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六大难
书名: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
为什么这么说总理做事很难?
一是不嫌累很难。 这点比较显然,尤其是考虑到总理的年龄。三、四两卷是其当总理时的讲话整理,从中大体可以了解其任期内的主要活动,总结如下,我看着就累:
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平稳;
二、国企改革和精简政府机构,作为这两项工作的配套,初步建立社保体系,解决再就业
三、主持完成世贸谈判
四、基本完成农村“费改税”改革,消除农村乱收费乱摊派根源;财税改革,收支两条线
五、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欠账,整顿窗口公司,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六、推动完成粮食收购体系改革
七、打击走私,湛江、远华都是典型
八、领导抗洪,以及之后大力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及大江大河的堤防建设
二是不走火很难。总理要心无旁骛是不可能的,一心多用,多线程工作是正常的工作状态。根据书中披露的信息举例来看,1999年11月13日,朱总与美国贸易代表谈判,为了准备这一谈判,开会至凌晨3点;14日晚一夜未睡,凌晨三点半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15日主持9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间歇与美国谈判代表进行最后的唇枪舌剑,达成协议后,就回来接着主持和讲话,一点没耽误。他自己说:“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三是不生气很难。有脾气没本事千万别做总理,会被气死;有脾气有本事会好一些,但保持好的心态是不可能的。朱总文中多次出现“气死了”这样情绪化的字眼,朱总爱看焦点访谈,大家可能都知道,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无奈,他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说到:“我有时不愿看电视新闻节目,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揭露的问题,看了就生气,但又不得不看。”“我一看就非常动感情,必定给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打电话过问,我也知道这是杯水车薪,这种事情其实多得不得了”。
四是不被骗很难。朱总反复强调过不要相信层层汇报,“对那些统计数字,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让审计署审计了1290个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68%,他强调眼见为实,但眼见也未必为实啊。他自己讲了这样一个事情,有一次他去检查一个储备粮库,欢迎热闹的很,有缴粮食的,有收粮食的,粮库也挺满的,回北京之后接到一份举报信,说粮仓的粮都是挪用的其它粮仓的,那些缴粮和收粮的都是安排的“演员”,他气不过自己派人过去微服私访,果然是人走粮空。
五是政令通畅很难。很多事情,需要总理到处反反复复的动员,也不一定能做到。就比如说,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一事,我看到的讲话提到此事的可能有10遍之多,从98年就开始说,到2000年底还是没有落实。政令不通的原因,一是官僚主义,好的政策都被埋葬在官僚主义中,有些人“管你总理讲的或者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回事,随随便便给你否了或者给你拖延”;原因二是制度的安排以及我国的多元化。我们的政体太讲究形式上的统一和团结,地方貌似应该无条件服从中央,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央和地方博弈的大头在于如何执行政策,而不是如何制定政策,所以我们制定一个政策比较容易,貌似全国达成了一致,实际并非如此,执行起来就打折扣,而西方国家的作法是把矛盾都摆在前面,即制定政策那一块很难。而且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这种差别中提炼出统一的政策很难。原因三是地方对中央的分权。朱总在评价部分国家部委为何工作不力时说,“到地方上,它们就管不了了,虽然有的部门管下级局长的任命,但地方政府的权力太大。”
六是不背黑锅很难。我国既不是总理制也不是总统制,总理有总理之职,而没有总理之权,除了军事以外,总理似乎什么事情都要承担责任,但是他在党内的排位也不过是老三,乾纲独断还轮不着他。也许是朱镕基开了这个头,总理越来越被推到前台,推到风口浪尖,而其它人却相对超然的隐于其后,功劳是你的,黑锅也是你的,一个黑锅顶十件功劳。考虑到这个社会里,批评政府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想要当一个不背黑锅的总理真的很难。
当然,众所周之,总理还有很多“很易”的地方,比如说贪钱贪享受很易,鸡犬升天很易等等,这里不必展开,总结起来就是:做事很难,堕落很易。
为什么这么说总理做事很难?
