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六大难
书名：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
为什么这么说总理做事很难？
一是不嫌累很难。 这点比较显然，尤其是考虑到总理的年龄。三、四两卷是其当总理时的讲话整理，从中大体可以了解其任期内的主要活动，总结如下，我看着就累：
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平稳；
二、国企改革和精简政府机构，作为这两项工作的配套，初步建立社保体系，解决再就业
三、主持完成世贸谈判
四、基本完成农村“费改税”改革，消除农村乱收费乱摊派根源；财税改革，收支两条线
五、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欠账，整顿窗口公司，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六、推动完成粮食收购体系改革
七、打击走私，湛江、远华都是典型
八、领导抗洪，以及之后大力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及大江大河的堤防建设
二是不走火很难。总理要心无旁骛是不可能的，一心多用，多线程工作是正常的工作状态。根据书中披露的信息举例来看，1999年11月13日，朱总与美国贸易代表谈判，为了准备这一谈判，开会至凌晨3点；14日晚一夜未睡，凌晨三点半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15日主持9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间歇与美国谈判代表进行最后的唇枪舌剑，达成协议后，就回来接着主持和讲话，一点没耽误。他自己说：“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三是不生气很难。有脾气没本事千万别做总理，会被气死；有脾气有本事会好一些，但保持好的心态是不可能的。朱总文中多次出现“气死了”这样情绪化的字眼，朱总爱看焦点访谈，大家可能都知道，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无奈，他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说到：“我有时不愿看电视新闻节目，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揭露的问题，看了就生气，但又不得不看。”“我一看就非常动感情，必定给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打电话过问，我也知道这是杯水车薪，这种事情其实多得不得了”。
四是不被骗很难。朱总反复强调过不要相信层层汇报，“对那些统计数字，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让审计署审计了1290个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68%，他强调眼见为实，但眼见也未必为实啊。他自己讲了这样一个事情，有一次他去检查一个储备粮库，欢迎热闹的很，有缴粮食的，有收粮食的，粮库也挺满的，回北京之后接到一份举报信，说粮仓的粮都是挪用的其它粮仓的，那些缴粮和收粮的都是安排的“演员”，他气不过自己派人过去微服私访，果然是人走粮空。
五是政令通畅很难。很多事情，需要总理到处反反复复的动员，也不一定能做到。就比如说，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一事，我看到的讲话提到此事的可能有10遍之多，从98年就开始说，到2000年底还是没有落实。政令不通的原因，一是官僚主义，好的政策都被埋葬在官僚主义中，有些人“管你总理讲的或者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回事，随随便便给你否了或者给你拖延”；原因二是制度的安排以及我国的多元化。我们的政体太讲究形式上的统一和团结，地方貌似应该无条件服从中央，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央和地方博弈的大头在于如何执行政策，而不是如何制定政策，所以我们制定一个政策比较容易，貌似全国达成了一致，实际并非如此，执行起来就打折扣，而西方国家的作法是把矛盾都摆在前面，即制定政策那一块很难。而且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这种差别中提炼出统一的政策很难。原因三是地方对中央的分权。朱总在评价部分国家部委为何工作不力时说，“到地方上，它们就管不了了，虽然有的部门管下级局长的任命，但地方政府的权力太大。”
六是不背黑锅很难。我国既不是总理制也不是总统制，总理有总理之职，而没有总理之权，除了军事以外，总理似乎什么事情都要承担责任，但是他在党内的排位也不过是老三，乾纲独断还轮不着他。也许是朱镕基开了这个头，总理越来越被推到前台，推到风口浪尖，而其它人却相对超然的隐于其后，功劳是你的，黑锅也是你的，一个黑锅顶十件功劳。考虑到这个社会里，批评政府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想要当一个不背黑锅的总理真的很难。
当然，众所周之，总理还有很多“很易”的地方，比如说贪钱贪享受很易，鸡犬升天很易等等，这里不必展开，总结起来就是：做事很难，堕落很易。
