将否定和革新现存的，尽全力将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在未来成为现实，并把所有的希望给予未来，。
前者带来的结果是历史主义和历史观念在现代人文学科领域中全面渗透，人们倾向于把一切交给“历史”去作最终的裁判。这种对历史主义作出的中肯评价的人是E.策勒：“针对人们对黑格尔体系提出的种种批判，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若不再满足对事实的编排和实用性解释，不满足于博学的查阅和传统批判的筛选，而是关注各种事件中的根本联系，在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和支配历史的精神力量，那么，这种进步不无追溯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即便是对从来不属于黑格尔学派的那些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同样有影响。”当然，历史主义的普及或许也有负面的影响，如埃德曼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观点比体系观点更重要，是不是哲学过时的一个征兆？他觉得历史观点渗透入哲学体系，“哲学家成为了历史学家”是哲学的一种倒退。
后者带来的结果是对黑格尔“历史精神”彻底背离，洛维特就此对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激烈尖刻的批判：若将他们的观点推到极致，就是“历史的过程是一种进步的运动，从而就是对现有事物的不断否定，一切现存事物都是应当灭亡的”。其一，他们的批判行动没有任何界限，因为他们想造成的，在任何场合都是“变化”，而且是不顾一切代价的，他们把时代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到极致，得出致命的结；其二，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脱离公民秩序，他们都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中撤退，将自我与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文中这样概括青年黑格尔的几个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和卢格致力于在变化了的时代精神改变黑格尔哲学，B.鲍威尔和施蒂娜让哲学在一种极端批判主义和虚无主义中终结，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则从变化了的状态中得出极端的结论.”
历史、时代、时代精神成为黑格尔之后最令人着迷的词汇。赫尔德这样形容时代精神：“它是一个守护神，一个魔鬼？人们对它仁者见仁。它来自何方？它要往哪里去？它必然要统治吗？人们可以引导它吗？它贯穿于所有的精神，每一个人无论行动都受它指导，它全能、全视，就如《圣经》箴言中的智慧，它非常古老，又永葆青春，它曾在过去各个时代中采集，在现代时代里采集，并汇入未来的时代……” 其实，黑格尔的历史精神本身就是一个无上帝的神学概念，就像人们常使用的“大自然”“生命”“命运”等想要指涉却无法指涉，想回避却无法回避的对象，总是怀有某种神秘感和敬畏感。然而，“时代精神”完全不同，它是一个时代呈现出的普遍需求和普遍原则，就是如尼采所说的“意欲就是应该”，也是叔本华所指出的现代人的病症在于意志总是在人的前面——“意志先行，理性再为意志找理由”。 洛维特对从黑格尔到尼采的时代研究最后提出的问题是：历史的存在和意义是完全从自身出发来规定的？如果不是，它从何处出发来规定？
四、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最后的瓦解
由黑格尔哲学中，国家、宗教和哲学的原则统一为一个整体，但是当代史上与黑格尔的决裂在马克思那里是与国家哲学的决裂，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是与宗教哲学的决裂，根本上是与国家、宗教和哲学的决裂。马克思解构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克尔凯郭尔解构了基督教市民社会。
我也注意到了克尔凯郭尔基督教存在主义的缺陷，克尔凯郭尔以牺牲基督教国家、教会、神学——基督教的全部世界历史的实存为代价，来换取单个个体绝望而勇敢的跃入信仰。这一点我不能认同。
五、最后的反思：无根的现代性
法国现代派诗人兰波一句现代性的名言：“必须是绝对的现代！”英国作家拉康德说：“我是现代人，我宁愿作音乐家瓦格纳和雕塑家罗丹，为了新，必须忍受痛苦！”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历史的线索在这里开始断裂，它迫不及待的想和过去所有的历史和传统决裂。当重新回到书中十九世纪的追问：“在我们之后，人们将靠什么活着？”我想，我们不会回答他们，因为他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这个问题背后最核心的信仰和价值观，连带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被完全解构了。在后现代这个解构的时代，弗洛伊德解构了良知、艺术领域中主体价值的解构、人与人关系的“物化”、时代的经济动物，我们的确不能再回到十九世纪最基本的那个立场和核心了，它牵涉到人是什么，人的内在形象具有神性的光辉吗？当我们解构这些历史的价值观时，也是否同也在否认和贬低人自身的形象？如果说，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是许多深受打击的现代人最可靠人生哲学——没有永恒和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 那么，从语义上看，“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绝对主义。一位神学家说，人以自己的相对主义来抗拒绝对者的绝对主义。不搞修辞学的诡辩，还有一样是绝对和永恒的，或许那就是死亡。想这里，我想阅读了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之后会有更深的认识
