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的历史
摘自《文景》 作者：庄振华
正如一切这样那样的“主义”，或许“历史主义”自从被命名为“主义”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被脸谱化了，拥护者用它标明自身身份，反对者则把它用作妖魔化的手段。但不同于任何其他“主义”的是，它似乎与德国的命运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如果允许冒一次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主义的式微让人怅然若失，似乎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某种思潮，还有这个世界的某个精魂，某种悲壮。
历史主义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不同的人对这一历史有不同的描述。德国历史学派最后的重镇梅尼克在他的《历史主义——一种新历史观的兴起》中将历史主义的发生远溯自英国的莎夫茨伯里、休谟、吉本，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意大利的维科和德国的莱布尼茨，这是将历史主义作为具有欧洲普遍意义的运动来处理了。而这本《德国的历史观》的作者伊格尔斯并未试图推翻这种说法，不过正如伊格尔斯指出的，梅尼克拿来作为历史主义核心的“个体概念”，“似乎远不是整个欧洲都有的，它比梅尼克所认为的更具有独特的德国根源”。伊格尔斯将体现的这一独特性的历史主义只上溯到莱布尼茨和赫尔德。
我们知道，强调个体性，这在德国不是一两个思想家突如其来的发明，而是贯穿路德、莱布尼茨、黑格尔、洪堡、兰克、狄尔泰、新康德主义诸家、韦伯、梅尼克的一条深厚的传统。与英法思想最明显的不同是，它将国家不是看作为公民谋利益之用的契约之物，而是看作本身具有价值的目的。用个体性的眼光来看，每一阶段的历史都不可用任何普遍规律之类的东西来加以研究，而只能通过“理解”来进入其独特性，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无疑是与自然法（natural law）学说直接抗衡的，它有效地抵制了科学理性对历史领域的侵袭。
然而人们之所以对“历史主义”避犹不及，是因为将它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挂钩几乎已成惯例，更是因为它往往背负了纳粹主义先导的罪名。正如伊格尔斯指出的，兰克为保障历史的独特性而规划的客观历史研究其实并不客观，而是极具意识形态特性的，实际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及俾斯麦铁血政策服务的。而且它一直以此历史观自傲，视他国为野蛮无教养，直至纳粹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过去之后，它又极力将该事件视作偏离这一历史观的、来自它自身外的欧洲堕落现象，以便为自己开脱罪名。此时及往后的德国历史学，诚如伊格尔斯所说，还有历史主义的些许痕迹，但学科内的分化和科学实证主义的侵袭已使过往那种宏大深厚的历史感成为明日黄花了。纳粹事件带来的是绝对的惊惧，绝对的虚无，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即便如此，纳粹事件还是拒绝成为话语工具。
二
平心而论，笼而统之地将“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军国主义—纳粹主义”作为区别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标签，并将几乎大部分德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都强塞到这一框架下来，名曰“德国的历史观”，这绝不是哪一两个人的做法，而是普遍存在于英美思想界的现象，它几乎已经化成一种固定模式和内在冲动，因此伊格尔斯持这种观点本不足为奇。这里面有太多的成见和误解，太多随时准备给人扣帽子的“政治正确”，我们仅仅为了给某一方辩护而对其中的问题一一进行考究，也许意义并不大，但我们可以看看伊格尔斯这一做法的理论预设，考察考察历史主义本身的历史规定性，以及批评者所反映的强大保守主义潮流的实质。
伊格尔斯说：“我在基本观点上一直是世界主义的，深深服膺于启蒙运动人权和理性的价值观。正是此种信念促使我对‘德国的历史观’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我试图将德国史学放在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潮流的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的确，站在启蒙理性自认为普遍有效的立场上，将历史主义当作一个他者，谈论历史主义遇到的普遍与特殊、永恒与相对的难题，是很容易的，因为自家已经有个稳靠的基础了，邻家发火，自然可以大发议论不心疼了。然而这样一种“客观”不仅有些不近人情（似乎这就是“客观”的题中应有之意呢），更重要、也不容易为人所理解的是，它是对评说者自身命运的漠视。
