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做过田野，我看到了（原题：你所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人类学）

2003年的时候，《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出版了简体本，那时我刚在人类学的大门附近亦步亦趋地徘徊缓行；2008年，从老师那里，我复印了《天真的人类学家：重返多瓦悠兰》（续篇）的台版繁体本，稍能抚平的，是我在学术岔道上踯躅焦虑的心绪。2011年的夏日，我看到了“小泥屋笔记”的合集。与此书相伴的将近十年，虽早已不是“天真的人类学家”了，但每一位与“小泥屋”相伴成长的人类学者，都还依然怀着一颗“天真”的心。 而本书的作者奈吉尔·巴利，作为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前馆长，就是这样一位常怀“赤子”之心的“天真人类学家”。用他的眼、他的口、他的笔，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为我们描绘了非洲中西部北喀麦隆生活的一群山地民族———多瓦悠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把浪漫、真诚又不乏豁达的人类学种子，种入了每一位读者的心里———当然，还有他的牙、他的肝！ 人类学家穷折腾 在排除了“活在列维—斯特劳斯阴影下”的南美，政治动荡的印尼，“恶臭浊热、疾病丛生”的赤道几内亚之后，北喀麦隆一个异教山地民族偶然进入了巴利的视野。几篇法国殖民官和旅人所写的东西，从“国际非洲研究所”调出，“头颅崇拜、割礼、哨叫语言、木乃伊，素以顽强野蛮闻名”，打开了巴利在今后两年中生活的黑洞之门。 这一切的源头与某个怪异学术团体神秘的“成人礼”———田野工作———有着密切关联，在这个团体中，哪怕你有着博士学位，利用汗牛充栋文献堆砌过恢宏的理论大厦，别人只消一句充满同情的“从未做过田野调查”，便足以摧毁你全部的自信。因为，“他们曾做过田野，他们看到了”，而你没有。于是，巴利先生需要离开牛津大学的课堂，前往西非的前法国殖民地。 确定了田野地点，第二步就是要“说服奖助审查委员会”，“强调自己的小小研究对人类的续存将产生广泛影响”，实际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搞来一笔调查和旅行经费。只是，经费支出的说明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为了多瓦悠人“基本民族志数据”的收集。 和机场海关打交道，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这份名单中至少还有莫名其妙的西方旅行者、地方教会的欧洲传教士、当地掮客、卖春的肥胖妇女、地方警察局长、县长这些各色人等，这时是到达田野两个月之后，一个多瓦悠人都还没出现在巴利的眼中。这已经不知是《人类学的问询与调查》指南中提到的第几步了。这时你会很焦虑，因为跨国银行的汇票不知在那个外国支行的抽屉里歇着，最后由于过期直接被寄了回去；这时你会很沮丧，因为所有的官僚都知道“不知道”、“不行”就是多瓦悠人的名字。没有热带雨林，没有宝藏，没有穿草裙的原始美女，只有非洲的干旱和无情。 不过，巴利的忍耐为他赢得了胜利。身体发福，穿着长袍，“佩剑，戴着太阳眼镜”的多瓦悠酋长，在覆辙茅草的泥屋下等着我们的人类学家。和酋长一起等待的，还有疟疾，“迎面撞墙，扑翅掉在你脸上”的热带蝙蝠，三个星期的大雨，偷走粮食的人…… 为什么要去观察“割礼” 或许你会问，人类学家为什么要这么穷折腾？按照《裸猿》作者、灵长类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问题，人类学家为什么要“分散到天涯海角那些死水一潭，长期停滞的文化中去”，带回那些“奇异的婚配习俗、奇怪的亲属称谓、怪诞的原始宗教仪式”？这就不是一句“奇妙的异文化”、“成人礼”，或者一句“酷”就能一语带过的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或许值得参考，我们对人类群体（尤其是对应于某种特定生态环境之中）的社会行为———也即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充满好奇，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我们不能把一群人放到一个给定的环境当中，把他们当作实验观察对象。但现实世界中，那些生活在“天涯海角”，海岛、丛林中的小规模人群，提供了替代性实验的可能。我们能通过他们在当地环境下发展出的“极端”的文化模式，了解人类社会自身在道德、伦理、智能或各种适应性方面的最大极限。简言之：用极端情况来暴露人类良知的底线。 另一方面，这些异文化同样肩负着提供更多“选择路径”的重任。如果同样的原因在不同文化中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不应对本文化中的某一观念或信条，当作永远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并入“强迫症”一般报以苛责的态度。例如巴利发现，多瓦悠人和世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婚前怀孕不算污名，反而颇受欢迎，它证明女孩的生育能力”。按照这一思路，如果我们能记录并揭示尽可能多的“异文化”现象，并将它们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并置”开来，或许就是对某种偏见最好的攻击与修正了。 那么，巴利博士千里迢迢，历经万难的终极目的———观察多瓦悠人男性成年礼“割礼”仪式———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他究竟是想丰富我们对成人仪式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还是想说明“伤残”行为对男性勇气的体现呢？这点，他好像忘记告诉我们了…… 无害的白痴 虽然带着为人类文明整体添砖加瓦的美好愿望，但是，要把每一种文化中与众不同的那一部分记录下来，没有现成的文献和资料，少不了民族志学者的亲历亲为。把发生的转瞬即逝的文化行为全都“扫描”下来，以文字的形式“输出”，变成可供所有后来者参考、比较多“文本”。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用，也不知道下次再来时，那些“天涯海角”的人们是不是被海啸吞噬了（安达曼人）、被火山爆发掩埋了，或者被反政府武装消灭了，只有把所有的东西统统记录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错过可能发生的事情，错失与记录对象交流沟通的机会，少不了要与土著一起生活。于是，作为文化记录者的巴利就必须带着土著翻译，住在酋长家边上的小泥屋外面了。 学习语言，是沟通与记录的第一步骤，既要有不懈尝试的毅力，也要有足够坚实的厚脸皮。“多瓦悠语言里，猥亵与正常只是一线之间，音调稍加改变便会改变疑问质询，使正常句变成问句，还是最猥亵不堪的字眼。”不仅如此，他还“常以蠢笨问题类似主人，还拒绝理解他们的答案。甚至还有可能将答案透露给外人知道”，并让当地翻译替他抱歉。好在土著有种先天的免疫机制，至少可以把人类学家当成“无害的白痴”，至少在经济方面能为村子带来一点实惠。 与土著的生活有苦有乐，人们之间的交往难免，何况还是与一群文化迥然，习俗殊异的异民族。文化上的问题还不及解决，生活上的困境又接踵而至，脚趾缝里跳蚤产下的卵，足以让人奇痒无比，寸步难行，治疗方法要以“安全别针挑出，不致刺破卵囊”，可为了担心留下虫卵，只有“挖下好大块肉”。如果这还不是最糟的，那么开车出门，掉落十多米的上坡，撞上了颚骨，撞掉了门牙，也还没到尽头，为了拔牙装假牙而在非洲医院中招得了肝炎才是真正的欲哭无泪。 身体上的苦还都不算，如果像巴利那样千辛万苦回到家里，等来一句朋友的问候，“你两年前忘记在我家里的毛衣什么时候来拿？”你还会如此热爱这门学科吗？答案是肯定的。他用调侃轻松的口吻吐槽了人类学家在田野里能遇到的所有事情，欢乐之余，那是一种自信，因为他能毫不含糊地说出“我曾做过田野，我看到了”，而你没有。这是一份真爱，还有你可以感觉到的———骄傲。 版次:GB21 版名:南方阅读 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9-18 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be6/93c1c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