一是不嫌累很难。 这点比较显然,尤其是考虑到总理的年龄。三、四两卷是其当总理时的讲话整理,从中大体可以了解其任期内的主要活动,总结如下,我看着就累:
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平稳;
二、国企改革和精简政府机构,作为这两项工作的配套,初步建立社保体系,解决再就业
三、主持完成世贸谈判
四、基本完成农村“费改税”改革,消除农村乱收费乱摊派根源;财税改革,收支两条线
五、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欠账,整顿窗口公司,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六、推动完成粮食收购体系改革
七、打击走私,湛江、远华都是典型
八、领导抗洪,以及之后大力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及大江大河的堤防建设
二是不走火很难。总理要心无旁骛是不可能的,一心多用,多线程工作是正常的工作状态。根据书中披露的信息举例来看,1999年11月13日,朱总与美国贸易代表谈判,为了准备这一谈判,开会至凌晨3点;14日晚一夜未睡,凌晨三点半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15日主持9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间歇与美国谈判代表进行最后的唇枪舌剑,达成协议后,就回来接着主持和讲话,一点没耽误。他自己说:“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三是不生气很难。有脾气没本事千万别做总理,会被气死;有脾气有本事会好一些,但保持好的心态是不可能的。朱总文中多次出现“气死了”这样情绪化的字眼,朱总爱看焦点访谈,大家可能都知道,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无奈,他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说到:“我有时不愿看电视新闻节目,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揭露的问题,看了就生气,但又不得不看。”“我一看就非常动感情,必定给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打电话过问,我也知道这是杯水车薪,这种事情其实多得不得了”。
四是不被骗很难。朱总反复强调过不要相信层层汇报,“对那些统计数字,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让审计署审计了1290个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68%,他强调眼见为实,但眼见也未必为实啊。他自己讲了这样一个事情,有一次他去检查一个储备粮库,欢迎热闹的很,有缴粮食的,有收粮食的,粮库也挺满的,回北京之后接到一份举报信,说粮仓的粮都是挪用的其它粮仓的,那些缴粮和收粮的都是安排的“演员”,他气不过自己派人过去微服私访,果然是人走粮空。
五是政令通畅很难。很多事情,需要总理到处反反复复的动员,也不一定能做到。就比如说,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一事,我看到的讲话提到此事的可能有10遍之多,从98年就开始说,到2000年底还是没有落实。政令不通的原因,一是官僚主义,好的政策都被埋葬在官僚主义中,有些人“管你总理讲的或者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回事,随随便便给你否了或者给你拖延”;原因二是制度的安排以及我国的多元化。我们的政体太讲究形式上的统一和团结,地方貌似应该无条件服从中央,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央和地方博弈的大头在于如何执行政策,而不是如何制定政策,所以我们制定一个政策比较容易,貌似全国达成了一致,实际并非如此,执行起来就打折扣,而西方国家的作法是把矛盾都摆在前面,即制定政策那一块很难。而且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这种差别中提炼出统一的政策很难。原因三是地方对中央的分权。朱总在评价部分国家部委为何工作不力时说,“到地方上,它们就管不了了,虽然有的部门管下级局长的任命,但地方政府的权力太大。”
六是不背黑锅很难。我国既不是总理制也不是总统制,总理有总理之职,而没有总理之权,除了军事以外,总理似乎什么事情都要承担责任,但是他在党内的排位也不过是老三,乾纲独断还轮不着他。也许是朱镕基开了这个头,总理越来越被推到前台,推到风口浪尖,而其它人却相对超然的隐于其后,功劳是你的,黑锅也是你的,一个黑锅顶十件功劳。考虑到这个社会里,批评政府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想要当一个不背黑锅的总理真的很难。
当然,众所周之,总理还有很多“很易”的地方,比如说贪钱贪享受很易,鸡犬升天很易等等,这里不必展开,总结起来就是:做事很难,堕落很易。
有关键情节透露