从我开始有自觉意识的进行思考和阅读的两年来，陆续接触的几位思想家，无论是激进、癫狂，还是冷静超然，他们的言论思想似乎总是透出一股很深的悲观和不安，这让我震惊的同时，又困惑不解。一直想弄明白：十九世纪的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所处时代的种种症候与之有何关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是以黑格尔和尼采作为十九世纪德国精神史的两个端点，以真实可感的叙述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历史语境。
韦伯对现代性描述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心价值领域的分化过程”：西方传统的“宗教—形而上的中心价值观”开始瓦解，科学、艺术、道德等领域开始取得各自的合法化，因此出现多个中心价值观并立，并从分化走向冲突。（引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我想,洛维特叙述的十九世纪德国精神史就处在这种分化过程，而且这种分化是伴随人们精神上剧烈的震荡和痛苦。歌德和黑格尔作为德国十九世纪精神史的两位领袖早已意识到了这种的危机，二者都以调合自我和世界出现的断裂，歌德以直观的自然，黑格尔是从则基督教的历史精神。洛维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一个精辟而深刻的概括：
“当歌德与黑格尔在对超越的东西的共同抵制中想建立一个让人们能够在自身同在的世界的时候，他们最亲近的学生已经不再视他们为家园了。他们把老师的平静误认为是一种单纯的适应结果。歌德的自然赖以为生的中心，黑格尔的精神在其中运动的调和，都在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那里重新分裂为外在性和内在性这两极，直到最后尼采要借助一次新的开始，从现代性的虚无中召回古代，并且在从事这种试验时消逝在癫狂的黑暗之中。”宗教信仰的全面瓦解，机械和工具理性的虚无时代到来之初，在那里，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我们之后，人们将靠什么活着？在他们之后，这样的担忧和困惑开始被二十世纪革新的欢呼和自信所取代，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处于后现代的我们是否就已经可以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或者，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失去了一些最珍贵的东西，以及对失去的痛感？
二、理解黑格尔
“黑格尔的哲学或许比任何哲学都更深刻地，更严重的卷入了危机的发展".（罗森克兰茨）对这场危机的描述，海涅的论述虽然看似危言耸听，但不失其精彩和预见性。他认为基督教在欧洲衰弱之后，十字架作为驯服日耳曼民族的野蛮性的护符开始崩毁，德国的几种可怕的势力蔓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一种新康德主义者，在现实世界不想知道什么是敬虔，将掘翻我们欧洲生活的根基;那武装起来的费希特主义者以自己意志的狂热主义，比基督徒更坚贞不屈；自然哲学家更可怕，他们以行动的方式参加一场德国革命，把自己与破坏工作等同，……他们的战斗不是为了正义，也不是为胜利，而单纯是为了战斗而战斗……”（这里我想到德国纳粹）。黑格尔将基督教视作德国现代文明建立之上的磐石，正如王国维将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支柱那样，试图尽力挽回和阻止这种崩溃。他要重新铸造这个日耳曼民族的精神护符，因此他的哲学象征是“十字架与蔷薇花”，基督信仰与哲学理性的结合。黑格尔的哲学是立足于基督宗教历史根底之上的哲学，沿着这种路径，随着黑格尔哲学的危机，就出现了基督教的危机。
罗森克兰茨对黑格尔哲学对整个现代哲学史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它依然是公众注意力的对象；它的对手们继续靠与它论战为生。也就是说，黑格尔的体系还始终是哲学宣传的中心。没有任何的体系至今仍然具有如此普遍的吸引力；没有别的任何体系对于接受所有真正的科学进步抱有这样一种诚意和可能”。在对时代和民族精神之关切性上，黑格尔哲学的确具有这样的诚意。但是，我对黑格尔虽可以理解，却无法和解：若将基督信仰与某种民族主义、文化思潮、哲学的“主义”联合，恰恰是贬低了纯粹基督信仰，或者使其变了质。不久前一个欧洲极右翼者引发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挪威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基督信仰与宗教、文化思潮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关系，或许我值得以后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三、“历史精神”怎么成了“时代精神”？
洛维特认为，黑格尔的整个帝国由罗森克兰茨和海姆、埃德曼和费舍这几位老年黑格尔主义者得到了历史的维护；青年黑格尔派将它分为几个行省，他们每个人都抓住了黑格尔体系的某一个部分来反对原来的整个体系，一开始还抓住了纯粹未伪造的范畴，但到后来却亵渎了这些范畴。其中，黑格尔哲学最具有魅力的概念——“历史精神”，青年黑格尔借助它获得了革命性的力量，但这个概念最终被淡化得“空洞无物”（这里指的就是“时代精神”）。
黑格尔关于时间历史观是“现在是内在永恒时间的呈现”，也就是说，永恒性是以现在的状态出现的。 但黑格尔的学生们恰恰背离了他关于永恒的历史观，紧紧抓住“现在”，这就成为划分黑格尔两大学派的依据，老年黑格尔的基本观点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青年黑格尔则认为“只有合理的才应该是现存的”。 因此，老年黑格尔是以历史维护地黑格尔哲学，并在历史中扬弃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急于将否定和革新现存的，尽全力将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在未来成为现实，并把所有的希望给予未来，。
