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另一条路径

中国的文明历来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从历史的叙述到史迹的存留,再到考古的发现,都在为这个论点增添证据。华夏文明是起源于中原,并向四周辐射扩散,离中原中心越远的地方,似乎离文明也越远,而到边鄙之地,到了华夏的边缘,则进入文明的时代就越晚,文明的程度就越低。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学术界,在普通国民的心目中,已成定论。虽说其中有许多不符逻辑或者难以解释之处,我们总是能以种种理由搪塞过去。
不过,随着考古上越来越多新发掘遗址的出现,对于中原中心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中原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观点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四川三星堆遗址及后来的金沙遗址的出现,一种迥异于中原文明的文化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出土文物的成熟与精美,丝毫不亚于中原出土的文物,年代上也差不多。从传承上来说,很难说三星堆文明来自于中原文明的辐射,实际上更为接近西亚中东一带。这样问题就来了,像三星堆这样的文明,中原文明是如何辐射的?它又是怎样被中原影响的?作为中原中心论者,除了置之不理,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饶宗颐算是国学大师,博学长寿,研究的范围也颇为广泛,从甲骨文到考古学,从敦煌学到中印关系史,皆是他所长。已是耄耋之年,又利用毕生所学,对一个新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这是饶宗颐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论文大多写于近些年。此次,饶宗颐先生将目光转向了西南,转向了三星堆和金沙,考察显然与主流的中原文明相异质的西南文明(饶先生用的是西南文化)。此书既有对现在研究成果的强调,同时也发了许多前人及时人所未发的观点,厘清了一些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总论,后两卷为分论。分论上卷是通过对甲骨文字句的解读,来考释代码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这一部分让我读得有些似懂非懂,毕竟甲骨文的释字对于我来说,真是很难。而这却正是饶老先生擅长的领域,饶先生号选堂,因而有第五堂之称。在书的前半部分,他围绕着甲骨文中出现的关于地名的字的考证,通过多方的比较与排除,参考了众多的资料,将这些地名确定在四川。饶宗颐先生通过对于地望的研究,对于中华上古文明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明确了西南特别是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四川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从饶宗颐先生的考评,其实已经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反动,他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另外一条途径,另外一种起源的可能。除了中原之外,在中国的边陲之地,也同时具有多种的文明兴起,他们相互之间交流影响,共同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书名《西南文化创世纪》,即揭示了这层意思,承认了西南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将文明称为文化。其实,文明与文化究竟有何区别,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之事,但在中国的叙事语境之中,文明是大于文化的,在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文明,其他的都只能是文化,如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等,都只能是这个大文明下的小构件。饶先生发现了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文明的重要性,但仍然无法走出中原中心论。
三星堆及金沙出土的文物,我曾多次观看,也给我很大的震撼。很明显,这是一种与中原文明异质的文明,与我们过去常见的中原出土的文物,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两者之间当然也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交流,但绝非以往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原文明向外辐射影响,恐怕方向应该反过来。中原文明只是文明传播的末端,而三星堆也非起源点,它的文明来自于远方。我也曾看过云南出土的青铜器,虽然年代不是很早,但亦迥异于中原,显得更加精致。中原不产铜锡,云南则从古到今都是这两种金属的产地。现在已有专家证明,中原许多青铜器里的铜来自于云南。如果说一个不产原料的地方,青铜器的起源比原料产地要更早,这在逻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换个思路看待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逻辑得多。从云南,到四川,再到中原,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文明传播的路线图。中华文明究竟是原生于此地,还是外来的,在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但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因此不可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与其他文明肯定在早期有过交流。交流的途径,以前我们只承认西北一途,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证明了这一途径的存在。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条路径,即西南这条途径,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们以前也认可这么一条路径,只是将年代大大地推后了。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说,这条路径在远古时就已存在,且非常的繁荣。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经过印度,进入中国。从云南,再到四川,最后到达中原。中原已是欧亚大陆的终端,两河流域文明经过两条路径,最后交汇于中原,最后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当然,这些并非饶宗颐先生在书中的观点,只是我的猜想而已。饶先生在书中对于甲骨文中许多字的考释,却证明了西南文明远古时的繁荣景象。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在未来不久,还会有更多如三星堆一样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这一点。