如果单从学理来看，历史主义的出现源于自由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后来演变成价值与事实问题）。我们知道，虽然康德对自由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具体回答基本上已经过时，但他提出的问题框架却是至今为大陆和英美思想界所共同接受的，同样地，尼采所宣称的“一切价值的自行贬黜”并不是德国国内的某个现象，而是一个全西方、全现代的现象，一切以往的绝对价值都变得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相对性”是现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固然，历史主义主要发生在德国，但历史主义也绝非一个德国现象，它只不过最为集中最为明显地代表了现代性由科学理性的独大走向实践理性的对抗，再走向虚无主义的历程而已。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借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困境将“相对主义”及其责任独独挂在“历史主义”的尾巴上，自己却躲得远远的，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相对主义与历史主义齐齐打发掉了呢？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任何纯学理的东西存在。学理从来都是与权力，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力与政治首先意味着承担责任的能力。为了避免将过多的道德评判牵涉进来，我们不打算在此追究伊格尔斯的这种做法的原因，只是想指出，对“相对主义”的指责本身很容易就陷入相对主义了。我们知道，打破本质主义、实在论，承认事物（尤其是历史事物）的有限性、相对性，这几已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共识，伊格尔斯以避免“相对主义”为由，退入启蒙理性的普遍价值中去，这虽绝非思想上的软弱，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它没有看到，在尼采之后再将那些本身已经是相对的、不普遍的所谓启蒙理性“普遍”价值拿来评判一切，这本身非但没有消除相对主义之祸，反而助长了相对主义；它没有看到，世界上并不是启蒙理性普遍价值与相对主义二者必择其一所能穷尽的。
如果一个现代中国人躲避世事纷繁，只以所谓的提高个人境界为能事，这不仅说明他在逃避现实，更是对原本意义上的“境界”的背叛；同样地，给历史主义扣一个“德国”的帽子，以为我们采取一个别的什么现成的立场就可以将它对付过去，那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幼稚。
三
然而如果真要避免所谓的“相对主义”，又不至于简单回归某种启蒙理性的立场，看来只能寻求某种“第三条道路”了。
众所周知，历史主义是对历史性的一种深刻规定：历史是个体性的、独特的、只能被理解而不能被外在规律化的。这种规定曾经一度成为德国思想界的骄傲，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上帝、精神、道德等等终极物的庇护而不致沦于相对主义之手。为这一延续数百年的深厚传统所激发，狄尔泰也曾以“历史理性批判”为终生的志业。
德国历史学界是严重滞后的，在尼采赋予历史性以新规定——历史就是权力——之后，在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之后，甚至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久，德国历史学派基本上还沉浸在过往观念的泥淖中，罔顾经济与社会对历史的巨大影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才大梦方觉，然而这对于挽救历史主义来说为时已晚了……
在虚无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当代，如果说尼采虽然揭露了一切非历史物的历史性根源，但他救治虚无主义的药方仍然还带有太多旧形而上学的痕迹的话，那么取代尼采的“历史是权力”，对历史性的新的规定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此我们不能、也不愿提出一个“应该如何如何”式的答案，只是对事实上可能会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的一种历史观做个“预测”：因为虚无主义已经表明西方历史观穷尽了其一切可能性，在不与其他非西方形态的历史观发生实质性交流的情况下，这种新历史观只能是对历史性本身的独断性挑战，也就是说，独断性地规定，过去的未必一定是过去的，以近乎命令的方式将过往的某种历史之物规定为普遍物。这将会是比以往一切保守主义更保守的保守主义，它是对历史单向性本身的挑战，在根本上不同于启蒙理性无反思地接受普遍物的做法。简言之，这是以权力设定历史，“权力是历史”，但这种最大的保守主义是否会仅仅是尼采那个形而上学命题的反题呢？