前者带来的结果是历史主义和历史观念在现代人文学科领域中全面渗透，人们倾向于把一切交给“历史”去作最终的裁判。这种对历史主义作出的中肯评价的人是E.策勒：“针对人们对黑格尔体系提出的种种批判，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若不再满足对事实的编排和实用性解释，不满足于博学的查阅和传统批判的筛选，而是关注各种事件中的根本联系，在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和支配历史的精神力量，那么，这种进步不无追溯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即便是对从来不属于黑格尔学派的那些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同样有影响。”当然，历史主义的普及或许也有负面的影响，如埃德曼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观点比体系观点更重要，是不是哲学过时的一个征兆？他觉得历史观点渗透入哲学体系，“哲学家成为了历史学家”是哲学的一种倒退。
后者带来的结果是对黑格尔“历史精神”彻底背离，洛维特就此对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激烈尖刻的批判：若将他们的观点推到极致，就是“历史的过程是一种进步的运动，从而就是对现有事物的不断否定，一切现存事物都是应当灭亡的”。其一，他们的批判行动没有任何界限，因为他们想造成的，在任何场合都是“变化”，而且是不顾一切代价的，他们把时代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到极致，得出致命的结；其二，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脱离公民秩序，他们都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中撤退，将自我与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文中这样概括青年黑格尔的几个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和卢格致力于在变化了的时代精神改变黑格尔哲学，B.鲍威尔和施蒂娜让哲学在一种极端批判主义和虚无主义中终结，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则从变化了的状态中得出极端的结论.”
历史、时代、时代精神成为黑格尔之后最令人着迷的词汇。赫尔德这样形容时代精神：“它是一个守护神，一个魔鬼？人们对它仁者见仁。它来自何方？它要往哪里去？它必然要统治吗？人们可以引导它吗？它贯穿于所有的精神，每一个人无论行动都受它指导，它全能、全视，就如《圣经》箴言中的智慧，它非常古老，又永葆青春，它曾在过去各个时代中采集，在现代时代里采集，并汇入未来的时代……” 其实，黑格尔的历史精神本身就是一个无上帝的神学概念，就像人们常使用的“大自然”“生命”“命运”等想要指涉却无法指涉，想回避却无法回避的对象，总是怀有某种神秘感和敬畏感。然而，“时代精神”完全不同，它是一个时代呈现出的普遍需求和普遍原则，就是如尼采所说的“意欲就是应该”，也是叔本华所指出的现代人的病症在于意志总是在人的前面——“意志先行，理性再为意志找理由”。 洛维特对从黑格尔到尼采的时代研究最后提出的问题是：历史的存在和意义是完全从自身出发来规定的？如果不是，它从何处出发来规定？
四、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最后的瓦解
由黑格尔哲学中，国家、宗教和哲学的原则统一为一个整体，但是当代史上与黑格尔的决裂在马克思那里是与国家哲学的决裂，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是与宗教哲学的决裂，根本上是与国家、宗教和哲学的决裂。马克思解构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克尔凯郭尔解构了基督教市民社会。
我也注意到了克尔凯郭尔基督教存在主义的缺陷，克尔凯郭尔以牺牲基督教国家、教会、神学——基督教的全部世界历史的实存为代价，来换取单个个体绝望而勇敢的跃入信仰。这一点我不能认同。
五、最后的反思：无根的现代性
法国现代派诗人兰波一句现代性的名言：“必须是绝对的现代！”英国作家拉康德说：“我是现代人，我宁愿作音乐家瓦格纳和雕塑家罗丹，为了新，必须忍受痛苦！”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历史的线索在这里开始断裂，它迫不及待的想和过去所有的历史和传统决裂。当重新回到书中十九世纪的追问：“在我们之后，人们将靠什么活着？”我想，我们不会回答他们，因为他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这个问题背后最核心的信仰和价值观，连带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被完全解构了。在后现代这个解构的时代，弗洛伊德解构了良知、艺术领域中主体价值的解构、人与人关系的“物化”、时代的经济动物，我们的确不能再回到十九世纪最基本的那个立场和核心了，它牵涉到人是什么，人的内在形象具有神性的光辉吗？当我们解构这些历史的价值观时，也是否同也在否认和贬低人自身的形象？如果说，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是许多深受打击的现代人最可靠人生哲学——没有永恒和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 那么，从语义上看，“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绝对主义。一位神学家说，人以自己的相对主义来抗拒绝对者的绝对主义。不搞修辞学的诡辩，还有一样是绝对和永恒的，或许那就是死亡。想这里，我想阅读了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之后会有更深的认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