不过,随着考古上越来越多新发掘遗址的出现,对于中原中心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中原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观点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四川三星堆遗址及后来的金沙遗址的出现,一种迥异于中原文明的文化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出土文物的成熟与精美,丝毫不亚于中原出土的文物,年代上也差不多。从传承上来说,很难说三星堆文明来自于中原文明的辐射,实际上更为接近西亚中东一带。这样问题就来了,像三星堆这样的文明,中原文明是如何辐射的?它又是怎样被中原影响的?作为中原中心论者,除了置之不理,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饶宗颐算是国学大师,博学长寿,研究的范围也颇为广泛,从甲骨文到考古学,从敦煌学到中印关系史,皆是他所长。已是耄耋之年,又利用毕生所学,对一个新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这是饶宗颐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论文大多写于近些年。此次,饶宗颐先生将目光转向了西南,转向了三星堆和金沙,考察显然与主流的中原文明相异质的西南文明(饶先生用的是西南文化)。此书既有对现在研究成果的强调,同时也发了许多前人及时人所未发的观点,厘清了一些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总论,后两卷为分论。分论上卷是通过对甲骨文字句的解读,来考释代码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这一部分让我读得有些似懂非懂,毕竟甲骨文的释字对于我来说,真是很难。而这却正是饶老先生擅长的领域,饶先生号选堂,因而有第五堂之称。在书的前半部分,他围绕着甲骨文中出现的关于地名的字的考证,通过多方的比较与排除,参考了众多的资料,将这些地名确定在四川。饶宗颐先生通过对于地望的研究,对于中华上古文明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明确了西南特别是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四川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从饶宗颐先生的考评,其实已经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反动,他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另外一条途径,另外一种起源的可能。除了中原之外,在中国的边陲之地,也同时具有多种的文明兴起,他们相互之间交流影响,共同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书名《西南文化创世纪》,即揭示了这层意思,承认了西南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将文明称为文化。其实,文明与文化究竟有何区别,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之事,但在中国的叙事语境之中,文明是大于文化的,在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文明,其他的都只能是文化,如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等,都只能是这个大文明下的小构件。饶先生发现了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文明的重要性,但仍然无法走出中原中心论。
三星堆及金沙出土的文物,我曾多次观看,也给我很大的震撼。很明显,这是一种与中原文明异质的文明,与我们过去常见的中原出土的文物,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两者之间当然也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交流,但绝非以往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原文明向外辐射影响,恐怕方向应该反过来。中原文明只是文明传播的末端,而三星堆也非起源点,它的文明来自于远方。我也曾看过云南出土的青铜器,虽然年代不是很早,但亦迥异于中原,显得更加精致。中原不产铜锡,云南则从古到今都是这两种金属的产地。现在已有专家证明,中原许多青铜器里的铜来自于云南。如果说一个不产原料的地方,青铜器的起源比原料产地要更早,这在逻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换个思路看待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逻辑得多。从云南,到四川,再到中原,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文明传播的路线图。中华文明究竟是原生于此地,还是外来的,在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但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因此不可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与其他文明肯定在早期有过交流。交流的途径,以前我们只承认西北一途,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证明了这一途径的存在。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条路径,即西南这条途径,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们以前也认可这么一条路径,只是将年代大大地推后了。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说,这条路径在远古时就已存在,且非常的繁荣。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经过印度,进入中国。从云南,再到四川,最后到达中原。中原已是欧亚大陆的终端,两河流域文明经过两条路径,最后交汇于中原,最后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当然,这些并非饶宗颐先生在书中的观点,只是我的猜想而已。饶先生在书中对于甲骨文中许多字的考释,却证明了西南文明远古时的繁荣景象。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在未来不久,还会有更多如三星堆一样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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