正如一切这样那样的“主义”，或许“历史主义”自从被命名为“主义”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被脸谱化了，拥护者用它标明自身身份，反对者则把它用作妖魔化的手段。但不同于任何其他“主义”的是，它似乎与德国的命运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如果允许冒一次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主义的式微让人怅然若失，似乎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某种思潮，还有这个世界的某个精魂，某种悲壮。
历史主义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不同的人对这一历史有不同的描述。德国历史学派最后的重镇梅尼克在他的《历史主义——一种新历史观的兴起》中将历史主义的发生远溯自英国的莎夫茨伯里、休谟、吉本，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意大利的维科和德国的莱布尼茨，这是将历史主义作为具有欧洲普遍意义的运动来处理了。而这本《德国的历史观》的作者伊格尔斯并未试图推翻这种说法，不过正如伊格尔斯指出的，梅尼克拿来作为历史主义核心的“个体概念”，“似乎远不是整个欧洲都有的，它比梅尼克所认为的更具有独特的德国根源”。伊格尔斯将体现的这一独特性的历史主义只上溯到莱布尼茨和赫尔德。
我们知道，强调个体性，这在德国不是一两个思想家突如其来的发明，而是贯穿路德、莱布尼茨、黑格尔、洪堡、兰克、狄尔泰、新康德主义诸家、韦伯、梅尼克的一条深厚的传统。与英法思想最明显的不同是，它将国家不是看作为公民谋利益之用的契约之物，而是看作本身具有价值的目的。用个体性的眼光来看，每一阶段的历史都不可用任何普遍规律之类的东西来加以研究，而只能通过“理解”来进入其独特性，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无疑是与自然法（natural law）学说直接抗衡的，它有效地抵制了科学理性对历史领域的侵袭。
然而人们之所以对“历史主义”避犹不及，是因为将它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挂钩几乎已成惯例，更是因为它往往背负了纳粹主义先导的罪名。正如伊格尔斯指出的，兰克为保障历史的独特性而规划的客观历史研究其实并不客观，而是极具意识形态特性的，实际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及俾斯麦铁血政策服务的。而且它一直以此历史观自傲，视他国为野蛮无教养，直至纳粹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过去之后，它又极力将该事件视作偏离这一历史观的、来自它自身外的欧洲堕落现象，以便为自己开脱罪名。此时及往后的德国历史学，诚如伊格尔斯所说，还有历史主义的些许痕迹，但学科内的分化和科学实证主义的侵袭已使过往那种宏大深厚的历史感成为明日黄花了。纳粹事件带来的是绝对的惊惧，绝对的虚无，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即便如此，纳粹事件还是拒绝成为话语工具。
二
平心而论，笼而统之地将“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军国主义—纳粹主义”作为区别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标签，并将几乎大部分德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都强塞到这一框架下来，名曰“德国的历史观”，这绝不是哪一两个人的做法，而是普遍存在于英美思想界的现象，它几乎已经化成一种固定模式和内在冲动，因此伊格尔斯持这种观点本不足为奇。这里面有太多的成见和误解，太多随时准备给人扣帽子的“政治正确”，我们仅仅为了给某一方辩护而对其中的问题一一进行考究，也许意义并不大，但我们可以看看伊格尔斯这一做法的理论预设，考察考察历史主义本身的历史规定性，以及批评者所反映的强大保守主义潮流的实质。
伊格尔斯说：“我在基本观点上一直是世界主义的，深深服膺于启蒙运动人权和理性的价值观。正是此种信念促使我对‘德国的历史观’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我试图将德国史学放在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潮流的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的确，站在启蒙理性自认为普遍有效的立场上，将历史主义当作一个他者，谈论历史主义遇到的普遍与特殊、永恒与相对的难题，是很容易的，因为自家已经有个稳靠的基础了，邻家发火，自然可以大发议论不心疼了。然而这样一种“客观”不仅有些不近人情（似乎这就是“客观”的题中应有之意呢），更重要、也不容易为人所理解的是，它是对评说者自身命运的漠视。
