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思考”的大屠杀
汉娜·阿伦特后期著作有一个鲜明的主旨是关于极权主义生活各方面的反思。在她的个人经历中，最为敬重的老师海德格尔的变节，身为犹太人遭遇到的流亡与身份危机，奥斯维辛大屠杀和战后在耶路撒冷参与到对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这一系列公共事件的影响使其著作风格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收录到《责任与判断》一书中演讲、讲座和论文延续了她一贯的论辩色彩，充满了强烈的个人魅力《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似散漫的文字仍然集中关注了那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极权主义与大屠杀。
这样描述这本书的主旨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在阿伦特的著作中，关于极权主义的描述并不少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描述的重心是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同源性。1961年，曾在纳粹德国担任高官的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最终完成了《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阿伦特的这本书，不但因提出“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遭到了学界的批评，还因为她揭露了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同样具有屠杀同类的恶行，招致了许多犹太人朋友和组织的决裂，一度众叛亲离。实际上，犹太人中同样存有大屠杀者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人性的复杂与阴暗与何种人类无关，只与当时遭遇的具体环境诱因有关，这正是“恶的平庸性”这一观念的的核心所在。
阿伦特提到一个例子，她的朋友，著名的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提到这个屠杀困境的悖论：“如果某人用一把手枪对着你说，‘杀了你的朋友，否则我就要杀了你’，他是在引诱你，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一度把这种生存困境称之为“苏菲的抉择”。这是一个道德上的难题，因为根本没法选择，在杀人与杀人之间，在杀人与救人之间，在杀一个人与救许多人之间，无论你如何选择，你都是在作恶。但是在大屠杀中，很多人不会思考到这种悖论式的道德困境，大部分人都会用“杀一人可以救很多人”这种思想的幻觉安慰自己，以免良心不安，这也正是纳粹之所以给你出这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在引诱你作恶，引诱你变成一个屠杀者，一个纳粹的同谋。阿伦特的后期著作中，对“恶的平庸性”这一观念的分析已经超出了早期对极权主义观念同源性和极端之恶的思考。
在《思考与道德关切》一文中，阿伦特谈到“恶的平庸性”这一核心概念时说：“我并不企图以此建立一个理论与学说，而只是描述一些十分确实的情况，即那种广泛的恶行现象，人们不能把他们归因于罪犯的特别邪恶、病态或意识形态信念。罪犯唯一的特点乃在于他有点儿异乎寻常的浅薄。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魔，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问询中能发现的唯一个性特点是一些纯然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阿伦特的观点之所以遭到了很多人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总觉得这种说法是在替大屠杀开脱罪责。或者说，她的观念太过关于超前，而显得不合时宜。在齐口众声都在声讨纳粹战犯的时候，这种观念让大众很难接受：即艾希曼与我们普罗大众一样，并不比我们恶多少。但是阿伦特一再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在对大屠杀反思中，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有罪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都无罪。这样一种观念才是真正替纳粹开脱。作为人类的我们都要对大屠杀负责，只有在某种形而上的意图中才是正确的。在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中，无论你身犯极端的恶行，还是平庸的恶行，都是罪人，都要接受审判和惩罚，这点毋容置疑。战后的审判针对的是具体的罪犯，而不是形而上的罪责。
如果说收录到《责任与判断》中的这些文字有比阿伦特之前的思想有所深入的话，那就是她提到的那种“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很显然，这是阿伦特后期著作中最为闪光的一个思考点。战后对纳粹屠杀有过各种原因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和权威的就是其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其中的主要观点是说奥斯维辛是一种高度行政性和制度性的大屠杀。它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那样运作，遵循严格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按照程序和步骤，实行流水线式的工业屠杀。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个人就成为了这道严格屠杀程序上的一个零件。阿伦特称之为零件理论：每一个零件，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报废和替换的，而这又不会改变整个屠杀系统，这是所有官僚机构所能正常运站的基础。在战后大屠杀的审判中，很多被告都是用这种理论为自己解释：如果我不做，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也会做。2009年奥斯卡获奖影片《朗读者》中，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
但是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中把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现代性的大屠杀中，个体是否真的没有选择权？那些作为零件的被告是否真的无罪？是否服从上级命令就意味着自己不该承担责任？阿伦特就此重新提出了：何为思考？“人是思考着的存在，它的意思是，人有一种倾向，甚至说一种需要，需要越出知识的界限去思考，去更多地运用他的智力、脑力，而不仅是把它们作为求知和行动的工具”。也就是说，思考是一个过程，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结果。我思故我在那句格言所能陈述的正是一种思考着的存在，“思考的需要只能通过思考得到满足，昨天的思想只有被重新思索之后才能满足于今天的思考需要”。
古希腊有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你是想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乐意做一头快乐的猪。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因为思想而痛苦纠结，而一头猪浑浑噩噩却快乐无比。但是我们却宁愿选择做苏格拉底，因为思想正是人与猪之间最大的区别。而且思考活动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永远可运用的能力，同样，“不能思考”也不是那些缺乏脑力的重任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经常存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很多人不是不能思考，而是需要他做出思考的时刻，他逃避了这种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逃避自己的罪责。当他口口声声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和安排时，其实是逃避自己的思考能力，从而推卸了自己的责任，避免做出道德判断，高高悬置起了自己的良心。
“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当然不可能作为法律依据，让那些大屠杀中被告判刑获罪。但是阿伦特对这种“恶的平庸性”的深入解析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哲学关切和道德关切的范畴。所谓“责任与判断”更多的是指向自身的省思。大屠杀之后，我们每人都有罪，听着像是一种敷衍之词。但是只有我们知道，阿伦特为警惕这种“每人都有罪”的观念倾注了她的后半生沉思生活。
