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之源（并极简论中国经济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从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行为假定开始论述。诺思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最重要因素。制度变迁最初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人们感知了这种变化，并由已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constructs）”修正感知，从而形成参与者的“意向性（internationallity of the player）”，最终推动制度变迁。
制度的主角为组织及企业家，他们也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如前所述进行追溯，方向性取决于参与者的意向性，而意向性受心智构念影响，心智构念由传统与意识形态（二者可互相修正）决定，而这两者由文化遗产、基因与局部和非局部（local&non-local）学习最终决定。
突出观念和心智对制度变迁的重大影响，也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相对低效的制度会长时间驻存。同时，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有共同的特征：二者均为自我强化机制（Arthur，1988），其后果为锁入效应（Lock-in）和路径依赖。故而，意识性因素和制度本身的特性是制度演化不会为线性，在短期不会一定趋向于更高效方向发展。但是不是没有方向性呢？长期是有的，正如诺思所述”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 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以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
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之内，制度对参与者是获益的，且边际报酬递减，但对于制度的调整则根据参与制度制定的双方或多方的谈判能力而定。


按照诺思建立起来的框架，可以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做一番能够自洽的解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简要的说，ZF无法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去执行保护产权与维护竞争秩序这一最重大的职能。在现实中，ZF更像一只巨兽，去吞噬财富。作为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主体，ZF既当裁判又踢球，最终民间的创新与创富动机会被无情的抑制。
要使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发展，必须进行”连续性“的改革，而非”不连续性”的革命。要进行连续性的改革，理由就不再冗述。而摒弃“不连续“的制度变迁，是因为社会群体的心智构念不会以为一次革命而被改造，最终传统和文化遗产会让激进的革命回到原点。同时，在革命的动荡中，社会成员会呼唤秩序，乞求一个霍布斯式”巨灵“的诞生，最终很有可能会变成专制。这一过程在中国百年制度变迁史中一再上演。结果是不太流氓的被淘汰，更为流氓的被”选中“。

写在后面：这本书是诺思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此书中建立了制度分析的框架，并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对于受到理性建构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长期熏染的我来说，这本书是使我缓慢摆脱原有社会演化认识范式的一环。在经济学这条道儿上，不知对于历史和政治的兴趣可以把我带到多远。这本书，就告诉了我，无论你感兴趣什么，都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一个可以嵌入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