为什么这么说总理做事很难？
一是不嫌累很难。 这点比较显然，尤其是考虑到总理的年龄。三、四两卷是其当总理时的讲话整理，从中大体可以了解其任期内的主要活动，总结如下，我看着就累：
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平稳；
二、国企改革和精简政府机构，作为这两项工作的配套，初步建立社保体系，解决再就业
三、主持完成世贸谈判
四、基本完成农村“费改税”改革，消除农村乱收费乱摊派根源；财税改革，收支两条线
五、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欠账，整顿窗口公司，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六、推动完成粮食收购体系改革
七、打击走私，湛江、远华都是典型
八、领导抗洪，以及之后大力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及大江大河的堤防建设
二是不走火很难。总理要心无旁骛是不可能的，一心多用，多线程工作是正常的工作状态。根据书中披露的信息举例来看，1999年11月13日，朱总与美国贸易代表谈判，为了准备这一谈判，开会至凌晨3点；14日晚一夜未睡，凌晨三点半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15日主持9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间歇与美国谈判代表进行最后的唇枪舌剑，达成协议后，就回来接着主持和讲话，一点没耽误。他自己说：“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三是不生气很难。有脾气没本事千万别做总理，会被气死；有脾气有本事会好一些，但保持好的心态是不可能的。朱总文中多次出现“气死了”这样情绪化的字眼，朱总爱看焦点访谈，大家可能都知道，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无奈，他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说到：“我有时不愿看电视新闻节目，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揭露的问题，看了就生气，但又不得不看。”“我一看就非常动感情，必定给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打电话过问，我也知道这是杯水车薪，这种事情其实多得不得了”。
四是不被骗很难。朱总反复强调过不要相信层层汇报，“对那些统计数字，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让审计署审计了1290个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68%，他强调眼见为实，但眼见也未必为实啊。他自己讲了这样一个事情，有一次他去检查一个储备粮库，欢迎热闹的很，有缴粮食的，有收粮食的，粮库也挺满的，回北京之后接到一份举报信，说粮仓的粮都是挪用的其它粮仓的，那些缴粮和收粮的都是安排的“演员”，他气不过自己派人过去微服私访，果然是人走粮空。
五是政令通畅很难。很多事情，需要总理到处反反复复的动员，也不一定能做到。就比如说，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一事，我看到的讲话提到此事的可能有10遍之多，从98年就开始说，到2000年底还是没有落实。政令不通的原因，一是官僚主义，好的政策都被埋葬在官僚主义中，有些人“管你总理讲的或者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回事，随随便便给你否了或者给你拖延”；原因二是制度的安排以及我国的多元化。我们的政体太讲究形式上的统一和团结，地方貌似应该无条件服从中央，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央和地方博弈的大头在于如何执行政策，而不是如何制定政策，所以我们制定一个政策比较容易，貌似全国达成了一致，实际并非如此，执行起来就打折扣，而西方国家的作法是把矛盾都摆在前面，即制定政策那一块很难。而且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这种差别中提炼出统一的政策很难。原因三是地方对中央的分权。朱总在评价部分国家部委为何工作不力时说，“到地方上，它们就管不了了，虽然有的部门管下级局长的任命，但地方政府的权力太大。”
六是不背黑锅很难。我国既不是总理制也不是总统制，总理有总理之职，而没有总理之权，除了军事以外，总理似乎什么事情都要承担责任，但是他在党内的排位也不过是老三，乾纲独断还轮不着他。也许是朱镕基开了这个头，总理越来越被推到前台，推到风口浪尖，而其它人却相对超然的隐于其后，功劳是你的，黑锅也是你的，一个黑锅顶十件功劳。考虑到这个社会里，批评政府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想要当一个不背黑锅的总理真的很难。
当然，众所周之，总理还有很多“很易”的地方，比如说贪钱贪享受很易，鸡犬升天很易等等，这里不必展开，总结起来就是：做事很难，堕落很易。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