思郁
2011-9-1书
责任与判断，【美】汉娜·阿伦特著，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这样描述这本书的主旨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在阿伦特的著作中，关于极权主义的描述并不少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描述的重心是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同源性。1961年，曾在纳粹德国担任高官的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最终完成了《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阿伦特的这本书，不但因提出“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遭到了学界的批评，还因为她揭露了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同样具有屠杀同类的恶行，招致了许多犹太人朋友和组织的决裂，一度众叛亲离。实际上，犹太人中同样存有大屠杀者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人性的复杂与阴暗与何种人类无关，只与当时遭遇的具体环境诱因有关，这正是“恶的平庸性”这一观念的的核心所在。
阿伦特提到一个例子，她的朋友，著名的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提到这个屠杀困境的悖论：“如果某人用一把手枪对着你说，‘杀了你的朋友，否则我就要杀了你’，他是在引诱你，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一度把这种生存困境称之为“苏菲的抉择”。这是一个道德上的难题，因为根本没法选择，在杀人与杀人之间，在杀人与救人之间，在杀一个人与救许多人之间，无论你如何选择，你都是在作恶。但是在大屠杀中，很多人不会思考到这种悖论式的道德困境，大部分人都会用“杀一人可以救很多人”这种思想的幻觉安慰自己，以免良心不安，这也正是纳粹之所以给你出这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在引诱你作恶，引诱你变成一个屠杀者，一个纳粹的同谋。阿伦特的后期著作中，对“恶的平庸性”这一观念的分析已经超出了早期对极权主义观念同源性和极端之恶的思考。
在《思考与道德关切》一文中，阿伦特谈到“恶的平庸性”这一核心概念时说：“我并不企图以此建立一个理论与学说，而只是描述一些十分确实的情况，即那种广泛的恶行现象，人们不能把他们归因于罪犯的特别邪恶、病态或意识形态信念。罪犯唯一的特点乃在于他有点儿异乎寻常的浅薄。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魔，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问询中能发现的唯一个性特点是一些纯然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阿伦特的观点之所以遭到了很多人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总觉得这种说法是在替大屠杀开脱罪责。或者说，她的观念太过关于超前，而显得不合时宜。在齐口众声都在声讨纳粹战犯的时候，这种观念让大众很难接受：即艾希曼与我们普罗大众一样，并不比我们恶多少。但是阿伦特一再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在对大屠杀反思中，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有罪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都无罪。这样一种观念才是真正替纳粹开脱。作为人类的我们都要对大屠杀负责，只有在某种形而上的意图中才是正确的。在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中，无论你身犯极端的恶行，还是平庸的恶行，都是罪人，都要接受审判和惩罚，这点毋容置疑。战后的审判针对的是具体的罪犯，而不是形而上的罪责。
如果说收录到《责任与判断》中的这些文字有比阿伦特之前的思想有所深入的话，那就是她提到的那种“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很显然，这是阿伦特后期著作中最为闪光的一个思考点。战后对纳粹屠杀有过各种原因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和权威的就是其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其中的主要观点是说奥斯维辛是一种高度行政性和制度性的大屠杀。它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那样运作，遵循严格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按照程序和步骤，实行流水线式的工业屠杀。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个人就成为了这道严格屠杀程序上的一个零件。阿伦特称之为零件理论：每一个零件，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报废和替换的，而这又不会改变整个屠杀系统，这是所有官僚机构所能正常运站的基础。在战后大屠杀的审判中，很多被告都是用这种理论为自己解释：如果我不做，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也会做。2009年奥斯卡获奖影片《朗读者》中，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
但是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中把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现代性的大屠杀中，个体是否真的没有选择权？那些作为零件的被告是否真的无罪？是否服从上级命令就意味着自己不该承担责任？阿伦特就此重新提出了：何为思考？“人是思考着的存在，它的意思是，人有一种倾向，甚至说一种需要，需要越出知识的界限去思考，去更多地运用他的智力、脑力，而不仅是把它们作为求知和行动的工具”。也就是说，思考是一个过程，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结果。我思故我在那句格言所能陈述的正是一种思考着的存在，“思考的需要只能通过思考得到满足，昨天的思想只有被重新思索之后才能满足于今天的思考需要”。
古希腊有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你是想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乐意做一头快乐的猪。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因为思想而痛苦纠结，而一头猪浑浑噩噩却快乐无比。但是我们却宁愿选择做苏格拉底，因为思想正是人与猪之间最大的区别。而且思考活动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永远可运用的能力，同样，“不能思考”也不是那些缺乏脑力的重任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经常存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很多人不是不能思考，而是需要他做出思考的时刻，他逃避了这种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逃避自己的罪责。当他口口声声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和安排时，其实是逃避自己的思考能力，从而推卸了自己的责任，避免做出道德判断，高高悬置起了自己的良心。
“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当然不可能作为法律依据，让那些大屠杀中被告判刑获罪。但是阿伦特对这种“恶的平庸性”的深入解析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哲学关切和道德关切的范畴。所谓“责任与判断”更多的是指向自身的省思。大屠杀之后，我们每人都有罪，听着像是一种敷衍之词。但是只有我们知道，阿伦特为警惕这种“每人都有罪”的观念倾注了她的后半生沉思生活。
思郁
2011-9-1书
责任与判断，【美】汉娜·阿伦特著，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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