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要点梳理
•国家、家庭和个人
•本书所描述的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题：第一，重点分析个人的情感与欲望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位置，据此分析青年的主体性；第二，国家在私人生活转型和个人主义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结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家在家庭变迁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这一过程推动了私人生活的转型，并由此出现了今年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急剧发展。这种家庭文化之下的新型个人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对社会或者他人的道德责任。
一、家庭的私人化
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变。父母一代的权力、权威、地位日益下降，同时，年轻一代则日益独立自主。其标志是无可挽回的父权衰落，妇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妇女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且在家庭生活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功德的个人
个人主义的兴起发展反映在：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加、个人的情感与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所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个人欲望日益强烈。
三、情感、欲望、消费需求
家庭正在从一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
孝道的没落既是社会性也是情感性的危机。
公开表达个人欲望是个人主体性发展的一个标志。从目前看，人们的欲望绝大部分还是物质的，而且最终导致消费欲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用消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质量。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家庭生活中许多方面的变化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这些计划与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策。”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国家改造了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从而也改变了家庭，同时，国家也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了对家庭变革的推动，尤其是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国家干预的更多。
首先，国家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
革命前，中国大量村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社会活动都是在家庭与宗教内部进行的。（家庭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土改期间，共产党支部及其领导的农会从传统的家族势力手中夺取了农村的领导权；士绅长者的权威也遭到了青年人革命行动的打击。到50年代中期，集体化运动结束了家庭拥有土地与其他生产资料的历史，进一步削弱了作为社会组织的传统家庭。在之后的25年里，农业生产由生产队来组织，生产任务由生产队长而不是家长来分派。当老一辈人在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农业技术、化肥农药的使用等方面跟不上形势发展时，他们作为家长的权威也随之衰落。
非集体化以后，农业生产中，整个家庭经济受制于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另外，大批农民转入工商业部门工作，教育和文娱活动等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不是由家庭来组织的。
其次，新婚姻法和其他家庭改造政策是导致私人生活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
新婚姻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年轻人恋爱婚姻的自主权。在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的同时，国家也发动了对父权、男性中心以及传统家庭观念的批评，推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对家庭制度都有直接的影响。传统的家庭价值体系也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火化殡葬改革）。
第三，国家采取两个步骤推动了家庭的私有化：首先是将家庭从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分离，之后再将家庭直接带入现代社会体制。
1949年以后，国家摧毁了传统的地方权力机制，之后在通过人民公社与地方政府来干预每个家庭的公共的与私人的生活。这导致了：一方面，家庭及个人过去从来没有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也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感受过行政系统的威力；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从个人也从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力下被解放了出来。简言之，国家通过摧毁传统地方权力的方式使家庭私人化得以实现，同时也通过将家庭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为其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
集体化时代，国家试图推动集体主义，使农民将其忠诚的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到国家那里。国家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来宣传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以批判传统开始，以树立毛泽东式的激进道德为最终目标。社会交往永远都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发展，特别强调个人对国家控制下的集体的服从。
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有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人口与信息的流动使青年农民受到了电视等大众媒体传递的现代生活形象的影响——竭尽全力的向父母索取钱财。
可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观念能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抗衡。自80年代以来，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共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本书所描述的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题：第一，重点分析个人的情感与欲望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位置，据此分析青年的主体性；第二，国家在私人生活转型和个人主义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结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家在家庭变迁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这一过程推动了私人生活的转型，并由此出现了今年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急剧发展。这种家庭文化之下的新型个人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对社会或者他人的道德责任。
一、家庭的私人化
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变。父母一代的权力、权威、地位日益下降，同时，年轻一代则日益独立自主。其标志是无可挽回的父权衰落，妇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妇女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且在家庭生活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功德的个人
个人主义的兴起发展反映在：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加、个人的情感与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所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个人欲望日益强烈。
三、情感、欲望、消费需求
家庭正在从一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
孝道的没落既是社会性也是情感性的危机。
公开表达个人欲望是个人主体性发展的一个标志。从目前看，人们的欲望绝大部分还是物质的，而且最终导致消费欲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用消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质量。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家庭生活中许多方面的变化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这些计划与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策。”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国家改造了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从而也改变了家庭，同时，国家也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了对家庭变革的推动，尤其是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国家干预的更多。
首先，国家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
革命前，中国大量村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社会活动都是在家庭与宗教内部进行的。（家庭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土改期间，共产党支部及其领导的农会从传统的家族势力手中夺取了农村的领导权；士绅长者的权威也遭到了青年人革命行动的打击。到50年代中期，集体化运动结束了家庭拥有土地与其他生产资料的历史，进一步削弱了作为社会组织的传统家庭。在之后的25年里，农业生产由生产队来组织，生产任务由生产队长而不是家长来分派。当老一辈人在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农业技术、化肥农药的使用等方面跟不上形势发展时，他们作为家长的权威也随之衰落。
非集体化以后，农业生产中，整个家庭经济受制于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另外，大批农民转入工商业部门工作，教育和文娱活动等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不是由家庭来组织的。
其次，新婚姻法和其他家庭改造政策是导致私人生活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
新婚姻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年轻人恋爱婚姻的自主权。在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的同时，国家也发动了对父权、男性中心以及传统家庭观念的批评，推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对家庭制度都有直接的影响。传统的家庭价值体系也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火化殡葬改革）。
第三，国家采取两个步骤推动了家庭的私有化：首先是将家庭从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分离，之后再将家庭直接带入现代社会体制。
1949年以后，国家摧毁了传统的地方权力机制，之后在通过人民公社与地方政府来干预每个家庭的公共的与私人的生活。这导致了：一方面，家庭及个人过去从来没有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也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感受过行政系统的威力；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从个人也从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力下被解放了出来。简言之，国家通过摧毁传统地方权力的方式使家庭私人化得以实现，同时也通过将家庭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为其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
集体化时代，国家试图推动集体主义，使农民将其忠诚的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到国家那里。国家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来宣传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以批判传统开始，以树立毛泽东式的激进道德为最终目标。社会交往永远都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发展，特别强调个人对国家控制下的集体的服从。
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有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人口与信息的流动使青年农民受到了电视等大众媒体传递的现代生活形象的影响——竭尽全力的向父母索取钱财。
可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观念能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抗衡。自80年代以来，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共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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