如果单从学理来看，历史主义的出现源于自由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后来演变成价值与事实问题）。我们知道，虽然康德对自由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具体回答基本上已经过时，但他提出的问题框架却是至今为大陆和英美思想界所共同接受的，同样地，尼采所宣称的“一切价值的自行贬黜”并不是德国国内的某个现象，而是一个全西方、全现代的现象，一切以往的绝对价值都变得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相对性”是现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固然，历史主义主要发生在德国，但历史主义也绝非一个德国现象，它只不过最为集中最为明显地代表了现代性由科学理性的独大走向实践理性的对抗，再走向虚无主义的历程而已。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借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困境将“相对主义”及其责任独独挂在“历史主义”的尾巴上，自己却躲得远远的，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相对主义与历史主义齐齐打发掉了呢？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任何纯学理的东西存在。学理从来都是与权力，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力与政治首先意味着承担责任的能力。为了避免将过多的道德评判牵涉进来，我们不打算在此追究伊格尔斯的这种做法的原因，只是想指出，对“相对主义”的指责本身很容易就陷入相对主义了。我们知道，打破本质主义、实在论，承认事物（尤其是历史事物）的有限性、相对性，这几已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共识，伊格尔斯以避免“相对主义”为由，退入启蒙理性的普遍价值中去，这虽绝非思想上的软弱，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它没有看到，在尼采之后再将那些本身已经是相对的、不普遍的所谓启蒙理性“普遍”价值拿来评判一切，这本身非但没有消除相对主义之祸，反而助长了相对主义；它没有看到，世界上并不是启蒙理性普遍价值与相对主义二者必择其一所能穷尽的。
如果一个现代中国人躲避世事纷繁，只以所谓的提高个人境界为能事，这不仅说明他在逃避现实，更是对原本意义上的“境界”的背叛；同样地，给历史主义扣一个“德国”的帽子，以为我们采取一个别的什么现成的立场就可以将它对付过去，那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幼稚。
三
然而如果真要避免所谓的“相对主义”，又不至于简单回归某种启蒙理性的立场，看来只能寻求某种“第三条道路”了。
众所周知，历史主义是对历史性的一种深刻规定：历史是个体性的、独特的、只能被理解而不能被外在规律化的。这种规定曾经一度成为德国思想界的骄傲，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上帝、精神、道德等等终极物的庇护而不致沦于相对主义之手。为这一延续数百年的深厚传统所激发，狄尔泰也曾以“历史理性批判”为终生的志业。
德国历史学界是严重滞后的，在尼采赋予历史性以新规定——历史就是权力——之后，在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之后，甚至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久，德国历史学派基本上还沉浸在过往观念的泥淖中，罔顾经济与社会对历史的巨大影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才大梦方觉，然而这对于挽救历史主义来说为时已晚了……
在虚无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当代，如果说尼采虽然揭露了一切非历史物的历史性根源，但他救治虚无主义的药方仍然还带有太多旧形而上学的痕迹的话，那么取代尼采的“历史是权力”，对历史性的新的规定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此我们不能、也不愿提出一个“应该如何如何”式的答案，只是对事实上可能会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的一种历史观做个“预测”：因为虚无主义已经表明西方历史观穷尽了其一切可能性，在不与其他非西方形态的历史观发生实质性交流的情况下，这种新历史观只能是对历史性本身的独断性挑战，也就是说，独断性地规定，过去的未必一定是过去的，以近乎命令的方式将过往的某种历史之物规定为普遍物。这将会是比以往一切保守主义更保守的保守主义，它是对历史单向性本身的挑战，在根本上不同于启蒙理性无反思地接受普遍物的做法。简言之，这是以权力设定历史，“权力是历史”，但这种最大的保守主义是否会仅仅是尼采那个形而上学命题的反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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